一、利益集团与美国对华政策——以肯尼迪政府时期的"百万人委员会"活动为个案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杨勇萍[1]（2021）在《美（南）越的乡村“安民计划”（1954-1973年）》文中研究说明
刘禹辰[2]（2021）在《意识形态视角下美国利益集团舆论引导研究 ——基于“百万人委员会”的探讨》文中认为意识形态与舆论引导二者之间具有紧密联系,舆论引导反映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支配舆论引导,意识形态与舆论引导具有互动作用,即社会舆论直接体现、彰显、反映主流意识形态,舆论引导的目的是为了使舆论论调与走向符合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美国是一个意识形态立国的国家,利益集团是美国意识形态灌输的重要主体;舆论引导是美国意识形态灌输的重要途径。冷战时期,以“反对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百万人委员会”（以下简称“百万人委员会”）为首的利益集团,积极依托大众媒体和其他载体,开展舆论引导工作,宣扬各种反华话语,推动美国冷战意识形态建构,进而维护美国政治利益与霸权主义政策。二战期间,“院外援华集团”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他们通过宣传蒋介石政权、挑起“谁丢失了中国”论战、煽动麦卡锡主义,一步步完成了冷战意识形态的建构和灌输,也为“百万人委员会”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和舆论基础。五十年代是“百万人委员会”的兴盛壮大时期,通过组织“百万人签名请愿运动”、开展“中国差别”问题论战等活动,积极开展舆论引导,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美国公共舆论对华舆论导向,也影响了美国对华的政策。六十到七十年代“百万人委员会”日渐衰落,影响力越来越小,最终在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解散。回顾“百万人委员会”的历史,他们正是通过炮制各种谎言,建构反华话语;调动多元主体,扩展多样渠道引导舆论;垄断涉华消息来源,压制不同声音等方式,引导美国对华舆论,并建构和维护“冷战意识形态”。尽管“百万人委员会”的破产,充分证明了这种泛意识形态的偏见是违背中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世界历史潮流的,但是,如今,这股右翼逆流依然沉渣泛起。应对当前美国反华舆论,我们必须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提高国际话语权,贡献中国特色话语,凝聚世界共同期待;传播主体多元联动,传播渠道新旧融合;坚定斗争立场原则,讲究斗争策略艺术;揭露西方媒体本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任慈[3]（2020）在《“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文中研究表明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政策是对华整体外交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国民党败退台湾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使传统的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遭遇冲击和挑战。早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府一方面给予中国留学生等精英上层人物入境权和迁移权,使之免受1882年《排华法案》的影响,将中国留学生打造成美国移民政策和对华外交政策失衡的“调节剂”——既可安抚中国不断攀升的民族主义情感,又能为中美关系服务;另一方面,通过主动减免部分庚子赔款并设立奖学金,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试图教育中国学生使之“西方化”“基督教化”,继而让中国实现“美国化”。中国留学生遂成为美国收获对华贸易利益、扩大对华影响的一项重要工具。以上内容,也构成了美国长久以来具有理想色彩的国际主义对中国留学生政策基调。1949年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经历巨变,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遭遇震荡、迎来重要转型,从国际主义逐步蜕变成冷战主义和实用主义。美国政府解决中国“滞留”学生政策的变化,恰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参照。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让美国无法迈出承认新中国的关键一步。不仅如此,对共产主义思想在留美中国学生间蔓延的担忧,也促成了美国对“滞留”的中国学生进行大规模援助、实施文化外交,进而渗透美国价值观和优越论。旅美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归留问题也成为冷战初期中美斗争的焦点之一。在此过程中,美国通过调整移民政策,赋予旅美中国留学生居住权、工作权、免驱逐等一系列实质性特权,方便亲美及中间派中国留学生完成从留学生到难民再到永久居民的身份转换,让人才为美国政府和社会所用。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不断强化离境管控,严防理工科领域的中国学生回国,继而从科学技术方面遏制新中国。中断与中国大陆的留学教育交流后,美国在50年代转向吸收港台地区中国学生赴美。至此,遏制共产主义和吸引人才,成为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的核心内容,也构成了战后美国总体留学生政策的双重轨道。在中美交往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留学生曾长期扮演着重要的“中间人”“粘合剂”的重要角色,连接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理念、语言迥异的两国。然而在冷战初期,中国留学生群体的角色和影响更加复杂、多面。他们因所持技能的重要性以及所具备的冷战宣传价值,成为中美斗争的一个重要议题;同时因中国留学生回国问题而开展的外交对话,由于不会引发国际争议、低政治风险和低投入,而被美国政府接受,因此也直接促成了中美官方对话,为两国关于其他问题的沟通提供了契机。更为重要且少为学者探索的是,中国留学生对于美国战后整体留学生战略构建亦有重要作用。首先,历史上对华留学生教育的成功性,是支持和激励美国政府在二战后扩大国际教育交流事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中国留学生作为当时旅美第二大留学生群体,也因持有的知识、技能,以及所具备的冷战宣传价值,成为第一批敲开美国移民大门的“有色族裔”留学生。其三,中国滞留学生和来自中国港台地区的学生,或以“战争流亡者”“难民”身份合法留美,或凭借其技术专长成为首选类移民优先入籍,对保守的、歧视性的美国移民政策传统造成了实质性冲击,让移民接收问题更看重移民的政治、经济价值。中国留学生帮助弥合了美国种族化移民限额制度和冷战外交战略之间的矛盾和张力,让美国的留学生政策兼具实用主义的人才吸引目标,以及建构美国形象的冷战宣传目标。其四,中国留学生入籍美国,从地缘范围上讲,让美国留学生人才吸引的范围从欧洲拓展到亚洲。美国解决中国留学生身份困境的种种法律政策实践,也惠及了其他在美留学生群体,诸如韩国、印度学生纷纷效仿,带动了战后亚洲国家留学生和技术交流人员曲线移民美国的浪潮,成为60年代国际社会“人才流失”争议爆发的曲序和前奏。
刘嘉楠[4]（2020）在《试述冷战后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手段及其特点》文中指出民主输出战略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该战略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之初,基于“美国例外论”、“天定命运”使命观、自由主义思想等思想渊源,其在北美大陆扩张时就直接在新占据的领土上移植现有的政治制度。冷战时期,美国的民主输出战略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其迅速在德国和日本建立起民主制度,并巩固西欧国家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扩大西方民主阵营,同时对第三世界横加干涉,推动这些国家政治转型,从而在全球范围内、以意识形态领域为重要战场全力对抗苏联,并直接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可以说,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有着很长的历史,该战略伴随着美国的发展,贯穿于整个美国外交史。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基于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更加肆无忌惮地向全球推广美式价值观,进一步提升了民主输出战略的战略地位,加大了实施力度,打着“推广民主”的旗号在全球范围内对20余个国家进行干涉。美国在实施民主输出战略时,以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国际开发署、国家民主基金会等官方和非官方机构为主要渠道和路径,综合运用军事打击、外交施压、经济制裁、“颜色革命”等硬干渉手段和公共外交、对外援助等软干涉手段。在战略执行过程中,美国受到民主输出对象国的实力、国内政治、同大国的关系以及美国自身条件等因素的影响,面对不同民主输出对象国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采取了不同的干涉手段。本文总结概括了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思想渊源、发展历史、现实活动、实施路径、具体手段、影响因素,并通过选取乌克兰和缅甸等在国家实力、政治制度等方面截然不同的两个案例进行综合研判,认为民主输出对象国同大国的关系是美国对其实施民主输出战略时选择具体手段的最重要因素。通过掌握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具体手段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中国及早做出判断和应对,既能够防止美国在中国推动政治变革、维护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也能够确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受到美国的干涉,避免“一带一路”战略在实施过程过程中受到影响。
战丽阳[5]（2020）在《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多元外交决策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以多元外交决策模式为研究对象,考察和分析其运作机制、理论内涵、表现形式以及突出特征,以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朝鲜政策为主要案例,通过多个外交决策模式详细分析与总结,还原冷战结束后历届美国政府对朝鲜外交决策运作过程,将外交决策理论与外交决策实践结合在一起。论文包括绪论、正文以及结论三大组成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同时通过文献分类,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文献综述,解释本论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第1章论述冷战后与美国对朝鲜外交决策的“理性行为体决策”模式。理性行为体分析模式与博弈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流派息息相关。纵观世界各国外交决策的丰富实践,“理性”原则的成功运用无疑是一个成功外交决策必备要素。本章选用的四个案例,即克林顿政府时期朝美《日内瓦框架协议》签署的“理性博弈”、小布什政府转变对朝政策背后的国内及国际“理性逻辑”、奥巴马政府对朝“战略忍耐”政策“理性考量”,以及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路径从“极限施压”转为“极限对话”的“理性运用”,都体现了美国决策者在面对朝核问题时的理性思考与理性选择。第2章论述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外交决策的“官僚政治决策”模式。本章一方面对美国政府内部的主要外交决策行为体进行介绍与梳理,主要包括总统本人、国务院、国务卿、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另一方面集中对美国政府内部对朝政策制定权与修正权的争夺进行分析。作为“范式应用”案例包括:克林顿政府内部对“接触政策”的“官僚政治博弈”、小布什政府以“鹰式接触”取代“鸽式接触”的对朝政策转变过程中官僚政治斗争、奥巴马政府推行的对朝“战略忍耐”政策“官僚政治选择”,以及特朗普政府掌握对朝政策主导权的“官僚政治竞争”等四个方面。第3章论述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外交决策“小集团式决策”模式。“小集团式的决策”或“小集团性”是由集团内部“一致性”决定,决策集团内部“一致性”的程度越高,其“小集团性”的氛围也就越浓厚,做出失败决策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决策集团内部“一致性”的程度的高低则取决于很多因素,如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同最高决策者之间的关系、决策者们及最高决策者的偏好、决策过程中的主观臆断等等。特朗普政府对朝决策的“小集团决策模式”更具有代表性,展现特朗普本人的独断专行以及决策团队成员的妥协,排斥“异己”与“异见”等“小集团性现象”尤为显着。第4章论述冷战后美国对朝鲜政策“最高领导人决策”模式。总统个人的个性特征、价值观念以及行事风格会对政策制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权力的不断扩大,更为美国的外交决策染上了浓厚的“最高领导人倾向”。本章引入了“领导人性格类型”的分析框架,分别引用总统的个人自传,以及他人所写的人物传记中的内容,同时借鉴其他资料展开对于克林顿、小布什以及奥巴马这三位总统的分析,确定其类型所属。特朗普鲜明的性格尤其被赋予了最高领导人决策模式的特征。第5章论述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决策“国内政治决策”模式。“国内政治决策”既强调对一个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各方力量进行宏观考察,同时又对各组成部分中的微观要素——关键个人及社会形势的研究与分析。因此该模式在外交决策研究中至关重要且运用广泛。可以看出,反对意见绝不仅仅来自国会“政治内层”,也来自一个社会群体,媒体、智库、宗教团体、军工复合体等“政治外层”,上述“内层与外层”同样给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造成强大的压力与阻碍。最后为结论部分,对全文进行归纳、整理和总结。
王娜[6]（2020）在《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既对整个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又奠定了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总基调,所以研究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可以了解整个60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中美关系从50年代的对峙走向70年代的缓和并非一蹴而就,通过研究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可以知晓中美关系从对峙走向缓和的原因。肯尼迪执政期间,美国面临新的国际形势: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新的国际形势要求肯尼迪政府适当调整对华政策,这为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动提供了有利条件。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具体表现为:通过“重要问题”案继续坚决阻止中国恢复联合国代表权、组织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尝试与中国接触共同反对蒋介石发起第三次台海危机、为中国粮食短缺危机提供援助。论及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在具体问题上的表现有所不同,从而体现出僵硬的遏制政策与适当的灵活政策并存的特点。在上述问题上,肯尼迪政府采取何种对华政策取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当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时,肯尼迪政府采取灵活的对华政策;当违背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时,肯尼迪政府采取僵硬的遏制政策。然而,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肯尼迪政府对华遏制政策的总基调不会改变。在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和中国国内政治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因为不具备彻底改变对华政策的条件,所以肯尼迪政府不会在根本上改变对华政策。即便如此,肯尼迪政府的对华政策仍为70年代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起到关键性的过渡作用,亦体现了研究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性。
崔翠翠[7]（2020）在《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研究（1945-1968）》文中研究指明冷战时期,美国出于本国和盟国安全考虑,向盟国及占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提供了长期军事、经济援助。美苏冷战爆发后,菲律宾由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成为美国在亚洲地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重要基地之一。菲律宾独立后,为了继续维护在菲律宾的特殊权利,美国向菲律宾提供了相当规模的军事、经济援助,以此来影响菲律宾国内政治、经济情况,使菲律宾的发展符合美国的利益,志在把菲律宾打造成亚洲地区宣扬其民主的“橱窗”,并在国际上做出有利于美国的外交选择,把菲律宾变成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前沿阵地。本文以美国对菲律宾提供的军事、经济援助为研究内容,从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角度研究美国对菲律宾的外援政策,以具体数据分析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数额和援助实施的效果。在此基础上认识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基本情况,以及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变化的原因,并深层次分析引起援助政策变化的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及其原因,剖析美国外交政策变化和美国外援及外援政策变化之间的关系。第一章为了使研究内容更加明确,综述了美国外援的发展历程,明确对外援助的相关概念并界定对外援助的相关范围。美国是近现代西方国家中对外提供援助最具典型性的国家之一,这种典型性不仅表现在其外援政策在国内备受争论,支持和反对论者针锋相对,而且表现在美国把外援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实现手段。总体上来看,其援助主要历经了四个阶段的发展,每个阶段的发展变化都与冷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一层面上可以说美国外援是冷战的催生物。而菲律宾作为美国唯一的殖民地,在独立后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战后由于冷战的影响,菲律宾成为美国推行其亚洲战略的重要前沿阵地。菲律宾在二战中损失巨大,美国通过各种援助维持在菲律宾的特殊地位。通过对美菲关系的回顾和梳理,能更加清晰的展现菲律宾的历史发展以及菲律宾在美国外交中的战略地位。第二章分析受冷战影响的美国对菲律宾外交政策的变化,以及受外交政策变化所引起的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政策的调整和变化。战后初期,由于美国“先欧后亚”的防御政策,东南亚地区未成为美国关注的重点。所以此时的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更多的是临时救济援助,相关援助工作多是在联合国善后救济属的项目下进行的。且美国为了实现本国利益,不惜以菲律宾先通过贝尔贸易法案美国才通过菲律宾复兴法案相要挟,足见此时菲律宾在美国的战略安排中的地位并不十分明显。新中国的成立使美国利用中国防御苏联的计划破产,导致美国最初的外交构想流产,亚洲地区的权力平衡面临重组。美国重新调整其亚洲政策,扶植日本,构建沿海岛链防御线,菲律宾成为美国防御共产主义的重要沿海岛链,并加强了对菲律宾的援助,意在把菲律宾打造成美国在亚洲地区宣扬其民主的代表。但面对战后残败的菲律宾,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带有严重的应急性,且数量不足,这使得美国对菲律宾目标与实际行动之间有所脱节,援助效果欠佳。第三章论述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菲律宾援助。这一阶段的援助带有明显的冷战色彩,所以军事援助占主要地位,经济援助只是作为军事援助的补充,提供经济援助的目的是为了更大限度的发挥军事援助的作用。并且随着冷战的发展,美国调整了亚洲政策,积极扶植日本。为了配合美国的日本政策,美国积极推进菲日战争赔偿问题的解决。可以说菲日条约的签订,与美国对菲律宾的逼迫密不可分,而菲律宾为了获取美国援助,也只能吞下这个苦药丸。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亚洲地区的冷战转为热战,为了稳定亚洲局势,美国加速对日媾和进程,积极促使菲日就战争赔偿问题达成和解。与此相关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也进入白热化阶段,安全、遏制成为此阶段美国外援的中心目标。为了更好的实施对菲援助,美国派遣“贝尔调查团”专门赴菲开展实际调查,以调查结果作为对菲律宾援助的指导。这一阶段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无论从援助的数量还是方式上来看,军事援助都占有大量比重。这也构成了此阶段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显明特点,以军事援助为主,经济援助则是为了更好的配合军事援助。第四章主要研究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美国在60年代的援助政策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最明显的变化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援助范围上来看,扩大到广大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并不仅仅局限于与美国安全利益相关的国家和地区;二是援助更加制度化,颁布了《外援法案》,并增加了经济援助的比重。美国的外援政策之所以调整,与60年代美苏冷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密不可分,美苏两国争夺的范围延伸到全世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由于欠发达国家特殊的国情,这些国家对于发展经济的渴望非常强烈,所以美国外援政策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削减了军事援助的数量,增加经济援助的比重。在此指导下,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也相应的进行了调整,改变以往注重菲律宾安全、遏制方面的作用,更加关注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情况,着力解决菲律宾面临的国内经济问题。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政策的调整也与当时美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相关,当时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外交上处于孤立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局势,美国急于想获得菲律宾对其越战政策的支持,并积极促使菲律宾出兵越南,为此美菲就菲律宾出兵越南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周旋和谈判。诚然在外交地位上,菲律宾是小国,美国是超级大国,菲律宾明显处于劣势。但是菲律宾利用美国想借助菲律宾改变其在越南政策上的孤立地位,也相应的获得了因出兵越南的援助。最终菲律宾出兵越南,美国增加对菲律宾的援助,并且菲律宾也借机解决了两国之间拖了将近20年的战争赔偿问题。第五章从总体上评述了美国对菲律宾的外援政策。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在不同时期就援助的特点和内容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与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政策以及外交政策的变化相关。但无论援助及援助政策如何变化,其安全和防御政策的主基调始终未变。外援作为美国实现在菲律宾外交目标的地位和手段未变,都是美国实现亚洲政策,防御共产主义颠覆的重要工具。从这一点来分析,外援在实现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具有独特的地位。战后美国通过各种援助来影响菲律宾的国内政治经济,并使菲律宾做出有利于美国的外交选择。菲律宾作为小国、弱国,在于美国交涉的过程中,并非一无所获,而是或多或少的拥有一定的发言权,甚至在与美国的周旋过程中,部分的实现了自己的诉求。从根本上来看,这与菲律宾在美国亚洲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有关。冷战爆发后,菲律宾作为美国战略防御的沿海岛链,其战略地位备受美国重视,可以说借助自身的战略优势,菲律宾也拥有了一些有限的话语权。但是只要美苏对立的局势不变,冷战仍是双方的较量方式,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就不会出现根本性变化。余论部分考察了70年代后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基本情况。总体而言,由于菲律宾外交自主性的提高和美国外援效果的有限性,美国主张大范围的缩减对菲律宾援助,并对菲援助提出种种限制条件。但在援助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对菲律宾援助并未出现大范围的减少,这反映出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矛盾心理。一方面由于菲律宾的国内政治、经济情况,美国不愿过多的承担对菲律宾援助责任;另一方面,美国出于安全利益的考虑又不能放弃对菲律宾援助。归根结底美国在菲律宾的利益和菲律宾在实现美国的外交政策方面的有限性,使得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成为美国食之无味又不能放弃的鸡肋。国际局势纷繁复杂,千变万化,而菲律宾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也会因亚洲局势的变动变得紧密或疏远,但无论怎么变化,只要菲律宾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战略地位不变,美菲之间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不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尹玲[8]（2019）在《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研究（1961-198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与日本就驻日美军基地及防务费用分摊问题持续出现争端,这主要是基于美日两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差异性。利益是同盟牢固的纽带,美日同盟的再定义本身就是美日两国国家利益的重新界定、分配和创造的问题。冷战结束后,美国仍以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思想看待亚洲事务,并利用西太平洋地区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满足其在亚太地区的国家利益,对亚太国家进行封锁战略。而日本则认为美国的要求并未对日本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产生太多直接影响。这也就是两国在防务争端的根源——国家核心利益。从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看,美日两国在防务领域的纷争可追溯到冷战时期。冷战时期的美日安保体制成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遏制共产主义力量的重要支柱。然而,随着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日本逐渐在经济领域成为了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两国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必然会引发在政治、军事与安全等领域的连锁反应。其实,美日两国在安保体制语境下各怀心事:日本希望在与美国亚太区域利益保持一致的情况下,提升日本在同盟关系中的地位,借此机会突破在安保体制上的限制,向“正常国家”迈进一步;而按照美国的意愿,美日同盟的目标应该是让日本在军事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又必须受到美国的制约,使日本为其全球战略服务。因此,美日两国在安全问题上出现纷争也在所难免。本文旨在从中国学者角度看待美国对日安保政策,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对课题的源起、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研究难度和研究创新进行阐释。正文由四章组成,以时间为节点,以美日两国安保体制的调整与变革为架构,侧重把美国对日安保政策放在美国亚太战略利益、整体战略调整以及随之而来的亚洲政策变化中,以揭示美日安保体制重构与美日同盟关系“再定义”的深层原因与深刻影响,即在冷战思维下,美日安保体制与同盟关系的不断调整与定义是美日两国为适应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同盟体制现状,两国在同盟体制内部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通过调整、缔结新的条约或合作指针,实现美日两国的利益分配与同盟关系的“再平衡”。具体如下:第一章,主要对冷战初期美国的国家战略以及对日驻军问题进行述评。美国国家战略是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基础,该战略贯穿于美国战后历届政府的外交战略之中。美国的亚太战略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而美国对日政策又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集中体现。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深受国际战略环境的影响,其目标是在亚太地区建立霸权,将日本塑造成美国在该地区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沿阵地。为此,美国制定了以全面巩固和发展与日本的政治、军事关系,强化美日安全保障体制为核心的对日政策。第二章,主要论述了60年代美国对日安保政策的演变。这一时期美日两国进入了调整期和适应期,美日两国关系也从冰点转向蜜月期。1960年美日两国对安保条约的首次“再定义”使美日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当时的美国仍然视日本为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防波堤”,并且试图进一步控制与管理日本。然而,进入60年代末,美日两国的贸易摩擦进入逐步激化时期。虽然此时美日两国的摩擦体现在了经济领域,然而这种贸易上的不平衡实际上是美日两国在各个领域中出现的经济摩擦的起点与中心,也成为了美日双方日后在争夺政治与军事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章,主要论证了70年代美国对日安保政策的期待与不安。自《新美日安保条约》生效后,日本开始更加积极地谋求改变“美主日从”的关系状态。在这一时期,两国在经济领域的摩擦也开始向军事与安全领域蔓延,即使两国都力图朝着符合双方国家利益的方向改善两国关系,但两国间的竞争关系成为了双方在经济、军事与安全等诸多领域产生争论与摩擦的关键的基础。第四章,主要探讨了80年代美日两国在军事与安全领域的合作与摩擦。80年代,美国的“世界霸权”与日本的“国际国家化”成为了两国在美日同盟框架下的共同目标,美日同盟关系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提升。从这一角度讲,由美日“安保关系”向“同盟关系”的进化,赋予了美日同盟体制以新的地位与作用。“中曾根康弘—里根时代”的到来、美日“同盟关系”的明确表述,表明了日本在同盟事务中主动性的加强与维系同盟利益的倾向。美日同盟关系与日本实现大国化目标之间的联系逐渐得以建立,这也使美日共同体的思想得到了明显的加强。结语部分,通过对冷战时期美日安保体制进行述评,揭示两国政策转变的深层原因,同时对美日两国军事与安全政策的特点进行论述,对两国同盟关系的未来走向进行评估。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与同盟体制内部的现状,美日两国就同盟体制与两国同盟关系以各种方式不断地进行着适应性的调整与重新定义,实现美日两国同盟关系与利益分配的“再平衡”。通过对美国对日政策,尤其是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的发展与演变的研究,准确认识并勾勒出冷战时期美日两国军事与安全政策演变的历史轨迹,力求把握两国关系演变的一般规律,从现实层面揭示美国对日军事与安全政策与美日关系之于亚太地区安全的时代意义。
唐诗[9]（2019）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文中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走过70个年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经历了国内国际形势的重重考验,已经成为地区性和世界性大国,并稳步向世界强国迈进。新时代的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在经历了不同阶段的继承、总结、发展、探索和创新后,形成了成熟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为其精髓也不断发展完善,与中国外交的总体目标和任务相配合,与中国外交同步迈向新阶段。自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就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确定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1953年周恩来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中国共产党始终继承和发展这一外交智慧,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环境做出不懈努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和国际格局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中国外交政策第一次被明确地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写入党代会报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正确选择,也是和平外交政策的支撑和依据,这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对外理念,这标志着中国外交的目标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外交对内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对外为实现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条件服务。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外交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化解压力、抓住机遇也成为新时代中国和平外交必须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九大作出重要政治论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要论断开启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和外延得到进一步升华。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深化发展的进程中,维护国家利益是其基本出发点。从建国之初为维护新中国的政权安全和国家独立,到为扞卫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再到为努力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和助推经济建设发展,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立场。中国外交战略经历了最初的“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再到“一条线、一大片”上的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在外交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外交规范。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始终顺应时代主题的变化和国际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注重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中国外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构建安全环境的同时,也为世界和平贡献了重要力量。基于上述背景,研究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演变和基本经验十分必要。本文的主要叙述脉络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引言、正文及结语。引言部分主要对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及研究重点与难点进行了论述,是对论文整体架构的把握,为论文的渐次展开提供了依据。正文部分由七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主要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相关理论进行阐释,对其基本内涵、基本属性、影响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相关因素和基本逻辑进行了分析,从整体上对和平外交政策进行了论述。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来源,其一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其中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和平观、时代观和国际关系思想;其二来自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平观念;其三来源于近代中国以来晚清、民国、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三个阶段的和平观念,其中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为重点论述,此外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资源进行了简要分析。第三章主要阐释了建国初期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在分析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内外背景后,详细分析了中国外交原则的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奠基作用,同时对这一阶段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进行评价。第四章的时间跨度相对较长,在国内政策发生重大转向、国际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本文以对官方文本的分析得出和平外交政策在这一阶段徘徊发展的结论,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发生了重大转折,以“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和中美关系的突破为关键节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得以继续发展。第五章记述了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发展,其内涵不断深化并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引领中国外交走向全方位发展阶段。此后中国外交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走向,中国选择了和平发展道路,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在这一阶段,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及多边外交全面开展。第六章以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主要叙述内容,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使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迈向新阶段。第七章主要是总结了和平外交政策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对和平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也进行了简要分析。本文的主体部分按时间脉络进行阐述,但不单纯叙述历史事件,在分析不同阶段影响和平外交政策的多种因素,如时代背景、国内外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对和平外交政策内涵的丰富与发展进行阐释,对其实践成果加以分析,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发展历程、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点和阶段性特点进行总结和评价。结语部分对本论文的观点进行了总体概述,再次强调了本论题的研究意义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外交未来走向进行简要说明,同时对中国外交工作满怀希望,其必将走向日益精进与成熟。
林一斋[10]（2019）在《自我构念差异条件下国家身份类型与激活机制研究 ——基于独立我与“关系”我的比较》文中指出在今天,国际关系现实正在酝酿着巨大的变化。一个是中国实力的加强对全球价值观的冲击。伴随国家的崛起,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将不断流动到国际层面,而中国价值的国际秩序治理观会进一步影响全球各个国家。另一个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对现有体系观念结构的解构和再建构。随着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非西方的国际秩序治理观进而可能对目前的体系观念结构实现多维多层的重塑。在此背景下,来自非西方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声音也比之以往更加重要。由于全球价值观多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相互理解变得十分必要。早在建构主义理论的讨论中,就通过引入“身份”的概念来阐释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认知。身份确定了国家间的相互认知,进而确定一国对与它国关系和利益的确定,最终确定一国对它国的政策行为。基于上述基本逻辑,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都共享类似的身份类型框架,并拥有一致的身份激活机制。然而,历史经验显示,持有不同自我构念的国家可能在身份类型框架和激活机制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主流身份分类理论更适于解释西方国家的身份类型。其中以结构建构主义的身份分类最为经典。亚历山大·温特所划分的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与康德文化分别对应于敌人、对手和朋友角色,很好地勾勒出持有独立性自我构念的国家基于相互的利益关系所具有的身份类型结构。在现代国际关系秩序中,温特的无政府文化及角色身份结构的解释力非常充分。甚至在对罗马体系的解释中,温特的身份分类理论都能保持强大的理论生命力。然而,在解释东方国际体系下的国家身份时,温特的身份类型框架就稍显欠缺。与罗马体系形成明显对比,古代东亚的国际体系文化呈现出了几乎完全不同的特征。从历史的演进来看,东亚各国间身份及其相应的行为预期与“朋友—对手—敌人”的身份框架大相径庭。甚至在现代国际体系下,作为持有“关系”型自我构念的中国也表现过与西方身份类型框架不相符的角色行为。主流的国家身份激活理论也存在某种程度的西方中心倾向。主流的建构主义理论基于个体理性的价值取向,重视个体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倾向于提出跨情境一致、跨文化一致的身份激活机制。在特定的国际体系中,体系观念结构会建构一国的身份,从而使一国在任何互动情境中都会倾向于激活先前高显着性的身份。基于跨文化一致性的前提假设,东西方文化及相应的国家自我差异一开始就没有被主流的身份激活理论所重视。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理论中,一国在体系中始终首先倾向于激活体系所建构形成的主要角色身份。然而,在东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一国身份激活具有情境性。具体的互动情境及一国自身与它国的具体关系才是身份激活的核心条件。一国则根据自身与它国的具体关系及自身在体系中的具体位置来激活身份。出于身份框架与激活的差异,持有不同自我构念的国家间在同一互动情境中关注的焦点和思考的方式都存在显着的不同,由此,各国对身份包含的预期也有所不一,身份框架与激活的差异进而可能增加国家间误判的几率。主流身份分类理论与身份激活理论部分失效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理论构建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国家自我构念的差异,进而基于西方国际体系的经验形成了主要适用于持有独立我构念的国家的身份类型及激活机制。因此,主流的身份分类理论与激活理论最有效的分析对象是秉持独立我构念的西方国家。目前,过程建构主义的中国学派主张对主流建构主义理论进行本体论批判,从“过程和关系”出发反思“个体和结构”的建构主义理论,并基于中国本土文化提出具有跨文化一致性的建构主义理论。通过对社会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的借鉴,中国学派从“关系”身份出发,提出具有关系性的身份理论。但过程建构主义目前主要致力于与结构建构主义进行本体论对话,因而,关系身份大类下的多种子身份的研究相关不多。对于各个子身份的类型区分、身份特性及内在联系,以及相应的身份激活机制都存在进一步丰富的可能。因此,通过对社会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的借鉴,在“自我构念”的视角下,以“国家身份类型与激活机制”作为研究对象,具有着理论与现实双重意义: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可以通过对建构主义身份分类理论与身份激活机制的反思,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中进行思考借鉴,进一步修正相关的理论框架,深入思考体系文化差异下一国身份分类与激活的规律,进而丰富国家的“身份理论”;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通过在文化差异下对国家身份类型与激活机制进行比较,不仅可以在相关理论研究中表达中国声音,还能为东西方国家相互理解提供借鉴。本文在反思现有国家身份分类理论与身份激活理论的基础上,借鉴社会身份理论、自我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研究,重点区分了独立我构念国家与“关系”我构念国家的身份类型框架差异,进而比较持有两种自我构念的国家在激活身份上的不同。基于此,以冷战期间美国作为独立我国家的代表、以唐代中国作为“关系”我国家的代表,比较它们在身份类型框架和激活机制上的差异。
二、利益集团与美国对华政策——以肯尼迪政府时期的"百万人委员会"活动为个案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利益集团与美国对华政策——以肯尼迪政府时期的"百万人委员会"活动为个案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2）意识形态视角下美国利益集团舆论引导研究 ——基于“百万人委员会”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研究目的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概述与研究基础 |
| 2.1 研究的相关理论概述 |
| 2.1.1 意识形态相关理论概述 |
| 2.1.2 舆论引导相关理论概述 |
| 2.2 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意识形态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2.2 舆论引导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2.3 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2.4 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3 意识形态与舆论引导关系辨析 |
| 2.3.1 舆论引导反映意识形态 |
| 2.3.2 意识形态支配舆论引导 |
| 2.3.3 意识形态与舆论引导的互动作用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推动冷战共识建构的舆论引导策略研究 |
| 3.1 “院外援华集团”的背景 |
| 3.1.1 美国政治中的利益集团 |
| 3.1.2 “院外援华集团”主要组成及产生过程 |
| 3.1.3 “院外援华集团”的代表人物 |
| 3.2 “院外援华集团”的舆论引导活动 |
| 3.2.1 依托国会中的“中国帮”制造舆论 |
| 3.2.2 利用大众媒体引导舆论 |
| 3.2.3 成立社会团体操纵舆论 |
| 3.2.4 雇佣专业说客引导舆论 |
| 3.3 “院外援华集团”的舆论引导目标 |
| 3.3.1 依托宗教教义与传播推动反共意识形态灌输 |
| 3.3.2 炮制丢失中国论,巩固昭昭天命观 |
| 3.3.3 煽动麦卡锡主义推行意识形态冷战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煽动反华议题的舆论引导策略研究 |
| 4.1 “百万人委员会”的成立 |
| 4.1.1 “百万人委员会”成立缘起 |
| 4.1.2 “百万人委员会”成立初期活动 |
| 4.1.3 “百万人委员会”活动常态化 |
| 4.2 “百万人委员会”的舆论引导活动 |
| 4.2.1 炮制毒品议题诋毁新中国形象 |
| 4.2.2 利用“中国差别”议题攻击中国 |
| 4.2.3 批判“中国崩溃论”“中苏一体论”的微弱声音 |
| 4.3 鼎盛时期“百万人委员会”的舆论引导策略 |
| 4.3.1 善于捕捉焦点制造热点话题 |
| 4.3.2 丰富传播形式精准引导舆论 |
| 4.3.3 营造全民形象掩盖集团属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扭转反华舆论颓势的舆论引导策略研究 |
| 5.1 由盛而衰:六十年代初期舆论引导活动 |
| 5.1.1 针芒相对:《康仑报告》与周义德的舆论对抗 |
| 5.1.2 施加压力:推进联合国大会外的舆论斗争 |
| 5.1.3 强势出击:加强精英与公众的舆论引导 |
| 5.2 由衰而亡:六十年代中期后的舆论引导 |
| 5.2.1 应对内外形势变化以控制舆论导向 |
| 5.2.2 积极开展精英舆论引导以扭转舆论颓势 |
| 5.2.3 开展大众舆论引导以争取公众舆论支持 |
| 5.3 “百万人委员会”落幕的原因分析 |
| 5.3.1 违背历史潮流谎言难胜真相 |
| 5.3.2 缺乏反馈机制陷入“信息茧房” |
| 5.3.3 狭隘利益取向凌驾长远利益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百万人委员会”舆论引导与冷战意识形态塑造 |
| 6.1 “百万人委员会”的舆论引导模式 |
| 6.1.1 炮制反华话语引导泛意识形态化 |
| 6.1.2 撬动多元主体扩展引导渠道 |
| 6.1.3 垄断信息来源压制不同声音 |
| 6.2 “百万人委员会”与冷战意识形态共识建构 |
| 6.2.1 顽固反共信念 |
| 6.2.2 种族优越主义 |
| 6.2.3 宗教扩张主义 |
| 6.2.4 美国中心主义 |
| 6.3 美国当前保守主义的复兴 |
| 6.3.1 右翼意识形态崛起多股反华势力合流 |
| 6.3.2 对“百万人委员会”舆论引导内容和策略的继承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 7.1 贡献中国特色话语追寻世界共同期待 |
| 7.1.1 传递价值话语凝练鲜明表述方式 |
| 7.1.2 顺应世界期待凝聚人类价值共识 |
| 7.1.3 占领议题高点精心设置议程 |
| 7.2 传播主体多元联动传播渠道新旧融合 |
| 7.2.1 建设多元主体动员多方参与 |
| 7.2.2 加强相互联动推动良性互动 |
| 7.2.3 变革传播思维牢控网络阵地 |
| 7.3 坚定斗争立场原则讲求斗争策略艺术 |
| 7.3.1 争取沉默多数彰显真实形象 |
| 7.3.2 区分引导对象精准采取对策 |
| 7.3.3 把握好时度效提升引导效果 |
| 7.4 揭露西方媒体本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
| 7.4.1 戳穿西媒虚伪面纱积极开展批判驳斥 |
| 7.4.2 应对杂音乱象保持战略定力 |
| 7.4.3 增强话语自信巩固主流意识形态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旨 |
| 二、中美学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基本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创新、意义与不足 |
| 五、概念界定与相关说明 |
| 第一章 中美关系视域下的赴美留学潮 |
| 第一节 “不匹配的齿轮”:中美友好的悖论 |
| 一、“华人问题” |
| 二、中国学生与美国对华政策 |
| 第二节 中国学生:让中国更加美国化的实验 |
| 一、“试验田”与前后相接的留学潮 |
| 二、中国教育自主与美国对华留学政策的博弈(1927—1943) |
| 三、中美战时同盟与美国援助中国学生 |
| 第三节 中美“蜜月期”与赴美留学的高峰(1943—1948) |
| 一、维护同盟与《排华法案》的废除 |
| 二、赴美留学与培训的新浪潮 |
| 三、中国与富布莱特项目 |
| 小结 |
| 第二章 争取人心:美国对中国“滞留”学生的政治化援助 |
| 第一节 中国学生“滞留”问题 |
| 一、“中美关系神话”的破碎 |
| 二、中国学生“滞留”与“中国人难题” |
| 三、“救中国留学生,救中美关系” |
| 第二节 美国政府政治化的“人道主义”援助 |
| 一、政府资助:中国留学生的“专属特权” |
| 二、“中国留学生紧急援助项目”的出台 |
| 三、“反共第一”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大规模援助 |
| 第三节 “争取人心”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文化外交的实践 |
| 一、从“幕后”到“台前”:美国政府角色的转变 |
| 二、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文化外交的实践的主要内容 |
| 小结 |
| 第三章 从外交到移民:中美两国对中国留学生的争夺 |
| 第一节 冷战与中国留学生特权 |
| 一、朝鲜战争前中美两国对中国留学生回国问题的策略 |
| 二、争夺人才 |
| 三、中国留学生身份的变化 |
| 第二节 美国的离境控制与中国留学生的回国权利斗争 |
| 一、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离境控制政策 |
| 二、“移民扣押”与中国留学生争取回国权利的抗争 |
| 三、美国离境限制政策的松动 |
| 第三节 移民外交:中美两国关于“滞留学生”问题的谈判 |
| 一、中美关于“滞留”人员回国的谈判 |
| 二、远非圆满的中美《1955年平民归国协议》 |
| 小结 |
| 第四章 带动留学生移民——中国学生对战后美国留学生政策的影响 |
| 第一节 留学生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
| 一、从中国留学生到所有留学生 |
| 二、选择留学生 |
| 三、教育交流还是价值观输出? |
| 第二节 “吸引人才”:美国留学生政策的移民效用 |
| 一、冷战与大国的移民选择 |
| 二、可利用的难民学生 |
| 三、“两年规则”的嬗变 |
| 第三节 中国留学生对战后留学生移民的影响 |
| 一、中国“滞留”学生与美国吸引留学生移民的制度化 |
| 二、战后东亚学生移民美国路径的异同比较 |
| 三、“学成不归”与“人才流失” |
| 小结 |
| 余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试述冷战后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手段及其特点（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一)民主输出战略是研究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途径 |
| (二)防范美国民主输出战略对中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
| 三、概念的阐释及界定 |
| (一)基本概念 |
| (二)研究范围 |
| 四、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五、框架结构与研究方法 |
| (一)论文框架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六、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发展历史和动因 |
| 第一节 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发展历史 |
| 一、1977 年之前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情况 |
| 二、1977 年之后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情况 |
| 第二节 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动因 |
| 一、民主输出战略的精神动因 |
| 二、民主输出战略的利益驱动 |
| 小结 |
| 第二章 冷战后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理论与实践 |
| 第一节 冷战后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理论思想 |
| 一、民主和平论 |
| 二、软实力 |
| 三、新保守主义 |
| 第二节 冷战后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政策实践 |
| 一、克林顿政府 |
| 二、小布什政府 |
| 三、奥巴马政府 |
| 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实施途径分析 |
| 第一节 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 |
| 一、历史沿革 |
| 二、工作途径 |
| 第二节 国际开发署 |
| 一、历史沿革 |
| 二、组织架构 |
| 三、具体工作 |
| 第三节 国家民主基金会 |
| 一、历史沿革 |
| 二、职能作用 |
| 小结 |
| 第四章 冷战后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手段 |
| 第一节 “硬干渉”手段 |
| 一、军事打击 |
| 二、经济制裁 |
| 三、外交施压 |
| 四、“颜色革命” |
| 第二节 “软干涉”手段 |
| 一、对外援助 |
| 二、公共外交 |
| 小结 |
| 第五章 影响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手段的因素 |
| 第一节 民主输出对象国的实力因素 |
| 一、军事实力 |
| 二、经济实力 |
| 三、该因素对于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影响 |
| 第二节 民主输出对象国的政治因素 |
| 一、民主输出对象国是否实行竞争选举制度 |
| 二、民主输出对象国政府的执政能力 |
| 第三节 民主输出对象国的盟国因素 |
| 第四节 美国自身的因素 |
| 小结 |
| 第六章 以乌克兰为例分析美国民主输出战略 |
| 第一节 美国对乌克兰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实践 |
| 一、独立之初支持乌克兰政治转型 |
| 二、“橙色革命” |
| 三、乌克兰政变 |
| 第二节 影响美国对乌克兰实施民主输出战略手段的因素 |
| 一、乌克兰国内指标变化不明显 |
| 二、乌俄关系变化显着 |
| 小结 |
| 第七章 以缅甸为例分析美国民主输出战略 |
| 第一节 缅甸实现民主化进程之前 |
| 一、缅甸国内的局势状况 |
| 二、美国对缅甸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实践 |
| 第二节 缅甸实现民主化进程之后 |
| 一、缅甸国内的局势状况 |
| 二、美国对缅甸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实践 |
| 第三节 影响美国对缅甸实施民主输出战略手段的因素 |
| 小结 |
| 结论 |
| 一、大国关系是影响美国选择具体手段的最重要因素 |
| 二、对中国的可能影响以及应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多元外交决策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分类与文献综述 |
| (一)有关外交决策模式理论研究 |
| (二)有关期刊文章及博士学位论文 |
| (三)中国方面关于美朝关系研究 |
| (四)有关网络文献方面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与难点 |
| 第1章 冷战后美国对朝“理性行为体决策” |
| 1.1 理性行为体决策之“理性博弈” |
| 1.1.1 理性行为体决策的内涵 |
| 1.1.2 理性行为体决策的特征 |
| 1.1.3 理性行为体决策的优劣 |
| 1.2 冷战后美国对朝“理性行为体决策”案例 |
| 1.2.1 克林顿政府:美朝“理性博弈” |
| 1.2.2 小布什政府:对朝政策转变“理性逻辑” |
| 1.2.3 奥巴马政府:“战略忍耐”的“理性考量” |
| 1.3 特朗普政府:“极限政策”的“理性原则” |
| 1.3.1 “极限施压”的“理性思维” |
| 1.3.2 “美国优先”的“理性目标” |
| 1.3.3 “拉打结合”的“理性运用” |
| 小结 |
| 第2章 冷战后美国对朝“官僚政治决策” |
| 2.1 “官僚政治决策”之形态 |
| 2.1.1 官僚政治决策模式的内涵 |
| 2.1.2 官僚政治决策模式的特征 |
| 2.1.3 官僚政治决策模式的缺陷 |
| 2.1.4 美国官僚政治决策的主要行为体 |
| 2.2 冷战后美国对朝官僚政治决策案例 |
| 2.2.1 克林顿政府:对朝“接触政策”的官僚政治博弈 |
| 2.2.2 小布什政府:对朝“鹰式接触”的官僚政治竞争 |
| 2.2.3 奥巴马政府:对朝“战略忍耐”的官僚政治选择 |
| 2.3 特朗普政府对朝决策中的官僚政治斗争 |
| 2.3.1 特朗普本人 |
| 2.3.2 蓬佩奥与博尔顿 |
| 小结 |
| 第3章 冷战后美国对朝“小集团式决策” |
| 3.1 “小集团式决策”之理论内涵 |
| 3.1.1 小集团模式的提出及发展 |
| 3.1.2 小集团模式的理论要点及特征 |
| 3.2 美国对朝“小集团式决策”的经典案例 |
| 3.2.1 冷战后美国对朝决策中的“小集团魔咒” |
| 3.3 特朗普政府对朝决策中的“小集团思维” |
| 3.3.1 “特朗普式”的“排除异已” |
| 3.3.2 “内部一致”的“鹰派属性” |
| 3.3.3 “极限施压”的“边缘决策” |
| 小结 |
| 第4章 冷战后美国对朝“最高领导人决策” |
| 4.1 “最高领导人决策”的理论内容 |
| 4.1.1 “最高领导人决策”的缘起 |
| 4.1.2 “最高领导人决策”的要义 |
| 4.1.3 “最高决策者”的性格类型 |
| 4.2 领导人性格影响美国对朝决策的案例分析 |
| 4.2.1 克林顿:“主动积极型”的对朝决策者 |
| 4.2.2 小布什:“被动积极型”的对朝决策者 |
| 4.2.3 奥巴马:“守成强迫型”的对朝决策者 |
| 4.3 特朗普:“独断争斗型”的对朝决策操盘者 |
| 4.3.1 特朗普的性格特征 |
| 4.3.2 “特朗普主义”与非“建制派属性” |
| 4.3.3 特朗普对朝决策的“个性表现” |
| 小结 |
| 第5章 冷战后美国对朝“国内政治决策” |
| 5.1 国内政治决策的“内层与外层” |
| 5.1.1 国内政治决策中的“组织过程” |
| 5.1.2 “政治内层”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影响力 |
| 5.1.3 “政治外层”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影响力 |
| 5.2 冷战后美国对朝“国内政治决策”案例 |
| 5.2.1 克林顿政府:对朝政策的“国会阻力” |
| 5.2.2 小布什政府:对朝政策“外层阻滞” |
| 5.2.3 奥巴马政府:“战略忍耐”政策的“内外反应” |
| 5.3 特朗普政府对朝决策“政治外圈”的影响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相关学术成果 |
| 致谢 |
（6）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形成的背景 |
| 第一节 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 |
| 第二节 美国面临新的国际形势与挑战 |
|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
| 第二章 肯尼迪政府对华具体政策分析 |
| 第一节 肯尼迪政府对中国恢复联合国代表权的态度 |
| 第二节 肯尼迪政府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措施 |
| 第三节 肯尼迪政府对第三次台海危机的反应 |
| 第四节 肯尼迪政府对中国粮食短缺危机的政策 |
| 第三章 肯尼迪政府转变对华政策的制约因素 |
| 第一节 美国国内政治的掣肘 |
| 第二节 中国国内政治的阻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7）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研究（1945-196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 |
| 1.国内学术界关于美菲关系的研究 |
| 2.国外学术界关于美菲关系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及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研究思路 |
| 2.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美国对外援助的历史考察及美菲关系回顾 |
| 第一节 美国对外援助综述 |
| 一、关于对外援助的概念及内容的题解 |
| 二、美国外援的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美菲关系历史回顾 |
| 第二章 战后初期东南亚的战略地位及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确立(1945-1950) |
| 第一节 战后初期美国东南亚政策的调整 |
| 一、美国东南亚冷战政策的确立 |
| 二、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确立:从詹姆斯·雷报告到NSC48 号文件 |
| 第二节 战后初期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调整 |
| 一、通敌者问题 |
| 二、军事基地与贸易问题 |
| 第三节 战后初期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 |
| 一、战后初期的救济工作 |
| 二、菲律宾复兴法案 |
| 第四节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效果 |
| 第三章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菲律宾援助(1951-1960) |
| 第一节 菲律宾对美国东亚政策的反应及美菲关系的再次调试 |
| 一、菲律宾对美国朝鲜政策的支持 |
| 二、美国援助菲律宾镇压国内“胡克”运动 |
| 三、NSC84/2 号文件 |
| 四、美菲就贸易、军事基地问题的重新调整 |
| 第二节 美国菲律宾就菲日战争赔偿问题的周旋 |
| 一、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及菲律宾的反应 |
| 二、美国以援助相要挟迫使菲律宾降低赔偿要求 |
| 三、《菲日赔偿协定》的最终签订 |
| 第三节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政策导向 |
| 一、从NSC124/1 号文件到NSC5429/2 号文件 |
| 二、NSC5413/1 号文件 |
| 第四节 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 |
| 一、美国派遣贝尔调查团调查菲律宾国内政治经济情况 |
| 二、以《季里诺—福斯特协议》为开始的美国对菲律宾经济援助 |
| 三、追求安全利益下的美国对菲律宾军事援助 |
| 四、美国对菲律宾以军事为主的援助 |
| 第四章 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美国对菲律宾援助(1961-1968) |
| 第一节 肯尼迪政府时的国际局势和美菲关系 |
| 一、亚洲局势 |
| 二、经济霸主地位的丧失 |
| 三、菲律宾就出兵越南问题与美国的周旋 |
| 第二节 美国菲律宾战争赔偿问题的解决 |
| 一、对菲赔偿的12078 号提案 |
| 二、对菲赔偿的8617 号提案 |
| 三、对菲赔偿问题的最终解决 |
| 第三节 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美国外援政策的调整 |
| 一、开发援助思想对美国外援政策的影响 |
| 二、肯尼迪的发展援助理论 |
| 三、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攻势 |
| 四、美国外援的变化及《外援法》的颁布 |
| 第四节 发展援助名义下的美国对菲律宾援助 |
| 一、和平队在菲律宾的情况 |
| 二、改善菲律宾政府腐败与财政问题 |
| 三、乡村发展项目下的援助 |
| 第五节 美菲两国就菲律宾出兵越南问题进行的军事援助协商 |
| 一、60年代初期菲律宾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二、马卡帕加尔当政时美菲两国就出兵越南之间的协商 |
| 三、援越法案通过与菲律宾出兵越南 |
| 第六节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变化 |
| 一、对菲律宾农业的援助 |
| 二、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分担机制的变化 |
| 三、军事援助未见明显减少 |
| 第五章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述评 |
| 第一节 战略利益是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根本原因 |
| 一、美对菲援助在战略利益驱使下的发展轨迹 |
| 二、影响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变化的直接因素 |
| 第二节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特点 |
| 一、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持续性与长期性 |
| 二、美国对援助的严格控制和对菲律宾经济的垄断 |
| 第三节 美国亚洲政策的派生物——对菲律宾援助 |
| 第四节 美援在实现美国对菲律宾外交目标中的作用 |
| 一、美援在实现对菲外交目标的有限性 |
| 二、美援在实现对菲外交目标的独特性 |
| 余论 |
| 附录 |
| 附录1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大事年表 |
| 附录2 :主要人物人名职位对照表 |
| 参考资料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研究（1961-198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问题 |
| 二、 研究意义和方法 |
| （一） 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综述 |
| （一） 文献综述 |
| （二） 国外相关研究 |
| （三） 国内相关研究 |
| （四） 国内外研究存在的不足 |
| （五） 研究空间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冷战初期美国的国家战略与对日驻军问题 |
| 第一节 美国亚太战略初步设想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 |
| 一、 美国遏制战略的提出与亚太战略的初步设想 |
| 二、 朝鲜战争：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助推器 |
| 三、 驻日美军的存在与美国对日媾和设想的提出 |
| 第二节 美日安保体制的确立 |
| 一、 美日同盟的构筑与驻日美军的合法化 |
| 二、 对驻日美军权利的界定 |
| 三、 50年代的驻日美军与基地建设 |
| 四、 驻日美军的活动与日本对其的反应 |
| 第三节 美国对驻日美军的调整与日本军事力量的初步建立 |
| 一、 “新面貌”战略与驻日美军政策的调整 |
| 二、 日本军事力量的初步建立 |
| 小结 |
| 第二章 从“冰点”转向“蜜月”：6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 |
| 第一节 美日关系“新时代”：60年代初期美日关系的开启 |
| 一、 条约的修订与美日关系的转变 |
| 二、 《美日安保条约》的修订与两国“新时代”的开启 |
| 第二节 肯尼迪政府的“冷战战略”与驻日美军的军力调整 |
| 一、 肯尼迪政府的“冷战战略” |
| 二、 肯尼迪政府对美日防务关系的评估 |
| 三、 美国政府对驻日美军军力的调整 |
| 四、 关于冲绳主权归属问题与返还问题的转圜 |
| 五、 关于驻日美军基地储备核武器的处置问题 |
| 第三节 “东亚错位”：约翰逊时期的美国与日本 |
| 一、 越南战争及其对美日安保体制的影响 |
| 二、 美国对日本的国防承诺与要求 |
| 三、 关于冲绳问题的协商与小笠原群岛的归还 |
| 四、 美日两国对《新美日安保条约》存续问题的探讨 |
| 小结 |
| 第三章 期待与不安：7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 |
| 第一节 缓和时代的到来：70年代的美国与东亚 |
| 一、 亚太战略收缩：“尼克松主义”与美国亚太战略调整 |
| 二、 分水岭：70年代的美日两国关系 |
| 三、 “心照不宣的同盟关系”：中美关系解冻 |
| 第二节 责任分担与军力部署：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对日安保政策 |
| 一、 美国与日本关于防务责任分担问题的争论 |
| 二、 美国与日本关于防务分担问题的认知变化 |
| 三、 美国与日本关于冲绳返还问题的交涉 |
| （一） 尼克松与佐藤的会谈 |
| （二） 美日两国关于冲绳返还过程中冲绳主权问题的交涉 |
| （三） 美日两国关于冲绳返还过程中核密约问题的协商 |
| （四） 美日两国关于冲绳返还过程中财政问题的商讨 |
| 第三节 从“太平洋主义”到现实主义的回归 |
| 一、 继承与发展：“太平洋主义”的提出 |
| 二、 现实主义的回归：卡特政府对日政策的平稳过渡 |
| 三、 美日防务关系新阶段：《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出台 |
| 四、 美国与日本关于防务责任与费用分担的再交涉 |
| 五、 卡特政府的核不扩散政策与日本的反应 |
| 小结 |
| 第四章 合作与摩擦：8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 |
| 第一节 联盟战略的提出：80年代的美国与日本 |
| 一、 80年代亚太局势对美日两国的影响 |
| 二、 “拥抱日本”：“里根—中曾根康弘”时代的开启 |
| 第二节 合作与摩擦：80年代美日两国军事与安全关系 |
| 一、 80年代美日两国的防务合作 |
| 二、 80年代美日两国的防务摩擦 |
| 第三节 经贸摩擦与联盟转型：美日经贸摩擦对军事防务的影响 |
| 一、 80年代美日两国经济关系的总体表征 |
| 二、 美日经贸摩擦对两国军事防务政策与关系的影响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重难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重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阐释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与内容 |
| (一)外交与外交政策的概念 |
| (二)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的内容 |
| (三)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
| (四)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和平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属性与本质属性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属性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本质属性 |
| 三、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逻辑 |
| (一)外交政策演进的一般逻辑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理论逻辑 |
| (三)影响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历史逻辑 |
| (四)基于二元维度变化的演进逻辑 |
| 第二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有关和平外交思想的考察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和平观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时代观 |
|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国际关系思想 |
|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和平观念的承继 |
| (一)“和合”思想 |
| (二)“和而不同”思想 |
| (三)“义利双行”思想 |
| 三、近代以来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一)晚清时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二)民国时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四、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资源 |
| (一)国家主权原则的法理依据 |
| (二)外交原则和惯例的基本规定 |
| 第三章 建国初期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初步探索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确立初期的背景 |
| (一)为巩固政权、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的必然选择 |
| (二)“一边倒”的战略选择 |
| (三)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及当前国际任务的判断 |
| (四)国际环境的重要影响 |
| (五)革命惯性的限制 |
| 二、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初步确立 |
| (一)新中国外交原则与框架的建构 |
|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石 |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评价 |
| (一)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取得重要进展 |
|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启中国外交崭新局面 |
| 第四章 和平外交政策在特殊阶段的曲折发展 |
| 一、影响和平外交政策曲折发展的因素分析 |
| (一)国内政策出现转向 |
| (二)动荡的国际形势 |
| (三)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 |
| 二、和平外交政策在曲折中发展 |
| (一)和平外交政策的曲折发展 |
| (二)从“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到“三个世界”理论的发展 |
| 三、和平外交政策曲折发展阶段的实践依据 |
| (一)中国共产党为扭转“左”倾思想对外交事务冲击的实际行动 |
| (二)中美关系的缓和推动中国外交发生转向 |
| (三)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开展友好关系为和平外交政策的继承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
| (四)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推动中国重新融入国际体系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三十年和平外交政策的深化发展 |
| 一、推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发展的多重因素 |
| (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新阶段 |
| (二)改革开放的新任务促使中国和平外交政策进行调整 |
| (三)对国际局势的精准判断——“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
| (四)国家定位与国家利益观的调整 |
| (五)国际局势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
| 二、改革开放背景下和平外交政策的深化发展 |
| (一)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新内涵 |
| (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的提出 |
| (三)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
| (四)“和而不同”的新理念 |
| (五)“和谐世界”的新构想 |
| 三、改革开放三十年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实施 |
| (一)应用和平外交政策处理大国关系 |
| (二)积极推动国际军控与裁军,以切实行动维护世界和平 |
| (三)“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 |
| (四)实现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 |
| (五)重视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升华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背景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 (二)新时代下中国对时代的定位与判断 |
| (三)新时代面临的国际形势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与创新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创新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和平外交政策的升华 |
| 三、全方位、立体化外交的推进 |
| (一)构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 |
| (二)构建睦邻友好的周边关系 |
| (三)秉持正确义利观构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
| (四)以结伴不结盟政策带动多边外交发展 |
| (五)“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 |
| (六)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
| (七)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
| 第七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经验 |
| 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根本保障 |
| 二、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相结合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必要方法 |
| 三、内政外交的互动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内生动力 |
| 四、坚决扞卫国家利益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出发点 |
| 五、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依据 |
| 六、国家角色定位的变化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发展诉求 |
| 七、意识形态因素是影响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重要变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自我构念差异条件下国家身份类型与激活机制研究 ——基于独立我与“关系”我的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家身份类型框架与激活机制的研究现状 |
| 一、国家身份定义的研究现状 |
| 二、国家身份类型框架的研究现状 |
| 三、国家身份激活机制的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一、研究角度与方法 |
| 二、研究结构安排 |
| 三、主要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难点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建构主义理论中的国家身份分类与身份激活研究 |
| 第一节 建构主义理论中的国家身份分类框架 |
| 一、关于国家身份分类框架的讨论 |
| 二、对国家身份分类理论的评价 |
| 第二节 建构主义理论中的国家身份激活机制 |
| 一、关于国家身份激活机制的理论争论 |
| 二、对国家身份激活理论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从自我出发的国家身份分类逻辑与激活逻辑 |
| 第一节 “自我构念—自我结构”的国家身份分类逻辑 |
| 一、行动者身份的分类逻辑 |
| 二、国家自我构念与国家身份 |
| 三、国家自我结构与国家身份 |
| 第二节 “自我构念—身份线索”的国家身份激活逻辑 |
| 一、行动者身份的激活逻辑 |
| 二、自我构念、身份线索与国家身份激活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独立我与“关系”我国家身份类型框架比较 |
| 第一节 独立我与“关系”我国家身份类型比较 |
| 一、独立我:个体身份与类别身份 |
| 二、“关系”我:亲缘身份与交往身份 |
| 第二节 独立我与“关系”我国家身份特征比较 |
| 一、独立我:自我独特、独立平等与群体边界坚实 |
| 二、“关系”我:相互联系、等级秩序与群体边界通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独立我与“关系”我国家身份激活机制比较 |
| 第一节 独立我与“关系”我国家身份激活倾向比较 |
| 一、独立我:个体化与类别化倾向 |
| 二、关系”我:“关系”化倾向 |
| 第二节 独立我与“关系”我国家身份激活路径比较 |
| 一、独立我:类别化、再类别化、次类别化与去类别化 |
| 二、“关系”我:“关系”化、再“关系”化与去“关系”化 |
| 第三节 独立我与“关系”我国家身份激活过程比较 |
| 一、独立我:个体性线索、类别性线索与身份激活 |
| 二、“关系”我:亲缘性线索、交往性线索与身份激活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冷战时期美国与唐代中国的自我构念 |
| 第一节 冷战时期美国的自我构念 |
| 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个体主义文化 |
| 二、冷战时期美国对体系文化的态度与独立我身份特征 |
| 第二节 唐朝时期中国的自我构念 |
| 一、天下体系中的“关系”主义文化 |
| 二、唐朝时期中国对体系文化的态度与“关系”我身份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冷战时期美国对华与唐朝对吐蕃身份类型框架比较 |
| 第一节 1949年至1989年间对华关系中美国的身份类型 |
| 一、对华关系中美国的个体身份 |
| 二、对华关系中美国的类别身份 |
| 第二节 634年至650年间对蕃关系中唐朝的身份类型 |
| 一、对蕃关系中唐朝的交往身份 |
| 二、对蕃关系中唐朝的亲缘身份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冷战时期美国对华与唐朝对吐蕃身份激活机制比较 |
| 第一节 1949年至1989年间美国在对华关系中的身份激活 |
| 一、1949年至1953年7月美国在对华关系中的身份激活 |
| 二、1969年至1972年美国在华关系中的身份激活 |
| 第二节 634年至650年间唐朝在对蕃关系中的身份激活 |
| 一、高可及性的身份线索 |
| 二、634年11月至638年7月唐朝在对蕃关系中的身份激活 |
| 三、638年10月至641年唐朝在对蕃关系中的身份激活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利益集团与美国对华政策——以肯尼迪政府时期的"百万人委员会"活动为个案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美（南）越的乡村“安民计划”（1954-1973年）[D]. 杨勇萍. 武汉大学, 2021
- [2]意识形态视角下美国利益集团舆论引导研究 ——基于“百万人委员会”的探讨[D]. 刘禹辰.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21
- [3]“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D]. 任慈.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试述冷战后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手段及其特点[D]. 刘嘉楠. 外交学院, 2020(08)
- [5]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多元外交决策模式研究[D]. 战丽阳. 吉林大学, 2020(08)
- [6]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研究[D]. 王娜.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7]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研究（1945-1968）[D]. 崔翠翠.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8]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研究（1961-1989）[D]. 尹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7)
- [9]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D]. 唐诗.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10]自我构念差异条件下国家身份类型与激活机制研究 ——基于独立我与“关系”我的比较[D]. 林一斋. 武汉大学, 20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