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周学熙的教育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张珍珍,申国昌[1]（2021）在《安徽周氏家训中家庭教育的传承与嬗变》文中研究说明清末民初是一个社会剧变时期,人们对中西文化态度发生了巨大反转,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时期,周氏家族经历了从洋务运动中的先锋到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遗民的变动,其家训表现出"以诗书培其脉,以道德植其基"的读书敦品的传承和保守,也表现出提倡西学,学习经世之学的富强之术的家庭教育嬗变。基于认同语境,从文化认同和道德认同两方面从周氏家训中汲取营养,为现代家庭教育在多元文化下突围、传承中华美德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及对我国家庭教育现代化建构提供了一种在传承中发展,由传统走向调适再迈向现代的思路和范式。
李艺萌[2]（2021）在《清末陈宝泉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1895-1911）》文中提出清末时段是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转型期,也是陈宝泉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从1895年到1911年,陈宝泉经历了书院学生、书局编辑、新式学堂教员、留日学生,以及教育行政部门官员等多重身份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逐渐从传统走向近代,从幼稚走向成熟。陈宝泉的国民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等教育思想以及筹建师范补习所、教育品陈列馆、劝学所、宣讲所等教育实践对当时国民教育的普及、师范人才的培养、社会教育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清末不仅是陈宝泉教育思想的重要转变期,更是其能够在民初教育界脱颖而出的重要奠基期。随着报刊、书局、新式学堂等新社群媒介的产生,陈宝泉得以真正接触到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教育思想,并得以融入到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当中,与王寅皆、严修、周学熙等众多知名人士结识。其中严修对陈宝泉的影响最为关键和深远。无论是在天津民立第一小学担任教员时还是到教育行政机构任职时,陈宝泉都得到了严修的重用和提携。此外,陈宝泉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深受严修的影响,尤其是其师范教育思想和注重实用的教育理念与严修一脉相承。清末时期是中西碰撞、新旧更迭的复杂时代,身处此种时代中的人们,其思想也多呈现出新旧杂糅的特征。由于复杂的时代背景、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思想、中西结合的教育经历和知识结构等因素的影响,陈宝泉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也呈现出亦新亦旧、新旧杂糅的特征。
鲍红信,胡孔发[3]（2021）在《论周学熙的读书观》文中指出近代着名的实业家周学熙结合自己的人生实践和长期阅读感受,在关于读书价值、读物选择、读书方法等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观点,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读书观。在倡导全民阅读的时代背景下,认真研究周学熙的读书观,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做法,是非常有启发借鉴意义的。
王朋兵[4]（2021）在《家国情怀视角下的东至周氏家风研究——以周馥、周学熙为中心的考察》文中指出东至周氏家族是安徽地域境内颇具影响力的世家大族,在成长历程中形成了世代传承的文化基因——家风。在实践层面,周氏家风建设与涵养家国情怀自觉保持着互动。其中,周馥、周学熙父子的言传身教是生动的注脚。他们以自身的人生体悟与生活实践,将周氏家风核心精神付诸家国共同体同向互构的实际行动,并对族中子弟起到形塑、激励与引导作用。
任巧[5]（2020）在《民国初期肃政监察制度研究》文中提出肃政监察制度创建于民国初年共和政制向帝制蜕变时期,是中国传统的御史制度与现代权力制约和法治要素相互融合的产物。该制度因设立肃政厅,专门且独立行使监察权而命名为“肃政监察”。在《中华民国约法》时期,它取代了《临时约法》所确立的议会弹劾制,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吏治模式,即通过肃政史对官吏违宪、违法、失职的行为提出纠弹,从而启动对官吏的惩处机制。在宪制意义上讲,肃政监察制的设立是在民初政制打破了三权分立制衡体制之后,意欲实现对权力控制的补救方案。当今天重估这一制度安排时,重要的可能不是对它的揭露和批判,而是应展现它的生长特点和在创设、实践过程中所暴露出的中国式问题,以及时人在宪制转型之后如何羁束权力的独特思考。同时,对这一较为独特的制度在组织、规范、操作等方面突出之处的揭示,也可能对当今的国家监察法治建设提供某些启示,甚至是借鉴。本文立足于历史和宪制框架,从动静两个维度对民初肃政监察制进行探索和分析。具体从以下六个问题展开:首先是厘清民初肃政监察制的源起。民初共和政制的吏治模式,是《临时约法》所确立的议会弹劾制。在议会弹劾制确立后,弹劾官员的风潮逐渐涌起,其中包括对中央大员的弹劾与对地方官员的弹劾风潮。议会的弹劾风潮既展示了代议制民主的风采,也暴露出议会弹劾制在初创时的幼稚和缺陷,如弹劾程序缺失、弹劾权与不信任权混用以及弹劾成为党争的手段等。其后,伴随国会的瘫痪、消失和政制的蜕变,议会弹劾制度被废止,立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机制也随之消失。为整顿吏治,约法会议在平政院下附设肃政厅独立行使监察权,并根据宪制安排,创制了监察法律法规体系。肃政监察制的组织模式内容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平政院的创设,以及与肃政厅之间的关系;二是肃政厅的组织形式,厘清其监察职能组织与监察内部事务组织在肃政监察制中的构设。平政院的成立是比照现代行政裁判制度而创设的整饬吏治的新制,以区别于前清的吏治体制,此机构在《临时约法》的制度安排中便已存在。《中华民国约法》时期,肃政厅作为整顿吏治的监察机关附设于平政院之下,但独立行使监察权,两者在职务与财务上均属于互相独立状态。肃政厅组织机构和人员十分精简,只设有中央机构,由职能组织与内部事务组织构成。职能组织由肃政厅总会议与行使监察职能的都肃政史与肃政史共同构成,并按照严格的选任程序选取肃政史与都肃政史。肃政监察制的核心问题是肃政监察权的配置。肃政厅的职权性质一直存在争议,在民国时期主要有“行政监督权”或“行政监察权”与“检察权”之说,但从更深层次的研究看来,肃政厅的职权性质就是独立的国家监察权。因为从宪制上讲,它取代了《临时约法》上的三权配置,而成为四权配置。肃政监察的法定权力包括纠弹权、行政公诉权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一般监督权。肃政厅在实践中扩张的权力主要有对特定经济活动的监督权以及政治建议权,这些权力或是由总统下达具体命令而产生,或是由肃政厅上呈总统要求而来。肃政监察运作机制包括肃政监察的纠弹启动机制、调查机制、处置机制以及与其他权力衔接后的纠弹事件的审理与惩戒机制。其中,启动机制包括主动与被动两种,这一双轨机制保证了弹劾范围的最大化。在分析了肃政监察制的运作机制之后,考查了该制度的实绩与局限。从肃政监察的实绩来看,它主要表现在:一是对高官和一般官员纠弹的实效,以及为平民昭雪的实效。二是肃政史对复辟帝制的抵制所作出的努力。肃政监察制的局限主要表现在人民厌讼心理导致的检举告发意愿不强烈、告诉告发程序严格而形成的阻碍、缺乏地方监察机构、肃政史调查权受限难以核实案件等。最后是对肃政监察制的重估。对待民初肃政监察,学界与政界几乎秉持相同的态度和立场,缺乏真正的认知和客观的研判。因此,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重估。一是从肃政监察的形式与内容来看,它不是彻底的复古,而是古今的融合。因为,旧的形式并不能断定它一定就是旧的东西。例如,尽管肃政史对官吏向政府（总统）提出纠弹,与传统中国的御史对官吏向朝廷（皇帝）提出纠弹类似,但是前者却是有法可依,即对官吏的违宪违法行为提起,这就与后者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二是肃政监察制本身也值得检讨。例如,从制度安排上讲,“一事能再提”的纠弹权表征着监察权本身力度的缺乏;又如,肃政监察权的效力往往不取决于监察事实的真实性,而取决于总统的支持等。三是肃政监察制对当代我国监察制度建设有重要的启示,它主要表现在监察规范体系化、监察监督机制化、人民参与程序制度化等方面。
张晓雅[6]（2020）在《周学熙慈善公益活动研究》文中认为周学熙,晚清着名实业家。1912至1915年,曾两度出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亦官亦商兴办实业数十载,奠定了北洋实业基干,被称为“北国实业巨子”,是北方最大的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集团的开拓者。经历了宦海沉浮,晚年周学熙,辞官卸任,引退家居,致力于慈善之事。本文主要探究周学熙投身慈善公益活动的背景,并从他主要的慈善公益活动着眼,揭示其慈善公益活动的特点,进行客观的历史审视。周学熙投身慈善公益活动,主要与时代背景、家风家训、个人经历等因素有关。晚清自然灾害频发,政局动荡,社会环境恶劣,百姓颠沛流离,周学熙也过着不断迁居的生活。周氏家风优良,祖辈多行济贫慈善之事,父母的言传身教,对他投身慈善公益活动产生了直接影响。此外,周学熙早年曾遇舞弊风波,无奈弃科举转实业。科举经历使他尤为重视对教育兴学的捐助,实业上财富的积累,为其慈善公益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其慈善公益活动范围广泛,在医疗救助、赈济灾荒、教育兴学、惠民工程、保护文物、设立慈善机构等方面做了重要贡献。他大力捐办医院及施诊所,培养医学人才。灾荒年间开展慈善救济活动,办理粥厂,赈济灾民。积极捐资办学,改善校舍,提高师资。重整广仁堂女工厂,广收女学徒,鼓励女子从业,开启了女子职业教育的先河。关注民生,捐办农林蚕桑,鼓励农民开荒,种植经济作物。周学熙还主持总办了京师自来水公司,为北京民众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便利。另外,他还积极捐资保护文物,广设慈善机构,办理捐资恤贫等慈善事项。周学熙的慈善公益活动带有明显的特点。第一,救济与防患兼顾。即不仅实施临时性救助,还设相关防患措施。临时性救助主要表现为对贫弱者直接提供救济,以及灾荒时期的各类临时性救助。此外,周学熙参与办理了许多立足长远的慈善公益活动,例如,捐助教育,传授技术,培养各类人才。他还注重家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交通方面造船修路,在民生方面修坝建桥,这些都有利于长远发展。第二,抚恤与教养兼施。周学熙的慈善救助更侧重于“教”。他总办直隶工艺总局,在劝民从业上,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有助于解决社会上的游民问题。第三,捐助与号召并举。周学熙在个人捐助的同时,又积极号召他人参与慈善济贫。以身垂范,教育子孙继承优良家风,培养了很多热衷慈善的后代。由上可见,周学熙具有未雨绸缪的长远眼光,他的慈善救济方式也较为多元化。其参与的慈善公益活动,对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戴丽[7]（2020）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发展的成就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变都是以无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两个过程”作为基本出发点和基本理论框架的。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开启了对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研究,相继建立了“冲击-反应”、“传统-现代”、“中国中心论”等模式。改革开放以后,传统的革命史范式引发争议,片面的“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遭到质疑,为适应当代中国改革发展需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日益兴起。立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节点,对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研究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力和价值。本文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由点及面,选择以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作为统摄全文的框架,分别从技术条件（包括生产技术和劳动素质）与社会形式（包括资本组织形式、组织管理和资本积累）两个维度具体阐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发展状况,并从二者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中厘清近代中国产生巨变的历史脉络,力求突破学界已有的点线研究。由表入里,围绕技术条件和社会形式之间的内在互动机制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具有的直接进步作用及其产生的积极影响。从考察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角度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力求避免将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和思想单纯政治化、学术化。本文基本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论述起点,以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为时间下限。首先,简要回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从孕育到创制再到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然后,分别就官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技术条件和社会形式发生的时代变迁和呈现的特点分析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状况。最后,指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条件和社会形式在近代企业和社会生产中从早期的直接结合逐步向双向度互动演化。技术条件和社会形式共同组合成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动态结构,二者相互作用的逻辑进路表现为,一方面,技术引入促进产业工人诞生,技术传播壮大产业工人规模,技术递进推动产业工人联合;另一方面,资本组织形式引发技术应用,科学管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资本积累刺激技术创新。据此得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核心观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取得了一定发展且具有相对的进步性,直接促进了无产阶级队伍的诞生和壮大,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现代中国战胜封建生产方式的社会生产力条件。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近代中国并存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与不发展两种状态,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生产方式广泛存在。事实上,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处于特殊阶段,其发展的事实才容易被传统封建制下的社会矛盾所掩盖。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较而言是一种历史进步,是应该被支持和肯定的新生事物。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才异常缓慢和艰难,才需要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发展清除封建残余。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生产机械化程度较低,资本有机构成不高,急需要价格低廉的劳动力来代替机械化操作,才有了工人阶级高度的集中性。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给劳动者带来经济上的严重剥削、漫长的劳动时间和残酷的政治压迫,才有了无产阶级彻底反抗意志的觉醒和顽强斗争实践觉悟的提高。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才软弱无能,中国共产党才应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才会不断走向反动对立面,科学社会主义才会进一步直抵人心。以工业化和商品化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存在和持续影响是中国的现实,变革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与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性课题。本文以历史缘由为起点,科学总结中国现代化思潮的历史经验,形成对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镜鉴,理性审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他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异同,深化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知。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方向,应当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绿色发展。加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同时不断释放市场配置资源的活力,推动市场经济模式迈入新的层次和高度,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高效率和高质量发展。
龚希政[8]（2020）在《清末官办工艺局所研究（1901-1911）》文中认为近代以来,日益严峻的流民问题和利权外溢现象严重威胁清政府的统治。为了缓解社会危机,在教养兼施的慈善思想影响下,清政府将振兴工艺和应对流民问题结合起来,开办起教养流民和罪犯的工艺局、习艺所等工艺传习机构。同时清末兴起的地方自治运动也推动了工艺局、习艺所在全国各地的建立和发展。在清政府“振兴工艺”的号召下,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工艺局、习艺所等机构。各地的工艺局、习艺所大多属于官办性质,一般是通过开办工艺学堂、手工工场等机构来实现救济流民和发展工艺的意图。工艺局所救济对象包括无业贫民、轻罪罪犯、良家不肖子弟、贫苦幼童和妇女等群体。工艺局、习艺所将贫民、罪犯收入局所后,除为他们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外,还对他们进行工艺培训,令其在工艺局、习艺所内的工厂进行生产工作,使其掌握谋生的技能和本领。清末官办工艺局、习艺所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工艺局、习艺所突破以往的做法,重视为流民提供职业培训和工作岗位,为民国甚至之后应对流民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从慈善事业发展的方面而言,工艺局、习艺所在施行救济时注重“教养兼施”,突破传统的“以养为主”慈善救助方式,影响了近代慈善救助事业的发展方向。从工艺发展的层面来讲,工艺局、习艺所的开办代表了清政府进行工艺振兴的一次尝试。但是由于清政府已经濒临垮台,且工艺局、习艺所面临经费不足和管理混乱的问题,导致清末官办工艺局所在救助流民和发展工艺方面的成效不足,从而留下历史的遗憾。
李瑞飘[9]（2020）在《安徽科举家族近代转型研究》文中指出清代安徽是科举发达省域,按照家族至少出现两名进士的标准,一共产生108个科举家族,广泛分布于安徽各地,呈现出不均衡的特点,其中科举大家族主要集中于徽州、安庆、宁国等府,集聚色彩明显。随着时代的发展,政治形势、社会结构及科举制度等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科举家族面临着分化、变革与转型的困境。安徽科举家族的近代转型,是全国科举家族近代转型的缩影,亦可折射近代中国转型与变迁的复杂图景。教育的转型是家族转型的基础。安徽科举家族近代转型从接触、接受新式教育开始。道光以来,西方思想的传播促使了中国传统教育发生了重大改变,随着科举制度的变废,新式学堂、出国留学等在中国教育舞台上纷纷登场。家族成员开始接触到新的教育,读书科考不再是家族的最高追求,教育内容从传统的四书五经转变成近代科学知识,大力促进了科举家族的转型。安徽科举家族近代转型方向具有多元化特点。合肥李鸿章家族,通过科举步入科宦家族行列,随着时代的发展,家族成员在外交、经济、文艺等各个领域崭露头角,促进了官宦家族的发展。寿州孙家鼐家族在社会变革潮流中,积极应对科举变局,创办了阜丰面粉厂、中孚银行等一系列近代企业,走向实业兴家的道路。麻溪姚鼐家族,作为科举家族的代表,在时代浪潮的推动下进行相应的调整和转变,由重科举入仕向重理工商法的转型,逐渐褪去了文学家族的光环,使家族面临着再次转型。在安徽科举家族的近代转型进程中,传统的家族整体存在意义趋于弱化,家族结构产生变异,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家族成员转变为社会精英,并由安徽走向全国,与地方逐渐疏离。
朱晓博[10]（2019）在《清末袁世凯用人思想与用人实践研究 ——以抚东督直时期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袁世凯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中的关键代表人物,是继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后中国自强运动的实际领导人,是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人物。晚清时期,他从登州从军、驻节朝鲜、小站练兵至巡抚山东、总督直隶,长期在关键岗位上历练,拥有一定的从政经验,视野开阔,尤其巡抚山东,成为封疆大吏之后,在中国政坛上风生水起,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的早期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引领了当时的时代潮流。在长期的用人行政和实践中,袁世凯独特的用人思想逐渐形成。袁世凯作为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的人物,他的思想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他的用人思想也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产物,既有中国传统的用人特点,又有为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而任用新型人才的特点。作为晚清重臣的袁世凯在追求权势的过程中,他的用人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为他一步步取得政治高位,取得重大成就奠定了基础,也为他在民国初年纵横捭阖,问鼎最高权力铺平道路。可以看到的是,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集团在社会转型过渡时期的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除绪论之外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主要写袁世凯成长历程与晚清早期现代化趋势。具体来说,在袁世凯的成长历程中,其家族世代为官的影响是他用人思想产生的先决条件;其早年从军、驻节朝鲜、小站练兵的经历是他用人思想的早期雏形;其自身条件与个人抱负是他用人思想形成的主观条件;晚清早期现代化趋势与变局人才应对是影响他用人思想的客观因素。第二章主要梳理袁世凯用人群体及其扩大。袁世凯晚清任官经历主要分为四个时期:驻节朝鲜、小站练兵、巡抚山东和总督直隶。笔者认为,驻节朝鲜是袁世凯事业的起步时期,也是用人群体的初步形成时期;小站练兵是袁世凯在朝鲜用人群体基础上的第一次扩张时期·,巡抚山东是袁世凯用人群体的快速发展时期;总督直隶是袁世凯在清末用人群体的全面扩张时期,也是北洋集团的最终形成时期。第三章主要梳理袁世凯巡抚山东时期的用人实践。主要关注他在巡抚山东期间扩充武卫右军,镇压义和团、办理对外交涉,赢得政治声誉、督办河工、参与东南互保和开启山东早期现代化等方面的用人实践。第四章主要梳理袁世凯总督直隶时期的用人实践。包括接收天津,维护主权、创办巡警,维护治安、改革军制,编练新军、提倡实业,发展经济、修建铁路,收回利权,以及废除科举,广兴教育等方面。第五章主要阐述袁世凯的用人思想和特点。从袁世凯在抚东督直时期的用人实践及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用人比较归纳袁世凯的用人思想和特点为重视人才,唯才是举、恩禄相结,笼络人才、重视学校,培育新才、整顿吏治,慎选重育、破除畛域,兼容并蓄、不用私人,不念私仇、礼贤下士,待人友善、兼备德才,绝对服从。结语则对清末袁世凯的任官经历、用人实践和思想进行了总结,分析了袁世凯的用人思想在北洋集团崛起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给予其用人思想以更加客观的评价。
二、试论周学熙的教育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周学熙的教育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安徽周氏家训中家庭教育的传承与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一、读书敦品的传承 |
| (一)推崇儒家经术 |
| (二)述读书之法 |
| (三)恪守儒家道义 |
| 二、富强之术的嬗变 |
| (一)扬经世之学 |
| (二)再考西学 |
| 三、汲取与借鉴：认同语境下家庭教育的重构 |
| (一)理性突围，多元文化包围下的家庭教育应对 |
| (二)传承发展我国传统美德，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
| (三)在传承中发展，发扬传统家训中的优秀因子[23] |
（2）清末陈宝泉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1895-191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陈宝泉教育思想形成的背景 |
| 第一节 陈宝泉的早期生活、求学经历 |
| 第二节 甲午战后的中西文化之争 |
| 第三节 陈宝泉教育思想的萌生——中体西用模式下的书院改制 |
| 第二章 编辑、教员、留日学生——多重身份下的思想演变 |
| 第一节 陈宝泉担任开文书局编辑 |
| 第二节 陈宝泉担任天津民立第一小学教员与师范补习所讲师 |
| 第三节 陈宝泉赴日留学与创办天津教育品陈列馆 |
| 第三章 陈宝泉的国民教育思想与劝学所的创设 |
| 第一节 国民与国家——陈宝泉的国民教育思想 |
| 第二节 陈宝泉与国民教育的普及机构——劝学所 |
| 第四章 陈宝泉教育思想的师承与特征 |
| 第一节 严修对陈宝泉教育思想形成产生的影响 |
| 第二节 陈宝泉教育思想的重要特征——实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创新性科研成果 |
| 致谢 |
（3）论周学熙的读书观（论文提纲范文）
| 1 读书价值论 |
| 2 读物选择论 |
| 3 读书方法论 |
| 3.1 看、读、作、思协调 |
| 3.2 勤做笔记 |
| 3.3 循序渐进 |
| 4 结语 |
（4）家国情怀视角下的东至周氏家风研究——以周馥、周学熙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1 周馥的勤政爱民与周学熙的实业救国 |
| 1.1 周馥的勤政爱民 |
| 1.2 周学熙的实业救国 |
| 2 周馥的北洋新政与周学熙的家族教育 |
| 2.1 周馥的北洋新政 |
| 2.2 周学熙的家族教育 |
| 3 周氏家族的勤俭观与“忠厚慈善”的家风实践 |
| 3.1 周氏家族的勤俭观 |
| 3.2 周氏“忠厚慈善”的家风实践 |
| 4 总结 |
（5）民国初期肃政监察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论旨与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的学术史考察 |
| (一)民国时期对肃政监察制度的讨论 |
| (二)新中国时期对肃政监察制度的研究考察 |
| 三、问题与方法 |
| (一)问题 |
| (二)方法 |
| 第一章 民初肃政监察制的源起 |
| 第一节 共和政治与议会弹劾制的确立 |
| 一、民初共和政制的创立 |
| 二、议会弹劾制度的确立 |
| 第二节 弹劾风潮的涌起 |
| 一、弹劾中央大员之风 |
| 二、地方议员弹劾要员之风 |
| 三、议会弹劾泛滥后的检讨 |
| 第三节 共和政制的变异与议会弹劾制的隐退 |
| 一、责任内阁制向总统制的突变 |
| 二、议会弹劾制的消亡 |
| 第四节 肃政监察制的创设 |
| 一、肃政监察制之初设 |
| 二、肃政监察制的规范体系 |
| 第二章 肃政监察的组织模式 |
| 第一节 平政院与肃政厅 |
| 一、平政院的创设 |
| 二、平政院下的肃政厅 |
| 三、肃政厅创立的独特性 |
| 第二节 肃政厅的组织架构 |
| 一、肃政厅的职能组织 |
| 二、肃政厅的内部事务组织 |
| 三、都肃政史与肃政史 |
| 第三章 肃政监察权的配置与扩张 |
| 第一节 肃政监察权的性质认定与配置 |
| 一、肃政监察权的性质认定 |
| 二、肃政监察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配置 |
| 第二节 纠弹权 |
| 一、纠弹之内涵 |
| 二、肃政厅的纠弹权 |
| 第三节 肃政厅的行政公诉权 |
| 一、行政公诉的主体 |
| 二、行政公诉的受案范围 |
| 三、行政公诉的程序 |
| 四、行政公诉权的效力 |
| 第四节 肃政厅的一般监督权 |
| 一、行政裁决执行的监督权 |
| 二、选举监督权 |
| 第五节 肃政厅在实践中扩张的监察权 |
| 一、查办或审查权 |
| 二、对特定经济活动的监督权 |
| 三、政治建议权 |
| 第六节 肃政监察权的辐射范围 |
| 一、肃政厅监察权的覆盖面与限度 |
| 二、肃政厅监察权与司法权界限 |
| 第四章 肃政监察的运作机制 |
| 第一节 肃政监察的纠弹启动机制 |
| 一、纠弹的主动启动式 |
| 二、纠弹的被动启动式 |
| 第二节 肃政监察的调查机制 |
| 一、主动启动式的调查 |
| 二、被动启动式的调查 |
| 第三节 肃政监察事件的初裁机制 |
| 一、主动启动式的初裁 |
| 二、被动启动式的初裁 |
| 第四节 与司法对接:肃政监察的移送机制 |
| 一、纠弹事件的审理 |
| 二、纠弹事件的惩戒 |
| 第五章 肃政监察的实绩与局限 |
| 第一节 肃政厅成立后的纠弹实效 |
| 一、肃政厅对高官纠弹的业绩 |
| 二、肃政厅对地方官吏纠弹的业绩 |
| 三、肃政史为平民冤案的昭雪 |
| 第二节 肃政厅对复辟帝制的抵制 |
| 一、宋育仁复辟谬说论弹劾案 |
| 二、杨度、孙毓筠筹安会弹劾案 |
| 第三节 舆论对肃政厅纠弹行为的反应 |
| 一、肯定性评价 |
| 二、质疑性评判 |
| 第四节 肃政厅纠弹实践中显现的局限 |
| 一、人民的检举告发意愿不强烈 |
| 二、人民告诉告发程序的限制 |
| 三、肃政监察难以辐射地方 |
| 四、调查权的受限 |
| 第六章 对肃政监察制的重估 |
| 第一节 肃政监察:是旧瓶或新瓶装旧酒还是新酒? |
| 一、肃政监察:“新瓶”还是“旧瓶”? |
| 二、肃政监察:是“新酒”还是“旧酒”? |
| 第二节 肃政监察制中规范体系的创造 |
| 一、规范体系的层次结构 |
| 二、规范体系中的实体与程序 |
| 三、内部管理规范的特色 |
| 第三节 对肃政监察制度的检讨 |
| 一、“一事能再提”的纠弹权 |
| 二、对肃政史的监督缺乏 |
| 三、肃政监察权对总统权力的依附 |
| 第四节 肃政监察制在当代的启示与借鉴 |
| 一、监察权中行政公诉权、行政裁判执行监督权的配置 |
| 二、监察权风险的防范:查处分离 |
| 三、肃政监察制对建设中的国家监察制度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肃政史履历 |
（6）周学熙慈善公益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文章结构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周学熙投身慈善公益活动的背景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的冲击 |
| 一、灾害频发,环境恶劣 |
| 二、政局动荡,内乱加深 |
| 第二节 家风家训的熏陶 |
| 一、优良家风的传承 |
| 二、母教的深刻影响 |
| 第三节 个人经历的感悟 |
| 一、仕途坎坷,仕宦未进 |
| 二、卸任实业,疏离官场 |
| 第二章 周学熙的慈善公益活动 |
| 第一节 慈善救济活动 |
| 一、助力医疗救济 |
| 二、积极捐资赈灾 |
| 第二节 慈善教育活动 |
| 一、捐资兴学办校 |
| 二、开启妇女职业教育 |
| 第三节 办理慈善惠民工程 |
| 一、捐办农林蚕桑 |
| 二、总办京师自来水公司 |
| 第四节 其他社会公益活动 |
| 一、捐资保护文物 |
| 二、广立慈善救济机构 |
| 第三章 周学熙慈善公益活动特点及历史审视 |
| 第一节 周学熙慈善公益活动的特点 |
| 一、救济与防患兼顾 |
| 二、抚恤与教养兼施 |
| 三、捐助与号召并举 |
| 第二节 周学熙慈善公益活动的历史审视 |
| 一、积极进步性 |
| 二、历史局限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发展的成就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选题国内外研究状况概述 |
| 1.2.1 本选题国外研究概述 |
| 1.2.2 本选题国内研究概述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向与研究思路 |
| 1.3.1 本文研究视角与核心观点 |
| 1.3.2 本文基本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 |
| 1.4.2 总括分析与个案分析相结合 |
| 1.4.3 系统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 |
| 1.5 本文的主要贡献 |
| 2 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主要内容 |
| 2.1 生产方式 |
| 2.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 2.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构成 |
| 2.3.1 宏观层面 |
| 2.3.2 微观层面 |
| 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 |
| 3.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酝酿(1840—1869年) |
| 3.1.1 新生产力出现 |
| 3.1.2 原始资本积累 |
| 3.1.3 产业工人诞生 |
| 3.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创制(1870—1894年) |
| 3.2.1 扩大市场开放 |
| 3.2.2 买办身份转变 |
| 3.2.3 近代企业产生 |
| 3.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曲折发展(1895—1919年) |
| 3.3.1 实业环境改善 |
| 3.3.2 近代企业发展 |
| 3.3.3 发展中的曲折 |
| 4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技术条件在近代中国的递进 |
| 4.1 生产技术 |
| 4.1.1 官营企业 |
| 4.1.2 民营企业 |
| 4.2 劳动素质 |
| 4.2.1 官营企业 |
| 4.2.2 民营企业 |
| 4.3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技术条件在国际上的估量 |
| 4.3.1 生产设备规模比较 |
| 4.3.2 机械动力使用比较 |
| 4.3.3 劳动生产效率比较 |
| 5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社会形式在近代中国的演进 |
| 5.1 资本组织形式 |
| 5.1.1 官营企业 |
| 5.1.2 民营企业 |
| 5.2 组织管理 |
| 5.2.1 官营企业 |
| 5.2.2 民营企业 |
| 5.3 资本积累 |
| 5.3.1 官营企业 |
| 5.3.2 民营企业 |
| 5.4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社会形式在国际上的估量 |
| 5.4.1 工业规模比较 |
| 5.4.2 制度水平比较 |
| 5.4.3 分配水平比较 |
| 6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作用 |
| 6.1 直接促进无产阶级队伍的诞生和壮大 |
| 6.1.1 技术引入促进产业工人诞生 |
| 6.1.2 技术传播壮大产业工人规模 |
| 6.1.3 技术递进推动产业工人联合 |
| 6.2 一定程度上奠定现代中国战胜封建生产方式的社会生产力条件 |
| 6.2.1 资本组织形式引发技术应用 |
| 6.2.2 科学管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
| 6.2.3 资本积累刺激技术创新 |
| 7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影响 |
| 7.1 客观上奠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产生的社会条件 |
| 7.1.1 共产党成立的社会基础 |
| 7.1.2 共产党成立的思想基础 |
| 7.1.3 共产党成立的组织基础 |
| 7.2 客观上奠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起始条件 |
| 7.2.1 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经济条件 |
| 7.2.2 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优势 |
| 7.2.3 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清末官办工艺局所研究（1901-191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 概念说明 |
| 五 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清末官办工艺局所的缘起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中应对危机的政策选择 |
| 一 流民问题的应对之策 |
| 二 清政府振兴工艺的需要 |
| 第二节 慈善救助方式转变的影响与地方绅民的支持 |
| 一 传统救助方式的不足 |
| 二 教养兼施思想的流行 |
| 三 地方自治运动的影响 |
| 第二章 清末官办工艺局所的建立与运作 |
| 第一节 官办工艺局所的建立 |
| 一 首创北京善后工艺局 |
| 二 官办工艺局所在各地的推广 |
| 第二节 官办工艺局所的机构设置与经费来源 |
| 一 官办工艺局所的机构设置——以直隶工艺总局为例 |
| (一)工艺局的机构设置 |
| (二)游民习艺所的机构设置 |
| (三)罪犯习艺所的机构设置 |
| 二 官办工艺局所的经费来源 |
| 第三章 清末官办工艺局所的教养活动 |
| 第一节 官办工艺局所教养的目标群体 |
| 一 贫民 |
| 二 罪犯 |
| 三 其他特定人群 |
| 第二节 收入官办工艺局所的程序 |
| 一 贫民收入局所的流程 |
| 二 罪犯收入局所的流程 |
| 第三节 官办工艺局所的教育与救济活动 |
| 一 官办工艺局所的教育活动 |
| (一)工艺教育 |
| (二)其他教育活动 |
| 二 官办工艺局所保障贫民、罪犯的基本生活 |
| 第四章 清末官办工艺局所的历史影响 |
| 第一节 清末官办工艺局所的积极影响 |
| 一 应对流民问题的探索 |
| 二 对于传统救助模式的突破 |
| 三 促进清末手工业的发展 |
| 第二节 清末官办工艺局所的历史局限性 |
| 一 资金不足 |
| 二 管理不善 |
| 三 成效不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9）安徽科举家族近代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科举家族的含义 |
| 二、清代安徽科举家族研究状况 |
| 第一章 清代安徽科举家族概况 |
| 第一节 安徽科举家族的数量与规模 |
| 一、清代安徽科举家族的数量 |
| 二、安徽科举家族的规模 |
| 第二节 安徽科举家族的区域分布 |
| 一、区域分布广泛 |
| 二、区域分布不均衡 |
| 三、大家族集聚明显 |
| 第三节 安徽科举家族的发展困境 |
| 一、战争影响 |
| 二、科途阻滞 |
| 三、社会变迁 |
| 第二章 安徽科举家族的教育转型 |
| 第一节 发达的传统教育 |
| 一、读书举业,家道昌盛 |
| 二、兴办家塾,奖励入学 |
| 三、以身示范,督学后辈 |
| 第二节 新式教育的接受与追求 |
| 一、教育观念的转变 |
| 二、教育内容西化 |
| 三、留学教育开展 |
| 四、职业教育的兴办 |
| 第三节 旧教育的传承与延伸 |
| 第三章 安徽科举家族的多元转向 |
| 第一节 官宦家族的发展 |
| 一、由科举而成官宦之家 |
| 二、官宦家族的分流 |
| 第二节 实业家族的兴起 |
| 一、世家子弟到实业家的转变 |
| 二、家族实业的开端 |
| 三、家族实业的扩大 |
| 第三节 文化世家的嬗变 |
| 一、从移民之家到科举之家 |
| 二、文学世家的延续 |
| 三、光环衰退,所学西化 |
| 第四章 科举家族的意义弱化 |
| 第一节 家族内部的变化 |
| 一、家族管理的转变 |
| 二、家族凝聚力衰退 |
| 第二节 科举家族疏离地方 |
| 一、科举家族与地方关系密切 |
| 二、科举家族与地方关系疏离 |
| 第三节 从安徽走向全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10）清末袁世凯用人思想与用人实践研究 ——以抚东督直时期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视角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袁世凯成长历程与晚清早期现代化趋势 |
| 一、袁世凯的家世 |
| 二、袁世凯自身条件和个人抱负 |
| 三、早年从军和驻节朝鲜的经历 |
| 四、晚清早期现代化趋势与变局人才应对 |
| 第二章 袁世凯用人群体及其扩大 |
| 一、起步:驻节朝鲜时期(1882-1894) |
| 二、初步崛起:小站练兵时期(1895-1899) |
| 三、快速扩充:巡抚山东时期(1899-1901) |
| 四、全面扩张:总督直隶时期(1901-1907) |
| 第三章 袁世凯巡抚山东时期的用人实践 |
| 一、任用新军,镇压义和团 |
| 二、办理教案、路案,交涉列强 |
| 三、督办河工,造福一方 |
| 四、加入东南互保,保境安民 |
| 五、任用洋务人才,开启山东早期现代化 |
| 第四章 袁世凯总督直隶时期的用人实践 |
| 一、接收天津,维护主权——折冲樽俎的唐绍仪 |
| 二、创办巡警,维护治安——长于缉捕的赵秉钧 |
| 三、改革军制,编练新军——小站练兵的老底柱 |
| 四、提倡实业,发展经济——实业专家周学熙 |
| 五、收回利权,京张铁路——“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 |
| 六、废除科举,广兴教育——深裨学务的严修 |
| 第五章 袁世凯的用人思想和特点 |
| 一、重视人才,唯才是举 |
| 二、恩禄相结,笼络人才 |
| 三、重视学校,培育新才 |
| 四、整顿吏治,慎选重育 |
| 五、破除畛域,兼容并蓄 |
| 六、不用私人,不念私仇 |
| 七、礼贤下士,待人友善 |
| 八、兼备德才,绝对服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四、试论周学熙的教育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安徽周氏家训中家庭教育的传承与嬗变[J]. 张珍珍,申国昌. 皖西学院学报, 2021(04)
- [2]清末陈宝泉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1895-1911）[D]. 李艺萌. 兰州大学, 2021(02)
- [3]论周学熙的读书观[J]. 鲍红信,胡孔发. 池州学院学报, 2021(02)
- [4]家国情怀视角下的东至周氏家风研究——以周馥、周学熙为中心的考察[J]. 王朋兵. 池州学院学报, 2021(01)
- [5]民国初期肃政监察制度研究[D]. 任巧.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6]周学熙慈善公益活动研究[D]. 张晓雅.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7]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发展的成就问题研究[D]. 戴丽.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9)
- [8]清末官办工艺局所研究（1901-1911）[D]. 龚希政.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9]安徽科举家族近代转型研究[D]. 李瑞飘. 淮北师范大学, 2020(12)
- [10]清末袁世凯用人思想与用人实践研究 ——以抚东督直时期为中心[D]. 朱晓博.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