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礼物世界里的关系和信任——读莫斯的《礼物》(论文文献综述)
曹生龙,朱远来[1](2020)在《论新疆民族互嵌型社区的实践与发展——以“访惠聚”工作中的新疆农村社会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访惠聚""民族团结一家亲"、深度扶贫、学前支教等活动,在一定程度而言,是一种动态的互嵌型社区建设的新实践。通过"访惠聚""民族团结一家亲"等各类活动,加深各民族群众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交往、相互交流,最终形成各民族间的相互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打牢坚实的基础。
刘佳琦[2](2019)在《礼物的本质与实践逻辑研究》文中指出礼物是人类发展史上一种极为重要的存在物,也是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范式。研究礼物问题,目的不仅在于研究并建构“礼物”这个范式本身,而且利用该范式并透过“礼物”这一维度去理解、诠释、探究人类生命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以及人类历史的演进逻辑和发展规律。礼物是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初始礼物实践是少数人解决问题的方式。因为其神奇效果,逐渐为更多的人效仿,最终成为一种普遍的思考问题的范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这就是礼物效应。当这种方式被越来越多的社会个体或组织效仿,礼物实践也就成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是谓礼物现象。礼物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礼物是礼化之物,即礼意化、礼仪化、礼程化的物品,是礼的存在物。礼物,存在礼性与物性、灵性与理性、礼物与商品、赠予与回报、义务与自由、象征与功利等属性。(1)礼物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物,是“礼”与“物”的结合体。礼物是“礼性”与“物性”、真与善的统一。(2)历史地考察,礼物既有灵性,也有理性。礼物的灵性是一种信仰、情感的表达,礼物的理性是一种科学、知识、认知的表达。(3)礼物和商品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礼物不可异化、不是纯自由的行为、建立起的是人与人之间特殊的质的关系。(4)赠予与回报是礼物交换实践中的表现,两者并不矛盾,都是礼物的重要属性。(5)在礼物问题上,义务与自由的关系是不对等的。义务是绝对的,自由是相对的。(6)礼物的象征性体现在礼物所赋予理念的表达上,功利性体现在礼物所发挥的实际作用上。礼物之所以能成为礼物的关键在于礼物实践所指向的关系。这包含: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神三类关系。其中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是礼物关系的根本。礼品的生产与商品的生产是同一过程。经过生产劳动,对自然物进行加工,以交换为目的,礼品得以生产出来。礼品是礼物处于非礼仪、礼程化的状态。礼品一旦处于流通状态“被接受”即为礼物。总之,礼物蕴藏着人的本质。伦理之于礼物,就是要给礼物注入伦理的质素,即善的质素;礼物之于伦理,就是人类在历史活动中赋予伦理以礼物的出场方式和显化方式。前者使礼物显现为善,后者使礼物显现为真。伦理化的礼物是礼物与伦理的统一,是真与善的统一。在此意义上,伦理化的礼物是美。人既是一种伦理化存在,也是一种礼物化存在,本质是一种伦理的礼物化存在。礼物问题实质上是人的问题。二者都必须回到实践中才能得以解决。礼物研究的落脚点就在于,通过透视礼物起源、礼物现象、礼物内涵、礼物本质、礼物关系、礼物的实践逻辑等重大问题,揭示礼物本身与人之本质的一致性、礼物实践与人类实践的同步性,揭示礼物在人类历史上被异化、被异化的礼物与人类被扭曲的生活相互促动进而形成恶性循环的事实,从而完成礼物在人类思维和人类生活中的重新复位,实现礼物实践的重启和礼物社会的重建。
吉克曲日[3](2019)在《凉山彝族社会的“卡巴”研究》文中认为礼物作为人类学的经典话题,总能引起饶有兴致的讨论,从西方到国内,礼物不断在多元的文化中得到新的解读和阐释,其研究的理论成果各放异彩。礼物所维系的不仅仅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简单联结,其背后是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脉络,不同的文化构成不同的礼物交换类型。对于凉山彝族社会的礼物交换,当地人只选用了“卡巴”的交换类型与“礼物”一词进行对译,就说明了礼物的概念有其不同的地方性理解和分类。其次,“卡巴”礼物所同时具有的回报和赠与的特性,是以往人类学的礼物研究未曾提及的,而且“卡巴”所具有的这些特殊现象仍未有相关的学者和论着进行过系统的梳理,这正好是本论文进行梳理的方向和价值所在。礼物交换所体现的是一系列的人际关系,而这些大大小小的关系所形成的网络便是一整个社会的结构图景。但社会的结构图景各不相同,这与社会所操行的文化的特质紧密相关。因此,论文将田野点放在彝族社会文化、历史、风俗、礼节等保存较为完整的凉山彝族腹心地带的瓦乌村,以此来考察传统文化下所形塑出的礼物交换,呈现着何种不一样的结构关系和特征,并以此来深入了解凉山彝族社会的“卡巴”礼物交换及其社会意义。论文从词源和当地人的概念解释入手,发现“卡巴”的单向馈赠和不求回报,只是当地人一厢情愿的理解,它是将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断开,形成两个看似互不相干的行为关系而得出的,这与布迪厄提出的关于对交换的否认或共同隐瞒的观点相符,但是“卡巴”的否认并不是通过回报时间的隔断来实现的,而是以角色的转换来达成的,具体来讲是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将回报转变为一种奖赏的赠与,这不仅从结构上完成了回报的行为,而且避开了回报关系所带来的权力颠倒。赠与“卡巴”者因其所处的优越性地位,而使“卡巴”的交换在表面上呈现为一种单向的赠与,但从权力视角的分析上看,奖赏的目的还在于对礼物交换双方原有地位关系的维护,其深层来讲“卡巴”体现出的是一种秩序观的不可逆性。可以说“卡巴”的这一特殊性转变,是从礼物交换的结构层面的分析中得出的,这也致使文章偏重于对“卡巴”的交换结构的讨论。通过从不同情景中的“卡巴”的交换结构的梳理和对比,得出了“卡巴”的交换具有易变性的结构特点。同样的“卡巴”在不同的场合下其交换的性质、结构、回报均表现出不同的理解。在一些特定的情景下,它可以作为一种奖赏,也可作为一种报酬,还可作为一种慷慨,这不仅受场景的影响,还与交换对象的人际关系和心理意图有关。通过分析便能发现这些因素才是造成“卡巴”动态结构的原因所在,这也从侧面透露出以往以互惠原则为基准的礼物理论显得过于单一化,它更注重对交换结果的描述而容易忽视场景及人为因素。因此,将这些主观性的因素考虑进“卡巴”的交换时,发现用契约性的视角来理解“卡巴”似乎更符合它那易变的交换结构。从“卡巴”自身的对比及“卡巴”与其它类型礼物的对比发现,礼物的交换还存在一种先天的价值性判断,也由此引出礼物的隐性契约的讨论。从当地人神礼物交换的经典案列:将绵羊献祭给神的单方面的展演来看,这一隐性的契约体现为一种单方面的特性,但是单方面的特性有时会使双方会意错对方的交换内容而会产生结构上的回报冲突。以契约的视角来看,这种冲突带来的是一种类似“违约”的后果,文章从当地婚姻场景中的“卡巴”交换中对这类现象做了充分的讨论和理解,并由此意外发现人自身的身份属性才是礼物不可让渡的真正来源,礼物只是经人之手而被赋予了人的某种身份印记,它并非是驱使回礼的动力,只是起一种契约的保障作用,当人们不能按约完成回报时,便能通过此标识进行回收。其次,为了对“卡巴”礼物在当地整个礼物交换网络中的功能、位置、意义等有个清晰的理解和呈现,因此也附带考察了“尔普”和“洛尔”类型的交换,以此勾勒出“卡巴”的网络结构。这两类礼物与“卡巴”完全不同,它们自成体系,拥有各自的交换范围和交换特征,这对理解当地人的礼物概念及礼物分类提供了大量的可比性。在当地人的分类里,这三类交换具有明显的划分和使用界线,最大的区别在于三者的社会性功能不一样:“尔普”维系着每一个家支的内部团结;“洛尔”可以不断扩展人际关系,扩大交换的网络;“卡巴”则维系人与人、人与神、人与社会的关系,它起着桥梁的作用,可以将其他两种类型的交换间接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交换网络。三种类型的交换虽然在结构上严格按照场景来进行回报,但是当地普遍使用现金或具有实用价值的物品作为礼物的特性使得三者构成一种资金流通的网络,这也是“卡巴”得以连接“尔普”和“洛尔”交换网络的原因之一。最后还发现,“卡巴”所构建和强化的礼物网络,其实质来源于一种对行为的奖赏,也由此分析出“卡巴”奖赏性的社会建构具有两方面的属性:一、个人性的奖赏体现在亲情内部及人与人的互助性上,它具有标榜和倡导社会规范及行为美德来强化人与人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代际关系和亲友关系;二、社会性的奖赏体现在对财富的慷慨赠与,它将荣耀和声望授予慷慨的人,以此刺激和鼓励人们慷慨赠与财富的同时追求财富,这种双向的动力促使财富不停流动,达到了强化人与社会不断互动的效果。此外,“卡巴”的奖赏带有明显的指向性,这一特征的背后体现着“卡巴”交换双方的地位关系,它强化的是一种社会秩序。综上,“卡巴”礼物所呈献的是一种属于当地人自己的礼物关系网络,它的存在和与众不同再次论证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特殊性。虽然二元交换是人类社会普遍运行的法则,但由于不同文化的理解与选择,礼物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
卢德玉[4](2018)在《贵州农村地区“随礼”现象探析——兼谈莫斯《礼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礼物交换"从古至今都有,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交换内容与规则。土着部落因"礼物之灵"交换礼物,而现今的中国农村地区则因"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结构进行"随礼"。通过对两者的对比研究,可知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搭建和维护社会关系。
彭菊芬[5](2017)在《贵州彝族村寨百年礼物变迁研究 ——以盘县大拨米村丧礼、婚礼礼簿为例》文中研究说明礼物是联结人与人、人与其他事物的纽带,通过这个纽带,可以了解彼此的联系和形式,进而探寻社会结构、思想信仰,快捷而深入探析人和社会,因此礼物成为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重点。贵州盘县淤泥乡大拨米村是一个具有浓郁彝族传统特色的村寨,传承和保存着古朴的彝族传统习俗。丧葬与婚嫁是彝族传统社会的最重要的两个人生仪礼,礼物不仅必不可少,而且极具民族特色。本文以大拨米村百年礼簿为研究对象,共分五章。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选题缘起、文献综述、目标和意义、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与不足。有关礼物的研究,名作屡现,精彩纷呈,但不仅缺少对中国少数民族礼物的研究,而且多集中于族群和社会阶层方面,对亲属间礼物流动关注不多,更缺少对某个民族在一个较长时段内的礼物流动进行研究。本文的研究不仅拓展了礼物的研究范围,而且能够丰富礼物交换的理论。第二章主要介绍大拨米村的地理、物产、历史与传统文化,这些因素一起构成了礼物流动的展演场域,地理和物产决定了礼物的形式,历史和传统文化决定了礼物的等级和馈赠方式。第三章主要把百年礼簿分为清朝时期、民国时期、现代,并进行整理和比较,认为在一百多年来,彝族丧葬和婚嫁的礼物在具体形式上发生着变化,但在礼物的等级和数量上都保持一致,说明彝族传统社会结构一直保持稳定。第四章主要分析礼物形式由由繁到简、有小到大的变化,探讨其由点到点、由面到点、由圈到点、由一个点到多个点的馈赠模式,探寻礼物变迁的特点。第五章主要论述礼物稳定与变迁的原因,认为礼物的延续与社会的稳定、人观念的延伸、民族文化的继承、人情往来、亲情的维系等密切相关,又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变化而产生一些变化,并且这种变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维系亲情和传承民族文化具有积极意义。通过礼物馈赠的研究,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彝族的传统社会、思想和文化,而且可以窥探其变迁,进而探寻传统文化在当下的意义、生存与发展。
苏发祥,乔小河[6](2017)在《交友、礼物与交换——西藏地区藏汉民众交往情况调查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个人交往"是民族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通过对个人交往情况的定量与定性研究,可发现交友关系与民族关系之问的某种联系和内在逻辑性:即通过分析藏、汉群众在居住、学校、工作、消费、娱乐活动、宗教活动和自发活动中的个人交往情况,透视西藏地区汉藏民族关系的基础和主旋律。文章即立足于将民族关系回归于社会经济发展中最基础、最必要的个人交往,通过研究交友情况以及人们在交往背后的利益和情感交换,呈现西藏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的真实状态。
郭庆[7](2013)在《农民工的社会信任与城市融合研究 ——以上海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问题对于扩大内需、消除城市新二元结构、挖掘人口质量红利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农民工的城市融合问题是一个备受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现实问题。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融合具有社会嵌入的特征,即“嵌入”于具体的、当下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之中。本研究亦引入社会结构变量,探讨与社会网络资本相关的、研究中不常见的社会信任的影响和作用。社会信任是一种“积极性预期”,反映了社会关系的质量好坏和社会情绪的正负取向。已有研究证实,社会信任是加强社会团结、推进社会融合的主要因素,社会信任在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整合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社会不信任固化抑或扩大,容易导致阶层冲突、社会抗争,增加群际隔离。受户籍制度阻隔、自身流动性增加以及底层认同、弱势群体认同情绪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信任特点及其对城市融合状况的影响理应引起足够重视。然而,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农民工的社会信任及其对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的重大意义尚未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本研究认为,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习俗的信任,还是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信任,抑或作为一种社会心态的信任,社会信任都将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过程产生重要影响,从而为我们理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本研究在综合分析和归纳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以社会信任为视角,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度及其与社会信任的关系。调查地点选择在上海市,主要面向农民工群体,以问卷调查为主,深度访谈为辅,共收集有效问卷530份,访谈对象31位。在定量数据分析中,主要采用了频数分析、方差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等统计方法。全文共分7章。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背景、选题的意义及研究的理论框架;第二章在对城市适应与融合、信任以及社会信任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研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第三章从社会习俗、社会资本、社会心态三方面深入分析社会信任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内在机理;第四章以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使用频数分析、方差分析等方法考察了农民工社会信任的总体状况及内部差异,并在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状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对农民工城市融合度进行了定量评价;第五章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定量验证了社会信任变量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作用与方向;第六章利用农民工的访谈资料,对农民工社会信任的建构过程和城市融合特点进行质的分析,揭示农民工如何在其信任逻辑中寻找积极的融合策略;第七章对全文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和探讨,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和研究展望。通过对以上内容的分析,本研究的重要发现在于:第一,在控制了个人和家庭因素后,特殊信任和一般普遍信任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度仍有显着正向影响,而典型普遍信任的影响不显着;相比于特殊信任,一般普遍信任对农民工城市融合度的影响更为突出;整体而言,社会信任对城市融合度的负功能大于正功能。第二,将城市融合划分为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三个维度后发现,不同社会信任变量作用的大小和方向有所不同。特殊信任、一般普遍信任和典型普遍信任更多的是影响农民工社会心理文化层面的融合,对经济层面融合的影响则具有局限性,仅仅是一般普遍信任对经济融合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第三,农民工的社会信任在社会行动主体(农民工)在与其他群体互动过程中逐步建构,这种主体性建构过程既是一种促进城市适应与融合的生存策略,也是一种构建社会关系,努力嵌入当地社会结构的行为表现。本研究的特色和贡献主要在于:其一,在测量社会信任时不是简单的采用信任指标,而是在理解社会信任的内涵的基础上,将社会信任放在一定的社会交往情境中去考察,从而有助于提高社会信任的解释力度。其二,定量验证了社会信任变量对农民工城市融合度的影响,同时还验证了社会信任变量对于城市融合各维度的影响作用与方向。目前还鲜有研究从定量角度来实证考察社会信任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作用。
王晓丽[8](2012)在《社会交换视角下中小学教师与家长间礼物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差序格局的中国社会,人们的生活被各种血缘、亲情、人情网络所包围,礼物交换成为人们创造和维持社会关系的重要工具,不可让渡的礼物所创造的连接实际上是一种无形的相互依赖关系,人们通过物品来增进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礼物的交换创造并维持互惠的交换体系,长期的社会交换所形成的义务关系促进了资源的转移与再生产。随着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礼物与商品的二元对立的界限渐渐变得模糊起来,人们的交往和互动越来越趋向于功利性。如今家长给老师送礼的问题也日益看到了功利性的影子,并且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应试教育下,追求名校和高分,以及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衡性,使教师在资源分配上起着一定的主导作用,加上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一家就一个孩子,家长们把更多的精力和物力用在了培养下一代的身上,这就促使了家长间们在对待教师的礼物关系上的博弈。本文将以中小学教师与家长为研究对象,以社会交换为视角,通过对新时期教师与家长间礼物关系研究与实践考察,研究中小学教师与家长间交换关系中的目的、互惠原则及报酬方式。从而在实践的运作逻辑中寻求对中小学教师与家长间礼物关系的辩证认识。通过问卷调查、个案访谈的研究方法,阐述其礼物关系中的合理化过程,运用感恩情节、面子问题及非均衡互惠的视角,从社会、家长、教师三个方面分析礼物关系生成的原因。采用表达性的礼物关系与工具性的礼物关系,区分尊师重道的礼物交往与被送礼、索礼礼物交换;从尊师重道的价值理念到礼物不对称流动的非均衡互惠,分析礼物所表达的不同性质和作用,研究礼物关系异化的发展状态和各种因素。依此,分析中小学教师与家长间礼物关系行为的利弊及成因,客观辩证的看待这种礼物关系以及教师这个行业,进而提出一些治理对策。
朱东丽[9](2010)在《中国民间送礼习俗的结构与社会功能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礼仪之邦”之称,礼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礼之用,和为贵”实际上揭示了中国传统礼的本质精神。“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说的便是中国人们的礼物交换。中国的送礼行为最早出现在原始社会的祭祀活动中,不过这种送礼的对象是神,而国家建立之后,国家的统治者为了争夺地盘展开各种战争,战争中被征服者定期向征服者送去食物、奴隶等,而这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对人的送礼行为。中国民间送礼习俗延续至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长制度、“差序格局”分别构成了中国民间送礼习俗形成的经济基础、制度基础、社会结构基础。中国人在送礼过程中要遵循等级原则、互惠原则、理性原则和适度原则,而且送礼是和关系人情联系在一起的,根据送礼的动机可以将中国民间送礼表现出的关系结构分为情感表达性关系、目的工具性关系和混合性关系。情感表达性的送礼主要是为了维持一种长久而稳定的社会关系;目的工具性的关系是和情感表达性关系相对的,它为了维持一种短期关系,目的性很强;混合性关系兼具情感表达和目的工具性。同时中国人讲究人情观念,报的观念和和谐观念构成了中国人送礼行为的观念价值体系。中国人的送礼行为对于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丰富人的精神生活以及融洽人际关系,创造维持或强化了关系结构网络都有很有利的作用,同时人情习俗渗透社会公共生活影响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在市场经济观念的影响下,人们的送礼习俗发生了嬗变,礼物的商品属性增强,,送礼过程中信任缺失,而且由于现代人送礼对象的扩大,礼金的加重,送礼成为人们的人情负担。过分关注礼物本身的形式及其市场价值,容易使礼物交换转变为人情难以承受之重,一旦它与某种功利相联系便成为异化情感并破坏良好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虚礼和腐贿之礼。所以,礼物交换本身是没有错,它本来就是由姻亲关系延伸出来的广义的社会交换的基本表达形式,本质上表达了传统社会的互惠特征,而且礼品文化的发展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如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关系网络的扩大,人们商品意识的增强。只是人们赋予礼物的价值认识要纠正。只有当礼物交换在民间作为一种象征亲情、友谊或其他纯粹感情的象征时,礼物不论其价值几何,都是纯洁的。
蔡亚玲[10](2006)在《侗族村寨的礼物交换 ——以三江和里村为个案》文中认为礼物交换及人类互惠一直是人类学界关注的热点,前人从不同的角度对礼物及礼物交换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就国内的研究成果而言,学者们的功力深厚,论述精辟,对今后的研究做了很好的铺垫。但学者们对广西侗族的礼物交换关注甚少,为此,全文选取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的一个侗族村寨——和里村为研究对象,全面分析侗族的礼物交换习俗。全文主要从和里村人民的日常生活、岁时节日以及人生礼仪三大方面来描述侗族的礼物交换习俗,具体分析了礼物交换中的交换物诸如糯米、酒、鱼、鸡、猪肉、盐、糖等的内涵,也分析了礼物交换的仪式及其内涵,并详细地论述了礼物交换与稻作文化的关系,挖掘了礼物交换的稻作文化意蕴。和里侗族礼物交换的内在逻辑体现了侗族文化的独特特质:侗族社会礼物交换的平均分配原则体现了侗族村寨淳朴的民风;侗族女性在生产生活中的重大作用,表明了侗族社会对女性的尊重;重礼物的实用而不重包装,体现了当地人民的淳朴风情;礼物交换者彼此之间真诚互助,不求回报的个性,体现了和里人民朴素的价值取向;礼物交换中的“退礼”,表明了和里人民有来有往的友好方式;礼物交换的集体性原则体现了侗族人民亲如一家的美好情感;礼物交换的人际交往格局体现了血缘、姻缘、地缘和业缘并重的特点。总而言之,侗族村寨的礼物交换习俗作为侗族传统文化传承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在侗族人民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侗族人民淳朴的民风以及善良的性格,使其礼物交换习俗具有与众不同之处。侗族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的几大民族之一,其社会的稳定以及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对广西区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论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侗族的风俗习惯,了解隐藏在众多民俗事象背后的侗族社会的交往规律,进而更全面地把握侗族的文化特质,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更好地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方针政策。
二、礼物世界里的关系和信任——读莫斯的《礼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礼物世界里的关系和信任——读莫斯的《礼物》(论文提纲范文)
(1)论新疆民族互嵌型社区的实践与发展——以“访惠聚”工作中的新疆农村社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一、基于居住空间上民族互嵌型社区的研究 |
二、动态互嵌型社区实践的内在逻辑 |
三、“访惠聚”“民族团结一家亲”等活动中动态互嵌的生动实践 |
1. 相识、相知、相融——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
2. 扩大的社会人际交往半径——提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途径 |
3. 人情礼仪的互惠往来——强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
四、结束语 |
(2)礼物的本质与实践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礼物 |
第一节 礼物的起源 |
第二节 礼物效应、礼物现象、礼物社会 |
第三节 礼物定义 |
第二章 礼物的本质 |
第一节 礼性与物性 |
第二节 灵性与理性 |
第三节 礼物与商品 |
第四节 赠予与回报 |
第五节 义务与自由 |
第六节 象征与功利 |
第三章 礼物的实践逻辑 |
第一节 礼物所指向的关系 |
第二节 礼品的生产 |
第三节 礼物所指向的交换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凉山彝族社会的“卡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一、选题缘起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视角及内容框架 |
四、研究方法与意义 |
五、创新点与不足点 |
第一章 瓦乌村概况 |
一、田野点概貌 |
二、历史沿革 |
三、礼物相关的风俗 |
小结 |
第二章 “卡巴”:被隐藏的交换结构 |
第一节 什么是“卡巴”? |
一、“卡巴”词义解析 |
二、“卡巴”的特征及场境 |
第二节 “卡巴”的多样性结构 |
一、“卡巴”的单向性理解 |
二、被埋没的回报 |
三、变动的交换结构 |
小结 |
第三章 “卡巴”与其他类型的交换 |
第一节 “卡巴”与“尔普” |
一、“尔普”的定义及交换结构 |
二、“卡巴”与“尔普”的结构转化 |
第二节 “卡巴”与“洛尔” |
一、“洛尔”的“不可让渡性” |
二、“卡巴”与“洛尔” |
第三节 不确定的回报时间 |
一、特殊的回报时间间隔 |
二、回报时间:存在于观念里 |
小结 |
第四章 “卡巴”与姻亲网络 |
第一节 婚姻“卡巴”与亲属 |
一、婚姻“卡巴”场景与结构类型 |
二、婚姻“卡巴”的亲属指向 |
第二节 “卡巴”与姻亲网络 |
一、婚姻的交换结构 |
二、姻亲网络的建构 |
小结 |
第五章 “卡巴”奖赏与社会建构 |
第一节 “卡巴”的奖赏性 |
一、个人的奖赏 |
二、社会的奖赏 |
第二节 “卡巴”与地方社会的建构 |
一、“卡巴”连接的礼物网络 |
二、交换结构之上的契约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图片资料 |
致谢 |
(4)贵州农村地区“随礼”现象探析——兼谈莫斯《礼物》(论文提纲范文)
一、莫斯的《礼物》 |
二、礼物与“随礼” |
三、贵州农村地区“随礼”现状 |
四、解析贵州农村“随礼”现象 |
五、结论 |
(5)贵州彝族村寨百年礼物变迁研究 ——以盘县大拨米村丧礼、婚礼礼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目标及意义 |
(一)研究目标 |
(二)研究意义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第二章 大拨米村的地理、历史和文化 |
一、大米村的地理与物产 |
(一)大拨米村地理概述 |
(二)大拨米村的物产 |
二、大拨米村的历史与祖先传说 |
三、大拨米村传统文化 |
(一)传统的祭祀活动 |
(二)传统的民俗节日 |
(三)传统的丧礼、婚礼简介 |
第三章 百年礼物的概述与比较 |
一、光绪年间礼簿的整理和分析 |
(一)丧礼礼簿分析 |
(二)婚礼礼簿概述 |
二、民国二十八年礼簿整理和概述 |
(一)丧礼礼簿概述 |
(二)婚礼礼簿概述 |
三、现代礼簿的整理和分析 |
(一)丧礼礼簿概述 |
(二)婚礼礼簿概述 |
四、大拨米村百年间礼物的对比情况 |
(一)丧礼礼物对比情况 |
(二)婚礼礼物对比情况 |
第四章 百年礼物形式、馈赠模式及特点 |
一、百年礼物的变迁 |
(一)由繁到简 |
(二)由小到大 |
二、礼物的馈赠模式 |
(一)由点到点 |
(二)由面到点 |
(三)由圈到点 |
(四)由一点到多点 |
三、礼物变迁的特点 |
(一)礼物形式的多样性 |
(二)馈赠礼物的限制性 |
(三)礼物等次的差异性 |
(四)礼物馈赠的不平等性与长期性 |
(五)礼物的约定俗成性 |
第五章 彝族百年礼物变迁的原因及意义 |
一、礼物延续的原因 |
(一)传统社会的稳定 |
(二)传统信仰的延续 |
(三)民族文化的继承 |
二、礼物变化的原因 |
三、礼物变迁的意义 |
(一)礼物变迁的社会意义 |
(二)礼物变迁的文化意义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丧礼礼簿 |
附录二 婚礼礼簿 |
附录三 调查日志 |
附录四 调查图片 |
1. 礼簿图片 |
2. 调研图片 |
致谢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6)交友、礼物与交换——西藏地区藏汉民众交往情况调查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一、研究视角:从民族关系到个人交往 |
二、从个人交往的视角 |
1、居住情况 |
2、同校情况 |
3、工作交往 |
4、消费格局 |
5、娱乐活动中的交往 |
6、宗教活动中的交往 |
7、个人自发的社会交往 |
三、礼物与人际关系 |
四、交友与社会交换 |
1、情感交换 |
2、利益交换 |
五、结语 |
(7)农民工的社会信任与城市融合研究 ——以上海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1.2.1 城市融合 |
1.2.2 社会信任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1.4 研究方法 |
1.5 贡献与不足 |
第2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2.1 农民工城市适应与融合的文献回顾 |
2.1.1 城市适应与融合的概念建构 |
2.1.2 城市适应与融合的理论视角 |
2.1.3 城市适应与融合的实证测量 |
2.1.4 城市适应与融合的解释范式 |
2.2 信任问题的研究回顾 |
2.2.1 信任内涵的多学科解读 |
2.2.2 信任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研究应用 |
2.3 社会学视野下的信任研究 |
2.4 农民工社会信任问题的相关研究 |
第3章 社会信任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内在机理 |
3.1 作为社会习俗的社会信任与城市融合 |
3.2 作为社会资本的社会信任与城市融合 |
3.3 作为社会心态的社会信任与城市融合 |
第4章 农民工社会信任及城市融合的测量与现状探析 |
4.1 定量数据来源与调查过程 |
4.2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
4.3 农民工社会信任的操作化测量和现状解析 |
4.3.1 农民工社会信任的操作化测量 |
4.3.2 农民工社会信任的现状解析 |
4.4 农民工城市融合度的操作化测量与现状探析 |
4.4.1 农民工城市融合的测量思路 |
4.4.2 农民工城市融合的操作化测量 |
4.4.3 农民工城市融合现状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4.4.4 农民工城市融合度的评价分析 |
第5章 社会信任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回归分析 |
5.1 理论依据 |
5.2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5.2.1 变量定义 |
5.2.2 模型构建 |
5.3 社会信任对农民工城市融合度影响的回归分析 |
5.3.1 模型估计结果 |
5.3.2 解释和讨论 |
5.4 社会信任对农民工各维度城市融合程度的回归分析 |
第6章 农民工社会信任模式及其对城市融合的意义建构 |
6.1 传统与现代:农民工社会信任模式的二重性 |
6.2 农民工传统熟人社会网络信任模式的延续 |
6.2.1 传统熟人社会网络概念辨析 |
6.2.2 传统熟人社会网络信任模式延续的表现 |
6.2.3 传统熟人社会网络信任模式的形成过程 |
6.2.4 传统熟人社会网络信任模式的生成逻辑 |
6.3 农民工现代理性信任模式的逻辑 |
6.3.1 现代理性信任的提出与涵义 |
6.3.2 现代理性信任类型及内在机制的探讨 |
6.4 传统、现代信任与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关联性 |
6.5 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的相互信任——社会互构论的视野 |
第7章 研究结论、政策涵义与研究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涵义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 上海市农民工社会信任与城市融合调查问卷 |
附录2 上海市农民工社会信任与城市融合访谈提纲 |
附录3 访谈对象基本资料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后记 |
(8)社会交换视角下中小学教师与家长间礼物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论 |
(一) 问题的提出与理论依据 |
(二) 研究的方法与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 社会交换理论的梳理 |
(二) 西方学者对礼物文化的相关研究 |
(三) 我国关于礼物交换关系的逻辑研究 |
三、教师与家长间礼物关系的分析视角 |
(一) 礼物交换中的感恩情节 |
(二) 礼物交换中的面子问题 |
(三) 不对称性礼物交换中的非均衡互惠问题 |
四、中小学教师与家长间礼物关系的实证研究 |
(一) 礼物关系的现状 |
(二) 教育资源的不均衡性分析 |
(三) 家长间的两难境地 |
(四) 教师的信任危机 |
五、中小学教师与家长的非正常礼物关系的治理 |
(一) 提高规范管理水平 |
(二) 倡导绿色社会交往环境 |
(三) 加强舆论监管与引导 |
六、结论 |
(一) 主要观点 |
(二) 研究中的不足之处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简介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9)中国民间送礼习俗的结构与社会功能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1.1.1 选题的目的 |
1.1.2 选题的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1.3 研究的理论依据 |
1.3.1 结构-功能理论 |
1.3.2 社会交换理论 |
1.4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送礼习俗形成的社会基础 |
2.1 礼的起源 |
2.2 礼与礼物 |
2.3 送礼习俗形成的社会基础 |
2.3.1 经济基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
2.3.2 制度基础——家长制度 |
2.3.3 社会结构基础—“差序格局” |
2.4 送礼习俗的社会心理基础 |
2.4.1 “欠恩还报”心理 |
2.4.2 求和谐、求均衡的思想 |
2.4.3 熟人社会中的面子观念 |
第三章 送礼习俗遵循的原则 |
3.1 等级原则 |
3.2 互惠原则 |
3.3 理性化原则 |
3.4 适度原则 |
第四章送礼习俗的结构和价值体系 |
4.1 送礼习俗的类别 |
4.2 送礼习俗的价值体系 |
4.2.1 人情观念 |
4.2.2 对恩惠的报答观念 |
4.2.3 “以和为贵”的观念 |
4.3 送礼习俗的结构 |
4.3.1 情感表达性送礼关系 |
4.3.2 目的工具性送关系 |
4.3.3 混合性送礼关系 |
第五章 送礼习俗的社会功能 |
5.1 送礼习俗的积极功能 |
5.1.1 满足个人的情感需求 |
5.1.2 创造、维持并强化社会关系网络 |
5.1.3 影响社会资源的再分配 |
5.2 送礼习俗的消极功能 |
5.2.1 礼物的商品属性增强 |
5.2.2 送礼成为人们不能承受之重 |
5.2.3 送礼过程中信任机制缺失 |
5.2.4 人情礼节成为权力腐败的观念基础 |
第六章 结语 |
6.1 礼尚往来表现了传统社会的互惠特征 |
6.2 送礼习俗的变化折射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
6.3 人情淡化是经济市场化的必要代价 |
6.4 克服人情对制度的侵蚀是廉政建设的长期任务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10)侗族村寨的礼物交换 ——以三江和里村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引言 |
(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和选题的目的意义 |
1、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2、问题的提出和选题的目的意义 |
(二) 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一、和里村礼物交换习俗概述 |
(一) 和里侗族及其生计模式 |
(二) 和里村的礼物交换习俗 |
1、日常生活中的礼物交换 |
2、岁时节日中的礼物交换 |
3、人生仪礼中的礼物交换 |
二、和里村礼物交换的内涵及功能 |
(一) 礼物交换的内涵 |
1、礼物交换的交换物及其内涵 |
2、礼物交换的仪式及其内涵 |
(二) 礼物交换与稻作文化 |
(三) 礼物交换的功能 |
三、和里村礼物交换的内在逻辑 |
(一) 角色转换与平均分配 |
(二) 女性的重大作用 |
(三) 重礼物的实用而不重包装 |
(四) 真诚互助,不求回报 |
(五) “退礼”情结 |
(六) 集体性原则 |
(七) 人际交往格局 |
结语 |
注释 |
参考文献 |
读硕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后记 |
四、礼物世界里的关系和信任——读莫斯的《礼物》(论文参考文献)
- [1]论新疆民族互嵌型社区的实践与发展——以“访惠聚”工作中的新疆农村社会为例[J]. 曹生龙,朱远来.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03)
- [2]礼物的本质与实践逻辑研究[D]. 刘佳琦. 深圳大学, 2019(11)
- [3]凉山彝族社会的“卡巴”研究[D]. 吉克曲日.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4]贵州农村地区“随礼”现象探析——兼谈莫斯《礼物》[J]. 卢德玉. 文化学刊, 2018(05)
- [5]贵州彝族村寨百年礼物变迁研究 ——以盘县大拨米村丧礼、婚礼礼簿为例[D]. 彭菊芬. 贵州民族大学, 2017(01)
- [6]交友、礼物与交换——西藏地区藏汉民众交往情况调查分析[J]. 苏发祥,乔小河. 中国藏学, 2017(01)
- [7]农民工的社会信任与城市融合研究 ——以上海为例[D]. 郭庆.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0)
- [8]社会交换视角下中小学教师与家长间礼物关系研究[D]. 王晓丽. 长春工业大学, 2012(02)
- [9]中国民间送礼习俗的结构与社会功能分析[D]. 朱东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0(12)
- [10]侗族村寨的礼物交换 ——以三江和里村为个案[D]. 蔡亚玲. 广西师范大学, 20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