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1年香港课本出版再成焦点（论文文献综述）
谢依伦（CHIA JEE LUEN）[1]（2018）在《《红楼梦》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的研究范围从《红楼梦》被带入马来亚的可能性（1820年代）开始乃至2018年近两百年的时间。笔者通过文献记录,尝试呈现出《红楼梦》在某个时代如何传播,当时的传播主体是谁、传播了什么信息、其受众范围的大小,以及根据受众的反馈来探讨《红楼梦》传播的影响力。而后再对已出版的《红楼梦》相关文章与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述,为马新红学做一个概括性的基础介绍。最后,总结马新红学的特点及不足,参照世界红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为未来马新的红学研究的拓展提些建议。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重点探索《红楼梦》入境马新的时间与传播的可能性。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甲本出版的时间,与槟榔屿（1786）、马六甲（1795）、新加坡（1819）开埠的时间相去不远。马礼逊是西方最早提倡《红楼梦》的学者,他于1815年开始节译《红楼梦》,并在其编纂的《华英字典》大量引用了《红楼梦》的词句,认为初学中文读红楼梦甚好。郭实腊是西方第一篇《红楼梦》评论文章的作者。无独有偶,他们恰好是十九世纪初在马新最为活跃和着名的传教士。马礼逊和和米怜更于1818年在马六甲创建英华书院,内置的中文图书馆至1923年,藏书已达3380册,其中中文藏书2850册。我们相信这是《红楼梦》入境最好的契机。马礼逊以其中文藏书编纂而成的《马礼逊手稿书目》出版于1824年,书内着录与《红楼梦》相关的着作有7种,着录译名为: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他认为《红楼梦》是叙写一个北京贵族家庭的传记,他收藏的版本有东观阁嘉庆辛末重镌《新增批评红楼梦》、东观阁嘉庆戊寅重镌《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后来失散的四卷本《红楼梦》三种,逍遥子《后红楼梦》、陈少海《红楼复梦》、海圃主人《续红楼梦》续书三种,还有小说原着改编的戏曲脚本《红楼梦散套》一种。1881年始,领事官左秉隆、黄遵宪在马新开荒,办教育,弘扬中华文化的努力为华人社会培育了许多文人,让《红楼梦》有了传播的土壤。邱炜萲《红楼梦分咏绝句》初刻出版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标志着马新《红楼梦》研究的开始。第二章主要探讨《红楼梦》文本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历程。通过文学思潮、教育制度、书业经济、红楼梦藏书的分布等角度去梳理《红楼梦》文本在马新流传的情况以及不同时代传播情况的变化。这样以传播学的要素勾勒出《红楼梦》在英属马来亚时期,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独立前后,以及独立后至今的传播情况,产生的描述是具体且丰富的。二十世纪初期,受中国文坛及思潮直接的影响,构成了马新知识份子心中“《红楼梦》是最杰出的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观念。《红楼梦》节选被编入华文教科书,影响了一代代的华人。中文报业和书业的发展,扩展了《红楼梦》的传播范围,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图书馆中的《红楼梦》藏书也让学生便于接触和阅读。日治时期（黑暗的三年零八个月）、英殖民政府反共的紧急法令、教育政策对中文教育的约束等,外来干预并没能永恒地阻断《红楼梦》与读者的联系。然而,1963年马来亚联合邦联同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组成了马来西亚。1965年新加坡共和国独立,合合分分,两国语言和教育政策的不同,导致影响到后来《红楼梦》在两地呈现不同面貌的传播形式。新加坡70年代独尊英语,其他语言为辅,大大削弱了国民在中国文学上的阅读能力。80-90年代,大部分马来西亚学生仍以阅读中文原着、听讲座来理解《红楼梦》,而新加坡学生能读懂中文版的相对较少,他们借助《红楼梦》英文译本,或更多以音乐、影视、戏曲来感受《红楼梦》。第三章探讨的是《红楼梦》视听文化传播历程,从影视传播、戏剧传播、音乐广播、艺术文化展览、美食文化、学术讲座等方面来探讨《红楼梦》演绎产品对大众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此类传播方式更为大众化,其影响范围之广和传播速度之快是《红楼梦》文本传播没法相比的,但其传播的内容受传播者的鉴赏水平和传播目的所影响,极大可能不符合原着原义。通过梳理从1928年就在马来亚开始播放的种种《红楼梦》影视,从报章广告的宣传、电影的内容简介、到影评和观众反应,尝试反映去当时传播的实况。同时也看到科技与时代的变化,电影从兴盛到没落直到逐渐电视机取代的过程。其他类型的传播也是以此模式叙述,从发现到最早的记录叙述到现代的情况,如:1926年3月20日牛车水岭南新剧团就邀请了新丁香耀到来演出《黛玉葬花》,至今新加坡已有属于自己的《红楼梦》戏曲:敦煌剧坊粤剧《红楼梦》、折子戏《幻觉离恨天》《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双语话剧团体“演艺坊”有《雪剑鸳鸯》四幕剧;新加坡福建公会芗剧团有《情殇红楼》《宝玉哭灵》;新加坡琼剧团有《忆·红楼梦》,其他流传改编的还有歌舞剧、话剧等等。以视觉文化传播形式所产生的功效是巨大的,通过戏曲电影、音乐艺术、精致中式美食、极具中华特色的塑像手工艺品等物的吸引,使到新加坡大部分人民在丢弃华语的使用权之时,却依然能与中华传统文化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些现象实则来之不易,这是当地的艺术传播者与文史传播者积极地推动,用了大半辈子去维护改良所产生的成果。回顾历史,理解实况,更有助当代人去珍惜。第四章按年代梳理相关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并专题论述当时研究成果较为显着的红学专家,以及他的研究所带来的影响。至于报章上零散或作者身份不可考的文章则穿插概述,以期能更为完整地呈现不同时代的《红楼梦》谈论热点。此章也重点论述马新大学中文系教育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红楼梦》被纳入大学课程,开启了教学模式以后,系统性的《红楼梦》研究方才逐步成型。以马新各大专《红楼梦》课程导师的红学论文,与学生的学位论文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的研究方向和《红楼梦》研究观点。最后一章结语总结了马新《红楼梦》现今的传播情况与《红楼梦》研究展望。进入了新媒体时代,《红楼梦》文本与视听文化产品可说唾手可得,各种版本、译本、研究论集、优秀课程视频、影视、戏曲、现代版舞台剧表演皆可轻易获得。但要怎么去感悟、读懂《红楼梦》仍需要有领路人。许多人通过仔细阅读《红楼梦》而得到属于自己的生活启示,进而获得成功的实例在本论文中多有陈述。因此,如何引导读者正确理解或研究《红楼梦》,通过读懂《红楼梦》得到自己人生所需才是首要任务。感谢前人辛勤付出,搜罗了不少材料。在这基础上,笔者也将自己目前所搜集到的资料加上,并按时间细细整理成表,记录一些重要资讯。其中有中文报章刊登过的文章（从1894年至今目前有917条）、英文报章（56条）、期刊（114篇）、学位论文（70本）、马新出版的《红楼梦》文本（包括改编22种）、译本（2种）、红学论集和专着（17种）、讲座研讨会（55条）、戏曲歌剧表演（59条）、影视上映记录（51条）、广播节目歌曲（37条）和音乐会（27场）。笔者将这些《红楼梦》以不同传播形式在马新留下的痕迹作为论文的附录,期待有更多同好者共同去填补、完善。
李艳红[2]（2018）在《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左舜生是中国青年党的重要领导人,与曾琦、李璜被称为中国青年党“曾、左、李”三驾马车。他作为民国知名的政治活动家、社会活动家和学者,对民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受革命史研究范式影响,对左舜生研究重视不够,缺乏系统研究。本文以时间为轴,以政治和社会活动为纬,对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实践、政治活动及其思想主张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并将左舜生的学术活动穿插于本文的各章节之中,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左舜生,拓展与深化民国人物研究。出生于1893年的左舜生,成长在一个典型的耕读之家。早年所受的家庭教育、私塾教育、新式学校教育、教会学校教育,以及近代湖湘文化的熏陶,都影响到了他的治学风格和个性思想。他作为典型的湖湘人物,处在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时代,积极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选择了国家主义的政治信仰,终身追求民主自由,难脱书生议政的本色。左舜生以难得的历史机缘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社团活动及学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的编辑工作,在少年中国学会中担任评议部主任,热心处理学会成员间的各种事务,充当学会的联络中枢。他发表对于“小组织”问题、家庭教育等热点问题的主张和见解,并参与学会的主义之争、会员能否参与政治活动等问题的论战,并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其组织能力、社会活动能力、书刊编辑与发行能力、学术研究能力,以及社会地位等都得到了提升,并积累了相当的社会资源,为后来的社会活动尤其是政治活动奠定了基础。左舜生在中华书局从事新书出版工作十余年,出版发行了“新文化丛书”、“教育丛书”、“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等系列丛书,为中华书局和他个人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为新文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以中华书局编译所新书部为中心,出版了系列国家主义理论着作,为中国青年党国家主义理论传播提供便利,也为其个人的政治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受聘中华书局期间,他开始了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收集整理史料,出版史学着作。在中国青年党早期活动中,左舜生承担了青年党“舆论造党”、党义传播和干部培训等重任。左舜生长期担任青年党宣传部长,负责党务宣传、联络与组织工作,先后参与《中华教育界》《醒狮周报》《铲共半月刊》《民声周报》《申江日报》等报刊的创办或编辑工作,鼓吹反共抗俄,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创建知行学院以培养青年党党政干部,并在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在左舜生所创办的系列报刊中,《醒狮周报》是中国青年党的机关刊物,也是影响最大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份杂志。他在发表了系列论文,宣传反共反苏和鼓吹国家主义,也发文反对西方列强对华的军事、经济与文化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反对教会教育,主张收回教育权,主张平等外交等。他参与共青两党论战,发表系列时评,为国家主义张目,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主义。九一八事变后,左舜生全身心投入抗战救国活动,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北上游说张学良、吴佩孚出兵抗日未果;创办报刊（《国论月刊》《国论半月刊》《国光旬刊》）,宣传抗战救国。他整顿青年党党务,与黄郛交谊,居间引领中国青年党其他领导人上庐山与蒋介石会面,促成国青两党共同合作抗日。西安事变后,左舜生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做出了颇为准确的预测,凸显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左舜生担任国防参议员以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多次以在野党身份提出议案,主张抗战救国,鼓吹民主宪政。他参与皖南事变善后调处,参与筹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担任民盟秘书长,居间调和国共关系。在此期间,左舜生投身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和第二次宪政运动,竭力倡导抗战建国与民主宪政。抗战胜利后,左舜生关注战后局势,积极参与国共调停,力争和平建国,反对国共内战。在国共调停失败之际,他向“右”转,退出民盟,率领中国青年党参加制宪国大,参加政府改组,出任农林部长,实现了从在野到当政、从问政到从政的身份转换。但随着民国政局的剧变,左舜生的从政生涯昙花一现,实际上仅充当了国民党的“政治花瓶”,难以实现其书生“干政”的政治理想。纵观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考察其思想主张,他具有典型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特征,兼具报人、学者、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后来演变成政客）等多重身份,具有多面性,融进步与反动、激进与保守、反蒋与拥蒋于一体,是一个复杂多变、多重矛盾的集合体。评价左舜生的社会实践与政治活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既不能因左舜生秉持反共抗俄的国家主义信条与社会实践而彻底否定他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功绩,也不能因左舜生在教育救国、学术救国以及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主张抗战建国、民主宪政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忽略他一些反动错误的思想行径。面对左舜生的功与过、是与非、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倒退,我们必须予以客观公正地评价。
靳彤[3]（2018）在《“语文方法性知识”研究》文中认为本文论题是《“语文方法性知识”研究》,试图在总结多年来关于语文知识的论争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语文课程改革的实际,提出“语文方法性知识”的概念,从学理上阐述这一概念的可行性,并以“阅读方法”为例进行方法性知识的炼制,希望能为推进语文课程知识建设和语文学科的建设尽一份力。白话文进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是中国现代语文诞生的重要标志。国语统一运动的推进,新文化运用的发展,新文学的诞生,促使了中国语文课程内容的彻底更新。白话文出现之初,绝大部分选文来自新文化、新文学的重要期刊,从这个角度看,是新文化、新文学孕育了中国现代语文。但后期新文学得以长足发展,成为独立学科,而中国语文始终未能独立。原因是多方面的,未能建构具有语文学科独特性的知识体系,应当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语文知识是语文教学的核心问题,是语文课程建设首先要解决的基本问题。1904年独立设科之初,国文国语课程中的语文知识即“文法知识”,主要来源于《马氏文通》。但由于《马氏文通》自身的问题和语言学发育的不成熟,筛选进入国文国语课程的“文法知识”也一直备受争议,甚至清末民初国文国语课程中的文法知识建设成为当时语言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许是先入为主的原因,从清末民初的国文国语到今天的语文新课程,语文知识的核心都是语言学知识。在一线教学中,这样的知识体系,逐渐成为主要的教学内容,知识教学成为目的,忘却了“文法知识”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帮助学生“会通”、“析文”、“作文”。百年来争议不断,语文知识渐成“鸡肋”。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八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于新世纪初启动。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标志着语文新课程实施的开始。该份文件中有多条表述,直指备受诟病的语文知识,其中“不宜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不进行系统、集中的语法修辞知识教学”,“语法修辞知识不作为考试内容”①等几条要求,是直接针对知识传授式的语文教学做出的力图纠偏的规定。但规定一出,引起了学界及教学一线更大的质疑。学界的讨论,从语文知识“怎么教”转向“教什么”语文知识。究竟什么样的语文知识,对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才是真正有效的?本文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问题展开研究,寻找并炼制能直接帮助学生提高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知识——“语文方法性知识”,期望为突破语文课程知识建设的瓶颈做一点贡献。第一章探讨“语文方法性知识”的存在。“方法性知识”在语文研究领域曾有研究者参照其他研究提及过,但“语文方法性知识”作为语文课程知识的一种类型尚未有人正式提出,它是否实际存在于语文教学和语文学习中,这是本章要论证的主要问题。本章首先从“知识”概念入手,探讨“知识”的教育学界定,将话阈限定在语文学科中,探讨形而下的具体的知识问题。然后对新课程改革以来,语文课程知识的分类研究进行了梳理,特别分析了与本研究关系较为密切的周敏的语文“知识元”研究,进而提出本文的分类方法:语文内容性知识和方法性知识。本章还对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教育界提出的“八字宪法”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八字宪法”在百年语文课程知识建设史上有承先启后的意义,“八字宪法”自提出以后,一直是语文教学的纲领,但新课程改革以来受到质疑。本章指出学界指责“八字宪法”是静态的知识转授,是一种误读。“八字宪法”的提出,本身是为了帮助学生“逐步完成培养与提高阅读和表达能力”,在本质上是力图进行方法性知识的开发。本文以此为证,阐述方法性知识的需求其实始终贯穿在语文课程知识开发的历程中,也实际的存在于语文教学中。但随着误读的加深,就像遗忘“文法知识”“会通”“析文”的功效一样,我们对语文知识的理解和建设离方法性功能的追求越来越远。本章最后分析了语文课程标准在知识供给上的不足,指出“语文方法性知识”的开发是当下语文课程建设亟待展开的重要任务。第二章从历史的角度清理自清末语文独立设科至新中国成立,国文国语课程中语文知识从“文法知识”逐渐分化为文法、修辞、文体、论辩术等多个知识板块的情况,发现其中的文体知识、论辩知识已经有了“方法性知识”开发的意味。清末至民国末年,国文国语课程处于发生期和发展期,国文国语教科书的建设空前繁荣,本章选取了几个有代表性的国文国语教科书,以及主要的国文国语课程标准,进行知识建设状况的清理。经过清理,发现清末至民国末年,国文国语课程中的语文知识大致走过了从单一的“文法知识”逐渐分化的过程,至民国末年已建构起包括文法、修辞、文体、辩论术等知识在内的现代语文课程知识的基本体系;这一时期语文知识的来源主要是语言学、修辞学,以及教科书书编写者的自主开发;知识短文也在民国后期开始出现在国文国语教科书中;这一时期的语文知识开发开始出现写作取向。值得注意的是,独立设科之初将《马氏文通》的文法知识纳入国文国语课程,其目的是帮助学生“会通”“析文”“作文”,这是一种方法性的追求。第三章仍然从历史的的角度梳理新中国成立至新课程改革前,我国语文课程知识的增长与淘汰的情况。新中国成立后,国文国语更名为语文,这段时期我国的语文课程知识建设有收获也有遗憾。本章以“文革”十年为界（不包括文革十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清理了这两个阶段语文教学大纲和语文教科书的语文知识建设情况。前一个阶段最为突出的是1956～1958年的汉语、文学的分科实验,将语法、修辞及文学常识等语文知识体系化;分科实验后的语文知识建设虽是“写作知识”一枝独秀,站在“语文方法性知识”建设的角度看看,这已是很大的进步;这一时期语文知识有了新的增长——逻辑知识,这是语文课程知识建设的积极成果;教科书编写中语文知识的呈现方式也彰显出方法性知识的价值。后一个阶段则明确提出了“精要,好懂,有用”的语文知识选择标准,定格了以汉语言文学主要学科为基础的语文知识分类框架。很遗憾的是,逻辑知识在这个时期被淘汰。经过两个阶段的建设,至新课程改革前,语文课程知识基本形成了语法知识、修辞知识、写作知识、文学常识等四大板块,各板块也都有了较丰富的内容开发,但与自觉的“语文方法性知识”建设还有很大的距离。第四章立足当下分析新课程改革初期语文知识的尴尬境遇。本章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对课改初期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进行了分析,该份课程标准虽然针对语文知识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但对语文知识的理解和语文知识框架的建设没有超越前一个时期。本章详细分析了课程标准有关语文知识的表述引发的争议,提出学界关于语文知识的思考重点,从是否需要系统的语文知识转向了需要什么样的语文知识,即语文知识的重构。本章还专节研究了新课改以来目前尚在部分使用的人教版、苏教版、语文版三个有代表性的语文教科书版本,发现这些教科书在知识建设上也没有超越课改前的知识建构。这一时期有不少学者将认知心理学的知识分类理论引入语文知识研究,这体现了学界的一种共识:语文课程亟需开发能真正有效帮助学生语言运用能力提高的知识,即“怎么做”的知识,但认知心理学的知识分类理论很难解决复杂的语文知识问题。“语文方法性知识”的开发,可能才是语文课程知识建设的最佳出路。第五章从学理上分析语文课程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知识,提出语文课程知识建设应具有学科“特殊独立性”的意识,不能将语文知识放入一致性的知识或母体学科知识的框架中。“有效帮助学生提高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是语文知识的基本价值,也是进行语文课程知识建构的基本标准。语文学科要成立,要建立独立的学科体系,必须跳下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立足语文本身,建设具有语文学科“独立性”的知识体系,不能将语文知识化约为普遍性知识或母体学科知识。最为重要的,就是围绕如何有效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从学理上建设语文课程的方法性知识,即“语文方法性知识”体系。本章还从“语文方法性知识”的视角,对新修订颁布的2011年版语文课程标准和“统编本”语文教科书进行了分析,总体来看目前语文课程建设中“语文方法性知识”的开发还十分薄弱,与“语文方法性知识”还相距甚远。但“统编本”中已看不到把语文知识化约为一般知识的痕迹,也逐渐走出化约为母体学科知识的窠臼,向具有语文学科独特性的“语文方法性知识”建设迈出了积极的一步。第六章从内在结构和五个维度两方面进一步阐释“语文方法性知识”,为开发方法性知识奠定学理基础。历史的梳理,当下的分析,目的只有一个即科学地开发“语文方法性知识”,为语文课程建设提供支持,为学生语言文字运用提供帮助。本章首先以阅读方法为例,阐释“语文方法性知识”的内在结构。语文独立设科至今,从国文国语到语文,我们编辑、使用的一直都是文选型教科书,但在百年语文课程知识建设史上,得到充分开发的除了语法修辞知识外,就是写作知识;尽管教科书是一篇一篇文章,阅读教学也一直都是语文教学的重要板块,“阅读知识”却从未在百年语文的课程标准或教科书中出现过,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关于阅读的方法性知识从未得到过系统开发。本章首先分析了国家阅读推广背景下,近年大量译介至我国的有关阅读方法的着作和我国传统的阅读方法,认为作为基础教育阶段语文课程所需的“阅读方法”,不能仅仅以阅读心理学的“眼动”研究和日常生活中的阅读经验为基础进行开发,而应当有符合学生及课程与教学需求的开发思路,以确保语文知识的有效性、科学性以及教学的可操作性。本章准确界定了“阅读方法”的概念,厘清了阅读方法与阅读能力、阅读实践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以课文《伟大的悲剧》预习题中的“浏览”为例,剖析“阅读方法”的内部结构,为开发阅读方法搭建框架,也以此帮助理解“语文方法性知识”的内部结构。最后,从人文性、公共性、个体性、过程性、时代性五个维度进一步阐释如何理解“语文方法性知识”。第七章探讨如何炼制“语文方法性知识”,并以“阅读方法”为例尝试进行炼制。启动“语文方法性知识”的炼制,首先要解决的是知识的来源问题,本章首先分析了汉语言文学与“语文方法性知识”建设的距离,强调方法性知识的开发,就是将学科母体知识转化为学生语言运用所需的知识。课程知识的“开发”,有诸多相近的词汇,如“建构”、“提炼”、“选择”、“炼制”等等,本文采用“炼制”一词,因为它能较准确地传达本研究开发“语文方法性知识”的程序和方法的意蕴。课程研制领域有诸多的课程编制的模式,泰勒模式对“学生”、“社会”、“学科”的强调,给我们炼制“语文方法性知识”以启发:以提高学生在实际生活中所需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为目标,以众多母体学科及相关学科为知识的数据库,寻找,提炼,制作“语文方法性知识”。具体炼制程序为:寻找操作方法（包括方式和规则）、匹配基本知识、提炼操作策略、制作并呈现结果。为炼制关于阅读的方法性知识,本章还依据阅读目的、学生的需求、阅读教学的需要,搭建了阅读方法炼制的“松塔”模型,将阅读方法分为基础性阅读、检视性阅读、鉴赏性阅读、研究性阅读、批判性阅读。在该框架下,尝试进行具体的阅读方法的炼制,炼制出19种具体的阅读方法,并以《紫藤萝瀑布》进行“比较式阅读”的知识匹配示例,以帮助教师备课时有效进行知识匹配,以真正实现课程标准所要求的知识的“随文学习”。“语文方法性知识”的炼制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涉及多个学科,真正要炼制出一套科学的“语文方法性知识”体系,需要多学科专业人员合作,才有可能完成,本文仅仅是从学理上做了探讨,提出了基本思路。后续还有诸多问题有待解决,如“语文方法性知识”在课程标准、语文教科书中的表述和呈现方式,在语文课堂上的教学方式,学生如何通过方法性知识有效提高能力等等问题,都是本文后续研究要解决的问题。
张光润[4]（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卢美丹[5]（2017）在《延安文学研究史论（1937-197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学术史视野下,以前期即1937-1977年延安文学研究为考察对象,以各时期相关的报刊、文集、文学史着述及回忆录等为主要文献史料,具体分四个阶段,历时性回顾延安前期文学研究的情境、论题、方法、特征与主要成果。论文认为,前期延安文学研究,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文艺研究的历史继承,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研究的持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自民主革命时期到人民共和国建立,逐步确立了革命现实主义文艺和新中国文艺合法性地位,同时致力于改造作家思想观念、重塑创作风气、引导艺术批评和接受取向,以确立新文艺观念与范式,并完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因此,前期延安文学研究的论题、标准、方法、特征,无不体现特定的历史情境性。第一章,论文将1937-1949年的延安文学研究,视为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的论证与确立阶段,同时又以1942年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分界,分前后两个阶段,通过十余年间对作家、作品、观念、形式等问题的讨论,在建国前夕第一次文代会上,达成以延安根据地为主的革命文艺,向新中国文艺转型的理论共识。第二章,1949-1957年,延安文学研究是新中国文艺建设的重要部分,此前已经确立的方向和方法,是新中国文艺的基础,现实主义的观念、方法和与之相应的新经典,文艺的大众化和群众路线,旧文艺、旧艺人、旧形式的改造等论题,进一步巩固并上升为国家文艺理念,其核心成果是一批文学史着述的形成。这一时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最核心的理论原典。第三章,随着“双百”方针的推进,围绕《讲话》而出现了文艺与政治、现实主义等论题的争鸣,从而引发1958年的反右斗争和再批判活动,以至1966年,一些前期确立的作家楷模和作品典范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工农兵参与文学研究并集体着史、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为原则的样板化文艺,成为“新文艺”创作与研究的主要取向与核心成果,而文学研究日益偏离文学本体,曲解、违背毛泽东文艺批评政治标准与文艺标准兼顾原则的情况也日益突出。第四章,上述倾向在1966-1977年的延安文学研究中得到强化,围绕政治斗争和批判活动,《讲话》所述批评标准、群众路线、“普及与提高”等问题,被极度曲解,文艺批“旧”风潮、样板化方法、业余化导向、集体化模式,被推向极致,而作家作品不仅处于悬置处境,且专业性研究也步入停滞,一定程度上,文革时期的延安文学研究,破坏性大于建设性。1937-1977年的延安文学研究,因用而顾本,破旧以立新,是时代赋予文学研究的历史使命,因此,尽管各时期有着种种缺憾,甚至经常出现执着于政治而偏离文学研究道路的情况,但整体上它也部分地完成了历史任务,并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验教训对后世文学研究也有重要的借鉴或警示作用。
谭勇辉（Tam Yonghuei）[6]（2014）在《早期南洋华人诗歌的传承与开拓》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早期（1911年之前）南洋华人诗歌的传承与开拓为研究对象。第一章《中华文脉南传的时代文化背景》,内容分作三个部分,首先,论述早期南洋华人诗坛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结构,接着,说明中国文士的南迁是形成华人诗坛的关键因素。最後,概述早期南洋诗坛与中国诗坛的传承关系,并对早期南洋各族文学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第二章《中国近代诗人笔下的南洋》,通过对杨圻、康有为、陈宝琛的南洋诗歌作品进行个案研究,阐述中国近代诗人对南洋诗歌创作的借鉴意义和开拓贡献。第三章《邱菽园与早期南洋华人诗坛的建构》,论述早期南洋华人诗坛领袖邱菽园,如何通过建立交游网络与流播诗学的方式,使南洋诗坛的发展面貌变得更为焕然一新。此外,对邱菽园早年诗作的南洋诗意形象进行发掘，传逹其在营造南洋诗歌境界上的巧思妙想。第四章《丽泽社与南洋诗坛盛况》,论述丽泽社的成立目的、运作过程、雅集、优秀社员的创作情况,共同勾勒出早期南洋华人诗坛的发展盛况。第五章《早期南洋华人报纸的诗文风雅——以<叻报>、<星报>、<天南新报>为例》,论述早期南洋华人报纸与主笔、诗歌刊载、诗人活动之间的关系,并发掘其所载诗歌的情感内涵,以探讨早期南洋诗人对中国的眷怀之情。
朱骅[7]（2010）在《赛珍珠与何巴特的中美跨国写作 ——论来华新教女传教士的“边疆意识”》文中提出美国新教在华传教运动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影响。目前学界从传教史和文化交流史角度对这一运动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占传教士主体的女传教士的微观研究却很不足,屈指可数的研究仅局限于美国“妇女研究”领域。女传教士研究面临的最主要困难是差会正式记录的匮乏,这是女传教士在传教界遭受性别歧视的历史结果。由此,本课题从新历史主义的文本观,探索女传教士研究的另一种可能性,即从女传教士的跨国书写切入相关的主题研究。在这一目的指引下,本课题选择了赛珍珠和何巴特这两位着述颇丰的女传教士作家,以她们的跨国写作为蓝本,力图揭示身处中美两种文化交汇的边疆带上的这一特殊群体所具有的“边疆意识”。本课题在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视域下展开研究,综合使用女性主义批评、东方主义批评和揭示中产阶级女性与帝国共谋关系的“天定齐家”理论,以此建立研究的基本学理框架。在文本解读方法上借鉴赛义德提出并证明行之有效的权威分析法,即“策略性定位”和“策略性建构”,尽可能全面展示女传教士在协调国家身份、宗教文化身份、种族身份和性别身份过程中产生的“边疆意识”。全文以女传教士的性别身份为中心,以性别身份与其它三个强势身份的协调与对抗为脉络,展开下述七个方面的研究：第一章探讨“天定齐家”与“天定使命”的关系,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框架和历史语境。首先,分析“天定使命”话语内含的宗教激情与扩张主义指向,由此揭示新教来华传教的政治与宗教本质；其次,介绍特纳“边疆学说”的文化内涵；第三,探讨将女性束缚于居家空间的“纯正女性风范”话语和将女性送往海外的“天定使命”话语之间的逻辑矛盾,指出正是“家”与“国”概念在帝国主义思维中的可互换性,促成女传教士以“帝国的齐家者”身份奔赴海外,履行帝国进程中女性的“天定齐家”职责,同时又不挑战故国父权制的社会结构。第二章探讨美国在华传教边疆的女性空间。首先讨论“纯正女性风范”内含的虔诚、贞洁、温顺和齐家这几个主要参数在殖民语境中的变化,并以传记《流亡者》为蓝本,展示女传教士在华“帝国齐家”的文化策略；接着分析女传教士“双性同体”殖民身份的产生过程,仍然以凯丽的心路历程,分析不同女传教士对自然性属被帝国主义“异化”的态度；最后结合具体文本指出女传教士的“边疆意识”有助于她们形成文化相对主义观念。第三章集中于何巴特特殊的跨界经历以及相关书写,探讨美国在华帝国事业的另一支——商业边疆,以及其中的两性空间分野,揭示个体拓疆者和国家意志之间欲拒还迎的复杂关系。首先揭示为商界“齐家”的“公司伴妻”们不得不附和帝国话语以证明自身在华“齐家”的合理性；接着分析美国商界男性在拓疆主体公司化后,个人主义边疆精神的凋零；最后分析男女两性在海外边疆中打破性别空间分野的可能性。第四章重点讨论女传教士与国家意志共谋的思想表现之一“恩扶主义”。首先,结合美国新教在华传教史,讨论赛珍珠和何巴特的跨国文本所不断倡导的,以基督教社会福音主义拯救中国的改良主义思想；其次,讨论二人设想的,以具有美国民主思想的留美学生走向群众,间接拯救中国的思想,最后讨论“恩扶主义”思想面对中国革命兴起而产生的情感和意识形态困境。第五章主要讨论国家身份对审美活动的影响,分析赛珍珠和何巴特如何以或隐喻或直白的方式,通过文本的审美建构,将中国边疆化为美国的海外领土。首先分析了《大地》的“西部边疆”隐喻和赛珍珠思想中内化的杰斐逊主义边疆观；,继而分析何巴特的《满洲札记》如何通过不断与美国的拓殖史互文,直白地将中国看成等待美国征服的边疆；最后,讨论中国被边疆化而产生的唯美主义暴虐和帝国主义的怀旧。第六章主要讨论女性身份在获取他者知识方面的优势,以及这种优势对中国形象书写的影响。首先展示赛珍珠如何使用民族志写作手法重写中国形象,继而梳理赛珍珠为解构既有的华人刻板形象所做的学术努力,如中国小说译介和述评,最后补充指出像何巴特那样困守于“文化飞地”的美国女性,在创新“他者”形象方面的知识局限。第七章主要以赛珍珠为案例,研究女传教士回国后的身份定位。首先从后殖民理论视角展示赛珍珠如何利用白人种族身份的优势,以及公共言说空间华人知识分子的结构性空缺,确立自己的中国通权威身份,打破两性空间的藩篱；在此基础上,通过赛珍珠的非叙事类写作和社会活动,如建立“东西协会”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主持《亚洲》杂志的区域研究等,力图简要地勾勒出赛珍珠为种族平等、两性平等和世界和平所做的努力；最后,归纳指出赛珍珠代言中国所无法摆脱的东方主义视域局限。以上七个方面的综合研究显示,来华新教女传教士的“边疆”,既是地理实体,也是心理隐喻,她们的“边疆意识”产生于性别身份和强势的国家身份、宗教文化身份、种族身份间不断协调的过程,每一个女传教士都在性别与其它三种身份形成的张力场中为自己定位,努力在成就感与异化感之间寻求平衡。
马振芳[8]（2009）在《《老人与海》在中国》文中认为《老人与海》于1952年发表后,在美国立即引起轰动,随后又被译成数十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得到了西方评论家和读者大众的高度赞扬。20世纪50年代以后,批评的声音曾在专业研究者中成为主流。据统计,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关于《老人与海》的研究文献数目却不足《太阳照样升起》的1/4。而从90年代至今,美国学者除在1992年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年会的海明威专题讨论会上专门探讨了《老人与海》40年的批评史和本·斯托茨弗斯在他的论文《<老人与海>的拉康式解读》外,鲜有这方面的论文。相对于《老人与海》在美国由热到冷的境遇来说,在中国受到的关注却是不断升温。《老人与海》被介绍到中国也有50多年的历程,从零散的接受阶段到不断升温的学术交流,对其研究的角度也开始由单一视角向多角度、深层次扩展。在这一历程中,中国接受者依据自身的文化使其对《老人与海》的选择与接受具有了中国特色。本文运用接受理论对《老人与海》在中国的接受过程做整体研究,并探究这部小说是如何潜移默化进我们的文化中。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分为三个部分。引言部分,介绍了《老人与海》的在国内的研究现状,并细述做这一课题的目的。第一部分是以中国译介群体为主体,评述译介学者对《老人与海》的翻译历程;迄今为止,《老人与海》的中译本多达到20多种,相对于译本的不断涌现,对国内仅有的四篇关于译本的有限研究就显得单薄了一些。本节笔者选其来自张爱玲、吴劳、黄源深的三个较有影响的译本进行译介研究。第二部分是以中国学者评论群体为主体,评述其对《老人与海》的学术研究状况;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随着学术不断交流,评论的视角或者说焦点在从单一走向多角度化,本文将批评学者群自20世纪70代末开始对于《老人与海》的批评研究视角的转换进行详细分析,并探究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是以中国作家群体为主体,评述《老人与海》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最终要在本土作家的作品中体现,本节通过《迷人的海》和《年月日》两个个案研究其如何影响了中国的文学作品。结语部分,是对本文进行的一个总结及笔者的一点反思。
舒云[9]（2005）在《高考殇》文中研究指明高考指挥棒大概是天底下最有权威的“棍子”了,它不仅指挥着高中,还指挥着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你要想有一份好工作,就要上好大学。要上好大学,就要上好中学,好小学,好幼儿园。我们的孩子就这样被高考指挥棒“逼进”应试教育的怪圈,不知不觉中丢掉了快乐的童年。小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上学真苦恼,书包压弯腰,睡得迟,起得早,功课没完又没了。背起炸药包.我要炸学校。”大多数老百姓认为我国以高考为核心的教育制度是失败的。中国的基础教育在高考的统治下,就像大工业时代的流水线,学生是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工业品”,千人一面。现行高考制度,无论对学生,对教师,还是对家长,都是炼狱。1977年当面向邓小平呼吁恢复高考的湖北大学的查教授说,如果看到现在这样的高考,我宁可不主张大学招生考试!
二、2001年香港课本出版再成焦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1年香港课本出版再成焦点（论文提纲范文）
（1）《红楼梦》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文献探讨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思路 |
| 第一章 梦下南洋初绽红:《红楼梦》入境马来亚的起始探源 |
| 第一节 传教士学中文传福音 |
| 第二节 领事官弘扬中华文化 |
| 第三节 星洲寓公邱炜萲对《红楼梦》的接受与传播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二章 梦在南洋百年红:《红楼梦》文本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历程 |
| 第一节 《红楼梦》作为古典小说代表地位的确立 |
| 第二节 教科书中的《红楼梦》节选 |
| 第三节 书业与《红楼梦》销售市场 |
| 第四节 《红楼梦》藏书的分布与价值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三章 梦植南洋百花红:《红楼梦》视听文化传播历程 |
| 第一节 影视传播 |
| 第二节 戏剧传播 |
| 第三节 音乐传播 |
| 第四节 艺术文化传播 |
| 第五节 中式美食文化传播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四章 南洋入梦千朝红:马新《红楼梦》研究 |
| 第一节 报章期刊上的《红楼梦》文章 |
| 第二节 大学机制下产生的《红楼梦》研究 |
| 第三节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红楼梦》研究学位论文分析 |
| 总结—历史、现状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左舜生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 二、左舜生研究的特征与不足 |
| 三、研究框架与主要创新点 |
| 四、从论政到从政,政治生涯昙花一现 |
| 第一章 早年左舜生的家庭与教育 |
| 第一节 家庭生活与教育 |
| 一、家庭生活 |
| 二、家庭教育 |
| 第二节 所受的学校教育 |
| 一、初等教育 |
| 二、中等教育 |
| 三、高等教育 |
| 四、赴法游学 |
| 第三节 湖湘文化对左舜生的熏陶 |
| 一、对湖湘故土的依恋 |
| 二、梳理湖湘文化和湖湘人物 |
| 三、湖湘文化对左舜生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左舜生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
| 第一节 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及其任职 |
| 一、入会的时间与原因考辨 |
| 二、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任职 |
| 第二节 左舜生主办《少年中国》 |
| 一、《少年中国》的经营活动概述 |
| 二、对《少年中国》月刊困难的处置 |
| 第三节 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思想论争 |
| 一、对小组织问题讨论 |
| 二、重视家庭教育 |
| 三、参与少年中国学会主义之争 |
| 四、关于会员能否参加政治活动的争议 |
| 小结 |
| 第三章 左舜生在中华书局的活动及影响 |
| 第一节 入职中华书局 |
| 一、加入中华书局 |
| 二、在中华书局的任职 |
| 三、短暂游学与去职 |
| 第二节 在中华书局的出版活动 |
| 一、出版“新文化丛书” |
| 二、出版“少年中国学会丛书” |
| 三、负责中华书局编译所新书部 |
| 第三节 中华书局对左舜生的影响 |
| 一、提供事业平台 |
| 二、奠定从政与学术研究的基础 |
| 小结 |
| 第四章 左舜生参与中国青年党的早期活动 |
| 第一节 参与中国青年党的“舆论造党” |
| 一、“舆论造党” |
| 二、加入中国青年党情形 |
| 第二节 参与中国青年党早期党务活动 |
| 一、参与青年党的早期党际联合与会务 |
| 二、积极宣传国家主义 |
| 三、创办知行学院培养青年党干部 |
| 小结 |
| 第五章 左舜生主办《醒狮周报》 |
| 第一节 参与《醒狮周报》的创办 |
| 一、创办报刊的缘起 |
| 二、参与创办《醒狮周报》 |
| 第二节 反对列强侵略的言行 |
| 一、反对列强经济掠夺与武力侵略 |
| 二、参与反教会教育运动 |
| 第三节 反共、反党化教育的政治主张 |
| 一、反对共产主义 |
| 二、批判国民党党化教育政策 |
| 第四节 与《醒狮周报》的互动 |
| 一、办刊经营“大获成功” |
| 二、成为国家主义的宣传阵地 |
| 三、参与共青两党论战 |
| 小结 |
| 第六章 左舜生的抗战活动及其政治主张 |
| 第一节 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 |
| 一、事变前预测中日战争 |
| 二、事变后青年党人的基本主张 |
| 第二节 参与“一·二八”淞沪抗战 |
| 一、声援十九路军抗战 |
| 二、北上劝说张、吴抗日 |
| 第三节 抗日救国的主张与策略 |
| 一、主张积极抗日救国 |
| 二、争取中间抗战力量 |
| 三、赴日考察 |
| 第四节 在西安事变前后 |
| 一、事变前关注中日关系 |
| 二、事变中的活动与态度 |
| 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活动 |
| 第五节 重整抗战时期中国青年党党务 |
| 一、致力于中国青年党党务整顿 |
| 二、开启国、青两党合作 |
| 三、党内两条政治路线斗争 |
| 第六节 从庐山谈话会到国、青两党合作的确定 |
| 一、庐山谈话会前后 |
| 二、支持“八一三”抗战及国防参议会 |
| 三、国、青两党合作确定 |
| 第七节 评议陶德曼调停和汪精卫叛国投敌案 |
| 一、评议陶德曼调停 |
| 二、评议汪精卫叛国投敌案 |
| 小结 |
| 第七章 抗战时期左舜生参加民主宪政运动 |
| 第一节 参加第一届国民参政会 |
| 一、参加第一届前三次国民参政会 |
| 二、参加第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 |
| 第二节 参加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 |
| 一、参加宪政期成会 |
| 二、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失败 |
| 第三节 筹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
| 一、参与皖南事变的善后调处 |
| 二、参与创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
| 第四节 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初期活动 |
| 一、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 |
| 二、参加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 |
| 小结 |
| 第八章 国共内战时期左舜生的活动与转向 |
| 第一节 致力于战后和平建国 |
| 一、访问延安 |
| 二、出席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 |
| 三、评议重庆谈判 |
| 第二节 转向国民党阵营 |
| 一、主张战后对日和解 |
| 二、出席中国青年党第十、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 三、退出中国民主同盟 |
| 第三节 从政治协商会议到最后一次国共调停 |
| 一、拒绝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
| 二、参与最后一次国共调停 |
| 第四节 从制宪国大到选举风波 |
| 一、参加制宪国大 |
| 二、参加改组政府 |
| 三、出任农林部长 |
| 四、选举风波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3）“语文方法性知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价值 |
| 四、核心概念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点 |
| 第一章 “语文方法性知识”的存在 |
| 第一节 语文课程知识的类型分析 |
| 一、教育理论对知识的理解 |
| 二、语文课程知识的类型分析 |
| 三、本研究的语文课程知识分类 |
| 第二节 “八字宪法”的探索及后来对它的误读 |
| 一、“八字宪法”的诞生 |
| 二、对“八字宪法”的误读 |
| 第三节 语文教学呼唤方法性知识 |
| 一、课程标准的“语法修辞知识要点” |
| 二、知识供给不足:语文教学面临的困境 |
| 三、亟需开发“语文方法性知识” |
| 第二章 语文课程知识由初建到分化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涣然冰释”的文法知识 |
| 一、清末民初国文国语教科书出版概况 |
| 二、几套主要的教科书的语文课程知识的清理 |
| 三、文法知识:“语文方法性知识”的初建 |
| 第二节 民国中后期:文法知识的分化 |
| 一、民国中后期国文国语课程标准的相关要求 |
| 二、1930～1949几套重要版本教科书的知识清理 |
| 三、文法与文章作法:语文课程知识的分化 |
| 第三章 语文课程知识的增长与淘汰 |
| 第一节 汉语、文学分科实验的知识建构 |
| 一、弱化“语文知识”的过渡性教材 |
| 二、汉语、文学分科实践中的语文知识建设 |
| 第二节 语文课程知识的增长 |
| 一、实为“写作知识”的“读写知识” |
| 二、教科书中“写作知识”一枝独秀 |
| 三、语文知识的增长:逻辑知识 |
| 四、关于听、说、读的方法性知识缺失 |
| 五、语文知识的呈现方式彰显方法性价值 |
| 第三节 语文课程知识选择的“六字”标准 |
| 一、确立“精要、好懂、有用”的知识选择标准 |
| 二、定格以汉语言文学主要学科为基础的语文知识分类框架 |
| 三、夯实四大知识板块 |
| 四、“逻辑知识”被淘汰 |
| 第四节 语文课程知识的科学化追求 |
| 一、语文课程知识体系的结构化 |
| 二、学科知识向语文知识转化的意识 |
| 三、语文知识的“科学化”的追求 |
| 第四章 语文新课程呼唤方法性知识 |
| 第一节 淡化与重构:课程改革中的知识尴尬 |
| 一、缺乏具体内容建构的语文课程知识 |
| 二、课程标准引发的争议 |
| 三、语文知识:“淡化”还是“重构”? |
| 第二节 新课标语文教科书对语文课程知识的建构 |
| 一、人教版:从“文体写作”转向“文体阅读” |
| 二、苏教版:“吟哦讽诵而后得之” |
| 第三节 淡化与重构:语文课程知识的新认识 |
| 一、语法修辞知识的淡化 |
| 二、认知心理学能彻底解决语文课程的知识问题吗? |
| 三、呼之欲出的“语文方法性知识” |
| 第五章 不可化约的“语文方法性知识” |
| 第一节 语文课程知识建设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 |
| 一、什么样的价值判断决定什么样的语文课程知识 |
| 二、语文课程知识的独特的价值判断“应该”是什么呢 |
| 第二节 不可化约的“语文方法性知识” |
| 一、课程标准中“方法”的类别 |
| 二、课程标准对方法性知识的建设 |
| 第三节 迈向方法:“统编本”初中语文教科书的努力 |
| 一、“统编本”初中语文教科书方法性知识清理 |
| 二、“统编本”在“语文方法性知识”建设上的努力 |
| 第六章 理解“语文方法性知识”——以阅读方法为例 |
| 第一节 阅读方法是“眼动”“经验”还是“技能” |
| 一、近年我国对西方国家的“阅读方法”的引进 |
| 二、我国传统的阅读方法 |
| 三、阅读方法:“阅读方式”和“阅读规则”之和 |
| 第二节 “语文方法性知识”的内在结构--以阅读方法为例 |
| 一、从《伟大的悲剧》看“阅读方法”的内在结构 |
| 二、从“阅读方法”看“语文方法性知识”的结构 |
| 第三节 从五个维度理解“语文方法性知识” |
| 一、维度1:“语文方法性知识”具有人文性 |
| 二、维度2-3:“语文方法性知识”具有公共性和个体性 |
| 三、维度4:“语文方法性知识”具有过程性 |
| 四、维度5:“语文方法性知识”具有时代性 |
| 第七章 “语文方法性知识”的炼制-以阅读方法为例 |
| 第一节 汉语言文学学科与语文的距离 |
|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的缺失 |
| 二、建设“语文学”的呼声 |
| 第二节 炼制“语文方法性知识”的学科基础 |
| 一、语文能力:炼制“语文方法性知识”的唯一标准 |
| 二、警惕“语用学”的简单植入 |
| 第三节 “语文方法性知识”的炼制——以阅读方法为例 |
| 一、“炼制”:提炼与制作 |
| 二、“语文方法性知识”的炼制程序 |
| 三、阅读方法的炼制 |
| 结语 |
| 图表清单 |
| 参考文献 |
| 论文类 |
| 着作类 |
| 中小学语文教材类 |
| 工具书类 |
| 标准、文件类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5）延安文学研究史论（1937-197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研究对象、思路和方法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文学批评的理论导向:1937-1949年的延安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的文学研究 |
| 一、对文艺工作的回顾和反思 |
| 二、对“另类作品”的批评 |
| 第二节 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与文艺批评理论导向 |
| 一、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文艺方向的确认 |
| 二、《讲话》确立的文学创作观和批评观 |
| 三、《讲话》的刊印、传播与理论共识 |
| 第三节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的文学研究 |
| 一、赵树理小说研究和经典的确立 |
| 二、另类作品批评与思想、形式问题的讨论 |
| 三、《讲话》及文艺路线的理论研究 |
| 四、戏剧研究与文艺大众化讨论 |
| 五、文化下乡与文艺改造的理论认同 |
| 六、诗歌研究与民族语言形式讨论 |
| 第四节 建国前夜的文艺之声:“第一次文代会”的继往开来 |
| 一、国家意志与文艺路线的确定 |
| 二、群体认同与文艺发展共识的达成 |
| 三、延安文学学术范式的确立:以研究文集和作品选本为例 |
| 第二章 文艺发展与评论中的破和立:1949-1957年的延安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毛泽东着作的学习与文艺家思想的改造 |
| 一、文艺家思想改造与《讲话》研究 |
| 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再阐释 |
| 第二节 文学史着作的学术体认 |
| 一、“延安文艺”的文学史命名 |
| 二、对象甄选逻辑与历史叙述变迁 |
| 三、文学史阐释的个性差异 |
| 第三节 主要时评的新经典阐述 |
| 一、丁玲与周立波及其作品的研究 |
| 二、袁静、孔厥与《新儿女英雄传》 |
| 三、《王贵与李香香》和《白毛女》 |
| 四、赵树理与人民的文学 |
| 第四节 另类批判与旧象革除 |
| 一、另类作品批判与工农兵文学批评标准 |
| 二、新歌剧与旧文艺改造问题 |
| 第三章 无产阶级文艺特征的强化:1957-1966年的延安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围绕《讲话》研究看理论争鸣 |
| 一、现实主义、文学与政治关系之争议 |
| 二、新文艺的群众路线问题 |
| 三、重温《讲话》与思想规训 |
| 第二节 集体写作与成果简编 |
| 一、“文学史”的形状与作者 |
| 二、集体声音中的“延安文艺”诸题 |
| 三、文学史的学术考量 |
| 第三节 “再批判”活动:质疑作家与取证作品 |
| 一、丁玲:“爱羽毛的人”及其“名作”的浮沉 |
| 二、萧军:“才子加流氓”及其思想的批判 |
| 三、艾青:1958年再批判中的反转 |
| 四、《再批判》专辑 |
| 第四节 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经典阐释 |
| 一、赵树理研究的推进 |
| 二、围绕农村题材和群众路线的小说、诗歌研究 |
| 三、革命浪漫主义与《白毛女》的修订与研究 |
| 第四章 文学研究的停滞与反思:1966-1977年的延安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纲领的置换:从《讲话》到《纪要》 |
| 一、《纪要》的文艺政治斗争论调 |
| 二、对《讲话》的新的解读 |
| 第二节 《讲话》文艺观的政治曲解与推演 |
| 一、《讲话》的工具化与文艺批“旧”风潮 |
| 二、文艺标准的片面化与创作的样板化 |
| 三、“普及与提高”的曲解及文艺的业余化导向 |
| 四、群众路线的推演与集体创作模式 |
| 第三节 对延安作家文艺思想的批判:以周扬和赵树理为例 |
| 一、对周扬及其作品的批判 |
| 二、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批判 |
| 第四节 旧题新论:延安文学研究的历史与当代取向 |
|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源流观与评判标准观的传承与再释 |
|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与升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6）早期南洋华人诗歌的传承与开拓（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附图 |
| 绪论 |
| 一 研究范围 |
| 二 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
| 三 前人研究成果 |
| 四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华文脉南传的时代文化背景 |
| 第一节十九世记马来亚华人社会的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文士下南洋的身份和目的 |
| 第三节 华文书籍的流布 |
| 第四节 闽粤近代诗坛概述 |
| 第五节 早期南洋文学概述 |
| 第二章 中国近代诗人笔下的南洋 |
| 第一节 康有为《大庇阁诗集》：海外诗歌境界的转折点 |
| 第二节 陈宝琛《南游草》的南洋人文情怀 |
| 第三节 杨圻《江山万里楼诗钞》的“颠覆蛮荒” |
| 第三章 邱菽园与早期南洋华人诗坛的建耩 |
| 第一节 “文化开南岛”的生平功绩 |
| 第二节 与闽粤台诗友的交游 |
| 第三节“诗话三部曲”与诗教的普及 |
| 第四节 早年诗作的南洋诗意形象 |
| 第四章 廘泽社与南洋诗坛盛况 |
| 第一节 鹿泽社的地位和影响 |
| 第二节 社课祥情 |
| 第三节 天南雅集 |
| 第四节 廘泽社子的风采 |
| 第五节 鹿泽社诗人与南洋竹枝词 |
| 第五章 早期南洋华文报纸的诗文风雅——以《叻报》、《星报》、《天南新报》为例 |
| 第一节 觉世牖民之使命 |
| 第二节 诗歌刊载情况 |
| 第三节 天南游子的客中感慨 |
| 结语 |
| 附录 |
| 一 早期南洋诗人小传 |
| 二 早期南洋华人诗集叙录 |
| 三 《叻报》、《星报》、《天南新报》诗歌刊载目录(1887-1911) |
| 四 丽泽社课榜名录 |
| 五 早期南洋华人诗坛大事记(1436-1911) |
| 参考文献 |
| 後记 |
（7）赛珍珠与何巴特的中美跨国写作 ——论来华新教女传教士的“边疆意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女传教士写作研究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女传教士"边疆意识"的形成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的选择依据 |
| 第四节 相关课题研究现状 |
| 第五节 课题理论框架的建构和分析法的选用 |
| 第一章 "天定使命"与"天定齐家":美国来华女传教士的多重身份 |
| 第一节 "天定使命"话语与美国新教的海外边疆开拓 |
| 一、"天定使命"话语的扩张主义指向与"边疆学说"的形成 |
| 二、"天定使命"话语的宗教激情与传教士在华的拓疆使命 |
| 第二节 "天定齐家"话语与女传教士的拓疆者身份定位 |
| 一、"纯正女性风范"与女传教士来华的逻辑关联 |
| 二、"天定齐家":女传教士的"天定使命" |
| 三、"妇女工作为妇女":帝国边疆带中的女传教士 |
| 四、性别化边疆意识与跨国写作 |
| 第三节 赛珍珠与何巴特的生平创作简介 |
| 一、赛珍珠:拓疆者女儿与永远的"边疆人" |
| 二、何巴特:传教边疆与商业边疆的跋涉者 |
| 第二章 美国在华传教边疆的女性空间 |
| 第一节 "天定齐家"与帝国文化的共谋 |
| 一、"纯正女性风范"与"女性空间"的产生 |
| 二、"纯正女性风范"在中国语境中的参数变化 |
| 三、女传教士在华齐家的内容与策略 |
| 四、"帝国齐家者"凯丽:美国家庭的海外移植与维护 |
| 第二节 女传教士的社会性属与自然性属 |
| 一、双性同体:女传教士自然性属的帝国主义异化 |
| 二、灵魂流亡者凯丽:自然性属对神性的质疑 |
| 第三节 边疆的文化对话与女传教士的视域突破 |
| 一、传教运动与贬抑的中国话语传统 |
| 二、赛珍珠对基督教文化偏执的批评 |
| 三、何巴特对宗教间求同互补的展望 |
| 第三章 美国在华商业边疆的两性空间分野 |
| 第一节 公司伴妻的"天定齐家"空间 |
| 一、《满洲札记》的安家之难 |
| 二、《长沙城边》的齐家之累 |
| 三、《南京城内》的弃家之痛 |
| 四、《不羁之江》的守家之苦 |
| 第二节 男性拓疆者的"天定使命"空间 |
| 一、埃本:长江上萦回的个人主义哀歌 |
| 二、斯蒂芬:拓疆主体公司化的牺牲品 |
| 第三节 文化理念的两性视域共融 |
| 一、"黄祸"隐喻中的两性话语共谋 |
| 二、女性视域下文化互识的阶段推进 |
| 第四章 边疆意识中的恩扶主义中国话语 |
| 第一节 "天定使命"与恩扶主义 |
| 一、恩扶主义的话语内涵 |
| 二、恩扶主体的双性同体视域 |
| 第二节 社会福音救中国论 |
| 一、《青年革命者》:为革命疗伤的救世"耶稣" |
| 二、《阳与阴》:启蒙中国的基督奉献精神 |
| 第三节 留美学生救中国论 |
| 一、中国的希望:走向群众的知识分子 |
| 二、《分家》:成长小说的国家隐喻 |
| 三、《同胞》:海归知识分子与战后重建 |
| 第四节 中国革命与恩扶主义的话语困境 |
| 一、改良思想与革命暴力的对立 |
| 二、殖民者视域中的暴民革命 |
| 三、《天真梦想者》:冷战视野中的中国革命史 |
| 第五章 国家身份与中国图景的边疆化呈现 |
| 第一节 赛珍珠思想中的杰斐逊主义边疆观 |
| 一、美国重农主义传统在赛珍珠跨国书写中的呈现 |
| 二、《大地》的"农业中国"原型和"边疆"隐喻 |
| 第二节 何巴特思想中拓疆精神的中国再现 |
| 一、国家意志驱动的来华拓疆者 |
| 二、《满洲札记》的西部边疆投影 |
| 第三节 唯美化中国图景与帝国主义的怀旧 |
| 一、美国文学传统中的异域情调化中国 |
| 二、边疆化"农业中国"的唯美主义暴虐 |
| 三、现代性危机与帝国主义的怀旧 |
| 第六章 女性身份与中国人形象的跨国呈现 |
| 第一节 1930年代前美国文学呈现的中国人形象 |
| 一、排华运动与"黄祸"语境中的华人形象 |
| 二、华人形象刻板化的话语策略 |
| 第二节 赛珍珠的田野经验与中国形象创新 |
| 一、性别优势与"民族志"写作手法 |
| 二、美国女性小说与中国家族演义的跨国融合 |
| 第三节 反中国形象刻板化的学术努力:译介与评述中国文学 |
| 一、《水浒传》的翻译与雄性中国形象传递 |
| 二、《中国小说》对诗化中国形象的颠覆 |
| 三、中国白话小说对赛珍珠创作的影响 |
| 第四节 何巴特的伴妻局限与中国形象的互文性 |
| 一、象征中国国民性的仆人性格 |
| 二、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氤氲鸦片 |
| 三、中国形象的互文性沿袭 |
| 第七章 女性身份与"回身"传教士的新边疆 |
| 第一节 知识体系中的性别越界 |
| 一、"中国通"身份的策略性定位 |
| 二、"东西协会"的大众定位与文化交流 |
| 三、《亚洲》杂志的区域研究 |
| 第二节 女性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 |
| 一、两性空间分野的抨击者 |
| 二、人权、种族平等与世界和平的扞卫者 |
| 第三节 言说空间最大化与东方主义视域局限 |
| 一、华人在美国知识体系中的"结构性空缺" |
| 二、"中国通"的东方主义局限 |
| 结论:实体边疆与隐喻边疆的两位一体 |
| 一、基督教文化身份与女性身份的张力 |
| 二、国家身份与女性身份的张力 |
| 三、种族身份和女性身份的张力 |
| 参考书目 |
| 参考书目一:赛珍珠出版物 |
| 长篇小说书目 |
| 戏剧书目 |
| 青少年读物书目 |
| 翻译作品 |
| 短篇小说集书目 |
| 传记与自传书目 |
| 评论合集书目 |
| 期刊文章要目 |
| 参考书目二:何巴特出版物 |
| 参考书目三:英文参考书目 |
| 参考书目四:中文专着与编着 |
| 参考书目五:中文译着 |
| 参考书目六:中文期刊论文 |
| 后记 |
（8）《老人与海》在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中国译介群体与《老人与海》 |
| （一） 《老人与海》的翻译述评 |
| （二） 《老人与海》的三个译本之比较 |
| 1.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杂合策略 |
| 2. 译本中的误译 |
| 二、中国学者评论群体与《老人与海》 |
| （一） 中国学者评论群与《老人与海》研究状况的述评 |
| （二） 学者评论群体对《老人与海》研究的视角转换 |
| 1. “硬汉”与“准则英雄”的借鉴与演变 |
| 2. “冰山”风格 |
| 3. 作品比较与中西文化对话 |
| 4. 其他批评视角 |
| 三、中国作家群体与《老人与海》 |
| （一） 中国作家群接受《老人与海》的述评 |
| （二） 《老人与海》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 |
| 1. 《迷人的海》与《老人的海》 |
| 2. 《年月日》与《老人与海》 |
| 3. 影响与借鉴背后的文化差异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国内《老人与海》研究论文的目录索引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 |
（9）高考殇（论文提纲范文）
| 《北京文学》展开语文大讨论 |
| 取消高考的呼声此起彼伏 |
| 高考为什么是“不倒翁” |
| 高考试卷为什么这么难 |
| 高考题是如何出笼的呢 |
| 高考阅卷会不会出错 |
| 高考试卷为什么不发给本人 |
| 谁没有经过高三,谁就不知道“地狱” |
| 高考,你知道你的“罪恶”吗 |
| 高考的“剑”悬在中小学头上 |
| 我想玩,我好困,我要自主阅读 |
| 为什么“四眼”和“胖子”越来越多 |
| 谁是学生自杀的罪魁祸首 |
| 2000年元旦的“减负”会议 |
| “减负”减不下来的关键在哪里 |
| 高考也不是“榆木疙瘩” |
| 有没有比高考更好的办法 |
| 美国的高校入学考试 |
| 中国人的创造力被谁“偷”走了 |
| 儿童时代是一段不可逆的宝贵时光 |
| 创新每天都在改变着人类 |
| 你愿意把高考送进“坟墓”吗 |
四、2001年香港课本出版再成焦点（论文参考文献）
- [1]《红楼梦》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与研究[D]. 谢依伦（CHIA JEE LUEN）. 山东大学, 2018(02)
- [2]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D]. 李艳红.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3]“语文方法性知识”研究[D]. 靳彤. 山东大学, 2018(01)
- [4]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5]延安文学研究史论（1937-1977）[D]. 卢美丹.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6]早期南洋华人诗歌的传承与开拓[D]. 谭勇辉（Tam Yonghuei）. 南京大学, 2014(07)
- [7]赛珍珠与何巴特的中美跨国写作 ——论来华新教女传教士的“边疆意识”[D]. 朱骅. 复旦大学, 2010(12)
- [8]《老人与海》在中国[D]. 马振芳. 山东师范大学, 2009(10)
- [9]高考殇[J]. 舒云. 北京文学, 20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