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新诗的终结

一、试论鲁迅新诗创作的终止（论文文献综述）

王禹新^[1]（2021）在《章衣萍文学创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现代文坛的“这一个”,章衣萍创作丰赡,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文学理论均有涉猎,受众广泛,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光彩。其作品成长轨迹与整个现代文学的建构过程相呼应,尤其“五四”阶段,他是新文学历史的积极参与者、是社会思想的启蒙者,为《语丝》撰稿、主编《文艺春秋》《文艺茶话》、参与组建秋野社等,文学活动相当活跃。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历史的尘烟渐渐将其淹没。本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作家作品、生平事迹、文学活动实践,对章衣萍丰富的小说、散文、诗歌的内容、艺术表达形式进行探究,力图挖掘章衣萍创作中的亮点,并对其创作价值做出客观评价。第一章研究章衣萍《情书一束》等情爱小说。章衣萍小说对尚情至性的乌托邦的理想追求,以及对婚姻多种形式的探讨,使小说具有强烈的反封建色彩和现代性。第二章从“幽默”的不同表现和多样的散文内容入手,探讨章衣萍“由京入海”后散文风格的变化,并肯定其“世说新语体”的创新性,以及对现代散文发展的独特贡献。第三章探究章衣萍新诗实践的特点和进步性,并梳理其旧体诗词创作中的新质部分,辨析其“时代新人”与传统名士身份的双重性。第四章回归历史场域,考察章衣萍的文学史成绩。章衣萍虽被纳入“海派”作家,却呈现出来更多的个体丰富性和创作独特性,其作为“畅销小说作家”虽有追随市场的创作倾向,但其最初的创作理想和书写旨意未曾改变。章衣萍创作风格多样、不拘一格,但毫不伪饰做作、尊重客观现实是其一以贯之的原则。虽然“由京入海”使其小说、散文、诗歌消闲娱乐书写增多,但他的创作仍然具有在“京”时期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对其创作做统观研究,一方面可以在其个人创作生涯和文学理想的追溯中去除部分批评带来的认知遮蔽,再现作家的丰富性,更全面地了解章衣萍。另一方面研究可观照小说、诗歌、散文在新的历史时期建构之时的多样色彩,深入理解章衣萍的文学实践和与之相关的名人大家的鸿泥雪爪。

LEE W00NG^[2]（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指出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张承志^[3]（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认为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王浩珂^[4]（2020）在《人格与文学 ——朱自清形象建构的演变》文中指出朱自清是伴随着“五四”风雨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以多面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他是新文学写作的先驱,积极参与新诗、小说与散文创作,最终作为散文家享誉文坛;他自大学毕业后先后担任中学国文教师和清华中文系教授,毕生躬耕于语文教育领域,是语文教育的大家;他深入古典文学领域,积极参与新文学批评,是一位兼容包并的学者。他一生处于“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人与文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他生命最后的“变”又使他以“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的斗士形象在大众中广为传播。这些形象并非同步形成,而是在渐次发展中不断充实、丰富。朱自清的形象自其登上文坛至今一直处于不断变化当中,作为同时期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形象演变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知识分子的运命,而参与他形象建构的多重话语力量,也是不同时期中国社会主题的注脚。本文主要从接受美学的视野出发,围绕朱自清形象建构中的外部话语,结合他自身的言语,研究他在不同历史时期公众视野中的主流形象和演变历程,还原一个过程化的“朱自清”,并通过朱自清的形象演变,研究不同话语力量对作家形象建构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以历史时间为分期,分三个时间段展开讨论。第一个时间段是1919年到1948年,集中于朱自清登上文坛到他逝世前,同时代的作家、学者、批评家和读者依据其新文学创作的业绩,多层次肯定他新文学家的身份。第二个时间段是1948年到1977年,集中于朱自清逝世到“文革”结束。建国前后是这一时期朱自清形象建构的多产期,朱自清的逝世在社会各界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忆念活动,在这一时期面世的忆念文章,从朱自清本人、工作与创作业绩、思想道路等多方面塑造了丰富多样的朱自清形象。这一时期朱自清形象建构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是革命话语的强有力言说,将朱自清塑造为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斗士,由此鼓励民主自由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加之由毛泽东做出的“盖棺论定”,使斗士成为了这一时期公众视野中流传最广的朱自清形象,其后《背影》被质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他的评价。第三个时间段是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在文艺界意识形态解绑后,朱自清形象建构呈现了回归作家作品进行研究的趋势,学界开始尝试从纯文学的角度阐释其散文家形象,同时又从文化视角凸显他古典文学学者的形象。纵观朱自清登上文坛近百年的形象演变历程,可以看出他的形象是在多重力量参与中被逐步建构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的形象因为主流话语和社会需求的不同而被不断重构,其中规律的探寻也有利于同时期知识分子形象的研究。

管丽峥^[5]（2019）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爱伦·坡》文中研究表明每及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因素时,就一定会涉及到波德莱尔、法国象征诗派、唯美派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现代作家创作的影响。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们反传统的姿态、追求主观呈现的艺术立场和颓废的美学主张为现代文坛带来了一些完全有别于传统的文学观念,促进了文学的转型。在这些影响源头中,有一位作家的重要性一直没有被充分发掘,他就是被誉为现代主义先驱的美国作家爱伦·坡。他作品中鲜明的审美特征和反思精神,引起了诸如鲁迅、郁达夫、于赓虞、施蛰存等众多重要的现代作家的兴趣,他们积极地翻译和介绍爱伦·坡,形成了一股可观的译介潮流。但是,因为现代文坛思想潮的更迭,以及作家和批评家在翻译介绍过程中,对爱伦·坡的中国化的改造,使得爱伦·坡的影响力逐渐弱化的同时,其一度非常鲜明的文学引导者的形象也逐渐消隐,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也受到了遮蔽。基于上述缘由,本研究将梳理自1905年到1949年期间,爱伦·坡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历史,厘清和重新认识他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发生所起到的作用。本文有如下几个研究的层次,其一是考察他的创作对现代作家的创作和文学观念产生过怎样的影响,其二是探究他的文学观念对中国短篇小说理论和新诗理论的建构所作出的贡献,其三,接受者一方,也就是现代作家对爱伦·坡有何种反馈,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这些反馈既包括评价和介绍,也包括作品的借鉴,摹仿和改造。从这些反馈中,可以看出现代作家已经具备了现代性审美的意识,以及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话的渴望。但是,对现代性审美的敏感也使得他们面临着一种思想的困境,因为以颓废之美为追求的现代性审美,其现实态度是消极性的,而其时在中国语境中占有主导地位的启蒙救亡意识,其现实态度则是异常积极主动的。所以,现代作家将如何解决这种抵牾,如何处理现代性审美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的第一章主要介绍现代作家对于爱伦·坡反思性意识的深度把握。爱伦·坡得以进入现代作家的视野,是借助于启蒙运动创造的契机。他对传统和文学历史的反思,是相比审美趣味,更能吸引现代作家的关键原因。鲁迅和梁遇春两位作家,都是在发现了爱伦·坡作品反思意识之后,才确定了其可资借鉴的价值。爱伦·坡不仅在文学上具有进步性,且对分析中国的当代问题具有参考作用。这是爱伦·坡得以在中国流行、传播的一个重要的认识基础。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梳理民国时期爱伦·坡重要的批评案例。现代作家们通过把启蒙的社会理想与个人的人生诉求结合在一起,纾解了在西方语境中,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之间原本是紧张的关系。反映在爱伦·坡的批评和介绍中,就是现代作家从审美和启蒙的双重立场出发,把爱伦·坡塑造成为在艺术上做出了超越其时代的贡献的启蒙者式的榜样。现代作家们之所以能合并两种立场,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拓展审美和思想启蒙是二而一的过程。第三章的重点,是梳理爱伦·坡短篇小说观念的译介历史,以及现代作家所做的相关阐释。通过这些梳理可以发现,爱伦·坡的短篇小说理论,是除了社会环境和作家个人选择以外,导致现代小说“为人生”和“为艺术”两种文艺观念发生分野的原因之一。此外,部分作家和批评家如胡适、郁达夫、施蛰存等人,则触及到了爱伦·坡小说理论诞生的现代性背景。第四章主要分析和介绍现代作家对爱伦·坡的“反常形象”进行借鉴的具体案例。爱伦·坡笔下的反常形象,无论从外貌还是精神特征,对现代作家来说都极具参考性。因为,塑造不正常的人物形象,展现国人精神迷茫和生命力的萎缩,正是现代作家在进行现实批判时所采用的重要的艺术手段。所以通过移植和借鉴,爱伦·坡笔下的反常形象及反思精神,也潜移默化地进入了现代作家的作品之中,并对封建礼教和社会批判发挥了作用。第五章主要是通过爱伦·坡的诗歌和诗论在中国的传播中出现的几个重要的传播案例,来窥见看其诗歌、诗论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吴宓以古典的“忆内”诗来与《乌鸦》做主题的比较,穆木天、王独清和梁宗岱从古典诗歌资源中去寻找符合或者应对“纯诗”主张等探索,显示出他们既期望融合,同时也期望超越和克服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观念的诗学愿望。

赵秀存^[6]（2019）在《《西北日报·绿洲》研究（1942-1949）》文中指出地域文化发展在抗战影响下有着显着特征,其中最能体现特定历史文化发展的莫非是那些展示社会发展动态、反映人民情感变化并独具鲜明地域特征的期刊、报刊以及杂志,它们凭借其自身的及时性、战斗性、地域性真实地记载着战时文化发展的历史风貌,对这些期刊、杂志、报刊的研究对我们了解特定历史时期的地域文化现象有着指导性作用。扎根西北、横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西北日报》文艺副刊《绿洲》,正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在这里笔者将《绿洲》文艺副刊作为个案研究,就要兼顾其整体运行态势和时代环境,即就是既要从宏观上了解它的整体发展状况,又要从中观层把握它的运行机制和编辑艺术,同时还要对它刊载的创作文本做微观层面的客观分析。此论文的篇章构思主要围绕这三点展开。此论文共有五章。第一、二两章是笔者在对《绿洲》史料搜集整理的基础上,对它的整体发展状况做了详细的介绍,主要是对《绿洲》文本的整体创作特征和其发展阶段以及它产生的外部运行机制（栏目设置、版本设计和编辑策略）作了深入分析。第三、四、五章作为本文的写作重点,与第一章形成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第三章立足《绿洲》刊载的具体文本分析了它作为呈现战时西北文化动态和紧扣时代文艺创作道路的“专号”,同时还分析了“专号”产生的时代缘由和社会文学价值。第四章着重从《绿洲》的内部入手对其创作的文本以不同文体,小说（微型）、诗歌、散文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分析,将重点放置于那些印刷清晰的文本解读,挖掘这些文本在战时西北文化发展中的潜在价值和历史意义,并对其审美价值和社会文化功能作了客观判断,第三章与第四章构成了点与面的关系,第五章则将影响《绿洲》整体文艺创作方向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以及西北文坛创作现状的文艺批评作了系统性探讨,这对审视西北文艺创作者的文化心态和审美体验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最后的结束语说明了地域性期刊、报纸等史料的潜藏价值和《绿洲》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以及它对战时西北地域文化建设的时代性贡献。

邓海燕^[7]（2019）在《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37年以后,日本殖民者的野心不断扩张,对东北的殖民统治越发残酷,加强对思想文化的统治,加紧对新闻出版行业的控制,整个伪满后期面临“出版难,杂志少”的景况。1941年由满洲杂志社创刊的《麒麟》,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发行完整、传播广泛、接近大众等特点,很快赢得市场,成为拥有十万读者的“东亚第一刊”,成为伪满畅销的一本大众文化杂志。杂志一面大量刊载娱乐性趣味性的通俗作品,有意疏离政治和时局,以办国民“自己”的杂志为办刊宗旨;一面又替伪政府做宣传唱赞歌,为日伪当局效力,履行国策杂志的使命,具有复杂的意识形态性,这是伪满后期能够继续刊行的杂志所共同呈现出的特点,也是杂志的一种生存策略,不适合用简单的是非论来判断,要结合具体文本分析其显与隐的表达,这也是本论文所持的客观态度,力求公允,呈现杂志原本的文化样态。本研究在走访调研、收集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文本文献的量化整理和细密的耙梳,进行系统的归纳和分类汇总,考察杂志特殊的生存背景和大众文化的特质,从而揭示殖民语境中杂志编辑人、写作者及伪满的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本文共分为五章。绪论中介绍了当下《麒麟》研究的现状,根据杂志自身的特点,确定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进入研究,并对殖民语境、《麒麟》的大众文化及特点进行界定,保证论文写作的合理性。第一章具体阐述了《麒麟》杂志特殊的殖民生存场域,从政治、教育和文化三方面展开论述,日本残酷的政治统治、奴化的教育思想和专制文化政策迫使期刊杂志只能倾向通俗的、娱乐的、有趣的、历史的文艺作品,规避现实,粉饰太平,这样的大众通俗文学作品是能够被统治者接受的,有利于市民社会的稳定,有利于伪满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麒麟》的大众文化现象,也是不难理解的生存之道。第二章是从《麒麟》杂志传媒的外围生存境况和杂志自身的内部特点考察其刊行策略。先历时性考察伪满时期文学传媒的外围生态,梳理伪满后期在物资紧缺、资金不足、文化专制的杂志生态环境下,杂志不得不寻求新的生存之道,而不得已选择走向大众文化之路;然后对杂志自身特点进行共时性的分析,从杂志刊行思想、读者定位、市场化运作等角度进行梳理,从而确立《麒麟》杂志大众文化的策略性定位的观点。第三章是从杂志文本的文体形式上阐释《麒麟》的大众文化建构。本章基于伪满时期苛刻的文化监管制度和汉语出版物少难以满足大众读者阅读需求的背景,是匮乏的文化市场推动了通俗趣味性读物在内容策略上不自觉的倾向于通俗小说、文化杂谈、民间歌谣、弹词鼓词等纷繁多彩的大众性文体形式,《麒麟》呈现出以“慰安民众”为办刊宗旨的大众文化形态。第四章着重从文本内部讨论《麒麟》杂志的大众文化形态建构的问题。文中从都市文化、女性文化、流行文化等视角出发,分析文本中的都市空间符号、女性的生存现状、文本的娱乐性消遣精神、侦探悬疑的大众化取向等大众化特征,探析杂志文本的内在变化:现代的、都会的、消费的、时尚的走向为一种潮流;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乡土与都市的参差融汇也是一种潮流,而且两者难以切分,扭结在一起流动向前。由此,《麒麟》通过形式与内容的双重探索与实践,进行其对于大众文化的构建。第五章是论文的落脚点,探寻大众文化杂志《麒麟》所呈现的文化图景的意义所在,本研究认为杂志的出版和发行,体现出意识形态宣传和大众文化建设方面的复杂作用,客观的总结其既有被利用的亲日、媚日的奴性话语,也有反侵略的隐性表达,即便是杂志的大众文化建构中的负能量,也要回溯到特定时空和语境中,认识其存在的意义,并从多个角度考察其正负能量。结语总结全文,简要阐明《麒麟》杂志研究的意义,并说明本论文研究的局限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可能空间。

刘思颖^[8]（2019）在《陈田鹤艺术歌曲民族特点及其演唱处理》文中指出随着我国不断向前发展,本土音乐文化意识逐步觉醒,发扬本民族音乐特色成为发展的必然道路。我国艺术歌曲的民族特点已经成为了音乐学界的热门研究对象。陈田鹤是我国首批音乐教育史上自主培养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在创作艺术歌曲这一方面陈田鹤秉承恩师黄自之志,走上了弘扬中国艺术歌曲的艰苦之路。本文针对陈田鹤艺术歌曲民族特点及其演唱风格处理进行深入的分析,对艺术歌曲深层次的了解与学习。首先,通过对陈田鹤的音乐活动及创作分期的介绍,希望更多的人了解陈田鹤与他的音乐作品。其次,通过对陈田鹤艺术歌曲创作的民族特点进行分析,首先进行对陈田鹤艺术歌曲民族特点的创作渊源分析,然后分析以中国古典诗词谱曲和中国近、现代新诗为歌词文本的艺术歌曲,最后分析音乐文本中旋律和钢琴伴奏两个方面,从中得出陈田鹤艺术歌曲的民族特点。再次,通过对陈田鹤艺术歌曲演唱处理的民族特点进行分析,结合戏曲唱法的处理方式,汉语语言特色和诗词的处理方式。解决演唱过程中的种种难点,通过具体地分析与探究掌握陈田鹤艺术歌曲演唱中的民族特点,为演绎陈田鹤艺术歌曲提供建议。最后,深层次地分析陈田鹤艺术歌曲民族特点的价值与影响,从陈田鹤艺术歌曲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及其对中国艺术歌曲的影响三个方面分析。汪毓和曾这样描述陈田鹤“他的多数作品实际上后来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而渐渐被人们所遗忘。”笔者通过本文对陈田鹤艺术歌曲及其演唱处理进行更深入有价值的研究,希望更多的人了解陈田鹤艺术歌曲想表达的真正诉求,并且广泛的重视与传唱,不要将这么优秀的艺术作品埋没在纸堆当中。

余巧英^[9]（2018）在《语言转换、文化重建与两岸文学汇流 ——光复初期台湾文学研究（1945-1949）》文中研究说明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学,是台湾文学史发展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重要一环,作为承上启下的过渡阶段,光复初期的文学既继承台湾日据时期文学的流脉,同时随着外省籍作家的涌入,输入大量祖国文学思潮,两岸作家在这一时期首次实现汇流。对台籍作家而言,他们需要在日据时期文学的废墟上再出发,摆脱“皇民化”文学的束缚,从日文转换成中文写作,同时也要重新寻求“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对外省籍作家而言,需要努力融入台湾社会,将祖国大陆文学的流脉注入台湾文坛,创作更契合台湾本土社会的作品,同时,帮扶台籍作家更快地实现跨语写作也是他们在此一时期的使命。为“建设台湾新文学”,省内外作家抛却省籍观念,跨越语言障碍,合作创办杂志,希冀加强两岸民众的文化交流,填补因为政治隔断导致的“澎湖沟”；在报纸文学副刊发起文学论争,在论争中的诘问和抗辩,双方得以沟通文学观念,了解各自的文学发展历史后,互相尊重,进而消弭误会。来自大陆的学者、知识分子在参与长官公署提出的“去日本化”和再“中国化”的政策过程中,通过国语运动和编辑国语教材、读物等方式推进台湾的文化建设,但学者们也注意到台湾社会的实际情况,提倡从“方言学习国语”和建立“台湾学术”模范省的目标。此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也呈现不同的风貌,省内作家克服“跨语”的困难,在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坛发出台籍作家的声音,银铃会诗人们的跨语写作,对台湾新诗的发展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跨域到台湾工作生活的省外作家,努力融入台湾的社会环境,创作契合台湾当地的文学作品。对省内外作家而言,他们都对台湾新文学和文化建设怀着巨大的热情,投注了心力,在论争和文学创作方面都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本论文拟从语言、文化、思潮和文学创作角度对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学实况展开研究,具体而言,研究的面向包括“中国化”政策的具体推行;“从方言学习国语”的倡导和《台北酒家》在方言文学方面的倡导;围绕《桥》副刊产生的文学论争和“衍生”的文学活动;以及省内外作家的创作特色和异同点等角度考察光复初期的文学发展。

张璐^[10]（2018）在《晚清到1940年代中国汉语新诗的音乐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现代诗学对汉语新诗音乐性的探讨都主要聚焦于离开乐调而表现在文字本身的“徒诗”的音乐性;尽管近十几年来学界出现了对现代“歌诗”问题的关注,但迄今鲜有对中国现代歌诗音乐性的深入研究报道,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重要问题。本文在重新发掘整理相关史料和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试图突破现代诗学对诗歌音乐性现有的批评模式,将晚清到1940年代的白话“新徒诗”和“新歌诗”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二者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汉语新诗的音乐性。其中,本文所探讨的“歌诗”主要是可歌唱的文人诗,强调“歌性-诗性”与“合乐”的理想文类旨趣;而“新诗”并不专指“五四”以来的“新诗”,而是指晚清到19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新事物、新观念时重新看待白话汉语诗歌而进行的新徒诗和新歌诗的创作实践。本文的资料来源于山东省博物馆、中央音乐学院、国家图书馆的珍贵馆藏资料,以及在台湾地区、英国、美国当地搜集到的一手资料。在这样的研究思路和视角下,一些之前诗学界鲜有涉及但却十分重要的问题就被包罗进来,而一些已被讨论的问题又重新获得了新的诠释。本文的研究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探究中国诗歌的音乐性传统及其核心因素。根据古文字语言学对“诗”、“志”、“兴”字的考辨、陈世骧有关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原兴”等重要的古典诗学论说以及1980年代以来古代诗学对“歌诗”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将“兴”因素作为中国诗歌音乐性传统的核心和源动力;而中国诗歌的音乐性传统,正是在“兴”的作用下,通过“歌性-诗性”的音乐性语言进行以“言志”与“缘情”为“目的价值”的抒情活动;其原始形态“乐诗”在“音义分离”后,发展为具有语言音乐性的“徒诗”和延续“歌性-诗性”音乐性的“歌诗”两种形态。于是,汉语新诗的音乐性就是以“兴”为核心的诗歌音乐性在现代语境中对传统的继承与创造。这些结论正为本文在第二个部分讨论新诗的音乐性问题时,始终遵循的贯通古今的研究思路、将“新徒诗”与“新歌诗”相互应照的研究视角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二个部分则回到汉语诗歌的现代性语境中,分别从晚清民初的歌诗“情境”、新徒诗“语音构义”的音乐性表现、姿态节奏与身体、新徒诗的音乐化与歌诗的现代化四个方面探讨了在晚清到1940年代,“新徒诗”与“新诗歌”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各自发展又互相影响的中国汉语新诗的音乐性,得到主要结论如下。首先,在晚清民初歌诗的两次“跨语际实践”中,诗歌的形式结构和感知框架都发生了现代性改变,生成了新的“讴歌”和“唱歌”;而这些同时兼具突破与矛盾的新歌诗正是这一时期具有改革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新事物、“新音乐”的焦虑中,企图用新的歌诗创作来重建的一个新“情境”。晚清民初歌诗的跨语际实践对现代汉语诗歌音乐性的贡献与其暴露的问题同样重要,它召唤着一套完整的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表达体系,能够让诗人在符合现代人的感知理解框架中进行诗意的表达。其次,对“五四”到1940年代汉语新徒诗音乐性的讨论,除了关注遵从语法的格律押韵问题,更应该将音乐性的问题放置于汉语现代化的语境中,这就是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分别探讨的汉语新徒诗音乐性的“可发声性”和“可体现性”。第二章通过考察从晚清到1940年代汉语语法由建构到反思过程中的争论与论述,分析出“五四”到1940年代的汉语新徒诗如何在“兴”因素的引导下挖掘汉字的“可发声性”,将“声音”与“意义”进行创造性地连接,在语音中呈现出“音韵的绘声状物”、“反复循环的音韵调式”和“语法里听不见的旋律”的三种音乐性表现。第三章则从探究现代诗歌语言中的“姿态示意”出发,综合古典和现代诗学理论和创作观念中有关诗歌创作与身体节奏的一系列论说,提出了在语音的“声音”与“意义”之外,用身体来体现“姿态节奏”的新诗音乐性的“可体现性”——这就将汉语新徒诗的音乐性问题进一步转化为创作过程中在“兴”的发生现场,以身体“应感”为核心的创作譬喻,使诗歌本身体现出诗人在时间与空间中有关肌理与生命的体验。这就能够更深刻地去重新体会1930-1940年代以卞之琳、冯至、穆旦、臧克家、田间为代表的象征派、现代派、七月派诗人在身体“应感”层面的感“时”作“诗”。再次,针对“新诗不能唱”的问题,第四章中详细探讨了1920-1940年代汉语新徒诗的“音乐化”的原理,这就不再是“依曲填词”的“入乐”,而是强调以“语音的姿态”为中介回到“应感”层面,通过“量体裁衣”的方式进行的起“兴”创作;而这个音乐化创作过程本身也促进着这一时期以“中国艺术歌曲”为主的新歌诗的现代化发展,由晚清民初的“模仿阶段”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五四”以来的现代作曲技法和观念解决了白话诗不能“唱”的问题,但本文强调的是建立在“姿态节奏”层面新徒诗音乐性的“可转化性”,而无意强调诗歌音乐化是对徒诗艺术性的增强或前者是后者的更高级形式。最后,本文在汉语诗歌现代性的语境中,探讨在“新徒诗”和“新歌诗”的现代化互动发展中形成的汉语新诗的音乐性,其实也是对二十世纪以来汉语如何向世界发声问题的积极回应。现代汉语新诗的音乐性更可以理解为一种常含的抒情“姿态性”,它能够被机体倾听或阅读,能够被音乐转化,甚至也能被舞蹈、美术等其他各类艺术转化,是能够超越时空为全人类所共感而兴发的。本文的研究阐释了被现有诗学批评遮蔽的另一种现代诗歌的音乐性,或许可以为中国现代诗歌的批评提供一个更完整的画面;同时,本文立足于诗学,综合了音乐学、语言学、文字学、修辞学、语法学、心理学等进行的讨论,可以为中国现代汉语新诗研究开辟新的阐释空间。

二、试论鲁迅新诗创作的终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鲁迅新诗创作的终止（论文提纲范文）

（1）章衣萍文学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4）人格与文学 ——朱自清形象建构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爱伦·坡（论文提纲范文）

（6）《西北日报·绿洲》研究（1942-1949）（论文提纲范文）

（7）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8）陈田鹤艺术歌曲民族特点及其演唱处理（论文提纲范文）

（9）语言转换、文化重建与两岸文学汇流 ——光复初期台湾文学研究（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10）晚清到1940年代中国汉语新诗的音乐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论鲁迅新诗创作的终止（论文参考文献）

• [1]章衣萍文学创作研究[D]. 王禹新. 喀什大学, 2021(07)
• [2]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3]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D]. 张承志. 吉林大学, 2020(08)
• [4]人格与文学 ——朱自清形象建构的演变[D]. 王浩珂.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爱伦·坡[D]. 管丽峥.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6]《西北日报·绿洲》研究（1942-1949）[D]. 赵秀存.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7)
• [7]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D]. 邓海燕.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8)
• [8]陈田鹤艺术歌曲民族特点及其演唱处理[D]. 刘思颖.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3)
• [9]语言转换、文化重建与两岸文学汇流 ——光复初期台湾文学研究（1945-1949）[D]. 余巧英. 厦门大学, 2018(07)
• [10]晚清到1940年代中国汉语新诗的音乐性研究[D]. 张璐. 兰州大学, 2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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