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开大学教授杜家骥先生来访讲学（论文文献综述）
李珊珊[1]（2021）在《清代杭州驻防文人诗歌研究》文中提出杭州驻防地处江南地区,是清代直省驻防体系中规模较大、地位较高的驻防地点。它于顺治初年建立,随清朝结束而消亡。在二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这一旗人群体与汉城人的关系经历了由冲突走向融洽的过程。随着杭州驻防旗人与汉城社会的深入交往,杭州所具有的悠久醇厚的汉文化底蕴也吸引了驻防旗人的揣摩与学习。杭州驻防旗人纷纷以汉语进行诗歌写作,留下了丰厚的汉语诗歌作品。这些诗歌既具有与汉族文人诗歌表达的相似之处,又具有鲜明的族群特征,是清代民族文学融合的典型。本文以杭州驻防文人诗歌为研究对象,在宏观的把握上加以微观的审视,力图全面把握这一群体诗歌创作的整体风貌。前四章在历史的流变中探讨杭州驻防文人诗歌演变的历史过程;后四章则以家族文学、地域文学、创伤叙事等视角切入,重点把握杭州驻防文人诗歌创作的独特性。前四章从历时性的角度出发,将杭州驻防文学置于清代的历史演进中,综合考量杭防文人诗歌创作的具体面貌及形成因素。顺康雍时期是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发轫期,此时旗人初入关,与汉族百姓因种族、习俗、观念等的不同而存在较深隔阂,留下的少量诗作也具有与汉族文人诗歌书写相对立的情感。乾嘉时期是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兴起期,乾隆南巡展示的文化盛景给杭防旗人带来垂范。同时,旗营将领倡导旗营子弟学习汉文化并在旗营内进行文化建设,使旗营子弟与汉文化有了更多接触,他们的诗歌写作也悄然兴起。在繁荣的经济文化图景下,杭州驻防文人的诗歌写作也多表现升平之象。道咸同时期是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繁荣期,此时四十余位文人有诗歌作品存世。这一繁荣局面的出现,主要源于驻防科举制度本地化的完成,使更多的驻防旗人介入科举,在文化层面正式拉开驻地旗民交流的序幕,使杭防文人与汉文化能够进行更为深入的交流。这一方面带来诗歌写作人数及数量的增多,另一方面也使诗作内容更加多元化。咸丰十一年（1861）杭州驻防在太平天国军队的打击下遭到毁灭,其文学创作也陡然衰落。光绪年间杭州克复后,旗营文化也进行了重建。旗营文人的诗作因个人经历的不同或表现闲适安逸,也表现出对国家及政局的关切。而此时的杭州驻防文人与汉族文人共同介入时局,为国事而积极奔走。从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历史发展中,民族融合的路径也清晰可见。后四章从多种视角对杭州驻防诗歌创作进行探究,试图挖掘其诗歌创作的独特性。首先,将杭州驻防文人及诗作置于文学家族的视角下探讨其文学养成的环境及具有的特点。驻防八旗是一个有着鲜明等级和严格规范的社会,驻防文人大都属勋贵阶层。文人群体中的家族特征明显,且各个文学家族间多进行联姻。因而,杭州驻防文人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血缘亲情而建立的,具有强大的内聚力。其次,在“空间”的视角下聚焦杭州驻防文人的风景诗写作。杭州旗营地近西湖,影响了杭防文人诗歌创作中的审美特质和精神内核。而他们的归属感及地域认同也得到清晰展示。第三,以创伤叙事理论分析杭州驻防文人在辛酉之难后的创伤书写。辛酉难后,杭州驻防文人幸存者多进行战争书写,表达悲愤郁结的情绪。这类写作与杭州汉城文人诗歌书写达成合流,侧面可见彼时旗民共同体的形成。最后,从整体上把握旗营文学的演进以及嬗变,逐步寻绎旗营文学建构的内在理路以及在此过程中旗营文人与汉城文人的位置关系。旗营文学的发展与汉城文化社会密不可分,它始终追随着汉城文化,成为清代杭州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多维视角下对杭州驻防诗歌创作进行探究,能够与历时性的考察互为补充,使杭州驻防诗歌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入。
高世伟[2]（2021）在《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基层治,则天下安。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保障。我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着独特的政治传统,延续性很强,留下了丰富的治理经验。体味历史文化中蕴含的治理思想,对推进我国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国家与豫北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具体体现。国家治理首先注重的是治理体系的构建。治理体系具有普遍性,豫北社会具有特殊性,所以,国家治理在豫北社会的实践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双重特征。国家治理的指导方针是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有序。就清代民国时期的国家治理而言,清王朝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大统,首先要解决的是国家认同问题。清王朝继承儒家传统,构建起了“家国一体”的政治认同,建立了以《圣谕广训》为指导思想的社会治理体系,并以“礼法体系”规范人们的行为。清王朝还通过军事和赋役制度来加强皇权,通过建立完善的信息渠道提升治理效能。就豫北地区而言,清王朝还关注民生,治理黄河,引导宗教信仰,治理邪教,以此来巩固以“忠孝”为核心的国家价值观。近代以来,在外力的作用下,国家认同面临挑战,加之西方国家的示范效应,豫北地区开始了向近代国家的艰难转型。国家治理的“滞后性”使清王朝最终走向了灭亡,代之而起的是意识形态混乱的北洋军阀,豫北社会动荡不安。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并未涉及到土地改革等民众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实践密不可分。国家非常重视地方官员的铨选,地方政府治理必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内,但又要因地制宜处理好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清代豫北县官主要来源于科举制度,民国以后,县官群体中受新式教育及留学归国人员者逐渐增多。豫北县官员负责的事务包括水利工程的修建、仓储与灾荒防治、慈善救助与教民生计。还通过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贯彻国家主导的价值观。县官还负责征收赋税,清初有田赋、丁徭之征,“摊丁入亩”之后,田赋和丁徭合一。豫北县政府存留款主要用于县级各项行政支出。尽管里甲、保甲并不属于正规的官僚体系,但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里甲负责徭役,保甲负责社会治安、教化。豫北官员通过保甲建立了严密的社会治安体系。地方政府不但贯彻国家意志,还承载着来自基层社会的监督反馈。豫北县官不仅教化百姓,而且通过宗族、乡里组织、士绅阶层治理基层社会。神的信仰只是一个载体,这种载体承担着国家意志,豫北汤阴为岳飞故里,崇祀岳飞是为了构建民族团结和民族认同的心理认同,倡导家国一体的忠孝价值观,这种观念在地方官员和地方精英的努力下延伸到基层社会,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传教士在豫北的发展经历了由排斥到融合的过程。晚清以来,豫北州县官员的频繁更换预示着原有治理体系的崩溃,豫北地区成为军阀混战的战场。民间社会的地方自治,必须融合国家与地方政府。所以,皇权并不止于州县,而是延伸到州县以下。宗族社会以血缘为纽带,豫北地区人口主要是明清山西移民的结果,宗族组织并不发达。士绅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包括社会救助、修桥补路等公共事务。乡里组织在基层发挥着完粮纳税、维持治安、清查户口的重要作用。保甲作为地方基层组织,负责乡民的教化、户籍、赋税、力役、缉盗、平讼等事宜。豫北地区河流众多,民间多崇祀水神和金龙四大王信仰,具有典型的实用主义特征。豫北地区民间戏曲、小说等具有娱乐身心,调节情绪,繁荣民族民间艺术,促进商贸,繁荣市场,文化传承,精神依托等作用。晚清以来,豫北社会的自治化倾向越来越强,联庄会、自卫团、会道门林立。民国时期,豫北地区帮派林立,民不聊生,爱国仁人志士深刻揭露旧道德的弊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豫北的传播。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是维持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千千万万百姓的切身利益,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和重心。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不仅仅依赖国家层面的设计,民间社会是国家进行审视、改造、批判的对象,清王朝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帝国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所以说,清代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主导下的官民合治。豫北地区体现的是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的矛盾。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不仅需要精英阶层的思想转变,更需要广大民众的观念转型。
许子潇[3]（2021）在《论陈梦家的甲骨学研究 ——以《殷虚卜辞综述》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陈梦家（1911.4-1966.9）,现代着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在古文字学的诸多分支学科中,陈梦家留下了一批极具分量的学术着作,尤以甲骨学领域的《殷虚卜辞综述》最为系统全面。该书闳中肆外,在总结前人意见的基础上创立己说,全面消化了当时所见的甲骨材料,基本构建起了甲骨学学科框架,代表了陈梦家甲骨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和最终成果。本研究以《殷虚卜辞综述》为中心,参照陈梦家的其他甲骨学、历史考古学论着,从甲骨学的若干重点问题出发,梳理陈梦家学术观点的改易。参照《殷虚卜辞综述》之前、之后以及同时期的甲骨学着作,从学术史的角度讨论陈梦家观点的来源、成就、不足和影响。结合陈梦家亲友们的信札、日记、回忆录等史料,复原陈梦家所处的学术环境和甲骨治学历程。本文主体共六个部分,分为上下两编:一、绪论。界定本文的研究范围;介绍陈梦家甲骨学的研究现状和本次研究的意义-、立场、方法、局限与不足。二、学术生涯研究。探讨陈梦家从诗人转变为学者的原因;解释陈梦家甲骨治学历程中几次研究方向和旨趣的转换;钩沉相关史料,复原作为甲骨学者的陈梦家。三、专题研究。本部分包括正文的第二章至第七章。选择文字考释、断代、祭祀、宗教、地理、职官、世系、继统法、名谓、集合示名等在甲骨学和商代史上较为有代表性的问题,考察陈梦家在这些问题上观点的改易、观点之间的相互影响;结合相关甲骨学论着和不同学科理论,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对陈梦家意见进行全面探讨。四、余论。以论着目和通论性着作为主要材料,梳理甲骨学的学科发展脉络,分析《殷虚卜辞综述》对甲骨学框架的搭建;对陈梦家甲骨学研究和《殷虚卜辞综述》的学术价值做出总结评价。五、附录。在论文撰写时,对《殷虚卜辞综述》论及的若干问题有所思考,择与“甲骨文内容分类”、“二人共贞”、“征人方排谱”问题相关的三篇文章作为附录。以上为论文上编。六、《殷虚卜辞综述》引用甲骨材料研究。从骨片、辞条和文字三个层面对《殷虚卜辞综述》所见引用甲骨材料的各种问题进行分类;制作《殷虚卜辞综述》引甲骨材料整理表,对陈梦家引用的甲骨进行分类、替换《甲骨文合集》号码,全面清理材料引用所见的问题。以上为论文下编。
宋以丰[4]（2020）在《“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首崇满洲”又称“满洲本位”,是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基本国策与统治方针。同时,“首崇满洲”也是满清政权最为深层的民族本位思想,以及立法、行政的基础和依据。所谓“首崇满洲”,是指满清政府在政治实践与文化建设等领域中,坚持“满人首位”的原则,无论纲纪法度,还是用人行政,皆是为了坚守满洲根本,优化满人利益。“首崇满洲”观念的确立与实施,取决于满清政权的民族特性。清初以来,历代统治者均在不同程度上宣称“满汉一体”的思想,并为此做了相应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但由于统治者对汉化、过度汉化的后果有着清醒认识,因而对“满汉一体”设置了条件、原则和底线。概言之,便是以满人利益、满洲文化为根本,保持满洲旧俗,维护满洲传统。作为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与基本国策,“首崇满洲”观念涵盖了清代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尤其是政治、文化领域,如“薙发易服”、“国语骑射”、“政权建构”、“职官系统”等,目的在于维护以满族为首的统治集团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作为政权统治的基本出发点,“首崇满洲”观念也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引导、规范着满清政府治下的翻译实践行为,为后者进行有关翻译的制度设计、调整与改革等,提供了思想依据与制度保障。例如,翻译科考作为清代特设之科目,以及八旗科举之独特构成,建制上极富满洲特色,其应试者以八旗子弟为限,系旗人入仕、进身之专途,旨在维护“国语骑射”的满洲旧制,避免满洲文化被汉族所同化。翻译职官体系的创设与推行,如笔帖式、庶吉士（尤其是翻译庶吉士）等,也是为了因应统治需要,保障政治、文化实践的顺利推行。这一体系的构建不仅使旗人享有独立于汉人之外的入仕、进身之阶,而且使他们增强了学习清语的兴趣,维护了“清字”作为“国语”的地位。无论是“笔帖式”制度,还是“庶吉士”制度,二者作为专为旗人,尤其是八旗满洲而设的制度性安排,或成为清代特有之官制,或沿袭前朝旧制,既为朝廷造就了治理人才,又使旗人坚守了翻译作为满洲本业的地位,为统治者推进国家治理,坚守“满洲本位”做出了积极贡献。清代旗学的广设也是“首崇满洲”既定国策的产物,具有深厚的政治目的与文化意涵。自顺治朝始设以来,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清代的旗学教育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如学生的选拔、教习的延聘、课程的设置、学业的考核等,不仅有效推动了满人的民族教育,塑造了积极进取的士人精神,培养了忠君爱国之才,而且通过教导八旗子弟娴习“国语骑射”以及满、汉双语之间的翻译,有效维护了满洲的民族特质与文化传统,扩大了政权的统治基础,维护了“首崇满洲”的政治意涵。作为清代政治、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汉籍（书）的翻译与此同理。清初以来,统治者反复提倡“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试图维护“满洲根本”于不坠,却又不得不进行文化整合,汲取汉族的文化精粹与治理经验,建构政权的“治统”与“道统”。正是在此看似矛盾的文化态度中,汉籍（书）的翻译得以生存和接续。清初以来的汉书翻译既面对《四书》、《五经》等汉文典籍,也面对《金瓶梅》、《西厢记》等通俗作品。通过翻译这些作品,统治者成功撷取了帝王为政之道,完善了治国理念与模式,并通过引导、规范翻译事业,讲明法度,维护正统,将翻译当作巩固政权统治的策略与手段,更好地践行满洲本位主义思想。作为满清政权政治、文化政策的不同环节,翻译科考、翻译职官、翻译教育和汉书翻译等政策（或制度）之间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如翻译职官制度对翻译铨选传统的继承、翻译科考对翻译职官（如翻译庶吉士）选拔的影响,以及翻译教育与汉书翻译之间的互动等。这些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既有政治、文化上的需求,又有思想上的追求;既增进了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又维护了王朝体系的稳定、和谐与持续运作,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旗人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实现了统治者“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
常建华[5]（2019）在《郑天挺先生与20世纪的清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现代清史学奠基于孟森的学术研究,郑天挺接续了孟森的研究,所着《清史探微》成为民国时期清史研究的典范作品。1949年以后郑先生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开拓清史研究之路,建构起新的清史知识体系。郑先生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的清史研究与教学,培养了大量清史研究人才,特别是南开大学的清史研究在他的影响下,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为清史研究贡献殊多。郑天挺不仅影响了20世纪的清史研究,也对21世纪的清史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百年清史研究烙下了郑先生深刻的学术印记。
梁艳艳[6]（2019）在《满族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河南开封里城大院的个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丰富了对都市满族的民族志研究,主要田野点开封里城大院是一个位于中原古都开封的满族、蒙古族聚居社区,拥有着从八旗驻防城到1949年后的少数民族聚居社区的延续三百年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通过对开封满族生命经验和社会文化变迁的描述,运用历史记忆理论与族群认同理论,追溯社区“有关血统与共同起源的观念”,论证满族族群认同的历史连续性,同时指出满族族群认同具有明显的符号性与建构性。清代八旗制度下旗人群体的文化遗存记忆,民国艰难经历导致满族群体普遍的结构性失忆与谱系性失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少数民族政策对于满族人身份的承认,长达三百年的共同特殊经历成为满族族群共享的有别于其他族群的集体历史记忆,从而形塑了满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在回顾开封满族的文献、口述与行为的基础上,本研究注重观念在家庭与社区中的传递,以及口述与行动的重要性。从“历史实践”概念出发,强调既要重视人们用文字实践“历史”,对于大众记忆而言,更要重视用口述、行动实践“历史”,这都是主体性的体现。清朝结束、民国境遇、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持续一百余年的社会转型,导致满族没有外在显见文化特点,与汉文化的交融是满族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的理性选择,选择性遗忘是他们普遍的集体性记忆。结构性失忆、谱系性失忆与集体性记忆共同凝聚为满族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族群认同主要是主观性认同,与族群性相关的历史记忆“文化遗存”在家庭与社区中传递,具有隐秘性与持久性,形成民族社区的“地方性知识”。满族族群的根记忆、根认同在共同体中被世代传承,关于族群认同的地方性知识对于族群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族群认同的核心是有关血统与共同起源的主观信念。在大众中,关于族群性的历史记忆往往会浓缩为根记忆、根认同,简约地解释“我从哪里来”、“我是谁”的族源性问题,族群认同就是共享对于根记忆、根认同的文化解释。通过满与汉的族群认同建构的互鉴,本文认为寻根问祖的文化解释是中华民族各族群交流、交往、交融下的普遍文化现象,尊重与承认各族群的族群认同具有现实意义。族群认同的意义之网在不断地变迁,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族平等观念逐渐通过民族政策的制度性民族认同建构对满族族群产生影响,编织入满族族群认同的意义之网。改革开放以来,都市民族社区经历着制度性安排缺失的转变,以及面临着少数民族历史记忆空间被城市规划取代的困境。外部变化激发了开封里城大院社区重建宗庙、树立牌坊、办祭祖仪式、策划民族特色旅游等一系列“历史实践”行动,这是“文化自觉”的体现,是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理性选择。这一个案反映出,历史记忆与聚居生活在族群认同建构上发挥着重要的根基性作用,但族群互动、民族精英及经济能力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建议保护城市少数民族活态历史记忆社区空间,留住“乡愁”与“族愁”,在城市规划中保留族群历史文化多样性,让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有历史的地方、有历史的人、可以通过文化自觉建构实践历史与文化的民族社区的可能性。城市发展与乡村振兴应当重视将少数民族符号资本、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使得各民族共享旅游规划的政策红利,各民族的共生互补是促进民族团结之道。
廖楠[7]（2019）在《赣州北部地区古代园林研究》文中指出赣州北部地区是指赣州地区北部的八个县市区的行政地域范围,即:章贡区、赣县、宁都县、于都县、石城县、会昌县、兴国县、瑞金市的行政区域。赣州北部地区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文化资源丰富;地区内山峰林立、江河纵横,自然资源富饶。优越的自然条件、人文环境为赣州北部地区古代园林的形成与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本文以赣州北部地区古代园林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地区内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总结归纳、综合分析以及对现存古代园林的实地调研,梳理出赣州北部地区古代园林的发展脉络、园林类型、代表园林和地域特色。受赣州北部地区古代的自然环境、文化环境、政治经济背景等因素的影响,赣州北部地区的古代园林发展历程可分为五个时期:1、形成期——秦汉时期,东汉时期,在神仙文化的影响下,地区内风景优美的金精山被开辟成为黄仙老道的修仙之地,赣州北部地区的园林形成于此。2、初始期——魏晋南北朝,佛教、道教传入赣州北部地区后,两教文化成为地区内主流文化,境内开始出现寺观园林,如宁都青莲寺。同时在玄学影响下,人们的山水审美意识被唤醒,地区内高山深谷出现私家园林,如宁都赖箕庐;3、转折期——隋唐五代,中原腹地战乱导致北人南迁,为赣州北部地区的发展带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儒学文化和堪舆文化开始传入,人们的造园思想悄然发生改变。这一时期有许多宗教信徒舍宅为寺,寺观园林的建置更加完善,而私家园林受到刚传入的儒家文化主导的科举文化影响,呈现依山傍寺的分布状况;4、兴盛期—宋代,这一时期地区内经济、文化、政治快速发展。地区内开始兴办教育,文人学子逐渐增多。境内开始出现书院园林、学宫园林（龙湖书院、赣州府学）、文人?集的公共园林（八境台）、文人出仕带来的衙署园林（甓园）、文人隐逸的私家园林（水竹幽居）,同时寺观园林这一时期也是更具有游憩功能;5、全盛期——元明时期,在这一时期,地区内人们造园活动频繁,境内园林数量数倍多于前期,地区园林的类型齐全。在地区鼎盛风水学说的影响下,出现“造风水,兴科举”的热潮。地区内的书院园林与学宫园林,在选址、布局、造景上均受其影响,还带来新的景观元素——风水塔。6、成熟期——清代,这时期赣州北部地区经济、文化繁荣,政治清明,造园技术成熟。地区内原有的各类型园林呈现数量增多、规模变大,植物种类多,园内景观丰富,建筑形式多样的特点。同时境内外来氏族的栖居环境经过百年的发展后,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村落园林景观。赣州北部地区的古代园林在地区独特地理环境及人文环境的影响下一共形成7种主要园林类型,即:寺观园林、私家园林、衙署园林、书院园林、学宫园林、公共园林及其他园林。通过总结发现地区内的古代园林发展具有形成早,发展慢的特点。赣州北部地区古代园林地域特色在造园思想上呈现出杂糅多元,堪舆为上的特点;在意境营造上追求以景明志;在景观元素的应用上使用风水塔;在景观营造上独具匠心:（1）选址上以山林地为主,受堪舆文化影响。（2）理水上讲究活源活水,成景别致。（3）筑山是累土成台,以供远眺。（4）植物种类多样,四时卉发。（5）建筑形式多样,融于自然。
陈亮[8]（2019）在《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甘青民族走廊地跨甘肃、青海两省,这里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结合部,也是我国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共存的区域,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明清以来,在甘青民族走廊内生活着汉族、藏族、蒙古族、土族、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民族,本区域更成为汉文化、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的交汇之处。鉴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及民族多元格局,受到明清历任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明清政府通过对本区域实施有效控制与管理,使其从“边疆”渐成“腹地”,与全国各地的联系日益紧密。持续不断的经济开发推动了甘青民族走廊内的人口、农牧业、工商业的发展,并对域内的社会结构、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等产生极大影响。人口的增长和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明初,国家从战略地位的高度对甘青民族走廊进行开发与建设,卫所体系的建立不仅为明朝奠定坚实的军事保障,也意味着一场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大批迁入的戍边将士既促进了人口增长,也有力推动了域内的经济开发。明末清初,甘青民族走廊内战事频仍,人口损耗极大,至康熙中后期,随着政局稳定及社会发展,人口迅猛增长,外来人口的涌入以及人口的自然增殖使甘青民族走廊内各地的经济开发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治之后,本区域爆发多次反抗清朝统治的战争,不仅造成大量人口伤亡,也严重阻滞了经济发展。农业开发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入明以来,出于军事战略的考量,明廷实施以屯田为基础的屯卫制度,向西不断拓展的农业开发不仅巩固了西部疆域,也开启了区域农业一体化的进程。有清一代,各族百姓在明代农业开发的基础上,展开更大规模的垦地运动。此时段内,土地开垦不再集中于平地与川地,山地、坡地皆试种杂植,土地开发程度再创历史新高。在汉族农耕文化的影响下,各少数民族逐渐弃牧业农,这不仅确立了农业经济在本区域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也改变了域内的民族格局。随着屯田的开发,小麦的分布区域日益扩大,最终在甘青民族走廊内形成小麦种植区与青稞种植带,而这条农业种植带往往也是汉族与藏族的分界线。清中后期,高产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引种与推广、生产技术的进步、水利设施的兴修,均促进农业不断发展,并为工商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本区域工商业也取得一定发展。首先,在丰富原材料的基础上,明清时期本区域传统手工业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而晚清之际,近代机器制造业的萌芽开始出现,域内呈现出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大机器生产并存的场景,尤其是近代工业的出现对地域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其次,明清时期本区域的商业逐渐从明代的链条式经贸模式由向清代的区域贸易圈转变。明朝政府主导的“茶马贸易”与“朝贡贸易”构成与内地交往的经济链,其在推动各民族经济交流的同时,也强化了彼此间的政治、文化交流。入清以来,随着农业化的纵深发展和商业通道的繁荣,甘青民族走廊逐渐成为全国性市场体系的一部分,在民族贸易的推动下,不仅出现专业化的商品市场,也兴起多个颇具影响的民族贸易市镇,最终在清中期形成以甘青民族走廊为依托的区域贸易圈。持续性的经济开发使地域社会在多个层面产生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力量不断渗透,推动了本区域行政建置的发育进程,原本归属土司或寺院管理的土地及人口逐渐处于国家管辖之下。宗族作为基层社会重要的民间组织形态,其形成与地域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并成为维护乡土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此外,随着民族贸易的兴起,部分农业人口开始转移至工商领域,商人与手工业者阶层不断壮大。明代的屯田开发为甘青民族走廊植入新的社区,屯堡、铺舍、营等错落分布于民族交汇区域,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多民族共处的分布格局。随着区域经济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以改善,衣食内容更为多元,城乡生活日益丰富,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奢侈之风逐步在各地蔓延。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也使明清时期的文化教育较前代多有建树,中央政府不仅设置大量官学、书院、社学,还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开办义学等,凸显出独具地域特色的民族性及多元性。本文选择甘青民族走廊这一具有内在关联性的人文地理区域为研究范围,以明清以来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而分析自然、人文及历史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与制约作用,同时分析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存在的内在联系。这对于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现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郭景川[9]（2018）在《互动与共进：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研究（1912-1937）》文中认为作为知识精英的民国教育家,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近代以降,中国面临巨大的民族危机和社会转型,诸多有识之士把教育视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社会改造的妙药良方,怀着“教育救国”之理想积极从事教育实践活动。他们通过地缘、学缘、志缘等关系,构建教育交往网络,与同时代的教育家通力合作、互相扶持,共同推进民国教育的现代化变革,形成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靓丽的教育现象——教育家群生现象。受史学的生活转向之影响,教育史研究领域不断被拓展,对这些活跃在民国教育舞台上教育家交往活动的研究便是亟需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之一。依据交往行为理论和共同体理论,运用微观史学及多学科视角,以民国时期教育家的日记、书信、函电、着述、回忆录、照片等一手史料为基础,从地缘交往、学缘交往、志缘交往三个纬度对民国时期教育家之间的教育交往活动进行微观分析和深度描述,对民国教育家交往的主要方式、活动特点、影响因素、基本成效等进行概括和省思。从中可以看到:在20世纪前期知识分子大放异彩的舞台上,民国教育家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具有双向交互作用的人际交往。通过交往,不仅影响他人,自身亦积累起丰厚的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职业身份得到认同、教育思想不断发展、精神生活得以充盈,而且逐渐形成相对稳固的学术共同体,迈向社群生活。如此,研究既可把人物置于教育历史的中心,还原逼近真实的民国教育家教育活动的“原生态”场景,从中探寻教育家教育生活的历史轨迹,进而丰富和拓展民国教育史研究领域,而且对促进当前学人之间的教育交流与互动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绪论”部分,主要论及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回顾梳理了学界研究现状,对核心概念、研究时限、理论参照、方法选择等作出说明,以为全文的构思与写作奠定基础。第一章“内外驱动:民国教育家交往互动的背景与动因”,从政治环境、经济形态、社会生态等角度阐释了民国教育家生存的时空环境和交往活动的社会背景,从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与教育家个人理想信念的视角考察了民国教育家交往互动的外部驱动和内在动机,从西方教育理论的传入、欧美教育家的联袂来华、留学教育的快速推进、大量教育官员的出国考察等方面分析了近代西学东渐历史潮流对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的影响和作用。第二章“地缘交往:以同乡情结为纽带的交往互助活动”,通过梳理民国时期教育家籍贯的地理分布情况及院校分布情况,探明民国教育家之间所存在的地缘交往关系。从结交同乡、依靠同乡、互相扶持等几个方面,来展现民国教育家以同乡情结为纽带构建地缘交往网络进行交往互助的基本过程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分析教育家以地缘缔结人际联系、进行教育互动的利弊得失。第三章“学缘交往:以学业学术为追求的交往成长活动”,分析、探讨民国肇建后留学教育的兴起与民国教育家学缘交往活动勃兴的内在关联,考察了教育家与具有学缘关系的师长、同学、同事之间的以学业学术为追求的交往成长活动,呈现教育家学缘交往时的心态与场景,概括了教育家学缘交往的主要特征。第四章“志缘交往:以共同志趣为基础的交往互动活动”,阐述了教育家因一致或相似的教育志向、学术趣味等共同志趣为基础的个体之间的交往互动,以及因共同体志趣而结成会社团体的内部教育家之间的交往互动情况,并总结了个体间互动与群体性互动各自的特点与效用。第五章“个案呈现:陈鹤琴教育交往活动掠影”,以教育家陈鹤琴为个案,分别从其与师长、同辈学人、学生晚辈的交往三个纬度,呈现陈鹤琴与该三大交往群体互动的微观细节和活动场景,其中详细考察了以《儿童教育》和中华儿童教育社为平台构建志缘交往网络的路径以及通过举办年会所进行的群体性互动,分析了陈鹤琴在志缘交往网络中的中心度,总结了陈鹤琴不同交往类型的主要特征和异同,意在探讨民国时期教育家通过志缘交往实现自身人生价值、构建学术共同体的有益经验。第六章“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的历史省思”,对全面抗战爆发前教育家之间的交往活动进行反思与总结,概括了民国教育家交往的主要方式、总体特点、影响因素和基本成效,以期逐步深化对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一般规律与作用、影响的体认,以为当今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历史经验。
蔡天新[10]（2017）在《研究生》文中认为一、杂记我是人,凡是与人类有关的,我都想知道。——（古罗马）丹朗斯11982年9月,我开始读研了。因为是同一所大学,为了区别本科阶段,我用一个红皮笔记本充当记事本。这是一本杂记,内容五花八门。扉页上写着我那时的座右铭,"我是人,凡是与人类有关的,我都想知道。"出自公元前两世纪的拉丁诗人丹朗斯,是在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里斯多夫》里读到的。我请字写得漂亮的室友安庆在扉页上题写"研
二、南开大学教授杜家骥先生来访讲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南开大学教授杜家骥先生来访讲学（论文提纲范文）
（1）清代杭州驻防文人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中华多民族文学视域下的杭州驻防文学研究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价值及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顺康雍——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发轫期 |
| 第一节 满汉冲突背景下的汉族文人旗营书写 |
| 第二节 杭防文人诗歌创作的昂扬之态 |
| 第三节 杭防文学创作的先声——女性写作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乾嘉——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兴起期 |
| 第一节 杭防旗人视角下的乾隆南巡及其文化意蕴 |
| 第二节 旗营将领倡导下的杭防文学风貌 |
| 第三节 杭防文人诗歌写作的升平之象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道咸同——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繁盛期 |
| 第一节 驻防八旗科举制度演进及对诗歌创作的推动 |
| 第二节 杭防文学圈的形成与多族文人的交融互动 |
| 第三节 杭防文人诗歌书写的多元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光宣——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衰落与重建期 |
| 第一节 辛酉之难影响下的杭防文学 |
| 第二节 “局外人”的闲适安逸书写 |
| 第三节 “局内人”的边疆书写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杭州驻防文学家族创作与姻娅网络 |
| 第一节 杭州驻防文学家族概况 |
| 第二节 杭州驻防家族文学传承与嬗变 |
| 第三节 姻娅网络与杭防文学共同体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杭防文人诗歌写作与西湖风景空间 |
| 第一节 杭州驻防旗营之空间布局 |
| 第二节 西湖与杭防文人诗作之“地方感” |
| 第三节 杭防文人的精神聚焦之所——孤山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辛酉之难与杭防文人的创伤叙事 |
| 第一节 杭州驻防营的毁灭 |
| 第二节 幸存旗营文人的创伤叙事 |
| 第三节 旗民共同体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城东与城西:杭州驻防旗营的文学建构 |
| 第一节 杭防旗人文化意识的觉醒——廷玉与《城西古迹考》 |
| 第二节 杭防文学生态的繁荣——文人创作的涌现 |
| 第三节 杭防文化遗产的整理——诗歌选集与地方志的撰述 |
| 第四节 追步城东:杭防文人与杭城名士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2）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二、学术史梳理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材料 |
| 五、理论方法 |
| 六、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豫北地理与治理关系格局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 |
| 第二节 历史地理 |
| 第三节 经济地理 |
| 第四节 人文地理 |
| 小结 |
| 第二章 协同共治—国家治理视域下的豫北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认同培育—现实需求与文化建造 |
| 一、王朝统治正统性的构建 |
| 二、《圣谕广训》与清代社会治理思想的构建 |
| 三、祭祀与国家认同的构建 |
| 四、祭祀、表彰与伦理道德思想的构建 |
| 五、国家认同的瓦解与重塑 |
| 第二节 礼法并重—礼法与社会秩序体系的构建 |
| 一、“礼法”结合的社会治理体系 |
| 二、教育教化引导体系的构建 |
| 第三节 剿抚兼施—军事功能与治理体系的构建 |
| 一、威慑镇压的治理策略 |
| 二、军事信息渠道的构建 |
| 第四节 保障民生—公共事务治理体系的构建 |
| 一、税收保障体系的完善与构建 |
| 二、黄河的治理与民生 |
| 三、社会救助及民生 |
| 第五节 信仰引导—宗教信仰的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 一、宗教信仰的治理功能 |
| 二、邪教信仰的社会治理 |
| 三、传教士问题治理思想的演变 |
| 小结 |
| 第三章 实践落实—县级政府领导下的豫北基层社会治理 |
| 第一节 牢筑根基—县级组织机构的基本构成 |
| 一、县官的铨选及职能 |
| 二、县级机构的组成及职能 |
| 第二节 建设格局—社会公共事务治理 |
| 一、水利治理实践 |
| 二、仓储制度与灾荒防治 |
| 三、慈善救助与教民生计 |
| 第三节 基层组织—社会治安与赋税征收 |
| 一、保甲制度与权力渗透 |
| 二、赋税征收与民间社会 |
| 第四节 崇德重礼—教化体系与治理实践 |
| 一、学校教化机制 |
| 二、社会教化机制 |
| 第五节 敬天为民—官员祭祀与官民关系 |
| 一、地方官员祭祀 |
| 二、调解纠纷维护社会治安 |
| 三、传教士与豫北社会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自治—豫北民间社会中的自治机制 |
| 第一节 自治主体—基层社会的自治效能 |
| 一、士绅权威与基层社会 |
| 二、宗族制度的功能 |
| 三、会首的社会治理作用 |
| 四、乡村乡约自治 |
| 第二节 以农为本—乡村经济的发展 |
| 一、粮食生产与社会稳定 |
| 二、乡村工商业经济的发展 |
| 第三节 文化惯习—民间教化信仰的社会治理功能 |
| 一、社会教化机制 |
| 二、民间信仰活动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论陈梦家的甲骨学研究 ——以《殷虚卜辞综述》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第一节 陈氏甲骨学的研究现状及本文的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本文的局限与不足 |
| 第一章 作为甲骨学者的陈梦家 ——生平概要及甲骨治学始末 |
| 第一节 从诗人到学者(1928-1936) |
| 第二节 从宗教、神话、礼俗到古文字、实物、古史(1932-1937) |
| 第三节 从材料的收集整理到《综述》(1937-1956) |
| 小结 |
| 第二章 陈梦家的甲骨文字考释 |
| 第一节 确释例 |
| 第二节 误释例 |
| 第三节 备考例 |
| 第四节 陈氏甲骨文字考释的特点 |
| 第三章 陈梦家的甲骨断代学 |
| 第一节 陈梦家甲骨断代学研究始末 |
| 第二节 有关《甲骨断代学》四篇与《殷虚卜辞综述》差异的考察 |
| 第三节 陈氏甲骨断代研究的基础 |
| 第四节 陈氏甲骨断代的成就 |
| 第五节 陈氏断代的不足与遗憾 |
| 小结 |
| 第四章 陈梦家与甲骨文中的祭祀和商代宗教 |
| 第一节 本部分讨论的逻辑与范围 |
| 第二节 陈氏早期的祭名研究 |
| 第三节 《综述》中的周祭研究 |
| 第四节 陈梦家的商代宗教神灵研究及商代宗教观 |
| 第五节 商代晚期的宗庙制度 |
| 第五章 陈梦家的商代地理研究 |
| 第一节 陈氏早年商代地理研究述评 |
| 第二节 《禹贡》与陈氏的家国情怀 |
| 第三节 方法与问题——陈氏所见的卜辞地理研究史 |
| 第四节 “方国地理”——陈氏的总结与推进 |
| 第五节 “政治区域”——陈氏的突破与贡献 |
| 第六章 陈梦家的卜辞职官研究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与陈氏的研究范围 |
| 第二节 《综述》之前的卜辞职官研究 |
| 第三节 《综述》第十五章中提到的商代职官 |
| 第四节 《综述》中的职官分类 |
| 小结 |
| 第七章 陈梦家的卜辞名谓世系集合庙主研究 |
| 第一节 商代先公诸王名谓、世系研究 |
| 第二节 商代王位的继承法则 |
| 第三节 商王名谓所见的商代日名制度 |
| 第四节 集合示名 |
| 第五节 本部分的反思与小结 |
| 第八章 余论及结语 |
| 第一节 甲骨学与甲骨学科 |
| 第二节 构建甲骨学的框架 |
| 第三节 结语 |
| 附录一:甲骨分类史小考 |
| 附录二:《综述》“并卜卜人”概念补证 |
| 附录三:谈《综述》征人方排谱中误收的两版甲骨 |
| 主要参考文献(上编) |
| 《殷虚卜辞综述》所见甲骨材料引用问题 |
| 第一节 骨片问题 |
| 第二节 辞条问题 |
| 第三节 释字问题 |
| 第四节 余论 |
| 《殷虚卜辞综述》引用甲骨材料整理表 |
| 凡例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4）“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研究内容架构 |
| 第一章“首崇满洲”的内涵与成因 |
| 第一节“首崇满洲”的提出 |
| 第二节“首崇满洲”的内涵 |
| 一、“薙发易服” |
| 二、“清语骑射” |
| 三、政权建构 |
| 四、职官制度 |
| 第三节“首崇满洲”的成因 |
| 一、现实原因 |
| 二、政治诱因 |
| 小结 |
| 第二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科举政策 |
| 第一节 翻译科考的缘起 |
| 一、文科举中的翻译考试 |
| 二、《雍正会典》等文献的误记 |
| 三、《八旗通志》等文献的记载 |
| 四、《钦定国子监志》的补正 |
| 五、雍正朝翻译科的考试与额取 |
| 第二节 翻译科考的科目与类型 |
| 一、满洲科 |
| 二、蒙古科 |
| 三、宗室翻译科 |
| 四、驻防翻译科 |
| 第三节 翻译科考的考试内容 |
| 第四节 翻译科考的规模与额取 |
| 第五节 翻译科考中的舞弊与防弊 |
| 第六节 翻译科考的政治文化意涵 |
| 一、选拔翻译人才 |
| 二、实行“同文之治” |
| 三、维护满洲旧俗 |
| 小结 |
| 第三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职官政策 |
| 第一节“笔帖式”政策 |
| 一、“笔帖式”的历史流变 |
| 二、“笔帖式”的职掌 |
| 三、“笔帖式”的选用 |
| 四、“笔帖式”的设置目的 |
| 第二节 庶吉士政策 |
| 一、庶吉士的类别 |
| 二、庶吉士的馆选 |
| 三、庶吉士的教习与考课 |
| 四、庶吉士的翻译职掌 |
| 五、庶吉士的散馆 |
| 六、翻译庶吉士的创设 |
| 第四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人才培养政策 |
| 第一节 清代前期的旗学体系 |
| 第二节 旗学中的教材与课业 |
| 第三节 旗学中的翻译人才培养 |
| 第四节 翻译人才培养的典范 |
| 一、咸安宫官学 |
| 二、绥远城官学 |
| 小结 |
| 第五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汉籍(书)翻译政策 |
| 第一节 汉籍(书)翻译的整体情况 |
| 第二节 入关前的汉籍翻译 |
| 第三节 顺治至乾隆年间的汉书翻译 |
| 第四节 汉籍(书)翻译中的文化沟通意涵 |
| 第五节 汉籍(书)翻译的经典之作 |
| 一、《四书》 |
| 二、《五经》 |
| 三、《金瓶梅》 |
| 第六节 汉籍(书)翻译中的译名规范化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个人简历 |
（5）郑天挺先生与20世纪的清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民国时期接续孟森的清史研究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清史研究 |
|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清史研究 |
| 结 语 |
（6）满族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河南开封里城大院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选题目的与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田野点介绍及田野调查概述 |
| 第五节 文献综述 |
| 一、满族相关研究综述 |
| (一)满族民族识别与社会历史调查 |
| (二)八旗制度与满族文化认同 |
| (三)满族族群认同的研究 |
| 二、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
| (一)历史记忆理论综述 |
| (二)族群认同理论综述 |
| 三、现代性与文化自觉 |
| 第一章 开封的地名记忆与八旗历史文化 |
| 第一节 满洲城、里城与里城大院的地名记忆 |
| 第二节 社区内部传承的旗人文化遗存 |
| 一、“小八旗”“八旗两蒙古”与族群来源 |
| 二、“挑马甲”与旗人文化模式 |
| 三、“月白京腔”与语言族群差异 |
| 四、社区饮食记忆与满族原生文化 |
| 五、动物把式、北城派斗鸡与族群边界 |
| 第三节 开封的八旗历史文化记忆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满族群体的谱系失忆与祭祖传统 |
| 第一节 民国特殊境遇与满族的文化涵化 |
| 一、遣散旗营“由旗化民”的身份转变 |
| 二、原址聚居共渡难关的族群经历 |
| 三、艰难生活的文化涵化选择 |
| 第二节 开封满族祭祖传统的记忆 |
| 一、清代驻防城祭祀的文字记载 |
| 二、名门望族的家谱与祖坟 |
| 三、无家谱满族家庭的祭祖传统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开封里城大院的新中国岁月 |
| 第一节 民族聚居社区的政策性差异与共同体情感 |
| 一、开封里城大院的少数民族扶助政策 |
| 二、“乡土社会”的地域共同体认同 |
| 第二节 社会资本变化与旅游工业场域 |
| 一、开封里城大院社会资本的变化 |
| 二、旅游工业场域的城市记忆结构 |
| 第三节 开封里城大院的集体历史实践 |
| 一、开封里城大院的地方历史叙述 |
| 二、开封里城大院的民俗旅游想像 |
| 三、开封满族族群文化记忆建构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贾奶奶口述历史访谈 |
| 二、纪念开封清末民初旗人先贤 |
| 致谢及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赣州北部地区古代园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范围与概念界定 |
| 1.2.1 研究范围 |
| 1.2.2 概念界定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3.1 中国古代园林研究动态 |
| 1.3.2 江西古代园林研究动态 |
| 1.3.3 国外相关领域研究动态 |
| 1.3.4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2 赣州北部地区古代变迁及园林环境 |
| 2.1 赣州北部地区城市历史沿革及概况 |
| 2.2 自然环境 |
| 2.2.1 山水环境 |
| 2.2.2 气候条件 |
| 2.2.3 物产资源 |
| 2.3 经济、政治及人文环境 |
| 2.3.1 政治环境 |
| 2.3.2 经济条件 |
| 2.3.3 人文环境 |
| 2.4 赣州市北部地区园林类型及发展阶段 |
| 2.4.1 赣州市北部地区古代园林类型 |
| 2.4.2 赣州北部地区古代园林发展阶段 |
| 2.5 小结 |
| 3 秦汉时期的赣州北部地区园林 |
| 3.1 历史背景概述 |
| 3.1.1 政治背景——结束蛮荒,纳入中原 |
| 3.1.2 经济背景——航运初通,发展农业 |
| 3.1.3 文化背景——区域闭塞,崇信鬼神 |
| 3.2 园林发展概述 |
| 3.3 赣州北部地区园林的形成——神仙思想的产物 |
| 3.4 小结 |
| 4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赣州北部地区园林 |
| 4.1 历史背景概述 |
| 4.1.1 政治背景——军事开发,北民入迁 |
| 4.1.2 经济背景——航运畅通,农业始兴 |
| 4.1.3 文化背景——隐逸始入,宗教盛行 |
| 4.2 园林发展概述 |
| 4.3 主要园林类型 |
| 4.3.1 寺观园林 |
| 4.3.2 私家园林 |
| 4.4 小结 |
| 5 隋唐五代的赣州北部地区园林 |
| 5.1 历史背景概述 |
| 5.1.1 政治背景——乱世安定,北民再入 |
| 5.1.2 经济背景——航运始兴,经济发展 |
| 5.1.3 文化背景——儒学传入,宗教仍兴 |
| 5.2 园林发展概述 |
| 5.3 主要园林类型 |
| 5.3.1 寺观园林 |
| 5.3.2 私家园林 |
| 5.4 小结 |
| 6 宋代的赣州北部地区园林 |
| 6.1 背景概述 |
| 6.1.1 政治背景——清官明吏,政局安稳 |
| 6.1.2 经济背景——航运发达,商业发展 |
| 6.1.3 文化背景——儒学始兴,道佛犹然 |
| 6.2 园林发展概述 |
| 6.3 园林类型 |
| 6.3.1 衙署园林 |
| 6.3.2 学宫园林 |
| 6.3.3 书院园林 |
| 6.3.4 公共园林 |
| 6.3.5 寺观园林 |
| 6.3.6 私家园林 |
| 6.4 小结 |
| 7 元代的赣州北部地区园林 |
| 7.1 背景概述 |
| 7.1.1 政治背景——战争频发,时局动荡 |
| 7.1.2 经济背景——课税繁冗,经济惨淡 |
| 7.1.3 文化背景——宗教文化,星火不灭 |
| 7.2 园林发展概述 |
| 7.2.1 园林类型 |
| 7.2.2 寺观园林 |
| 7.2.3 私家园林 |
| 7.3 小结 |
| 8 明代的赣州北部地区园林 |
| 8.1 背景概述 |
| 8.1.1 政治背景——设立巡抚,流民入籍 |
| 8.1.2 经济背景——航运繁荣,经济复兴 |
| 8.1.3 文化背景——兴办教育,风水盛行 |
| 8.2 园林发展概述 |
| 8.3 园林类型 |
| 8.3.1 衙署园林 |
| 8.3.2 学宫园林 |
| 8.3.3 书院园林 |
| 8.3.4 私家园林 |
| 8.3.5 公共园林 |
| 8.3.6 寺观园林 |
| 8.3.7 其他园林 |
| 8.4 小结 |
| 9 清代的赣州北部地区园林 |
| 9.1 背景概述 |
| 9.1.1 政治背景——恢复科举,局势安稳 |
| 9.1.2 经济背景——航运繁华,经济昌盛 |
| 9.1.3 文化背景——儒学兴盛,道佛渐衰 |
| 9.2 园林发展概述 |
| 9.3 园林类型 |
| 9.3.1 衙署园林 |
| 9.3.2 学宫园林 |
| 9.3.3 书院园林 |
| 9.3.4 私家园林 |
| 9.3.5 公共园林 |
| 9.3.6 寺观园林 |
| 9.3.7 其他园林 |
| 9.4 小结 |
| 10 赣州北部地区古代园林的造园特色 |
| 10.1 造园思想——杂糅多元,堪舆为上 |
| 10.2 造园意境——以景明志 |
| 10.3 独特的景观元素——风水塔 |
| 10.4 独具匠心的景观营造 |
| 10.4.1 选址——山林为主,堪舆指导 |
| 10.4.2 理水——活源活水,成景别致 |
| 10.4.3 筑山——累土成山,以供凭眺 |
| 10.4.4 植物——种类繁多,花木尤胜 |
| 10.4.5 建筑——形式多样,融于自然 |
| 11 结论与不足 |
| 11.1 本文主要结论 |
| 11.1.1 赣州北部地区古代园林的发展脉络 |
| 11.1.2 赣州北部地区古代园林的类型及其发展历程 |
| 11.1.3 赣州北部地区古代园林的地域特色 |
| 11.2 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赣州北部地区古代园林年表 |
| 附录二:园记 |
| 作者简介 |
（8）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基本概念界定 |
| 三、研究资料和研究现况 |
| 四、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
| 五、研究的主要内容、难点、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的人口变迁 |
| 第一节 明代人口的变化 |
| 一、明初大规模移民推动人口增长 |
| 二、明中后期人口呈下降趋势 |
| 第二节 清代的人口起伏 |
| 一、清前期人口的恢复性发展 |
| 二、乾隆四十一年至咸丰三年间人口的滞胀 |
| 三、同治兵燹后的人口骤减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少数民族人口 |
| 一、明代的“西番”人口 |
| 二、清代的少数民族人口 |
| 小结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的农牧业发展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 |
| 一、明代农业的西向拓展 |
| 二、清代农业一体化的完成 |
| 三、传统农作物结构的变化 |
| 四、经济作物的引种与推广 |
| 第二节 农业生产方式的演化与水利设施的兴修 |
| 一、农业技术与生产工具的进步 |
| 二、明代水利工程的创修 |
| 三、清代水利渠网的完善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畜牧业的发展 |
| 一、明代官营养马业的勃兴 |
| 二、清代官营养马(驼)业的延续 |
| 三、明、清民营畜牧业的发展变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传统手工业及近代工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传统手工业的传承与发展 |
| 一、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兴起 |
| 二、矿产资源的开采与加工 |
| 三、少数民族手工业的延续 |
| 第二节 近代工业的萌芽 |
| 一、洋务运动背景下的近代工业 |
| 二、清末的“新政实业” |
| 第三节 传统手工业及近代工业发展的特点 |
| 一、较强的地域性和民族色彩 |
| 二、外部因素推动下的发展 |
| 小结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的商业进展 |
| 第一节 明代链条式的经贸模式 |
| 一、国家掌控下的茶马贸易 |
| 二、经济利益驱动下的朝贡贸易 |
| 第二节 清代区域贸易的繁荣发展 |
| 一、流通商品种类的多元化 |
| 二、民族贸易推动商业市场形成 |
| 三、商人群体对商贸交流的促进 |
| 四、商路的开辟与贸易圈的建立 |
| 第三节 明清两代商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 一、从“重农抑商”向“重农重商”的转变 |
| 二、国家少数民族政策对民族贸易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五章 明清时期经济发展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
| 第一节 地域社会的变化 |
| 一、行政区域的扩张与编户齐民 |
| 二、宗族的形成与发展 |
| 三、商人及手工业阶层的壮大 |
| 第二节 社会生活的变革 |
| 一、军民共处与新村寨聚落的形成 |
| 二、由俭入奢的消费观念 |
| 三、丰裕多元的衣食品类 |
| 四、日益丰富的城乡生活 |
| 第三节 族际间的交往融合与文化熏染 |
| 一、民族间的互动与交融 |
| 二、土官的“向化”现象 |
| 第四节 文化教育与风气开通 |
| 一、明代文教的兴起 |
| 二、清代文教的继续推广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互动与共进：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三、概念界定、理论参照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内外驱动:民国教育家交往互动的背景与动因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动荡的国家和社会 |
| 一、政治背景:复杂动荡的政治环境 |
| 二、经济背景:萧条落后的经济状况 |
| 三、社会背景:紊乱失调的乡村社会 |
| 第二节 民族危机与个人理想的双重作用 |
| 一、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的冲击 |
| 二、教育家人生理想信念的驱动 |
| 第三节 西学东渐之风的鼓荡带动 |
| 一、西方教育理论的导入 |
| 二、欧美教育精英的访华 |
| 三、出洋留学活动的勃兴 |
| 四、官员的出国教育考察 |
| 第二章 地缘交往:以同乡情结为纽带的交往互助活动 |
| 第一节 民国教育家之籍贯分布 |
| 一、民国教育家籍贯的整体分布:以江浙两湖为渊薮 |
| 二、民国教育家籍贯的院校分布:以国立大学为重点 |
| 第二节 教育家的地缘关系及其交往 |
| 一、结交同乡:教育交往活动的初始网络构建 |
| 二、依靠同乡:个人进步与教育发展的助推器 |
| 三、相互扶持:-民族危亡背景下的患难与共 |
| 第三节 教育家地缘交往之利弊得失 |
| 一、地缘交往之利:易于建立信任度较高的人际关系 |
| 二、地缘交往之弊:容易形成势力膨胀的教育帮派 |
| 第三章 学缘交往:以学业学术为追求的交往成长活动 |
| 第一节 留学教育与教育家学缘交往的勃兴 |
| 一、留学之风的强劲吹起 |
| 二、留学教育精英的崛起与学缘认同 |
| 第二节 教育家的学缘关系及其交往活动 |
| 一、师生交往活动:“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
| 二、同窗学友之谊:“有匪君子,如切如磋” |
| 三、同事交往活动:“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
| 第三节 学缘交往的特点及评价 |
| 一、广而持久,有情有谊 |
| 二、阶段存在,或延或断 |
| 三、彼此独立,和而不同 |
| 第四章 志缘交往:以共同志趣为基础的交往互动活动 |
| 第一节 基于共同志趣的个体间交往 |
| 一、教育交往活动之缘起与展开 |
| 二、对交往双方及教育事业的影响 |
| 第二节 基于共同志趣的群体性交往 |
| 一、联合发起:社团创办的集体力量 |
| 二、社团年会:多方互动的时空场域 |
| 三、诗与远方:交往互动的意义生成 |
| 第五章 个案呈现:陈鹤琴教育交往活动掠影 |
| 第一节 陈鹤琴与师长的交往及其特点 |
| 一、大学师长:厚爱与熏染 |
| 二、哥大师长:感召和互助 |
| 第二节 陈鹤琴与同辈学人交往网络的构建 |
| 一、求其友声:中华儿童教育社与交往网络之构建 |
| 二、精神领袖:在中华儿童教育社中的角色和地位 |
| 三、国际展现:交往网络在国际舞台上的向外拖延 |
| 四、陈鹤琴与同辈学人交往的主要特征 |
| 第三节 提携与厚爱:陈鹤琴与学生晚辈的交谊 |
| 一、校园活动中增进师生了解 |
| 二、业余交往中联络师生感情 |
| 三、携手教育中升华师生情谊 |
| 第六章 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的历史省思 |
| 第一节 民国教育家交往的主要方式 |
| 一、书信往来 |
| 二、学术交流 |
| 三、工作交往 |
| 四、社团活动 |
| 第二节 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的特点 |
| 一、交往活动的多样化 |
| 二、基于志缘交往的相对持久性 |
| 三、教育交往网络的向外延展性 |
| 四、由地缘交往向志缘交往转变 |
| 第三节 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的影响因素 |
| 一、距离的远近是影响教育家交往的重要因素 |
| 二、个人专长的互补性影响交往活动向外拓延 |
| 三、交往活动受政治局势等外部因素影响较大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的成效 |
| 一、从制度到实践,推进民国教育现代化变革 |
| 二、从青涩到成熟,促进民国教育家自我生成 |
| 三、迈向社群生活,推动教育学术共同体形成 |
| 四、谱写真情华章,为后世留下宝贵精神财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研究生（论文提纲范文）
| 一、杂记 |
| 1 |
| 2 |
| 3 |
| 二、电影 |
| 1 |
| 2 |
| 3 |
| 三、缪斯 |
| 1 |
| 2 |
| 3 |
| 四、胶东 |
| 1 |
| 2 |
| 3 |
| 五、绘画 |
| 1 |
| 2 |
| 3 |
| 六、罗兰 |
| 1 |
| 2 |
| 3 |
| 七、素数 |
| 1 |
| 2 |
| 3 |
| 八、南国 |
| 1 |
| 2 |
| 3 |
| 九、郊游 |
| 1 |
| 2 |
| 3 |
| 十、畴人 |
| 1 |
| 2 |
| 3 |
| 十一、鲁国 |
| 1 |
| 2 |
| 3 |
| 十二、部长 |
| 1 |
| 2 |
| 十三、红烛 |
| 1 |
| 2 |
| 3 |
| 十四、疑问 |
| 1 |
| 2 |
| 3 |
| 十五、离歌 |
| 1 |
| 2 |
| 3 |
四、南开大学教授杜家骥先生来访讲学（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代杭州驻防文人诗歌研究[D]. 李珊珊. 内蒙古大学, 2021(11)
- [2]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D]. 高世伟. 河北大学, 2021(09)
- [3]论陈梦家的甲骨学研究 ——以《殷虚卜辞综述》为中心[D]. 许子潇. 吉林大学, 2021(01)
- [4]“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D]. 宋以丰.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5]郑天挺先生与20世纪的清史研究[J]. 常建华. 安徽史学, 2019(04)
- [6]满族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河南开封里城大院的个案研究[D]. 梁艳艳. 中央民族大学, 2019(08)
- [7]赣州北部地区古代园林研究[D]. 廖楠. 江西农业大学, 2019(03)
- [8]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D]. 陈亮. 兰州大学, 2019(08)
- [9]互动与共进：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研究（1912-1937）[D]. 郭景川.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10]研究生[J]. 蔡天新. 江南, 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