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破了定律企业必败(论文文献综述)
孔令通[1](2021)在《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文中指出《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等传世文献中比较系统地记载了汉代职官的设置情况,同时,在玺印、封泥、简牍等出土文献中亦存在着大量的汉代职官材料,这些内容对於研究汉代职官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广泛搜1整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职官材料,与《百官表》进行比照,并讨论相关问题。论文分爲上下编:上编爲研究篇。绪论介绍了出土文献中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分爲五节,将出土文献中所见高祖至吕后时期、文景时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的职官与《百官表》进行了对比,并总结了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之中央职官。经过对比发现《百官表》所述职官体系至文景时才开始颇具雏形,至西汉中期方形成,而西汉晚期是“省减”期,注重机构的裁撤与省并。第二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分爲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侯国及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三节。汉承秦制,但其实刘邦称帝前後都部分继承了楚制,因此这一部分着重追溯职官至战国时期,并对其职能进行概括总结。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侯国即已存在侯家吏和上属於中央的两套行政系统。第三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分二节:第一节爲郡职官,第二节爲县职官。重点梳理了西汉早期和西汉中晚期的郡县属吏,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郡守以军事职能爲主,属吏设置相对简单。西汉中晚期,郡属吏设置增多。且少数民族地区可能亦存在汉廷所辖职官与少数民族职官两套行政系统。第四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本章分爲工矿商业类、军事类、农林水利类、畜牧类、仓储类五节,对西汉时期的盐铁官、都水官、工官等秩比县令长的职官进行了考察。下编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编,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集成五个表格,分别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王国、郡、县、侯国职官表,其中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分爲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和未见於《百官表》职官两个表格。
韩文羽[2](2020)在《现代汉语必然类情态副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三个平面”的语法观为理论基础,结合“两个三角”、情态系统,借鉴语体语法、语法化、主观性与主观化、认知语法等相关理论的研究,运用共时与历时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微观角度对现代汉语必然类情态副词作出描写与分析。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确定了现代汉语必然类情态副词的性质与范围(共12个成员),并将其分为“必”类(必、必定、必然、必将、势必)、典型“定”类(定、定然)、“准”类(准、一准、准保、准定)、边缘“定”类(一定)四类。本文的着重研究对象是“必”类。全文共有八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内容是回顾选题缘起,说明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综述现代汉语必然类情态副词在副词和情态系统中的研究现状;介绍本文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语料来源。第二章为现代汉语必然类情态副词的性质与类别。一方面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总结,以五条参考标准来界定现代汉语必然类情态副词的性质和范围:1.状位性:位置固定,不能位于主语前,基本出现在句中,大多为VP副词。2.一般出现在“是”的前面。3.表否定情况时,通常出现在“不”的前面。4.主观性:主观评注不是表现在句法位置的最外层,而是命题意义的最外层。5.前置性:和他类副词(指情态副词以外的他类副词)共现、连用时基本位于最前面。另一方面结合句法分布特征、语体和原型理论为根据上述标准确定的现代汉语必然类情态副词成员划分类别:1.“必”类:必、必定、必然、势必、必将2.典型“定”类:定、定然3.“准”类:准、一准、准保、准定4.边缘“定”类:一定第三章为必然类情态副词“必”的语法功能。我们从三个平面入手,考察了“必”最常见的句法位置、“必”与他类词的同现关系(如“必”可以后接光杆动词和光杆形容词,并可以用【+持续性】对其后接动词进行归纳)、“必”的古今词义对比、“必”的语义活跃因子、“必”的语义指向(提出间隔后指和紧邻后指的区别),“必”与语体、句类、句态、“体”以及背景信息和焦点信息的语用关系,并通过这些语用关系透视“必”在句法形式上的表现,分析“必”能够出现在广告语体中的原因。第四章为必然类情态副词“必定”的语法功能。这一章同样从句法层面、语义层面、语用层面三个角度分析“必定”的语法功能,在描写“必定”与否定词、他类副词、动词、形容词及句末语气词的同现情况时,对比“必定”与“必”的共性与个性,分析“必定”与“一定”具有相似功能的原因,并通过“必定”的词典释义、语义活跃因子、语义指向和所分布的语体、句类、句态、“体”规律,可连接的三种背景信息与焦点信息真值程度的关系,发现并解释“必定”句法现象的产生原因,对比“必定”与“必”语法功能的异同。第五章通过句法功能、语义功能、语用功能研究“必然”的语法功能。“必然”是必然类情态副词的核心成员,因此我们采用与“必然”相关的语义特征对这一类情态副词进行命名。“必然”既能够显现大多数成员具备的典型特征,也会表现自己的独特个性。现代汉语中的“必然”因为具有不同的词性,所以根据它与否定词、他类副词、情态动词的连用情况,可以对其副词词性作出界定。句法形式不仅和普遍语法理论相关,根本上直接受到交际意图的影响,甚至交际意图可以对语言形式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对“必然”的词典释义、语义活跃因子、语义指向进行归纳和总结,发现它与“知道”、“认为”、“想到”等认知类谓宾动词及后面解释说明内容的语义关系,说明其对连谓结构、兼语结构的指向辖域,并探讨“必然”与句类、句态、语体、“体”以及“必然”连接因果关系下背景信息与焦点信息的能力,并总结“必然”、“必定”、“必”的语法功能差异。第六章为必然类情态副词“势必”的语法功能。为方便“势必”同其他“必”类作出对比,本章的考察项目和“必定”、“必然”一致。但因“势必”是由跨层结构凝固而成的副词,具有特殊的词汇化过程,所以我们对此作出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势必”和“必然”、“必将”是共性较强的三个副词,所以在本章会加强“势必”同“必然”的对比,并在下一章继续对“势必”和“必将”作出对比。由于“势必”可能具有消极的情态倾向,所以它在交际中可以发挥交互主观性的作用,即消极意义不一定作用于当前句,可能作用于听话者也可能作用于交际双方(详见第六章第二节)。在考察“势必”和语体的关系时,我们发现少见于文艺语体的“势必”以最大比例出现在日本翻译文学作品中。第七章为必然类情态副词“必将”的语法功能。本章采用与前面相同的研究思路考察“必将”的语法功能,说明“必将”的个性,并在此基础上,从“必将”、“必然”、“势必”与情态动词搭配时的语义指向和被正负向语境的选择倾向出发,对比“必将”、“必然”、“势必”的语法功能。第八章为结语。这一章我们对全文主要内容进行了总结,并阐述了本文的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
吕承祯[3](2020)在《南京国民政府侨刊研究(1937-1945) ——以侨务机构的四种期刊为中心》文中认为中国在海外有大量的华侨存在,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海外华侨与中国国民党关系密切。华侨对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成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即创办了不少侨刊,在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延续了战前的做法积极地创办侨刊。全面抗战的爆发,将华侨与国民政府更为紧密地联系了起来。抗战时期中国的严峻局势,激发了华侨报效支援国家的心态,也促使国民政府寻求华侨的帮助。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国民政府侨委会与国民党海外部创办了一系列侨刊。面对抗日战争的严峻局势,侨委会将《侨务月报》改编为《非常时期侨务特刊》,用以报道抗战。1938年侨委会创办《华侨动员》,1940年停刊。同年海外部创办《华侨先锋》,1941年停刊,1943年复刊,此后一直维持到抗战结束。1940年侨委会将《华侨动员》改编为《现代华侨》,1942年停刊。《非常时期侨务特刊》仅出了一期。它在七七事变后的特殊时间段内以报道国内局势、驳斥日寇言论为主要内容。《华侨动员》以动员华侨贡献抗战为宗旨,刊登与华侨抗战相关的稿件。《现代华侨》的内容主要反映抗战时期华侨文化、华侨教育、华侨生活情况。《华侨先锋》以阐扬三民主义理论,发挥抗战建国国策,报道国内要讯,研讨海外党务侨务问题,提供侨胞共同努力的方针为宗旨。侨刊的主要内容有:国内国际时事、宣传动员华侨、华侨对抗战的贡献、救济华侨、华侨教育等方面。报道国际国内时事是侨刊的重要内容,目的是使华侨了解中国抗战与国际局势,侨刊为此塑造了国民党军队抗战的正面形象。宣传动员华侨是国民政府创办侨刊的初衷,为此侨刊对华侨进行了积极的动员,指导他们为国效力。侨刊报道了华侨对抗战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经济方面,他们捐款捐物、购买救国公债、抵制日货、投资国内建设;在军事方面,许多华侨返回祖国从军杀敌,服务军民,有的甚至牺牲在了战场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南亚大部沦陷,华侨急待拯救,国民政府转而救济华侨。华侨教育的内容在侨刊中也占有较大的比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对侨政策,侨刊的创办受到这些政策的指导影响,体现了国民政府的侨务政策,反过来又对侨务政策起到了补充完善的作用。这四种侨刊创办于不同的时间段,分属不同的组织系统,其宗旨、内容因此有不同,但是因为都是国民政府侨务机构的侨刊,因此又有共同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创办的这四种侨刊,在当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为当代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对现代人创办侨刊也提供了一些借鉴价值与经验。当然,这些侨刊也存在缺陷。它们的创办经营时间普遍较短,内容存在断裂;有的文章存在污蔑共产党的言论,不利于抗战统一战线的稳固。
迟学芳[4](2017)在《中国生命伦理传统的诠释和重建》文中提出为了建构中国本土化的生命伦理学,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生命伦理传统进行诠释与重建的定位。为此,首先,确证本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在借鉴恩格尔哈特先验的“道德传统”以及马克思“实践理性标准”的基础上,提出“四维结构”的生命伦理理想模型,作为诠释和重建的理论基础,即自然生命系统、文化生命系统、道德传统和非线性复杂性科学理论判据以及系统内在选择和外在选择判例。其中,自然生命系统可以指谓一切个体生命,包括人和其他非人类动植物等个体形态;文化生命系统指代的是类比生命实体形成的生命文化,包括家庭生命、社会生命、国家生命和宇宙或自然界生命等集合体形态,集合体形态的生命并不是不存在,是以组织结构关系在人们的头脑中作为一种影响行为或决策的意识观念,或法律制度,或器物习俗等有形无形的印记存在;道德传统是“文化遗传”的历史尺度,非线性复杂性科学理论判据包括耗散结构、协同学和超循环思想认识和分析方法,还有系统的内外选择判例,共同构成了对自然生命系统,或文化生命系统对象的理论评价体系。这个体系是梳理中国生命伦理传统的理想模型,具有联结过去与现时代,并实现古今思想、方法和理论融合等功能。其次,把这个理想模型作为一种认识模式和思维方式,考察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并从中发现和梳理中国生命伦理传统思想,初步完成了从原始社会到明清的生命伦理传统思想的概括:(1)从原始社会到西周的生命伦理思想,以“民以食为天”、“生育即善”的观念以及“孝”和“德”为特征的“家-国生命一体”的血缘和宗法制度为特征;(2)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生命伦理传统形成,其标志是儒、道、法、墨的生命伦理传统,以“生生之道”、“生生之仁”、“治国之命在富民”、“劳动谋生权不可剥夺”等传统思想为特征;(3)秦至唐代的生命伦理传统得到大发展,出现生命伦理思想百花齐放的局面。中医药体系建立,凸显“大医精诚”、“治未病”的生命道德文化;《礼记》第一次把人情、人义与人利、人患结合起来作“身-心分析”,为制约人欲并维护家-国生命健康奠定基础;陆贾的“民是万世之本”、《吕氏春秋》的“顺民心就是行大义”、《太平经》的和气生财与平均共享的太平盛世理想,以及葛洪的“自然有命”、“安其所长”具有代表性;此外,“养生安生”生命伦理传统形成。阮籍、嵇康,以及陶弘景、孙思邈和《严氏家训》为代表。(4)宋元明清的生命伦理思想,深化“明哲保身”与“舍生取义”联系和区别,还突出扩展了生命关怀的范围和仁者的生命责任。见诸“民胞物与”、“仁者天地万物一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等观点。(5)中国佛教生命伦理思想见诸“法界缘起论”与宇宙整体性阐释,其“众生平等”、“净土情怀”、“涅盘理想”以及“素食”和“放生”身体厉行,特别是“苦”的世态及“无明”心态和“六道轮回”的“冥界”过程,为戒杀生、普渡众生、提供特殊的“思想实验”或“成佛训练”。为了使上述中国生命伦理传统现时代化,就要把现今存在的公共生命理解的典型问题,放到中国生命伦理传统中加以解释和说明,坚持认为生命源于“生生之道”,止于自然之道,自杀不仅对不起家庭还违背“天命不可违”的原则;临终关怀,就是要讲好“听天由命”的故事;虐杀动物,是造孽的行为,不应当;刘海洋伤熊事件,归根结底是缺少对生命的相情同感;同学之间相互伤害生命的现象,本质上是人的“异化”,缺乏儒家“做人”之道。生殖技术、生育控制、人类基因组破译研究、器官移植、人体实验、死亡控制等生命科技与人体自然生命的关系问题,体现了利用生命科技干预生命自然进程的现实,主张“自然最有智慧”,除非不得已,尽量不要用那些科技手段。中国生命伦理传统,除了有对待上述个体生命的态度外,还包括对待集合体生命的观念。首先,关于家庭生命健康发展的观念,主张:(1)生育是对的;(2)保证劳动者劳动是基础和前提;(3)倡导孝道是关键。其次,关于国家生命健康发展的观念,认为:(1)弘扬优秀儒家生命伦理传统是基础;(2)得民心是根本;(3)有法必依且执法严明是大事;有国格人格是核心。再次,宇宙或自然界生命健康发展的观念,认为老子道的生成论宇宙观具有现时代价值:(1)它提供总体认识宇宙或自然界生命的生物理论模型;(2)它不等于自然规律,是一切生成之总规律;(3)它是“自然界最懂自然”之“道”,要求人们尊重和敬畏自然。进而,根据中国生命伦理传统中不同的思想观点和学说范式,把中国生命伦理传统分为“十大生命道德共同体”。即“家-国生命一体”、“道法自然”、“依法治国”、“仁义为怀”、“治未病”、“身-心分析”、“以民为本”、“尊重自然”、“民胞物与”以及“养生安生”等生命道德共同体。对中国生命伦理传统重建的定位,既适应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对“公共生命文化建设”的国家战略和重大需求,也借鉴和融合了国内外相关学术观点。可以把重建概括为“一个逻辑起点,两大基石。”“一个逻辑起点”,是以“生生之道”的自然生命秩序和“生生之仁”的文化生命秩序的协同进化,作为中国生命伦理传统重建的出发点、立论的基础和评价的标准,以及最终实现的目的。它与现行的规范生命伦理学不同:(1)它以公共生命文化和民族生命文化素质为视阈,把人对生命的行为和态度与做人、与家、国和自然界的生命健康发展联系起来讨论,作为重建的出发点;(2)主张科学技术无论怎样发展,都不可能脱离人类生命的自然秩序和文化秩序,更不可能脱离与地球“道”的生命秩序的协同进化,以此基点作为重建的基础和评价的标准;(3)人类个体生命的状态,生命质量、生命健康和幸福状态,与家庭生命、社会生命、国家生命、地球自然生命的状态紧密相关。在人类社会内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小家与国家、国家与小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人体自然“小宇宙”是“大宇宙”自然状态的“窗口”,对自然的索取与保护、利己与利他的对立统一,是重建的最终目的。“两大基石”,即生命道德哲学和生命道德学,构成了中国生命伦理学的体系结构的定位。在生命道德哲学层面,探讨了生命世界观、生命价值观、生命权利观和生命利益观,主张要知命、任命、顺命;身体生命的固有价值决定文化生命的内在价值;有追求生命质量,健康生活和幸福生活的权利;要保证人们基本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利益,抵制奢侈需求的利益,保证平等的医疗条件、医疗机会和基本医疗利益的主张。在生命道德学定位的研究方面,提出了基本框架构想,以及“孝悌原则”、“三纲五常”、“仁义”原则、“大医精诚”等基本原则;在基本范畴方面,提出生命道德共同体、生命道德考虑、生命道德重要性、生命过期、人的自然性与文化性、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自然生命秩序与文化生命秩序。在生命道德基本规范的定位方面,提出以“生命的社会大义”和“医疗公正”为特征的促进医改规范的定位;在科技与生命关系上,提出“科技辅助生命的功能”、“尊重生命、尊重患者及其家庭选择和上级裁决”以及“要考虑到不确定性风险与责任和免责条款”的主张。在工作、生活和休闲规范的定位方面,提出适度工作、要注意吸收“明哲保身”思想、健康生活和适当休闲等观点。在制定卫生保健和养生规范的定位方面,提出要注意到“人体‘小宇宙’是麻烦的根源”问题、要包括动静结合、知足知止的生命脉动原则、要区分身内之物和身外之物,主张生命势弱。中国生命伦理传统的伦理学,是与我国流行主张的“以解题为目的和归宿”的生命规范伦理学不同,是“以做人为目的”、“以朝着生命健康的方式生活为归宿”、“家-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生命美德伦理学。无论什么样的生命伦理学,如果离开了中国优秀生命伦理传统,仅仅突出伦理学的工具价值,忽视或不顾其内在价值,那么它就是不完善的。这也是我们倡导建构中国生命伦理传统的伦理学的本意。
陈颀[5](2016)在《文明冲突与文化自觉——《三体》的科幻与现实》文中研究指明从科幻与现实的关系切入刘慈欣《三体》三部曲,在科学幻想的背景设定下,《三体》的核心矛盾是人类与三体的文明冲突,以及文明冲突引发的历史终结和人类未来问题。汪淼代表的知识分子叙事,罗辑代表的英雄叙事,程心代表的末人叙事构成三部曲不同的叙事视角和情节主线。如果人类未来必然发生文明冲突和宇宙灾难,当代精英需要反思和推进现有的道德、文明和历史观,摆脱末人时代的诱惑和束缚,勇于创造历史。
沈红亮[6](2015)在《瓦解与重构—镇江近代前期社会转型研究(1840-1911)》文中研究说明如何理解中国近现代的社会转型?社会转型的启动力量和运行原理是什么?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本文试图以镇江这个商埠城市为例,从微观角度剖析传统中国社会从帝国结构向分权结构转型的前期过程。近代史上,镇江是一个各种政治元素齐备的典型城市。有八旗军队驻防,代表着传统的征服者群体;有外国租界,代表着刚侵入的西方势力;传统农业在社会经济中起到基础性作用,繁荣的运河城市,较早成为通商口岸,有日益壮大的城市上流阶层,有新式军队驻扎,也有极度贫困的失业大军。还有,镇江几乎完整地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中遭受严重兵灾,打开国门后出现了规模可观的外国人群体,清末新政中的重大举措,反清革命中声势浩大的斗争——镇江几乎是近代前期中国社会的缩微版。同时,镇江相对独立地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转型周期。通过内部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完成了一场温和的革命。镇江的革命过程和结束方式也几乎是辛亥年中国革命的缩微版。本文以镇江的地方资料为主,复原近代前期镇江社会转型的过程,探寻传统政治架构在近代前期日趋瓦解和重构的机制。近代前夜,帝国结构下一元化权力框架是一种十分稳定的政治体制。政治制度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脆弱奇妙地结合在一起。鸦片战争中的镇江战役,呈现出一个一触即溃的脆弱社会和牢不可破的政治制度组合。偶然的外力冲击,让我们看到一个传统农业社会中,在超强暴力整合下的碎片化的国家——这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极端的一元化的权力,为了便于控制和管理,便具有了对农业活动的偏爱,并具有了强烈的意识形态洁癖。战争中,处处都可见对非农业因素的打压和对新事物的仇视。鸦片战争时期的镇江社会百态,是本文提供的一个历史参照物。在对比之中我们可以看出,鸦片战争时期的镇江社会,是一个十分纯粹的一元化权力结构。太平天国时期的镇江社会,展示了传统社会中朝代更替的模式。两个相互对峙的武装集团致力于建立相同性质的政权,并给民众带来地狱般的灾难。双方共享着同一种制度结构。大量史实证明,他们是同质的。他们以相同的方式对待民众,也以相同的方式运作战争机器。稳定的帝国结构是以消灭非农业社会因素和消灭一切个性为代价的,它的另一个副产品是社会停滞不前。这个产生于农业社会的粗陋统治模式,具有自我修复的机制,以削足适履的方式把一切传统的帝制结构下无力整合的社会资源无情地消灭掉。全社会在付出高昂的代价之后回到一个低水平的平衡状态,历史因此呈现出周期性的朝代更替——这是传统中国社会另一个重要特征。双方争夺结果孰胜孰败,取决于双方政权的运作效率的高低。如同历史上历次王朝更替一样,无论太平天国战争的胜败结果如何,都改变不了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和中国社会的性质。太平天国时期的镇江社会场景,是传统中国社会解决社会危机的收官之作。在对比之下,我们可以衡量出,辛亥年清王朝灭亡时,镇江社会偏离了中国传统的历史轨迹有多远。镇江租界设立之后,外来势力犹如一个楔子打入镇江社会,改变了传统社会的博弈结果。一元化社会中畸强畸弱的博弈格局开始发生变化。伴随着官府控制社会的能力削弱,民众逐渐获得较多的经济自由权利。个体自由的日积月累、异质人群的长期存在、华洋杂处的社会现状,使得社会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社会博弈结果逐渐向有利于生产性群体发展。由于经济自由的增加,内外贸易都走向繁荣,社会的整体性也显着增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不同社区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了。借用涂尔干的概念来说,镇江社会开始从机械团结的模式向有机团结的模式转变。社会经济因之快速繁荣,近代社会的各种观念也因之发育。官府对意识形态的管控逐渐力不从心。民众的国家认同、种族认同、群体认同开始偏离官府的束缚。官府也不得不面对民众的认同危机。外国势力的介入,轻微地调整了中国社会的博弈格局,最终积累成为对一元化体制的严峻挑战。然而,社会转型是一个系统化的社会工程。由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特质、民众观念等等都需要有相应的转变,转型进程显得困难重重。在清末应对危机进行改革之际,镇江社会同样处于危机之中。持续几十年的经济繁荣,产生了垄断的经济结构,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危机推动了改革,而改革使得旧的权力架构进一步松动。几项改革措施的后果,都是在挖旧体制的墙角:新式教育推广使新的社会思潮更易传播;编练新军使得镇江旗人更加边缘化;各种经济、政治机构设立,使得城市上流阶层拥有了发挥政治影响的平台。总之,改革既削弱了朝廷的力量,暴露了旧体制的弊端,又加剧了社会危机,并激起全社会起而改变现状的激情。努力垄断权力却又无力解决社会问题的征服者群体,成为镇江社会的众矢之的。意识形态如同脱缰野马,围绕着主流种族、主流群体的利益迅速塑造成型。以人民为本位、以民权为目标、以反满为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被广泛地接受。随着危机的加深,镇江府境及周边地区,逐渐呈现出一个失控的状态。府城及周围的丹阳、句容、金坛等县农村,民众反反复复地以暴力方式向官府的权威挑战,而官府的应对却越来越乏力。镇江府城的驻军系统也分崩离析。最后,以最具实力的新军为核心,形成了新的权力中心,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迫使旧的统治群体交出权力。在多元社会环境下的镇江,形成了一个在谈判基础上建立的新政权。新政权所遵循的组建原则也起到了激励效果,使得镇军在收复南京战役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此后更大的范围内组建新政权时,镇军将领在一个较为传统的、较为一元化的权力环境中屡屡受挫。
陈中[7](2014)在《儒道会通—刘咸炘哲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刘咸炘是中国学术史上罕见的天才大家。他生逢晚清民国,身处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变动时期,面对中国哲学及其精神文化在古今中西的纵横交错与激荡碰撞之际,刘咸忻继承家学,推阐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并致力于儒道会通而重铸中国的主体精神文化及其哲学。他的大事因缘唯在确保大变动之后中华民族仍然拥有承前启后的主体性精神文化慧命及其信仰正道。他旨在“以合御分”,“由博返约”,先后天统贯,从而得以“推十合一”,并最终成就了神通圆大的整合古今中西一切文化及其哲学的精核宏通之“推十学”。刘咸忻不失传统哲学之根本精神,而又得治学方法论上革故鼎新之巨大成功。逾千万言的《推十书》是中国哲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学术珍品,刘咸忻亦被誉为“一代之雄”的天才学者与国学大师。刘咸忻的家传槐轩之学是其得以返溯儒道哲学的入路,并由此而形成他的“先天之学”的根基。在私淑章学诚的“六经皆史”思想与校雠方法学后,刘咸忻又将之发扬到天生人成已降的“人事学”与明统知类的“两一”法,从而成为其“后天之学”的对象与方法。刘咸忻梳理儒学发展史,辨别其流变得失,进而推阐原始儒学大义,并在对老子、庄子哲学的辩正基础上,表明儒道本会通为一他又对道、理、气等中国哲学核心概念范畴间关系的疏正,并以神、性、气等为基元而会通阐铸儒道哲学。由阐铸推明儒道通一的天道观,从而为人道论打通了形上本体,于是刘咸忻再证先天与后天学之关系,并论及人生哲学。在明天与明人之后,又论及解决天人关系的道术学。由儒道天人之学泛及群道,刘咸忻阐明原始儒道的根本治世之学,这又为辨明中国哲学的根本及其与现代性的关系分疏作了阐扬。刘咸忻以儒道会通为中国哲学的本根,并由此去统合中国的诸子学与西方文化。他基于儒道而论证诸子不明性善根本,见道不真而或偏于虚理或偏于实效,有一时一面之用而不足为长久广大,因此必以老子、孔子所传之道为统。刘咸忻又论证儒道哲学道性本体的普世性与永恒性,他认为这是合一的本体,而西方文化却长于分析思辨而弱于统合通一,故“以合御分”于中西文化上便是以儒道通合之学统合西方分析之学。进而推进到以“合”的信仰精神统御“分”的科技精神。他认为这是世界性的根本之道与必然趋势。刘咸炘之学承续明代哲学心性道术之风势,又返源于原始儒道之学而以儒道会通为本,故又并非心学之路。他超迈于清代考据学与启蒙思潮,不落于现代以中附西或以西释中的套路,始终以原始儒道通而为一之道为本,极其鲜明地存续了纯正的中国哲学之精神与慧命。民国以后,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文化及其哲学的道统学统几近中断,民族善慧根基几近毁灭,后之学多有形无神而异化渐深。刘咸忻之学是如今重续民族文化及其哲学的慧命根基,重拾中国人本根性精神文化信仰的不可或缺而极其罕有与重要的联接点与激活点之一。
陶海洋[8](2013)在《《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出版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办、1948年终刊,共发行44卷、819号,先后经历8位主编,发表作品20000余篇。在经历清季、北洋政府、民国过程中,《东方杂志》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历程,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秉承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企业宗旨,《东方杂志》致力于介绍现代文化最新成果,以述评时事政治作为办刊特色,并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在长达44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方杂志》可以分为主要五个时期,即早期杂志(1904—1910年)、杜亚泉时期(1911—1919年)、钱智修时期(1920—1931年)、王云五时期(1932—1941年)、苏继颀时期(1943—1948年)。为便于研究,钱智修时期可以分为具体的三个阶段,即钱智修时期(上)(1920—1923年)、钱智修时期(中)(1924—1927年)和钱智修时期(下)(1928—1931年),王云五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等四人,不仅是《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而且是杂志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杜亚泉以其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是主编时间最长者,胡愈之是作品最多的作者、又曾担任过杂志主编,而王云五则是挽救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的核心人物。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有蛤笑、蕴照、孟森等人。主要内容以清末新政为重点,在立宪主旨下,多数作者主张保存传统文化,同时述评清廷政治腐败、主张发展实业,作品主要涉及教育、立宪、外交、实业等内容,同时还有大量转载文章。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的作者约计453人次,而重要作者有杜亚泉、胡愈之等10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文章来源大为拓展,其中来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的译述文章更多。杂志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介绍大量西方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作者,认真反思包括“一战”在内的现代文明的“时代错误”,述评民国建立后愈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努力寻找整合社会的新的精神动力。这批文化人,努力进行中西文化的鉴别、对比和“体合”,“随世运而俱进”,自觉承担起现代文化最为激烈的观念转变的时代使命。杜亚泉因引发东西文化论争,主编职务被无奈地撤换。事实上,文化分歧在《东方杂志》内部早就开始,主编的替换也经过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当时的文化人不可能达成共识,注定了这场文化论争只能是一波三折的过程。钱智修时期(上)的《东方杂志》的作者共约计510人次,重要作者有胡愈之、周建人等12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积极顺应时势变化,“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作者队伍更为庞大,出现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发展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创作,理论视角更为开阔,同时出现更多的独立评论,又使这一杂志逐步摆脱了文化争论和思辨的色彩,进一步加大了现代文化的传播力度。钱智修时期(中)的作者共约计340人次,重要作者有黄惟志、胡愈之等11人次。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以1926年为界,有一个从述评中西文化,转向重点述评国际时事政治的变化过程。在国际时政报导上,主要以欧洲为重点,并介绍苏联以及他国的政治发展。这一变化与钱智修等人的民间政治思想有关。同时,这一时期出现更多的文学创作,注重描述某类社会层面、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钱智修时期(下)的作者约有786人次,重要作者则为俞颂华、张明养等9人次,作者队伍进一步分化。在内容上,这一时期进一步注重国际时事的报导与述评,并进一步关注了国外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同时出现现代文学的创作高潮。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及心理状态,反映了基层社会民众在政治剧变与社会动荡中面临的生活压力。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是中国文化事业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并努力抗争的一个见证,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东方杂志》三次停刊、四次搬迁的曲折。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上),作者总人数约计1340人次,重要作者有张明养、郑永恭等12人次,而来源于社会上的作者大为增加,可以说明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一·二八”事变的劫难后,及时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新一代文化人成长并活跃于文化舞台,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新一轮的文化生成现象。《东方杂志》更多关注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各国的经济应对之策,国际社会新的战争危险,特别增强了经济体制理论的述评。同时,主要由于中日矛盾的上升,关注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成为文化人的深深的忧思,并由于环境的逼迫,出现新一轮的文化反思。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受战争影响最大,出现大批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但这种特殊政治动荡中出现的创作高潮,很快因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而中断。王云五时期(下)的《东方杂志》作者共计约317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郑允恭等18人次。这一时期述评欧洲相关事务的作品大为减少,而反映具体国家之间外交活动的作品比例大为上升,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在“二战”中重新组合的状态。其中,中日战争的相关报导大为增强,同时出现的经济类作品针对性更强,很多作品述评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具体应对之策,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文艺作品的质量却开始下降。苏继癫时期的《东方杂志》作者总人数约计613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岑仲勉等8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尽管走出了抗日战争的阴影,却又因内战等影响而出现发展顿挫,并最终休刊。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日益星散,办刊特色也逐步丧失。《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和记录着时代变迁,成为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备的资料库,全面述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学术思想,成为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必需的思想库,大量培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库,同时,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保持长时段的持续发行,也成为世界杂志发行史上的典型的样本库。《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说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社会诸要素共同的现代化作为基础,更需要中国文化人努力实践现代学者品格。
黄济人[9](2013)在《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下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一章1邱行湘身穿蓝卡叽中山服,拎着黑色公文包,又一次走进"总统府。""总统府"大门的花岗石柱头,残存着几个弹洞,那是1949年解放军攻克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时留下来的。几个弹洞旁边,高悬着一块吊牌,吊牌上写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邱行湘但凡上班,这是他每日必见的情景。可是,不知为什么,今天他有了一种异样的穿越时空隧道的感觉。"总统府"的前身是孙中山的临时大
涂向阳[10](2012)在《战略系统论 ——基于战略思想史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战略是在竞争中为达到一定的目的,依据自身和环境的总体状况及其演变可能而进行全局性、长远性谋划的科学和艺术。战略系统论的研究对象是战略的系统化现象。它包括战略概念和战略思维的系统框架,战略主体的系统化构成,战略主体与环境的系统关系,以及不同战略主体之间的交往系统。战略的系统化现象具有历史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内涵。在早期的战略思想中,比如在孙子兵法中即有战略的分析框架。他所说的五事——“道、天、地、将、法”是所有要取胜的将帅必须遵循的战略分析的系统框架。到了当代战略理论中,特别是在大战略理论中,系统性成为战略内涵的突出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战略的系统化有一演变过程,不断地丰富发展,而在当代演变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战略系统。本文将基于战略思想史的考察对战略系统化现象的演变过程及其系统内涵进行初步的分析。战略系统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包含三个层面:一是战略系统的形成、发展及其最终成熟,主要分析不同战略理论的系统性内涵的逐渐丰富和展开;二是战略概念的系统性内涵或战略思维的结构;三是战略系统与实践理性的关系。如果把战略系统的演变历程分为形成、拓展、成熟三个阶段,那么古希腊和中国古代的战略思想,尤其是以《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则可看作其逻辑上渊源的代表。《孙子兵法》的思想之所以博大精深,与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概念——道有一定关系。战略的最高境界往往涉及这种整体性的“道”。战略系统初步形成于克劳塞维茨、若米尼时代,当时战争实践的发展使他们从整体上考察战争成为可能。他们都把战争艺术分为战略与战术两个部分。不同的是,克劳塞维茨是从战略的角度来规定战术,若米尼是从战术或大战术的角度来理解战略。若米尼的目标是构建一个科学性的具有操作意义的战争原则体系,他视在战略决定点上集中优势兵力为理解战争艺术的锁钥,围绕这一中心目标和原则,然后发展推演与实践相符的应用规则。克劳塞维茨的目标与若米尼有所不同,强调战争艺术并非刻板的操作规程,是为了让人更深入地理解战争整体及各个部分的关系,整体对于部分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先性。在这一时期,战略理论的系统性内涵集中体现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上,对系统论的另一方面——作为开放系统的主体与环境的关系涉及较少。自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之后,战略及其系统性内涵成为战争理论研究的重点,战略和战术明确区分开来。战略系统的拓展大致发生在自戴尔布吕克到李德·哈特这一时期。战争的规模继续扩大,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几乎均卷入其中,并不同程度上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如何使战略理论包含全部的决定性因素,有两种不同的进路。鲁登道夫提出“总体战”理论,以战争为核心,强调战争与国家存亡攸关,一切资源和力量都应该为战争服务。李德·哈特则把大战略和战略作出区分,强调大战略对战争的控制,不能孤注一掷只求战争的胜利,而应放眼战后的和平作整体筹划。在空间上,海权、空权、陆权理论相继提出,战争成为立体化的对抗。在时间上,战略不再局限于战时,而成为所有时期的治国要素。在战争形式上,游击战争开始受到关注,它实质上是异质系统之间的较量。战略系统的成熟发生在薄富尔时期至今。这首先是因为人类实践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影响深远的全球新系统,导致社会系统规律,特别是结构性规律的地位上升,系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强,形成了当代社会发展的新态势。其次是系统理论的发展及其在战略中的应用。在这个过程中,战略理论与系统思想的内在联系受到关注。系统分析自1951年开始便应用于美国战略决策,后更扩展至工业生产管理、经济政策、公共治理等各个领域,成为处理复杂的宏观问题的首选。战略的系统化或战略系统的成熟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战略视野,从战略到大战略;二是战略结构,从军事战略到发展战略;三是战略模式从零和博弈到非零和博弈;四是战略机制,从他组织到自组织;五是战略优势,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战略的系统内涵主要包含以下内容:第一,战略从其定义角度(对全局性长远性根本问题的筹划和指导)看,是以下三维结构的统一体:目的与手段的效用性结构;全局与局部的整体性结构;现在与未来的预见性和发展性结构。这三个维度是统一的,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战略现象。第二,战略在筹划过程中必须考虑作为开放系统的战略主体与环境的关系,并将其作为战略分析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战略必须依据主体、环境及其之间的关系而制订,并随其变化而调整。第三,战略的确定和执行过程是战略主体的系统化过程。资源的配置、组织的构建和运行机制的形成,构成了战略主体的结构体系和能力系统。第四,战略涉及交战或竞争态势中两个或多个子系统之间的交往关系。可以把他们看作特殊的交往大系统。所以战略现象本身就是一种系统现象。战略系统作为战略实践的概念模型与实践理性有着密切的逻辑联系。实践理性的分类有多种说法,比如:目的理性、工具理性、交往理性、人道理性、价值理性等等,其中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最为重要,理论上也最为成熟。关于战略系统与理论上对实践的反思之间的关系,有两点值得探讨:一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具有的系统内涵和交往理论的系统论基础。即使工具理性的奠基人韦伯被称为是“十足的实证主义者”,其论述也是着眼于关系,而非孤立的元素。二是战略系统与理论对实践的反思在发展过程中有着近似的对应关系。从实践理性出发,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当代战略理论的内部结构和形态演变。
二、破了定律企业必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破了定律企业必败(论文提纲范文)
(1)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凡例 |
绪论 |
一、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 |
二、已有研究的不足 |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 |
第一节 高祖至吕后时期中央职官对比 |
第二节 文景时期中央职官对比 |
第三节 西汉中期中央职官对比 |
第四节 西汉晚期中央职官对比 |
第五节 未见於传世文献且无法判断归属的中央职官 |
第二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 |
第一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职官考述 |
一、楚汉之际王国职官 |
二、汉初之异姓诸侯王王国职官 |
三、汉初之同姓诸侯王王国职官 |
四、西汉中晚期之王国职官 |
第二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侯国职官考述 |
一、楚汉之际侯国职官 |
二、自刘邦称帝至武帝时侯国职官 |
三、自武帝时至西汉末侯国职官 |
第三节 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 |
第三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 |
第一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职官考述 |
一、边郡管理系统 |
二、内郡管理系统 |
第二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县职官考述 |
一、西汉早期县职官设置 |
二、西汉中晚期县职官设置 |
第四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 |
第一节 工矿、商业类 |
一、工类 |
二、矿业类 |
三、商业类 |
第二节 军事类 |
第三节 农林、水利类 |
一、农林类 |
二、水利类 |
第四节 畜牧类 |
第五节 仓储类 |
下编 |
一、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表 |
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的西汉中央职官表 |
出土文献中未见於《百官表》的西汉中央职官表 |
二、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职官表 |
三、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职官表 |
四、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侯国职官表 |
五、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县道邑职官表 |
引用谱录简称 |
参考文献 |
职官索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2)现代汉语必然类情态副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缘起 |
1.2 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
1.3 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
1.3.1 理论基础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现状 |
1.4.1 情态副词研究回顾 |
1.4.2 必然类情态副词研究回顾 |
1.5 语料来源 |
第二章 现代汉语必然类情态副词的性质与类别 |
2.1 必然类情态副词的性质 |
2.1.1 已有研究确定必然类情态副词性质的依据 |
2.1.2 本文确定必然类情态副词性质的依据 |
2.2 必然类情态副词的类别 |
2.2.1 已有研究的分类依据 |
2.2.2 本文对必然类情态副词的分类依据 |
2.3 小结 |
第三章 必然类情态副词“必”的语法功能 |
3.1 “必”的句法功能 |
3.1.1 “必”的句法位置 |
3.1.2 “必”与否定词的连用 |
3.1.3 “必”与他类副词的连用 |
3.1.3.1 “必”与程度副词的连用 |
3.1.3.2 “必”与范围副词的连用 |
3.1.3.3 “必”与关联副词的连用 |
3.1.3.4 “必”与时间副词的连用 |
3.1.3.5 “必”与频率副词的连用 |
3.1.3.6 “必”与其他情态副词的连用 |
3.1.4 “必”与动词的连用 |
3.1.4.1 “必”与情态动词的连用 |
3.1.4.2 “必”与动作性动词的连用 |
3.1.4.3 “必”与认知动词的连用 |
3.1.5 “必”与形容词的连用 |
3.1.6 “必”与句末语气词的共现 |
3.2 “必”的语义功能 |
3.2.1 “必”的词典释义 |
3.2.2 “必”的语义活跃因子 |
3.2.3 “必”的古今词义对比 |
3.2.4 “必”的语义指向 |
3.3 “必”的语用功能 |
3.3.1 “必”与句类 |
3.3.2 “必”与口气 |
3.3.3 “必”与句态 |
3.3.4 “必”与语体 |
3.3.5 “必”与“体” |
3.3.6 “必”与句子的背景信息和焦点信息 |
3.4 小结 |
第四章 必然类情态副词“必定”的语法功能 |
4.1 “必定”的句法功能 |
4.1.1 “必定”的句法位置 |
4.1.2 “必定”与否定词的连用 |
4.1.3 “必定”与他类副词的连用 |
4.1.3.1 “必定”与程度副词的连用 |
4.1.3.2 “必定”与范围副词的连用 |
4.1.3.3 “必定”与关联副词的连用 |
4.1.3.4 “必定”与时间副词的连用 |
4.1.3.5 “必定”与频率副词的连用 |
4.1.3.6 “必定”与其他情态副词的连用 |
4.1.4 “必定”与动词的连用 |
4.1.4.1 “必定”与情态动词的连用 |
4.1.4.2 “必定”与动作性动词的连用 |
4.1.4.3 “必定”与认知动词的连用 |
4.1.5 “必定”与形容词的连用 |
4.1.6 “必定”与句末语气词的共现 |
4.2 “必定”的语义功能 |
4.2.1 “必定”的词典释义 |
4.2.2 “必定”的语义活跃因子 |
4.2.3 “必定”的语义指向 |
4.3 “必定”的语用功能 |
4.3.1 “必定”与句类 |
4.3.2 “必定”与口气 |
4.3.3 “必定”与句态 |
4.3.4 “必定”与语体 |
4.3.5 “必定”与“体” |
4.3.6 “必定”与句子的背景信息和焦点信息 |
4.4 “必定”与“必”的语法功能对比 |
4.5 小结 |
第五章 必然类情态副词“必然”的语法功能 |
5.1 “必然”的句法功能 |
5.1.1 “必然”的句法位置 |
5.1.2 “必然”与否定词的连用 |
5.1.3 “必然”与他类副词的连用 |
5.1.3.1 “必然”与程度副词的连用 |
5.1.3.2 “必然”与范围副词的连用 |
5.1.3.3 “必然”与关联副词的连用 |
5.1.3.4 “必然”与时间副词的连用 |
5.1.3.5 “必然”与频率副词的连用 |
5.1.3.6 “必然”与其他情态副词的连用 |
5.1.4 “必然”与动词的连用 |
5.1.4.1 “必然”与情态动词的连用 |
5.1.4.2 “必然”与动作性动词的连用 |
5.1.4.3 “必然”与认知动词的连用 |
5.1.5 “必然”与形容词的连用 |
5.1.6 “必然”与句末语气词的共现 |
5.2 “必然”的语义功能 |
5.2.1 “必然”的词典释义 |
5.2.2 “必然”的语义活跃因子 |
5.2.3 “必然”的语义指向 |
5.2.3.1 与认知类谓宾动词 |
5.2.3.2 与特殊格式共现 |
5.3 “必然”的语用功能 |
5.3.1 “必然”与句类 |
5.3.2 “必然”与口气 |
5.3.3 “必然”与句态 |
5.3.4 “必然”与语体 |
5.3.5 “必然”与“体” |
5.3.6 “必然”与句子的背景信息和焦点信息 |
5.4 “必然”、“必定”、“必”的语法功能对比 |
5.5 小结 |
第六章 必然类情态副词“势必”的语法功能 |
6.1 “势必“的句法功能 |
6.1.1 “势必”的句法位置 |
6.1.2 “势必”与否定词的连用 |
6.1.3 “势必”与他类副词的连用 |
6.1.3.1 “势必”与程度副词的连用 |
6.1.3.2 “势必”与范围副词的连用 |
6.1.3.3 “势必”与关联副词的连用 |
6.1.3.4 “势必”与时间副词的连用 |
6.1.3.5 “势必”与频率副词的连用 |
6.1.3.6 “势必”与其他情态副词的连用 |
6.1.4 “势必”与动词的连用 |
6.1.4.1 “势必”与情态动词的连用 |
6.1.4.2 “势必”与动作性动词的连用 |
6.1.4.3 “势必”与认知动词的连用 |
6.1.5 “势必”与形容词的连用 |
6.1.6 “势必”与句末语气词的共现 |
6.2 “势必”的语义功能 |
6.2.1 “势必”的词典释义 |
6.2.2 “势必”的语义活跃因子 |
6.2.3 “势必”的语义指向 |
6.3 “势必”的语用功能 |
6.3.1 “势必”与句类 |
6.3.2 “势必”与口气 |
6.3.3 “势必”与句态 |
6.3.4 “势必”与语体 |
6.3.5 “势必”与“体” |
6.3.6 “势必”与句子的背景信息和焦点信息 |
6.4 “势必”、“必然”、“必定”、“必”的语法功能对比 |
6.5 小结 |
第七章 必然类情态副词“必将”的语法功能 |
7.1 “必将”的句法功能 |
7.1.1 “必将”的句法位置 |
7.1.2 “必将”与否定词的连用 |
7.1.3 “必将”与他类副词的连用 |
7.1.3.1 “必将”与程度副词的连用 |
7.1.3.2 “必将”与范围副词的连用 |
7.1.3.3 “必将”与关联副词的连用 |
7.1.3.4 “必将”与时间副词的连用 |
7.1.3.5 “必将”与频率副词的连用 |
7.1.3.6 “必将”与其他情态副词的连用 |
7.1.4 “必将”与动词的连用 |
7.1.4.1 “必将”与情态动词的连用 |
7.1.4.2 “必将”与动作性动词的连用 |
7.1.4.3 “必将”与认知动词的连用 |
7.1.5 “必将”与形容词的连用 |
7.1.6 “必将”与句末语气词的共现 |
7.2 “必将”的语义功能 |
7.2.1 “必将”的词典释义 |
7.2.2 “必将”的语义活跃因子 |
7.2.3 “必将”的语义指向 |
7.3 “必将”的语用功能 |
7.3.1 “必将”与句类 |
7.3.2 “必将”与口气 |
7.3.3 “必将”与句态 |
7.3.4 “必将”与语体 |
7.3.5 “必将”与“体” |
7.3.6 “必将”与句子的背景信息和焦点信息 |
7.4 “势必”、“必然”、“必将”的语法功能对比 |
7.4.1 “势必”、“必然”、“必将”与情态动词搭配时的语义指向对比 |
7.4.2 正负向语境对“势必”、“必然”、“必将”的语用选择对比 |
7.5 小结 |
第八章 结语 |
8.1 内容回顾 |
8.2 创新之处 |
8.3 不足之处 |
参考文献 |
附录A 各家虚词词典对必然类情态副词的收录情况表 |
附录B 第一套问卷《语境的正负向程度判断》 |
附录C 第二套问卷《必然类情态副词选择》 |
作者简介及攻博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3)南京国民政府侨刊研究(1937-1945) ——以侨务机构的四种期刊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由来 |
二、选题论证 |
三、学术史综述 |
四、学术要点 |
五、相关界定 |
第一章 国民政府侨务机构的历史回顾 |
一、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 |
(一)历史沿革 |
(二)组织机构 |
(三)抗战时期的侨务工作 |
二、国民党海外部 |
(一)历史沿革 |
(二)组织机构 |
(三)抗战时期的侨务工作 |
第二章 1937—1945 年国民政府侨刊的创办与概况 |
一、侨委会期刊的创办与概况 |
(一)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侨刊回顾 |
(二)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三种侨刊 |
(三)《华侨青年》 |
二、海外部《华侨先锋》的创办与概况 |
(一)创办宗旨 |
(二)栏目设置及征稿条例 |
(三)创办及经营情况 |
三、侨务领导人与侨刊 |
(一)陈树人与侨刊 |
(二)吴铁城与侨刊 |
(三)刘维炽与侨刊 |
四、侨刊与国民政府的侨务政策 |
(一)国民政府的侨务政策 |
(二)侨刊对侨务政策的体现和补充 |
第三章 侨刊对华侨抗战的动员 |
一、海外华侨的潜在力量 |
(一)华侨的人数及其在海外的分布 |
(二)南洋华侨的职业与经济力量 |
(三)华侨的爱国心及其与国民党的密切关系 |
二、国民党要员出国宣慰华侨 |
三、坚定抗战信念 |
(一)驳斥日寇谬论与伪宣传 |
(二)坚持抗战 |
四、对华侨的建议 |
(一)经济方面支援祖国抗战 |
(二)积极参与二期抗战 |
(三)积极参与精神总动员 |
(四)合理应对欧战与日本南进 |
(五)积极参与国际宣传 |
第四章 侨刊注重报道华侨对中国抗战的贡献 |
一、侨刊关于华侨抗战贡献的专栏 |
二、侨刊中有关华侨贡献的内容 |
(一)抵制日货与讨汪 |
(二)捐款捐物 |
(三)投资建设 |
(三)回国服务 |
三、侨刊对华侨抗战贡献的评价 |
第五章 侨刊对发展华侨教育的重视 |
一、华侨教育问题 |
(一)对华侨教育问题的检讨与认识 |
(二)论华侨教育的发展与改进 |
(三)论战后侨民教育 |
二、归国侨生 |
(一)归国侨生与回国升学接待所 |
(二)对归国侨生的认识 |
(三)对归国侨生的要求与期望 |
三、翁之达的侨教观 |
(一)侨校问题 |
(二)发展不同形式的教育问题 |
(三)侨生问题 |
第六章 侨刊对救济华侨问题的关注 |
一、救济华侨的背景 |
二、国民政府救侨的原因及政策 |
三、侨刊报道的对华侨的救济 |
(一)救济华侨 |
(二)救济侨生 |
四、论救侨 |
第七章 侨刊关于其他方面的内容 |
一、侨刊关于国民党海外党务方面的内容 |
(一)抗战时期的海外党务工作 |
(二)对发展海外党务提出的要求与建议 |
(三)对中国共产党的负面评价 |
(四)海外各地国民党党务的发展历史 |
二、侨刊对国民党军队抗战形象的塑造 |
三、侨汇与复员问题 |
(一)侨汇问题 |
(二)海外复员问题 |
第八章 关于侨刊的历史思考 |
一、国民政府四种侨刊之间的异同 |
(一)相同之处 |
(二)不同之处 |
二、国民政府侨刊与汪伪政府《侨务季刊》的对比研究 |
(一)汪伪政府《侨务季刊》简介 |
(二)相同之处 |
(三)不同之处 |
三、国民政府侨刊的性质 |
(一)新闻性 |
(二)文艺性 |
(三)商业性 |
(四)政治性 |
(五)指导性 |
四、评价与启示 |
(一)积极作用 |
(二)存在的问题 |
(三)启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致谢 |
(4)中国生命伦理传统的诠释和重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
1.1.1 问题的提出 |
1.1.2 研究的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概况 |
1.2.1 国内相关研究概况 |
1.2.2 国外相关研究概况 |
1.3 简要评述 |
1.3.1 传统文化中的生命哲学理论 |
1.3.2 传统生命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
1.3.3 中医理论中的生命伦理研究 |
1.3.4 其他各家的生命伦理思想 |
1.3.5 存在的难题和研究的基点 |
1.3.6 本论文使用的生命伦理学概念 |
1.4 研究内容和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2. 我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诠释的理论基础 |
2.1 对生命伦理学产生影响的典型文本的分析 |
2.1.1 分析的立论基点 |
2.1.2 恩格尔哈特俗世生命伦理学文本分析 |
2.2 20世纪影响生命文化及生命伦理学建构的问题 |
2.2.1 20世纪影响生命文化的重大事件 |
2.2.2 影响我国生命伦理学建构的问题 |
2.3 我国生命伦理学的性质和研究方式的争论 |
2.3.1 我国生命伦理学性质的争论 |
2.3.2 我国生命伦理学研究方式的争论 |
2.3.3 基于“异中之同”的简要评述 |
2.4 不可忽视的生命文化问题及我国传统生命伦理学建构的任务 |
2.4.1 不可忽视的生命文化问题 |
2.4.2 我国生命伦理学建构的任务 |
2.5 我国生命伦理学建构的定位及创新意义 |
2.5.1 我国生命伦理学建构的定位 |
2.5.2 我国生命伦理学建构的创新意义 |
2.6 本章小结 |
3. 原始社会到西周的生命伦理思想 |
3.1 原始社会与生命道德的产生 |
3.1.1 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生命道德演变 |
3.1.2 原始社会生命文化秩序的确立 |
3.1.3 维系家庭生命和社会生命的“孝”与“德”的产生 |
3.1.4 原始社会的中医生命伦理思想萌芽 |
3.2 夏、商、西周时期的生命伦理思想 |
3.2.1 《周易》中的生命伦理思想 |
3.2.2 《尚书》“五行说”的生命伦理方法 |
3.2.3 夏、商、西周时期生命文化的特点 |
3.3 本章小结 |
4. 春秋战国时期的生命伦理思想 |
4.1 道家的生命伦理学 |
4.1.1 老子“道”的生命伦理学说 |
4.1.2 庄子自然中心论的生命伦理思想 |
4.1.3 杨朱的人类个体生命伦理思想 |
4.2 儒家的生命伦理学 |
4.2.1 孔子的家庭、政治、社会生命伦理学说 |
4.2.2 孟子的生命伦理思想 |
4.2.3 荀子的家国生命健康伦理思想 |
4.3 墨家的生命伦理思想 |
4.4 法家维护国家生命的法制伦理思想 |
4.4.1 管仲的社会生命健康管理的法制伦理思想 |
4.4.2 商鞅的社会生命健康管理的法制伦理思想 |
4.4.3 韩非子维护国家生命的法制伦理思想 |
4.5 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的生命文化 |
4.5.1 精、气、神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 |
4.5.2 春秋战国时期的医疗法规和制度 |
4.5.3 春秋战国时期的医疗技术 |
4.6 本章小结 |
5. 秦朝至唐代的生命伦理思想 |
5.1 秦汉时期的生命伦理思想 |
5.1.1 《吕氏春秋》中“人生基本需求”的生命伦理意蕴 |
5.1.2 “黄老之学”与“休养生息” |
5.1.3 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建立及其彰显的生命文化 |
5.1.4 《皇帝内经》中的生命伦理思想 |
5.1.5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的生命伦理思想 |
5.1.6 维持家庭和社会生命秩序的“三纲五常” |
5.1.7 陆贾、贾谊国家生命健康管理的伦理思想 |
5.1.8 《礼记》《淮南子》《太平经》中的生命伦理思想 |
5.1.9 扬雄、王充的生命伦理思想 |
5.2 魏至唐的生命伦理思想 |
5.2.1 王弼、阮籍和嵇康以及郭象的生命伦理思想 |
5.2.2 《颜氏家训》重人贵生、保身全家的生命伦理思想 |
5.2.3 “隐逸现象”凸显的“保全身心”的生命文化 |
5.2.4 葛洪的生命伦理思想 |
5.2.5 陶弘景的生命伦理思想 |
5.2.6 孙思邈的生命伦理思想 |
5.3 本章小结 |
6. 宋元明清时期的生命伦理思想 |
6.1 宋元时期的生命伦理思想 |
6.1.1 张载“民胞物与”的生命关怀 |
6.1.2 程颢“仁者以天地万物一体说”的生命伦理境界 |
6.1.3 朱熹的“仁者天地生物之心”的生命伦理责任 |
6.1.4 刘完素医学中的生命伦理思想 |
6.2 明清时期的生命伦理思想 |
6.2.1 王阳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命伦理自觉 |
6.2.2 王艮“明哲保身”的生命大义 |
6.2.3 王夫之“知耻、立志”的生命品位 |
6.2.4 “温病四大家”医学中的生命伦理思想 |
6.3 本章小结 |
7. 中国佛教生命伦理思想 |
7.1 “法界缘起论”与宇宙的整体性 |
7.1.1 佛教的缘起论 |
7.1.2 宇宙万物无碍自在 |
7.2 众生平等与万物平等的价值观 |
7.2.1 众生平等 |
7.2.2 万物平等的价值观 |
7.3 业报论与对生命及其环境的尊重 |
7.3.1 业报论 |
7.3.2 业报论传说 |
7.3.3 素食 |
7.3.4 放生 |
7.3.5 净土 |
7.4 苦生与涅盘 |
7.4.1 苦及原因 |
7.4.2 涅盘 |
7.5 本章小结 |
8. 中国生命伦理传统思想的诠释 |
8.1 中国生命伦理传统对待个体生命的态度 |
8.1.1 现今青少年的自杀问题 |
8.1.2 “临终关怀”的问题 |
8.1.3 虐杀动物的问题 |
8.1.4 刘海洋“伤熊事件” |
8.1.5 同学之间的杀人事件 |
8.1.6 生殖技术、生育控制、人类基因组破译研究、器官移植、人体实验、死亡控制等生命科技与人体自然生命的关系问题 |
8.2 中国生命伦理传统对待集合体生命的观念 |
8.2.1 家庭生命健康发展的观念 |
8.2.2 国家生命健康发展的观念 |
8.2.3 宇宙或自然界生命健康发展的观念 |
8.3 中国生命伦理传统中生命道德共同体 |
8.3.1 “家-国生命一体”的生命道德共同体 |
8.3.2 “道法自然”的生命道德共同体 |
8.3.3 “仁义为怀”的生命道德共同体 |
8.3.4 “依法治国”的生命道德共同体 |
8.3.5 “治未病”的生命道德共同体 |
8.3.6 “身-心分析”的生命道德共同体 |
8.3.7 “以民为本”的生命道德共同体 |
8.3.8 “尊重自然”的生命道德共同体 |
8.3.9 “民胞物与”的生命道德共同体 |
8.3.10 “养生安生”的生命道德共同体 |
8.4 中国生命伦理传统思想诠释的现时代需求和根据 |
8.4.1 科技疯狂发展的失控,对生命构成严重的风险 |
8.4.2 “赶超现代化的世界性角逐病” |
8.4.3 控制毁灭生命的战争需要生命健康文化的支撑 |
8.4.4 复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纵欲且废人体自然之功 |
8.4.5 社会保障改革需要“本土化”的生命伦理定位 |
8.5 中医兴废争论中中国生命伦理传统之诠释 |
8.5.1 修正中医或废除中医中药的观点 |
8.5.2 毛泽东高度重视中医,中药有西药不具备的疗效 |
8.5.3 从中国生命伦理传统诠释中医学理论的价值和意义 |
8.6 本章小结 |
9. 中国生命伦理传统重建的定位 |
9.1 中国生命伦理传统重建的逻辑起点 |
9.1.1 中国生命伦理传统重建的出发点 |
9.1.2 中国生命伦理传统重建的立论基础和评价标准 |
9.1.3 中国生命伦理传统重建的终极关怀 |
9.2 中国生命伦理传统重建的道德哲学定位 |
9.2.1 生命世界观 |
9.2.2 生命价值观 |
9.2.3 生命权利观 |
9.2.4 生命利益观 |
9.3 中国生命伦理传统重建的道德学定位 |
9.3.1 道德观念 |
9.3.2 中国生命道德学的基本框架构想 |
9.3.3 中国生命道德学的基本原则 |
9.3.4 中国生命道德学的基本范畴初探 |
9.3.5 中国生命道德学基本规范的前提和定位 |
9.4 构建“诗意地栖居”的中国生命伦理学 |
9.5 本章小结 |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历 |
创新点说明 |
(6)瓦解与重构—镇江近代前期社会转型研究(1840-1911)(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摘要 |
Abstract |
前言:研究现状与研究的意义 |
引子:近代前夜镇江民众生存状态 |
第一章 中世纪的遗产——一个强权统治下的破裂社会 |
第一节 镇江战役的过程 |
第二节 统治集团内部合作状况 |
第三节 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 |
第四节 社会秩序的脆弱状态 |
第五节 镇江战役的结局评估 |
第六节 本章的观察视角:传统中国社会之性质 |
第二章 生死搏斗——太平天国时期镇江社会生态 |
第一节 新主人的到来 |
第二节 战争期间城市居民的生活 |
第三节 持续的血腥争夺 |
第四节 刀锋下的生存逻辑 |
第五节 战火即将熄灭 |
第六节 旧主人的守卫 |
第七节 本章的观察视角:传统体制自我恢复之模式 |
第三章 第三种力量——租界设立对镇江社会的影响 |
第一节 租界的设立 |
第二节 租界对传统权力体系的调整 |
第三节 开埠后的社会新格局 |
第四节 社会转型的障碍 |
第五节 本章的观察视角:国家认同和种族认同意识在形成中 |
第四章 新社会的胚胎——改革时代的权力结构与利益结构 |
第一节 镇江新式教育及其主要特点 |
第二节 编练新军与旗人边缘化 |
第三节 鼓励工商业的措施与绅商精英势力壮大 |
第四节 皇族的象征在陨落中 |
第五节 本章的观察视角:社会进步和社会公平的意识在形成中 |
第五章 旧体制的末路——专制环境下的社会困境 |
第一节 王朝末期的政治特征 |
第二节 赋税制度是一大公害:制造贫困与不公 |
第三节 官场是一大公害:可以摧毁市场 |
第四节 垄断是一大公害:恶化市场环境 |
第五节 本章的观察视角:下层民众的阶级觉悟和权利意识在形成中 |
第六章 象征性的暴力——一场被谈判代替了的革命 |
第一节 风暴来临 |
第二节 镇江府境及其周围区域瓦解状态 |
第三节 镇江府城驻军系统的瓦解状态 |
第四节 各种力量向新中心集结 |
第五节 新的地方政权诞生 |
第六节 本章的观察视角:西方势力在社会冲突中的缓冲作用 |
第七章 政权重构——新意识形态下的实力拚图 |
第一节 新政权的组建原则 |
第二节 革命中的意外血腥 |
第三节 新政权势力向江北延伸 |
第四节 海军起义使新政权更加强固 |
第五节 夺取南京助产新的中央政权 |
第六节 本章的观察视角:传统政治的强大惯性 |
本文的基本结论 |
参考文献 |
(7)儒道会通—刘咸炘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博士生自认为的论文创新点 |
目录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文献综述 |
前言 |
第一章 家世与生平 |
第一节 家世 |
第二节 生平 |
第二章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
第一节 家学槐轩与私淑实斋 |
一、槐轩学略 |
二、同异与意义 |
三、六经皆史与为学对象 |
四、校雠与两一 |
第二节 儒家学述 |
一、儒学史论 |
二、儒门大义 |
第三节 道家学述 |
一、道家史观:任天圆道 |
二、老庄辨正 |
第四节 儒道本末 |
一、老孔授受 |
二、儒道末异本同 |
第三章 儒道会通(上)——“天道”观 |
第一节 天道之实 |
一、道、理与气疏正 |
二、天道一气 |
三、神气不二 |
四、心物一元 |
第二节 自当与善恶 |
一、自然与当然 |
二、善恶之辩 |
第四章 儒道会通(中)——“人道”论 |
第一节 一事论 |
一、学为人而已 |
二、先天与后天 |
第二节 人性论 |
一、性故说 |
二、所同者性 |
第三节 人生哲学 |
一、生即善 |
二、生死与生之实义 |
三、人生鹄的 |
第五章 儒道会通(下)——“道术”学 |
第一节 先圣之道:尽人以合天 |
一、道术皆言人生 |
二、中庸:天人合一 |
第二节 性神与天道 |
一、性者神也 |
二、同体感应 |
第三节 身心实功 |
一、存神养气 |
二、心气交关 |
第六章 儒道会通之“群道”学 |
第一节 家乡与伦常 |
一、家乡与小国寡民 |
二、伦常之道 |
第二节 儒道之治 |
一、感化与教化 |
二、无为而治 |
第三节 法治之必然 |
第七章 儒道会通之诸子学 |
第一节 诸子导论 |
一、诸子源起 |
二、治子略论 |
第二节 诸子别论 |
一、子莫高于庄周 |
二、荀为儒失真之第一因 |
三、表彰淮南与排斥申韩 |
四、管合儒道与墨类西方 |
第三节 诸子统于老孔 |
第八章 儒道会通之中西文化观 |
第一节 中西之异 |
一、进退与动植 |
二、分合与局通 |
第二节 中效西易与西效中难 |
第九章 刘咸炘的“推十学”余论 |
第一节 “推十合一”与先后天之学 |
第二节 儒道会通的阐铸及其意义 |
第三节 “天道”信仰的重铸及其意义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8)《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 选题缘起 |
二、 学术研究回顾 |
三、 研究方法与目标 |
第一章 《东方杂志》与商务印书馆 |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简述 |
一、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与创办者 |
二、 张元济对“商务”的主要贡献 |
三、 《东方杂志》是“商务”最重要的杂志 |
第二节 关于《东方杂志》研究的几个问题 |
一、 《东方杂志》的创办 |
二、 《东方杂志》的主编 |
三、 《东方杂志》的栏目与用稿 |
四、 《东方杂志》的历史分期 |
第二章 杜亚泉与《东方杂志》 |
第一节 杜亚泉的生平及社会评价 |
一、 杜亚泉生平简介 |
二、 杜亚泉晚年生活拮据原因 |
三、 杜亚泉去世后的社会评价 |
第二节 杜亚泉研究概述 |
一、 “科学普及家和教育家”(1993年以前) |
二、 “杜亚泉热”(1993年以来) |
第三节 杜亚泉的思想 |
一、 述评大战前后的国际政局 |
二、 介绍边疆危机与中外关系 |
三、 关注日本舆论及对华政策 |
四、 述评辛亥革命及社会变化 |
五、 介绍世界新学说与思想 |
六、 中西文化异同与调和论 |
七、 道德接续与精神救国论 |
八、 思想启蒙中的文化论争 |
九、 杜亚泉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第三章 钱智修与《东方杂志》 |
第一节 钱智修对《东方杂志》的改革 |
一、 钱智修的生平简介 |
二、 钱智修的改革主张 |
第二节 钱智修对国外政治发展的介绍(1911—1919年) |
一、 主权在民的思想与寡头政治的压迫 |
二、 劳动问题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
第三节 钱智修对平民政治思想的述评(1920—1924年) |
一、 平民政治需要现代公共政策 |
二、 平民政治需要进化社会道德 |
三、 实行自治是平民政治的关键 |
四、 平民政治要求改造知识阶层 |
第四章 胡愈之与《东方杂志》 |
第一节 胡愈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一、 胡愈之的生平及其在《东方杂志》的经历 |
二、 对胡愈之本人回忆有关内容的剖析 |
三、 胡愈之研究概况 |
第二节 胡愈之介绍国外新知识(1915—1919年) |
一、 关注中国等落后国家 |
二、 传播新科技与新知识 |
第三节 胡愈之的各类述评(1920—1927年) |
一、 1920年代的作品概述 |
二、 介绍欧美的政治发展 |
三、 述评中国政治及道路 |
四、 述评俄国革命及问题 |
五、 关注弱国与政治运动 |
六、 现代文学及文艺批评 |
第五章 王云五与《东方杂志》 |
第一节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概述 |
一、 王云五生平简介 |
二、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 |
第二节 “一·二八”事变与王云五的举措 |
一、 “一·二八”事变与商务印书馆的损失 |
二、 王云五为恢复商务印书馆所采取的措施 |
第三节 王云五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一、 长期担任发行负责人 |
二、 努力调整栏目与内容 |
三、 成功渡过搬迁曲折 |
第四节 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一、 当事人对王云五的评价 |
二、 台湾对王云五的评价 |
三、 大陆学界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第六章 早期《东方杂志》(1904—1910年)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社会思潮的激荡 |
一、 清末新政简介 |
二、 现代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 |
第二节 主编和主要栏目 |
一、 主编及其思想倾向 |
二、 主要栏目等介绍 |
第三节 主要内容概述 |
一、 发展教育论 |
二、 振兴实业论 |
三、 改革政治论 |
四、 传统文化论 |
五、 外交形势论 |
第七章 杜亚泉时期的《东方杂志》(1911—1919年) |
第一节 时代动荡与思想纷争 |
一、 动荡时代与国内政局 |
二、 文化乱象与思潮涌动 |
第二节 杂志的稳定发展 |
一、 栏目和内容根本变化 |
二、 稳定的作者队伍形成 |
第三节 杂志的内容与特色 |
一、 记录各类社会动荡 |
二、 关注日本军国主义 |
三、 介绍现代社会思潮 |
四、 传播现代科技知识 |
五、 杂志的内容特色 |
第四节 文化分歧与主编调整 |
一、 问题的提出 |
二、 无奈的抉择 |
三、 冷静的纠偏 |
四、 未尽的结局 |
第八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上)(1920-1923年) |
第一节 政局变化与主义纷呈 |
一、 世界政局变化 |
二、 国内军阀混战 |
三、 各类主义纷呈 |
第二节 主要内容及其特色 |
一、 作者队伍概况 |
二、 记录世界时局的根本变化 |
三、 关注中国外交与国内乱政 |
四、 述评社会主义等现代思潮 |
五、 介绍现代学科与科学知识 |
六、 杂志内容特色 |
第九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中)(1924—1927年) |
第一节 国共合作与民族主义的高涨 |
一、 门户开放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
二、 国内矛盾与国民革命的顺利发展 |
第二节 主要作者及栏目概述 |
一、 主要作者及其特点 |
二、 栏目变化分析 |
第三节 主要作品及其内容概述 |
一、 述评欧美主要强国矛盾 |
二、 关注国际联盟相关会议 |
三、 介绍世界各国政治动荡 |
四、 批评列强强占特殊利益 |
五、 揭露日本对华侵略政策 |
六、 南北斗争中的政治变动 |
七、 现代文学作者及其作品 |
八、 中外文化关系与新成果 |
第十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下)(1928—1931年) |
第一节 国家统一与中日冲突 |
一、 国家统一与中外矛盾 |
二、 日本扩张与中日冲突 |
三、 作者队伍及内容变化 |
第二节 主要内容概述 |
一、 欧美冲突与国际政治失序 |
二、 经济危机与不同发展道路 |
三、 民族独立与中国国家建设 |
四、 改订新约与中国外交环境 |
五、 民族危机与日俄侵略满蒙 |
六、 时代变迁与各类社会文化 |
七、 国家统一与民族文化重构 |
八、 文学创作与民众艰辛生活 |
第十一章 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1932—1941年) |
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侵华战争 |
二、 中国应对危机之策与全面抗战 |
三、 《东方杂志》作者队伍概述 |
第二节 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战争威胁 |
二、 美国新政与统制经济问题 |
三、 法西斯崛起与国联的软弱 |
四、 内忧外患与中国国家建设 |
五、 日本侵略与中国抗战兴起 |
六、 反思传统与新型文化构建 |
七、 民众苦难与现实主义文学 |
八、 时代变迁与杂志内容特色 |
第三节 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 |
一、 作者队伍和内容特色概述 |
二、 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 |
三、 “东亚新秩序”与日本的窘境 |
四、 中国坚持抗日与战时经济 |
五、 社会知识传播与文化偏向 |
第十二章 苏继庼时期的《东方杂志》(1943—1948年) |
第一节 时局变化与杂志的衰败 |
一、 抗日战争前后的政治分裂 |
二、 作者队伍概况与杂志衰败 |
第二节 杂志的主要内容 |
一、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冷战”开始 |
二、 “永久和平”的期盼与新战争威胁 |
三、 中国抗战胜利与国共内战爆发 |
四、 文史类作品与传统文化的反思 |
五、 大学教育发展与现代学科知识 |
结语:《东方杂志》对现代文化的贡献 |
一、 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中外社会发展 |
二、 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 |
三、 滋养了大批现代人才 |
四、 启示 |
附表十五 |
参考文献 |
后记 |
(10)战略系统论 ——基于战略思想史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一、 战略系统论提出的背景 |
二、 战略系统的概念 |
三、 战略系统论的主要内容 |
第一章 战略系统的渊源 |
第一节 系统视野下的古代国家战略 |
一、 战争与国家政治、经济的关系 |
二、 古代国家战略视野下的战争原则 |
三、 非军事手段的运用 |
第二节 孙子战略分析的系统框架 |
一、 道 |
二、 天地 |
三、 将 |
四、 法 |
第三节 系统协调与战略原则 |
一、 形势 |
二、 奇正 |
三、 虚实 |
第二章 战略系统的形成 |
第一节 战略理论的可能性与整体性 |
一、 战略理论可能性的探索 |
二、 战略理论可能性的确立 |
三、 战略理论的复杂性与整体性 |
第二节 战争概念的结构 |
一、 战争的抽象概念 |
二、 战争概念的现实修正 |
三、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
第三节 战争的层次与跨层次的战略 |
一、 战争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关系 |
二、 战争的层次 |
三、 跨层次的战略 |
第三章 战略系统的扩展 |
第一节 战略系统的层次扩展 |
一、 对克劳塞维茨的批评 |
二、 总体战理论 |
三、 大战略和间接路线 |
第二节 战略系统的空间扩展 |
一、 海权 |
二、 陆权 |
三、 空权 |
第三节 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
一、 近代西方游击战争理论 |
二、 现代西方游击战争理论 |
第四章 战略系统的成熟 |
第一节 战略系统化的背景 |
一、 战略环境的变化 |
二、 全球系统的形成 |
三、 系统科学与战略研究 |
第二节 战略系统的当代内涵 |
一、 战略系统的层次 |
二、 战略系统的构成 |
三、 战略系统的模式 |
四、 战略系统的机制 |
五、 战略系统优势 |
第三节 战略实践的系统方法论 |
一、 硬系统方法论 |
二、 软系统方法论 |
第五章 战略系统的逻辑结构 |
第一节 战略系统的要素 |
一、 战略环境 |
二、 作为开放系统的战略主体 |
第二节 战略系统的结构 |
一、 目标与手段的效用性结构 |
二、 全局与局部的整体性结构 |
三、 现在与未来的预见性和发展性结构 |
第六章 战略系统与实践理性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超越性和系统内涵 |
一、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超越性 |
二、 战略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系统内涵 |
第二节 实践理性 |
一、 实践理性与战略决策 |
二、 交往理性与战略对话 |
参考文献 |
四、破了定律企业必败(论文参考文献)
- [1]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D]. 孔令通. 吉林大学, 2021(01)
- [2]现代汉语必然类情态副词研究[D]. 韩文羽. 吉林大学, 2020(01)
- [3]南京国民政府侨刊研究(1937-1945) ——以侨务机构的四种期刊为中心[D]. 吕承祯.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4]中国生命伦理传统的诠释和重建[D]. 迟学芳.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017(05)
- [5]文明冲突与文化自觉——《三体》的科幻与现实[J]. 陈颀. 政治与法律评论, 2016(02)
- [6]瓦解与重构—镇江近代前期社会转型研究(1840-1911)[D]. 沈红亮. 南京大学, 2015(03)
- [7]儒道会通—刘咸炘哲学思想研究[D]. 陈中. 武汉大学, 2014(06)
- [8]《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D]. 陶海洋. 南京大学, 2013(01)
- [9]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下部)[J]. 黄济人. 红岩, 2013(02)
- [10]战略系统论 ——基于战略思想史的研究[D]. 涂向阳. 中共中央党校, 2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