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中菲贸易的快速发展对马尼拉华侨社会的影响

一、明朝中后期中菲贸易的迅速发展对马尼拉华侨华人社会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胡丽娟^[1]（2020）在《16-19世纪华人移民菲律宾从商原因探析》文中指出明清虽然实行海禁政策,但是中国沿海商民仍然下海经商。通过对明史、东南亚华侨史研究发现,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后,在马尼拉发展转口贸易,急需中国瓷器、丝绸,因此对华人采取友好招徕的态度。明朝灭亡的前二十年,政府无暇顾及沿海商民的出海活动,闽南人迎来了移民菲律宾发展商业的黄金期。随着菲律宾华人的增加,以闽南人为主体的华人社会形成,闽南商文化成为当地华人圈中的主流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鼓励华人从事商业活动。康熙二十三年,闽海关设立后,闽南人赴菲贸易再度活跃。16到19世纪,是菲律宾华商的发展期。

李安娜^[2]（2020）在《教育“菲化”背景下菲律宾华文学校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 ——以侨中学院、中正学院、光启学校三所华校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华文教育承载了海外华侨华人对于保留和传承中华文化的无限寄托,是族群文化得以存续的重要媒介。菲律宾华文教育始于19世纪末,120多年来经历了起伏的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20世纪70年代的教育“菲化”案,至此华侨教育变成了华人教育,华文教育的目标也随之转变。华文学校是华文教育的重要场所。本文以教育“菲化”为背景,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当前华文学校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现状,得出了当前华族青少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有所转暖且总体向好的结论。在实际研究中,笔者以三所学校为代表进行了田野调查,对华文学校通过课堂教学、课外活动以及文化交流项目中体现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承进行了研究。此外,笔者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对华族青少年进行了关于对语言学习以及文化态度的问卷调查,共收集到三所学校576份问卷。通过对问卷进行垂直分析以及交叉分析,基本掌握了当前华文教育模式下华族青少年对族群文化的态度,也进一步体现了华校教育的成效。最后从总体上,笔者分析了华文学校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挑战和发展机遇,侧面验证了华族青少年的族群文化认同有所回升并非偶然,这同样预示了华文教育在菲的良好发展前景。

刘润元^[3]（2020）在《菲律宾华人民间信仰调查研究 ——以马尼拉华人区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受近代西方国家殖民的历史影响,菲律宾是一个宗教氛围极其浓厚的国家,几乎全民信教,生活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菲律宾华人对宗教也体现出较高的热诚,其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家庭关系、社会网络等许多方面都受到影响。华人除了信仰天主教、基督教、佛教等制度性宗教外,也有一些人信仰来自祖籍国的民间信仰,可以说,民间信仰也是认知菲律宾华人社会的一个独特视角,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菲华宗教文化及菲华社会发展的认知,对于全面把握菲华侨情现状也具有参考意义。本研究以实地田野调查获取的一手资料为主,以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资料为辅,结合马尼拉华人区民间信仰庙宇的典型个案,分庙宇性质、神只体系、仪式过程、传道方式等几个专题对菲律宾华人民间信仰现状展开了深入剖析。一、庙宇性质:菲华民间信仰的庙宇分为公庙和私庙,公庙所有权、管理权归属庙宇隶属的社团,经营权部分下下放,但由于公庙不具有营利性,因此,在吸引信众方面并不积极,因此,随着代际更替,信众流失严重,公庙传承信仰方面的功能在弱化,作为社团联谊平台的功能还在维持。私庙所有权、管理权和经营权均归属个人,庙主将其作为生计,经营颇为积极,服务内容也比较丰富,因此,尽管动机比较功利,但在维持信众、传承信仰方面有较好效果。二、神只体系:菲华民间信仰的神只体系多元而杂糅,神只不仅数量多且背景多元,东方与西方、制度性与非制度性、自创性神只混杂在一起。造成多元与杂糅的原因除了功利的考虑外,还与菲华在多元宗教背景下,信仰业已融合有关。多元与杂糅的主要目的在于吸引信众,但是否能达成乃由多方面因素决定,除了庙宇的性质外,神只的功能最为重要,在菲华这个典型的商业社会里,具有“求财”功能的神只最受青睐,功能随时代发展弱化的神只则被冷落。三、仪式过程:菲华民间信仰的仪式活动虽然多样,但总体来说仪式过程较为简单化和灵活化,仪式的简化和变通不仅是受宗教信仰世俗化的影响,同样也受制于专业神职人员的缺乏。仪式变迁中的去神圣化、生活化的趋势日益突出,一方面它降低了信仰的门槛,便利了参与,但另一方面神圣感的淡化也成为致命伤,会失去对信众的吸引力,导致信众的疏离。四、传道方式:菲华民间信仰的传承方式多沿袭传统,并无主动的传道方式,信仰的代际传递依赖惯习,因此,在传统宗教信仰式微的大趋势下,民间信仰诸多庙宇前景堪忧。其中有一个特例,由台湾地区传入的一贯道近年来在菲发展较快,主要与其较为积极外向、有组织的传道方式有关,此外还与其将目标人群拓展到主流社会,以及将一些时新的内容融汇到传统教义中有关。总的来说,受融合发展、代际更替、科技进步及教育的影响,加之民间信仰本身资源的匮乏,目前,菲律宾华人的民间信仰正呈现明显萎缩的现象,主要表现包括:信众明显很少;庙宇减少;现存的庙宇大都香火和人气比较萧条;专职的人员尤其是经过专门训练的神职人员极少。总体看来,这种衰落的势头还会加剧发展。

吴月^[4]（2020）在《明初至清中叶闽南地区东南亚移民定居原因探析》文中研究指明明初至清中叶闽南地区东南亚移民从寓居到定居有一个过程。闽南人出洋一开始并不是抱着移民的心态前往东南亚,但却在压冬和等待货物销售的过程中暂居海外,一部分人便因为国内政策、殖民地政策和社会文化原因等转化为在海外定居下来的华侨。族谱中关于谋生与迁地的论述体现了族人从迁居到定居的过程。泉州谱牒华侨史料记载了大部分出洋子孙葬在海外不归的情况,体现了闽南人在东南亚定居的普遍性。从明初至清中叶闽南地区东南亚移民定居情况可分为明前期、明后期至清初和清前期至清中叶三个时期,分别以隆庆元年（1567）开港和雍正五年（1727）弛禁南洋贸易作为分界点。在明前期,从洪武到嘉靖都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海禁政策限制私人海上贸易,这一时期海外移民数量较少,多以因海禁挤压出来的流民和倭寇为主,主要分布在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集中分布并有头目带领,大部分在海外定居下来。明前期对移民时有招徕,有部分移民也因招谕而归。明后期,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加上西方殖民者相继来到东南亚进行殖民开发需要商品和劳动力,为闽南人大规模出海提供了契机,再加上清初不准居留南洋的民人回籍,使得大量出洋华人只能定居下来,数量大增并主要分布在各殖民地的贸易中心,菲律宾是这时期移民最多的地方。清前期至清中叶,东南亚种植业和采矿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英属海峡殖民地的开发,使得海外移民增长大幅度增长,并以暹罗、婆罗洲和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产业发达和新开发的区域为主。清前期对商船出洋贸易和移民出洋年限的规定也迫使大量华人定居海外,直到乾隆十九年（1754）取消时间限制,海外移民才有回国的机会,与国内的联系日益增多。本文分别从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三个方面论述海外移民定居原因。经济方面,人口与土地压力和族人乡亲互相牵引等经济背景是其推动闽南人出洋的原因。闽南地区“田多斥卤”、田不足耕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闽南人为了谋生只能被迫出洋谋生,闽南优越的沿海环境也为人们出洋提供了便利。出洋的人中有很多是无家无室或者破产之人,在国内没有牵挂,所以出洋后有很大的可能性定居下来。族人乡亲互相牵引一方面吸引了更多的人出洋谋生,形成集中的华人社区,另一方面亲友之间互相扶持和帮助减轻了异乡经营的困难和减少华人在异乡的孤寂感,使得更多的人愿意留居当地。而丰厚的利润和殖民者的政策是来自海外的拉力。获利丰厚和殖民者的招徕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华人出洋,但殖民者强迫华人同化和利用鸦片控制华人等行为使得华侨被迫定居下来。政治方面,郑和下西洋的余部和因倭患、政局变动造成的社会动荡是推动闽南人出洋的力量。而华人在东南亚地区受到尊重、地位较高、享受特权则使其增加了对当地的好感和认同感,更愿意定居下来。随着海外移民数量的增加,华人聚居地建立起来,又吸引更多的人前来,不断扩大聚居地。社会方面,出洋成为社会认可的风气和民间对移民的包容和理解,鼓励了人们出洋定居的行为,而与当地人通婚则推动了华人与当地的融合,增加其定居的可能性。文化方面,闽南人对国内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的移植,使得华人对原乡的眷念和认同感转移到当地,满足了精神需求,强化了其定居意愿。而庙宇、会馆、祠堂、义山、宗亲会等地缘组织和血缘组织的建立,有利于维护群体秩序,增强移民的适应能力,逐渐形成海外华人文化共同体,加强海外华人与祖籍地之间的联系,推动海外移民社会不断发展成熟。

王志红^[5]（2019）在《2010年以来海洋史视野下的西属马尼拉研究述评:以中国学者发表的研究成果为中心》文中指出近代早期是一个海上称雄的世界,葡萄牙和西班牙率先走上了向海外殖民扩张的道路。1571年西班牙人占领了马尼拉,进而将其打造成为东方殖民地的大本营,马尼拉不仅因此成为全球城市网络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节点,也是西方城市在东方的变体和缩影。通过对西属马尼拉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西方城市是如何影响东方并受到东方反作用的。本文主要立足于中国学者发表的研究成果,以专题形式扼要回顾2010年以来海洋史视野下西属马尼拉研究的最新进展,并就未来发展提出一些期许。

陈雪晶^[6]（2019）在《20世纪20年代菲律宾华侨对西文簿记法案的抗争及其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中菲人民交往历史悠久,华侨移居菲律宾可追溯至唐朝时期,华侨的到来在不同程度上为菲律宾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随着华侨移民菲律宾人数的增加以及华侨在经济上的发展,自西班牙殖民统治菲律宾时期开始,华侨便遭受着各种不平等的待遇,如经济剥削和移民限制等。伴随华侨经济实力的增长和民族意识的提升,华侨对菲律宾政府不合理、不平等的华侨政策进行了不断抗争。其中,20世纪20年代菲律宾华侨对西文簿记法案的抗争则是菲律宾华侨进行抗争的一个典型。本文就这一抗争产生的背景、抗争的过程、抗争的原因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除绪论外,总共有以下五章内容:第一章,从历史角度探讨中国人民移民菲律宾的历史,并简要分析了华侨对菲律宾的历史贡献,在此基础上概括美国统治菲律宾时期尤其是1921年西文簿记法案出台之前的菲律宾华侨社会发展状况。第二章,在分析1921年菲律宾西文簿记法案的出台背景基础上,重点分析了1921年西文簿记法案的主要内容及其与之前簿记法案的区别。并探讨了该法案出台之后中外各界对1921年簿记法案的态度与反应,重点突出菲律宾华侨社会的立场。第三章,主要介绍菲律宾华侨对1921年西文簿记法案的抗争过程（1921-1926年）。归纳分析了菲律宾华侨抗争的阶段概况,重点论述了菲律宾华侨进行抗争的方式,并分析了抗争的结果。第四章,着重剖析菲律宾华侨对1921年西文簿记法案抗争的原因。由于该法案对菲律宾华侨商业产生威胁、该法案的不公正性及其对菲律宾华侨合法权利的侵犯、该法案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尊严等原因,菲律宾华侨对该法案进行抗争成为必然。第五章,总结菲律宾华侨对1921年西文簿记法案抗争产生的影响。菲律宾华侨此次抗争对菲律宾华侨社会生活、对菲律宾华侨经济活动以及对华侨与殖民者、菲律宾人之间关系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季晨阳^[7]（2019）在《明中期海外贸易研究（1491—1572）》文中指出明代海外贸易前期的主导力量为官方的朝贡贸易,后期为民间的私人海外贸易。明前期政府不允许民间力量参与到海外贸易中去,并凭借雄厚的国力建立了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为东亚世界贸易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朝贡贸易自身有着不可避免的缺陷,随着明朝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朝贡贸易逐渐衰败,而私人海外贸易却持续发展,最终冲破官方的束缚,“隆庆开关”后在有限的合法范围内迅速发展,成为明代海外贸易中的主导力量。文章共分为四章内容具体阐述。第一章考察明朝立国之初的海外政策,并论述朝贡贸易的建立过程和明政府对朝贡贸易的具体管理。第二章主要分析明中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明朝国内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政治管理变的宽松。国际上新航路得到开辟,葡萄牙人与明朝进行了正面的交流碰撞。与此同时,朝贡贸易不断衰败,而民间力量参与到海外贸易中并不断发展。第三章则以明世宗重申海禁与民间力量反海禁这一矛盾为中心,具体探讨了嘉靖年间重申海禁的具体措施,以及民间反海禁所爆发的“嘉靖倭乱”,于此明政府内部海禁与弛禁之争达到白热化。第四章阐述了隆庆年间明政府在有限的地方进行开海,在福建漳州形成“月港体制”,在广东形成“广州—澳门”为中心的二元贸易体制,从此民间私人海外贸易正式取代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成为明代海外贸易中的主导力量,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诸多影响,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白银的大量流入。

李庆芳^[8]（2019）在《闽南侨乡新移民研究 ——以晋江为中心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福建南部的闽南地区是我国重点侨乡,自古以来就有着向海外移民的传统。“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受涉外涉侨政策变化以及公安出入境机构陷于瘫痪影响,传统侨乡居民的外迁一度中断,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国家对外战略的调整以及涉侨出入境政策的放松,闽粤浙等中国传统侨乡重启了对外移民的步伐,闽南地区也掀起了第一波新移民的浪潮。改革开放以后,伴随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及我国出入境政策的进一步宽松,对外移民不断增长,在海外形成了颇具规模及影响力的新移民群体,新移民也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涉外涉侨部门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针对新移民的工作也成为各级涉侨部门工作的一个重点。闽南侨乡新移民,作为新移民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全国范围的新移民相比,在移民进程及在地生存方面,既有其特点又有共性,本研究即希望通过对闽南侨乡新移民发展历史的梳理和现状的分析,深入认知闽南侨乡新移民这一群体,并由此及彼,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新移民群体所面临的共性问题,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和建议。本文综合运用文献分析与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以闽南尤其是晋江地区的新移民为主要研究对象,分阶段对闽南侨乡新移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加以考察。全文共分三个部分,即第一章绪论、第二至四章、第五章结语。第二至四章是全文的主体,分三个历史时期,即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至今,对闽南侨乡新移民形成和发展的历程进行梳理,在各个时期,分别围绕闽南侨乡新移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背景、移民动机、移民方式和途径、来源与流向、生存和发展状况等方面展开了探讨,并对各个时期的移民特点进行了分析,较为系统和全面地重建了20世纪70年代迄今闽南侨乡新移民的发展史。其中,第四章第二节是体现本研究作为具有实践意义的对策性研究的主要章节,内容主要围绕闽南侨乡移民当前现状展开论述与分析,思考当前新移民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以供有关部门参考的建议和对策。

上官小红^[9]（2018）在《民国时期福建侨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国时期福建省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华侨政策,分别在侨乡与海外展开了侨务工作。论文以现有档案资料为基础,对此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绪论部分介绍了问题的缘起与研究现状等基本问题,指出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而侨乡政府的华侨政策与侨务工作是研究的薄弱环节。闽省政府施行的侨政是基于海外华侨的重要性。因此,第一章主要阐述这一时期闽籍华侨在海外的人口规模约占世界华侨华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大量集中于东南亚;其经济实力颇为可观;闽籍华侨在海外的华侨教育与华文报纸方面的起步较早,发展迅速,而闽属社团与闽籍侨领亦在华侨社会中有重要的影响。第二章则论述民国时期福建省侨务机构的历史沿革及其职责、机构自主性等,这些机构处理的侨务工作以侨乡事务为主,海外事务相对较少。论文将华侨政策与侨务工作分为侨乡施政与海外侨政两个部分。福建省府的侨乡施政内容较多,为保持章节平衡,故将其分为上下两章,第三章与第四章包括了出入境管理制度的演变与完善,尤其是战时兵役制度对华侨出入境的影响尤大;省府争取侨汇,动员与鼓励华侨汇寄侨款,支持银行与邮局介入侨汇工作,疏导战时侨汇汇寄阻隔,清理积压侨汇等;省府积极传达中央政府对华侨投资的鼓励政策,并因地制宜地制定福建省的鼓励政策,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引导华侨积极参与不同行业的投资,如战时的矿产、垦殖等,并承诺为华侨回国投资之实业提供便利与保护;倡导侨办教育,出台褒奖华侨兴资办学的政策,并对这些私立学校加强监管,要求设立校董会并向政府立案,鼓励华侨配合政府开展五年教育计划;为弥补侨务机构的不足,省府对归侨团体加强管控并使之协助政府处理侨务工作,如处理华侨出入境手续、协助赈济侨胞及引导华侨等工作;太平洋战争后,华侨大量回国,省府积极开展救济困难归侨侨眷的工作,设立了许多临时救济机构,负责救济工作,包括紧急救济与生产救济;为赢取海外闽籍华侨的侨心,保护归侨侨眷无疑是重中之重的工作,保护其免受勒索与压迫,处理侨民诉讼案件,除此之外,采取一些针对归侨侨眷的优惠政策等。第五章是关于民国时期的福建海外侨政。从第一章中民国时期海外闽籍华侨侨情可知,闽籍华侨社会及其社团组织等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中央政府对海外闽属社团加强管理,在此基础上,省府努力争取华侨社团的支持,交由其主导劝募工作,并利用其宣传闽省政,福建省政府的海外侨务工作离不开闽属华侨社团的支持与配合,闽属华侨社团也借此提出省府改善侨乡政治等。海外宣慰、宣传亦是侨乡政府追求经济利益与争取侨心的重要工作;民初,闽省府积极呼吁外交部交涉荷属华侨升旗被虐案,闽省民政厅第四科还发表了保护海外闽侨的声明,战后吁请保护荷属华侨等。论文认为侨乡政府施行华侨政策是为了实现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基于此,第六章对上述华侨政策及施政情形进行效果分析,认为福建的侨政以侨乡政策为主,争取侨汇、鼓励华侨投资、倡导侨资兴学、管理归侨团体等内容有明显的成效。但在管理出入境侨民、保护归侨侨眷等内容中难以落实到位,尤以争取侨心之关键的保护归侨侨眷的政策弊端最为显着。侨乡施政在经济上获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在政治上则少有成效。而海外侨政则受制于各种因素,使侨乡政府难以插手,仅能通过对海外侨团的管理与宣慰、各种途径的宣传及少有的保护华侨措施以加强其向心力,获得一定的效果,但保护海外华侨的效果并不显着。

吕振纲^[10]（2018）在《明代中国商人在中国与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建构中的角色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民间商人这类非国家行为体是如何建构起明代中国与同时期东南亚古代邦国之间的区域贸易体系,并尝试运用这一案例与国际关系学的主流观念进行对话。本文的基本假设是,非国家行为体在区域贸易—社会体系建构中可以扮演积极地基础作用,特别是当国家由于其战略观念或者由于其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变迁而选择减少跨国互动或区域体系的建构行为时,以逐利为目标、表现为市场行为体的民间力量却可以始终关注编织一个可以满足他们获利目标的区域贸易—社会体系,甚至也可以间接推动区域间官方关系的发展。中国商人的跨国逐利行为推动和编织了这一区域贸易体系,该地区的国家作为一个干预变量影响这一贸易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观察中国与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是否成形有两个基本要素,它们分别是:（1）跨国行为体;（2）区域市场。这一跨国贸易体系的建构与运作均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点,并先后经历了朝贡贸易体系、走私贸易体系与互市贸易体系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中国商人采取不同的跨国组织形式发展壮大,并与该地区中的国家以及其他重要的商人群体在持续互动中推动跨国区域市场的成熟和贸易体系的变迁和发展。本文认为,中国商人对中国—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的形成具有以下重要作用:第一,不断根据区域社会环境的变迁,建构适合自身发展的跨国组织和贸易网络,并通过跨国实践完善区域贸易体系。第二,作为重要的市场力量,推动一国内部市场与跨国市场相联结,并以港口、腹地和贸易离散社群为基础,推动区域贸易—社会空间的整合。第三,在与国家行为体的互动中,采取融入、斗争或妥协的适应性策略,推动区域贸易体系更符合商人自身利益。

二、明朝中后期中菲贸易的迅速发展对马尼拉华侨华人社会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明朝中后期中菲贸易的迅速发展对马尼拉华侨华人社会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16-19世纪华人移民菲律宾从商原因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2）教育“菲化”背景下菲律宾华文学校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 ——以侨中学院、中正学院、光启学校三所华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菲律宾华人民间信仰调查研究 ——以马尼拉华人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4）明初至清中叶闽南地区东南亚移民定居原因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5）2010年以来海洋史视野下的西属马尼拉研究述评:以中国学者发表的研究成果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6）20世纪20年代菲律宾华侨对西文簿记法案的抗争及其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明中期海外贸易研究（1491—1572）（论文提纲范文）

（8）闽南侨乡新移民研究 ——以晋江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9）民国时期福建侨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明代中国商人在中国与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建构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明朝中后期中菲贸易的迅速发展对马尼拉华侨华人社会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16-19世纪华人移民菲律宾从商原因探析[J]. 胡丽娟. 八桂侨刊, 2020(02)
• [2]教育“菲化”背景下菲律宾华文学校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 ——以侨中学院、中正学院、光启学校三所华校为例[D]. 李安娜. 暨南大学, 2020(04)
• [3]菲律宾华人民间信仰调查研究 ——以马尼拉华人区为中心[D]. 刘润元. 华侨大学, 2020(02)
• [4]明初至清中叶闽南地区东南亚移民定居原因探析[D]. 吴月. 南京大学, 2020(04)
• [5]2010年以来海洋史视野下的西属马尼拉研究述评:以中国学者发表的研究成果为中心[J]. 王志红. 海交史研究, 2019(04)
• [6]20世纪20年代菲律宾华侨对西文簿记法案的抗争及其影响研究[D]. 陈雪晶. 贵州师范大学, 2019(03)
• [7]明中期海外贸易研究（1491—1572）[D]. 季晨阳.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8]闽南侨乡新移民研究 ——以晋江为中心的考察[D]. 李庆芳. 华侨大学, 2019(01)
• [9]民国时期福建侨务研究[D]. 上官小红. 厦门大学, 2018(12)
• [10]明代中国商人在中国与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建构中的角色研究[D]. 吕振纲. 暨南大学,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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