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协和医院成功之路——在北京协和医院八年的回顾（论文文献综述）
肖雄[1]（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认为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毛和荣[2]（2021）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文中指出目的通过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及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系统梳理,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征、历史影响、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通过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各历史发展阶段的梳理及传播学分析,以及中国-阿尔及利亚中医中心（中阿中医中心）建设过程回顾及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实践分析,揭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规律,为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提供有益参考,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更好“走出去”,为“一带一路”建设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方法1.通过查阅地方志、卫生志、文化志、医学史、学术论着、政策文件等文献资料,并通过实地考察蕲春、荆州、神农架等地,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发展历史、发展现状、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及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考证。2.通过深度访谈荆楚中医药文化专家、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医疗援外项目负责人、医疗援外翻译、医生等,获取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对外交流传播的第一手数据、信息,弥补纯文献资料的不足,为提出有针对性论点和建议提供参考。3.通过河南、江西、荆楚等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比较研究及荆楚本地各次区域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现状的对比,归纳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色、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为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发展与对外交流传播提供借鉴。4.通过中阿中医中心这个重要平台建设的过程回顾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案例分析,透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规律,剖析“一带一路”战略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逻辑关联。5.通过将预设的理论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实践相结合,剖析相关理论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实践的指导意义,为当下及未来中医药文化传播提供有益的思考。结果1.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经历了孕育发展期（远古时代-商朝）、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发展徘徊期（民国-解放前）、恢复发展期（解放后-20世纪末）、全面发展期（21世纪以来）。荆楚中医药文化在每个时期都产生了较重要的历史影响。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经历了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发展滞缓期（民国-改革开放前）、全面发展期（改革开放以来）。每个阶段都留有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和传播学特征。3.“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了中阿中医中心的建设进程。中阿中医中心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但面临体制不畅、缺乏长远规划、存在潜在传播风险等现实困境。从传播学视角看,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传播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反馈与评价体系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是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五大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五大要素又自成体系,构成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结论1.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为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荆楚中医药文化反过来也为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荆楚中医药文化呈现出较明显的地域特色,集中体现为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汇通南北、开拓创新、内涵丰富等特征,同时存在地域、科目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未来发展应对相关问题给予关切和处理,以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良性和全面发展。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时代与科技的发展进步、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界,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日益频繁。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史上,李时珍中医药文化特别是《本草纲目》一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以自发为主。随着文化软实力重要性的日益提高,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越来越紧密地与国家外交战略和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3.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证明,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效果不仅与文化自身的影响力有关,而且与国家的战略规划、政策支持,特别是中医药临床疗效等因素息息相关。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五大要素自成体系,五大要素体系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对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意义。5.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还取决于各级政府在相关事务上的顶层设计,取决于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身内涵尤其是其普适价值的挖掘和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另外,培养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提升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在中医药学、外语、跨文化交际、国际政治、当地法律、传播学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亦显得尤为重要。
宋子昕[3]（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研究表明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秦萌[4]（2021）在《异位淋巴组织对子宫内膜癌预后的影响及其相关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背景子宫内膜癌是我国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中发病率居第二位的疾病。据据国家癌症中心统计,2015年我国子宫内膜癌的发病人数为6.34万,死亡2.18万[1]。根据病因子宫内膜癌可分为两型。其中Ⅰ型为雌激素依赖型的高、中分化子宫内膜样癌,多由子宫内膜的良性病变和不典型增生恶变而来,约占子宫内膜癌的80%,预后良好。Ⅱ型为非雌激素依赖型,又称不良组织学类型的子宫内膜癌。主要包括组织学上非子宫内膜样的子宫内膜浆液性癌、透明细胞癌、癌肉瘤、未分化癌等,低分化的子宫内膜样癌也包括在其中。这类肿瘤的前驱病变不明,通常为低分化,约占子宫内膜癌的10-20%,预后不良[2]。大多数子宫内膜癌患者在诊断时处于临床早期,约有68%的病变局限于原发部位,20%有局部或淋巴结的播散,8%发生远处转移[3]。据统计,FIGO分期Ⅰ期的患者五年生存率为80-90%,Ⅱ期为70-80%,ⅢC-Ⅳ期的晚期患者仅为20%左右。子宫内膜癌标准的治疗方法为包括全子宫+双侧附件切除术在内的全面分期术,针对有预后高危因素的患者,术后辅助放疗或化疗。如何改善晚期患者的预后是目前子宫内膜癌治疗的难点[3]。近年来肿瘤免疫治疗发展迅速,2013年癌症免疫疗法被科学杂志评为全球十大突破之首,Nature和Science相继推出肿瘤免疫治疗专刊。子宫内膜癌对免疫靶向治疗显现出良好的治疗反应,对相关靶向生物标记物的探索成为热点研究领域[4]。宿主的免疫系统是机体抗肿瘤免疫治疗中的主要场所,肿瘤免疫细胞聚集以抵御肿瘤是肿瘤基因发生学的重要一环[5]。肿瘤细胞和免疫细胞的协同作用构成了肿瘤微环境（TME）,控制着肿瘤的发生、局部侵袭和转移。一方面,机体通过正常的免疫系统识别并杀伤肿瘤细胞,另一方面肿瘤细胞通过多种手段来逃避机体的免疫监视作用,形成免疫抑制。同时,免疫系统还为肿瘤提供了炎症发生和进展转移的微环境[6-8]。基于上述机制,很多免疫治疗的策略着眼于抗肿瘤免疫反应,T细胞介导的细胞免疫则是抗肿瘤的主要免疫应答方式。抗PD-1和抗PD-L1作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阻止肿瘤上的PD-L1与效应T细胞的PD-1结合,从而解除了肿瘤细胞对T细胞的抑制作用,上调T细胞的杀伤功能[9-11]。临床试验的结果表明,帕博利珠单抗（抗PD-1）单药用于治疗MSI-H和dMMR的晚期或复发的子宫内膜癌,其响应率高达57%,昭示了晚期子宫内膜癌生存率改善的曙光[12]。异位淋巴组织（Ectopic lymphoid tissue）,又称为三级淋巴结构（Tertiary lymphoid structures,TLS）,是在非淋巴组织中伴随着慢性炎症反应形成的异位淋巴器官,主要由B淋巴细胞组成[13]。其典型的结构特征为在炎性组织中存在大量聚集的CD20表达阳性的B淋巴细胞团[14]。研究发现,这一结构也存在于多种实体肿瘤,如乳腺癌、肺癌和结直肠癌等组织中,并且与预后获益相关,从而在肿瘤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15-17]。在肿瘤微环境中,TLS能够独立于二级淋巴器官（SLO）而触发免疫应答[18]。TLS的上调可能引起显着的抗肿瘤反应,研究发现这可能与B细胞及相关通路有关。B细胞作为体液免疫应答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产生和释放特定抗原的抗体,参与了抗体介导的免疫反应。TLS作为肿瘤组织中大量B细胞的富集区域,通过B细胞或其它肿瘤浸润免疫细胞引发炎症反应,触发下游通路的有效位点,进而发挥有效的抗肿瘤生物效应[19,20]。目前在妇科肿瘤领域关于TLS的研究仅卵巢癌有文献提及[21],在子宫内膜癌中尚未见到相关报道。TLS作为B细胞通路的有效作用位点,其相关分子通路具有一定的生物标记功能,有可能在肿瘤免疫靶向治疗领域引发新的突破。本研究分别利用北京协和医院和日本京都大学的子宫内膜癌患者数据库,观察了TLS在子宫内膜癌中的表达,通过免疫组化、免疫荧光等方法对TLS结构进行探讨与验证。进一步采用高通量测序、RNA-seq等技术对相关分子通路进行了探索,同时研究了与子宫内膜癌分子分型的关系。研究方法1、TLS在子宫内膜癌中的构成及其与预后关系的研究回顾性收集2006年至2011年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子宫内膜癌患者临床数据,对入组患者进行标本取材及制备切片,通过HE染色及免疫组化方法,确定TLS结构在肿瘤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及镜下结构,并对TLS与子宫内膜癌患者的预后关系进行初步探索。2、TLS在子宫内膜癌中的表达验证及相关蛋白通路的探讨（1）回顾性收集2010年至2014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单一手术团队所有经活检病理确诊且进行子宫切除手术的子宫内膜癌患者的临床信息及病理特点。患者排除标准包括:1)接受新辅助化疗;2)子宫切除术后病理无肿瘤组织;3)留存石蜡固定组织不充分,切片不清晰,无法完成镜下评估;4)缺少必要的临床信息。观察HE染色切片及制备相应切片,通过免疫组化方法,进一步对CD20阳性细胞表达情况以及TLS结构的表达进行验证。（2）通过免疫荧光方法,对TLS相关的B细胞通路分子CXCL13/CXCR5表达进行探索,观察其分布及定位情况。（3）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统计分析方法对TLS与子宫内膜癌患者的预后进行探索。3、TLS在子宫内膜癌中的分子通路研究及生物信息学分析（1）收集10例2020年11月至2021年2月于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单一手术团队手术治疗的子宫内膜癌患者的新鲜肿瘤病理标本,通过DNA panel测序及RNA-seq测序,对TLS组与无TLS组进行差异基因表达分析。进一步进行GO及KEGG分析,探索其下游富集通路,通过GSVA分析技术对肿瘤免疫环境进行探讨。同时进一步探索了 TLS与TCGA分子分型的关系。（2）利用TCGA子宫内膜癌数据库,对子宫内膜癌组织中TLS相关基因进行筛选,分析基因表达差异及其与预后的关系。研究结果1、TLS在子宫内膜癌中的构成及其与预后关系的研究（1）本章研究入组了 104例京都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子宫内膜癌患者作为实验组,10例正常子宫内膜组织和10例AEH组织作为对照组。通过镜下观察HE染色及CD20免疫组化切片,证实成团聚集的CD20淋巴细胞阳性表达于子宫内膜癌肿瘤组织中,而在对照组中基本不表达。这表明子宫内膜癌组织中存在TLS,在对照组中不存在。（2）TLS由大量CD20+B细胞聚集团块及少量CD8+T细胞、CD4+T细胞、浆细胞构成,有或无CD23+生发中心（GC）。TLS根据镜下形态结构可分为聚集型TLS和分散型TLS。TLS根据位置可分为浸润于肿瘤细胞内部间质和肿瘤细胞边缘间质。TLS根据CD23+GC表达分为成熟阶段TLS（含有阳性CD23+GC）和幼稚阶段TLS（无CD23+GC）。（3）在104例入组子宫内膜癌患者中,含有TLS者为81例（77.9%）,无TLS患者为23例（22.1%）。含有TLS的子宫内膜癌患者PFS优于无TLS患者（P<0.001）,不论病理分化程度。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TLS的缺失是子宫内膜癌患者复发的独立风险预测因子（HR=0.154,95%CI 0.044-0.536,P=0.003）。2、TLS在子宫内膜癌中的表达验证及相关蛋白通路的探讨（1）本章入组了 93例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单一手术团队的子宫内膜癌患者。通过对HE染色及免疫组化染色镜下观察,发现成团聚集的CD20阳性表达B淋巴细胞广泛存在于子宫内膜癌组织中。这同样表明TLS存在于子宫内膜癌中,形态及成熟度与前期研究相似。（2）进一步验证TLS中CD20+B细胞与其他淋巴浸润细胞（TIL）的关系,及不同TIL与预后的关系。结果表明子宫内膜癌中TLS的表达显着增加了肿瘤组织中CD20+B细胞数量（P<0.001）。CD20+B细胞数量与CD8+T淋巴细胞（P<0.001,r=0.357）、CD4+辅助T淋巴细胞（P<0.001,r=0.48）数量呈正相关。高表达的CD20+B细胞和CD8+T细胞与子宫内膜癌较好的PFS相关（P=0.028）。（3）CXCR5作为CXCL13的表达受体,二者表达存在正相关性（r=0.344,P<0.001）。CXCL13/CXCR5轴作为B细胞通路相关分子,在TLS中特异性表达（P<0.001）。（4）在93例入组子宫内膜癌患者中,35例（37.6%）有TLS,58例（62.4%）无TLS。含有TLS的子宫内膜癌患者的PFS（P=0.032）及OS（P=0.046）均明显优于无TLS患者。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TLS的缺失是子宫内膜癌患者复发的独立风险预测因子（HR=0.125,95%CI 0.024-0.667,P=0.015）。（5）进一步分析北京协和医院和京都大学附属医院子宫内膜癌患者中TLS表达率存在差异性的原因。通过进行两组患者临床病理特点的比较,发现TLS表达率的差异性与国内外患者的不均质性相关。此外所用CD20抗体试剂及免疫组化实验环境的不同,对抗体表达强弱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肿瘤组织的人种和基因差异,也可能造成了 CD20表达率的不同。3、TLS在子宫内膜癌中的分子通路研究及生物信息学分析（1）本章研究入组了 10例子宫内膜癌病人的新鲜肿瘤病理标本。入组10例患者中,6例（60%）TLS阳性表达,4例（40%）TLS阴性表达（2）TLS表达在不同分子分型的子宫内膜癌中具有差异性（P=0.019）。2例POLE超突变型、1例MSI-H型和3例高拷贝型内膜癌患者均有TLS,而4例低拷贝型患者均无TLS。其中一例POLE超突变患者TLS表达量高度阳性。（3）对TLS组及无TLS组进行差异基因表达分析,TLS组相比无TLS组表达上调的基因包含:CCDC106、KRT128P等。TLS组相比无TLS组表达下调的基因包含:LAMP5-AS1、ANKRD34C、OAT等。该部分差异基因表达可能与组蛋白HE-K9甲基化代谢通路相关。（4）进一步通过GSVA分析对肿瘤免疫微环境进行比较,结果显示TLS肿瘤组织较无TLS肿瘤组织富含更多活化B淋巴细胞、活化CD4+T细胞、活化CD8+T细胞、Tfh细胞及其他不同类型的B细胞和T细胞。这与上一章免疫组化的实验结果是相一致,同时表明包含TLS结构的肿瘤组织中肿瘤免疫微环境更成熟活跃。（5）基于生物信息数据库对子宫内膜癌基因数据进行挖掘,T淋巴细胞（CD8、CTLA4、FOXP3、TCF7）、B淋巴细胞（CD23）、浆细胞、趋化因子家族基因等相关通路分子可能均与子宫内膜癌患者预后表达差异存在相关性。研究结论1、本课题分别利用北京协和医院和京都大学附属医院的子宫内膜癌患者肿瘤数据库,首次证实了 CD20+B淋巴细胞成团聚集于子宫内膜癌肿瘤组织中,并形成了 TLS结构。TLS存在于子宫内膜癌组织中,表达率约40-70%。TLS表达率的差异性与患者的不均质性及CD20抗体试剂等因素有关。2、TLS由大量CD20+B细胞聚集团块及少量CD8+T细胞、CD4+T细胞、浆细胞构成,有或无CD23+生发中心。TLS根据镜下形态结构可分为聚集型TLS和分散型TLS。TLS根据位置可分为浸润于肿瘤细胞内部间质和肿瘤细胞边缘间质。TLS根据CD23+GC表达分为成熟阶段TLS（有阳性CD23+GC）和幼稚阶段TLS（无阳性CD23+GC）。这与文献中报道的其他实体瘤存在的TLS一致。子宫内膜癌中TLS的表达显着增加了肿瘤组织中CD20+B细胞数量。CD20+B细胞数量与其他肿瘤浸润细胞数量呈正相关。CXCL13/CXCR5轴作为B细胞通路相关分子,在TLS中特异性表达。3、含有TLS的子宫内膜癌患者PFS优于无TLS患者,不论病理分化程度。两种多因素分析结果均表明,TLS的缺失是子宫内膜癌患者复发的独立风险预测因子。4、TLS组相比非TLS表达上调的基因包含:CCDC106、KRT128P等。TLS组相比非TLS表达下调的基因包含:LAMP5-AS1、ANKRD34C、OAT等。该部分差异基因表达可能与组蛋白HE-K9甲基化代谢通路相关。包含TLS结构的肿瘤组织中肿瘤免疫微环境更成熟活跃。TLS表达在不同TCGA分子分型的子宫内膜癌中具有差异性。POLE超突变患者TLS表达量高。基于生物信息数据库对子宫内膜癌基因数据进行挖掘,对前期免疫组化实验进行了进一步验证。TLS及相关B细胞通路分子作为潜在的生物标记物,如何诱导TLS形成以抑制肿瘤发生将成为未来的研究方向,这对肿瘤靶向治疗具有一定探索意义。
赵亚芳[5]（2021）在《男男性行为人群HIV检测与确诊后感染者衔接医疗行为模型构建及验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背景2020年全球艾滋病防控的3个90%目标亟待推进实现,我国在发现HIV感染者、衔接感染者进入后续医疗环节的前两个90%目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男男性行为人群（MSM）的艾滋病流行趋势在我国和世界范围内均呈日趋严重势态。MSM人群进行HIV规律检测从而最大限度发现其中的HIV感染者,并在确诊后及时衔接入医疗系统获得抗病毒治疗,是实现感染者达到病毒学抑制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更是实现全球以及中国艾滋病“90-90-90”防控目标的关键所在。因此,通过构建理论化、综合性的行为模型,深入理解和分析MSM人群HIV规律检测和确诊后衔接医疗行为,可为进一步完善现有艾滋病相关医疗服务措施和政策方针提供实用性的参考和建议。研究目的一、基于三元影响理论,构建男男性行为人群HIV检测行为模型,并在人群中验证该模型对解释男男性行为人群进行HIV检测行为的可行性;二、基于HIV相关歧视机制框架,构建男男性行为人群HIV确诊后感染者衔接医疗行为模型,并验证该模型对解释男男性行为人群HIV确诊后感染者衔接医疗行为的可行性。研究方法一、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构建并验证男男性行为人群HIV检测行为模型。（一）经文献回顾筛选10个男男性行为人群HIV规律检测行为的相关因素,包括:检测意图、检测态度、社会规范信念、检测自我效能、HIV危险感知、HIV检测相关知识、社会凝聚力、获取医疗服务舒适度、性病检测史、向家人出柜。三元影响理论为模型构建框架,形成行为模型假设。（二）便利抽取351名MSM人群,对HIV规律检测行为及各相关因素水平进行测量,以研究对象HIV规律检测行为水平为结局变量,使用MPlus软件以结构方程模型（SEM）的方法对模型进行拟合得出最终的HIV检测行为模型。（三）重新便利抽取212名MSM人群对HIV检测行为模型进行验证,以研究前期构建的HIV检测行为模型为基础,使用SEM的方法对模型进行拟合,通过拟合评价指标,判断并验证模型对解释男男性行为人群进行规律HIV检测的可行性。二、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构建男男性行为人群HIV确诊后感染者衔接医疗行为模型。（一）文献回顾纳入9个HIV感染者及时衔接医疗行为的相关因素,包括:HIV相关歧视、家庭歧视、社会支持、精神健康、衔接医疗态度、消极应对、首次CD4+T细胞计数、向性伴暴露HIV感染状况、获取医疗便利性,结合HIV相关歧视机制框架为模型构建参考,形成行为模型假设。（二）描述经便利抽取的257名近1年内确诊的MSM人群HIV感染者的及时衔接医疗行为及各相关因素水平。以及时衔接医疗行为为结局变量,经SEM分析方法对模型进行拟合,得出最终的衔接医疗行为模型。（三）目的抽取12名近半年内确诊的MSM人群HIV感染者开展个人深度访谈,通过Colaizzi分析法结合Nvivo11.0软件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并将所得主题和主题间的关系,与衔接医疗行为模型中的变量及变量间的作用路径对比。研究结果一、HIV检测行为模型中包含11条直接作用路径、1条间接作用路径、3条相关作用路径。其中检测意图、性病检测史、向家人出柜直接作用于规律检测行为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177、0.420、-0.137,检测自我效能、社会规范信念、检测态度直接作用于检测意图,且个人、社交、环境因素存在跨领域的作用关系,模型中各作用路径均具显着性统计学意义（P<0.05）。模型拟合指标:χ2/df=1.403,CFI=0.926,TLI=0.918,RMSEA=0.034,SRMR=0.057。351 名 MSM 人群中 63.82%具有 HIV 规律检测行为。二、对HIV检测行为模型的验证发现3条在原构建模型路径作用系数上未达显着性统计学意义的结果,模型拟合指标:χ2/df=1.136,CFI=0.955,TLI=0.950,RMSEA=0.025,SRMR=0.064。三、衔接医疗行为模型中包含9条直接作用路径、1条间接作用路径、4条相关作用路径,其中社会支持、向性伴暴露HIV感染状况、获取医疗便利性、首次CD4+T细胞计数直接作用于及时衔接医疗行为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206、0.222、0.148、-0.172,HIV相关歧视通过社会支持间接影响及时衔接医疗行为的路径系数为-0.057,模型中各作用路径均具显着性统计学意义（P<0.05）。模型拟合指标:χ2/df=1.160,CFI=0.967,TLI=0.959,RMSEA=0.025,SRMR=0.044。257 名新近确诊的 MSM 人群HIV感染者中63.42%具有及时衔接医疗行为。四、衔接医疗行为模型验证中,根据12名MSM人群HIV感染者的访谈资料分析结果,最终形成10个主题、17个亚主题、9条主题间的作用关系,在原模型基础上发现2个新主题。研究结论一、HIV检测行为模型以个体、社交、环境以及意图多重因素的角度,解释了 MSM人群的HIV规律检测行为,但还需进一步结合我国社会文化、医疗系统的特征以及MSM人群就医经历等因素进一步调试。社会凝聚力在模型中的作用路径,提示未来在促进MSM人群进行HIV规律检测行为中,应重点关注社交圈和社交团体的影响在男男性行为人群在树立检测信念过程中广泛而积极的效应,以社交因素作为切入点,发展并推动干预策略的实践。二、衔接医疗行为模型以HIV相关歧视为源头,社会支持、精神健康等因素为中间机制,深入解读新近确诊HIV感染的MSM人群的及时衔接医疗行为,但就MSM人群对疾病预期、性格特征和既往就医经历等个体性因素在其及时衔接医疗行为中的作用还需进一步深入分析。未来针对我国MSM人群在确诊HIV感染后的就医行为研究,应关注HIV相关歧视和中国家庭文化对MSM人群的广泛、深远影响,早期并针对性开展HIV检测后转介相关问题的咨询服务,树立疾病正确认知;强调同伴和社交圈的力量,并促进医疗机构与社会组织的紧密连接。三、综合分析HIV检测行为模型与衔接医疗行为模型结果,社交领域因素在MSM人群规律进行检测以及在确诊后感染者及时就医行为的决策和实践中具有同样重要的影响作用和实践意义;社会支持对HIV相关歧视的降低作用暗示了社会网络的积极效应能够降低HIV感染者延迟就医的源头阻碍。提示未来应进一步理解和早期关注MSM人群同志圈、社交圈文化,与社会组织早期建立合作联系,通过社会支持、同伴影响的干预手段,提高MSM人群对HIV感染风险的正确认知、促进检测、并缩短感染后就医治疗的衔接时间。
刘玫汐[6]（2021）在《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患者的临床特征、预后分析及发病分子通路探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是一种罕见的心肌病,其特征为心肌小梁突出及小梁间隐窝深陷。目前其发生发展机制尚不完全明确,既往研究认为其可能涉及胚胎发育、遗传基因突变、或后天环境因素导致获得性心肌致密化不全,但尚无血清标志物及致病分子通路相关研究。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的预后相关影响因素也尚不明确,国内缺乏随访期长的临床研究。本研究旨在通过回顾性队列研究,总结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的临床特征、预后情况,探索预后相关影响因素;并利用蛋白质组学技术,寻找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潜在的血清标志物及分子致病通路。方法:本研究为一项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了 200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0日在北京协和医院心内科住院或门诊就诊的患者。利用病历系统获取患者的个人基本信息、临床病史、实验室检验及影像学检查结果。本研究的主要终点事件为心血管原因死亡,次要终点事件为因心血管事件再次住院。采用Kaplan-Meier进行生存分析,利用cox风险回归模型分析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以探究预后相关危险因素。收集患者及健康对照血清进行蛋白质组学研究,利用生信分析寻找差异表达蛋白,并使用GO、KEGG及结构域富集方法探寻潜在分子通路。结果:本研究共纳入70名患者,平均确诊年龄为46.07岁,男性占44人（62.9%）。中位75[48-94]个月的随访时间中,死亡患者15人（21.4%）,再住院患者20人（28.6%）。单因素Cox分析显示男性、吸烟、BMI、体重减轻、NYHA分级、Barthel日常生活能力评分、中性粒细胞、D二聚体、左室射血分数、左心室血栓、及右心增大均与预后相关。多因素分析显示BMI、右心室增大是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的预后相关独立危险因素。男性及女性生存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吸烟情况的差异。蛋白质组学分析发现,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患者与健康对照的血清差异蛋白主要为免疫球蛋白、纤连蛋白、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1（FGFR1）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3（VEGFR3）。涉及的分子通路主要为蛋白磷酸化通路、胞内蛋白修饰通路及转移酶通路。这些通路多为炎症及自身免疫病相关通路。结论:本研究汇总的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队列与既往文献报道的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临床表现及影像学特征相似。与预后相关的因素为:男性、吸烟、BMI、体重减轻、NYHA分级、日常生活评分、炎症指标、左室射血分数、左心室血栓及右心增大。其中,BMI与右心室增大是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患者的预后独立危险因素。蛋白质组学的研究显示炎症、免疫及纤维化相关通路可能参与到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的发生发展过程中。
张新[7]（2021）在《基于影像组学特征的机器学习模型在评估颈动脉斑块稳定性中的应用及药物涂层球囊应用于股腘动脉慢性闭塞性病变的真实世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基于影像组学特征的机器学习模型在评估颈动脉斑块稳定性中的应用目的:约三分之一的脑卒中由颈动脉狭窄引起,颈动脉斑块发生破裂进入脑血管,造成急性栓塞,引发脑缺血事件。相比稳定斑块,不稳定斑块的破裂几率更高,发生卒中风险更大。大量研究指出,斑块稳定性是决定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临床治疗选择。而受限于人眼的分辨能力与主观判断的阅片方式,目前的无创影像技术仅能判断少数斑块形态特征,难以观察到斑块微观组织成分与结构特征。而影像组学能通过计算机后处理技术,自动而定量地提取海量人眼难以识别的高维纹理特征数据,因此本研究通过基于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造影增强（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CTA）的影像数据,结合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病理染色切片结果,探究影像组学与机器学习技术评估颈动脉斑块稳定性的能力。方法: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纳入2014年12月至2019年8月间行颈动脉内膜剥脱术患者。所有患者均术前接受头颈CTA检查并留取斑块标本。对颈动脉斑块的CTA影像进行分割提取后,使用基于Python的PyRadiomics组件提取斑块的影像组学特征,并通过主成分分析提取了主成分。将斑块标本进行标准苏木精-伊红染色法（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HE染色）染色,读片后对斑块进行AHA分级判定,并结合坏死核心大小、纤维帽厚度、钙化程度等特征将斑块分为稳定斑块及不稳定斑块。以斑块稳定性分组建立随机森林分类模型,分析影像组学特征在两组中的差异。其中训练集与测试集按照7:3进行分层随机划分,训练集采用五折交叉验证的方法训练模型,并重复5次上述过程以保证结果的鲁棒性。模型效果以测试集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分析结果进行评价,同时对各影像组学原始特征进行了组间Mann-Whitney’ s U检验与ROC分析。结果:研究共入组68名患者,其中斑块稳定组39名（57.4%）,不稳定组29名（42.6%）,两组间临床信息、斑块形态与病理特征均无显着性差异,但不稳定组斑块有更高的平均CT值。经过影像组学特征的主成分分析,本研究保留了 90%可解释性方差,提取了 18个影像组学特征的主成分,同时对每个原始特征进行检验时的Bonferroni校正p值为0.0009。在重复5次随机森林建模后,仅使用常规临床数据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为 0.55（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0.44-0.66,p=0.438）,而仅使用影像组学组与联合组AUC分别为0.68（95%CI:0.57-0.79,p<0.001）与 0.69（95%CI:0.59-0.79,p=0.001）,其中纳入影像组学特征后模型效果有显着提高（p=0.013）,但是否纳入临床数据对模型影响无显着性。在联合组模型特征重要度中,可见影像组学主成分在模型中占主要部分,而低密度脂蛋白和最高收缩压也对模型有一定作用。在影像组学原始特征的组间分析中,有4.9%,共计72个特征有显着的组间差异（p取调整值0.0009）。结论:本研究首次证实了影像组学可以通过常规CTA检查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术前对于颈动脉粥样硬斑块稳定性的判断。在未来,我们将通过提高样本量,结合更多类型的影像数据,以及优化机器学习算法等方式,进一步提高预测模型的效果,不断向颈动脉狭窄的精准化治疗迈进。药物涂层球囊应用于股腘动脉长段闭塞性病变的单中心真实世界研究目的:药物涂层球囊（drug-coated balloon,DCB）已经广泛地利用在股腘动脉病变,但相关研究的队列大多数为短段病变,或有着较低的慢性全闭塞（chronic total occlusion,CTO）病变比例。而对于CTO病变,特别是长段CTO病变的研究非常有限,而此类患者在临床中却并不罕见。故该研究将着眼于观察对于长段CTO病变,DCB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单臂真实世界研究,共纳入了 44名患者的44例股腘动脉病变,平均随访时间为术后12.76±7.13月。所纳入患者的靶病变为长于10cm的CTO病变,且在院期间使用了 DCB进行腔内治疗。观察指标包括一期通畅率、免于靶病变血运重建率（target lesion revascularization,TLR）、卢瑟福分级的改善情况、踝肱指数（ankle brachial index,ABI）的改善情况和主要不良事件（死亡和大截肢）。结果:技术成功率（technical success）为97.7%,平均病变长度186±86.3mm,13.6%的患者进行了补救性支架植入。一年累积一期通畅率为78.8%±6.8%,一年累积免于TLR率为91.4%±4.9%。卢瑟福分级术前平均3.3±1.0,而随访时平均2.1±1.4（p<0.001）,改善率为72.7%,而ABI则相应地从0.33±0.40变为了 0.67±0.37（p=0.002）。未观察到任何DCB相关不良事件。在多因素分析探索一期通畅率的独立预测因素时,高血压与再狭窄提示有统计学显着性。结论:使用DCB治疗股腘动脉长段CTO病变,大多数靶血管在1年后仍能保持通畅,且未观察到任何DCB相关不良事件,表明这一治疗方法较好的有效性与安全性。同时也需要更多的更大规模的临床试验来验证这一结论。药物涂层球囊应用于股腘动脉长段闭塞性病变的多中心真实世界研究目的:药物涂层球囊（drug-coated balloon,DCB）已经广泛地利用在股腘动脉病变,但相关研究的队列大多数为短段病变,或有着较低的慢性全闭塞（chronic total occlusion,CTO）病变比例。而对于CTO病变,特别是长段CTO病变的研究非常有限,而此类患者在临床中却并不罕见。故该研究将着眼于观察对于长段CTO病变,DCB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本研究为多中心回顾性单臂真实世界研究,包含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三个血管外科中心的数据。共纳入了来自145名患者的150例股腘动脉病变平均随访时间为12.55±6.62月。两部分中所纳入患者的靶病变均为长于10cm的CTO病变,且在院期间使用了 DCB进行腔内治疗。观察指标包括一期通畅率、免于靶病变血运重建率（target lesion revascularization,TLR）、卢瑟福分级的改善情况、踝肱指数（ankle brachial index,ABI）的改善情况和主要不良事件（死亡和大截肢）。结果:在本研究中,技术成功率为98.0%,平均长度为230±82.4mmm,24.6%的患者进行了补救性支架植入。一年累积一期通畅率为80.9%±3.9%,一年累积免于TLR率为84.7%±3.8%。卢瑟福分级术前平均3.5±1.0,而随访时平均1.5±1.4（p<0.001）,而 ABI 则相应地从 0.49±0.27 变为了 0.87±0.35（p<0.001）。6名患者（4.14%）在随访中发现已死亡,均非心血管事件,考虑为非DCB相关死亡。在多因素分析探索一期通畅率的独立预测因素时,肾功能不全与非支架内的再狭窄具有统计学显着性。结论:使用DCB治疗股腘动脉长段CTO病变,大多数靶血管在1年后仍能保持通畅,且未观察到DCB相关的不良事件,表明这一治疗方法较好的有效性与安全性。同时也需要更多的更大规模的临床试验来验证这一结论。
杜志荣[8]（2021）在《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患者的预后及肠道菌群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food-dependent exercise-induced anaphylaxis,FDEIA）是一种少见,但可危及生命的食物过敏,它是指进食特定食物变应原数小时内运动可发生严重过敏反应。小麦、坚果、海鲜等多种食物均可导致FDEIA,其中小麦是导致FDEIA最常见的致敏原,该类型又称作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wheat-dependent exercise-induced anaphylaxis,WDEIA）。当进食小麦联合某些辅因子（如运动、酒精和非甾体抗炎药物）时,WDEIA患者会发生过敏反应;但无辅因子存在时,患者可耐受小麦。WDEIA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目前关于WDEIA的长期预后研究较少。本课题第一部分对165例WDEIA患者进行长期随访,旨在明确WDEIA患者的长期控制现状。本研究发现,121例应答的患者中,中位随访时间92个月,分别有19.0%、32.2%和11.6%的患者选择完全禁食小麦、运动前禁食小麦和减少小麦摄入量联合运动回避,9.2%（6/76）的患者再发严重过敏反应。14.9%、12.4%和9.9%的患者选择间歇性禁食小麦、减少小麦摄入量和不改变饮食习惯,有40%（18/45）的患者在确诊后出现严重过敏反应。可见,不同饮食习惯选择的临床结局不同。除完全禁食小麦以外,减少小麦摄入联合避免运动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能能提高患者对小麦的耐受性,但需警惕无意运动带来的过敏风险。WDEIA的病因尚不清楚。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在食物过敏发生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目前对于WDEIA患者肠道菌群的结构和组成知之甚少。为研究WDEIA患者肠道菌群特征及其与WDEIA的相关性,本课题第二部分从25例WDEIA患者和25例健康对照者中采集粪便样本。同时收集环境暴露因子,检测血清总IgE、小麦特异性IgE、面筋和ω-5醇溶蛋白水平。粪便样品采用16SrRNA基因测序。研究发现,与健康对照组相比,WDEIA患者肠道菌群中Blautia（P<0.05）,Erysipela tocl os tridium（P<0.01）,Akkermansia（P<0.05）及LachnospiraceaeNK4A136group（P<0.05）显着增多,乳杆菌科（P=0.001）及小杆菌属（P<0.05）显着减少。微生物多样性在WDEIA患者和健康对照组之间没有差异。ω-5醇溶蛋白特异性IgE水平与颤螺旋菌属相对丰度呈正相关（r=0.48,P<0.05）,与明串珠菌属呈负相关（r=-0.49,P<0.05）。总IgE水平与双歧杆菌显着负相关（P<0.05）。WDEIA患者肠道微生物组成与健康对照组不同。本研究发现肠道微生物与WDEIA的发病存在潜在的关联。此发现可能为预防和治疗WDEIA提供新的方法。基于16S rRNA的高通量测序研究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WDEIA患者微生态的结构变化,但这种方法无法实现对肠道微生态的全面认识。与16S rRNA相比,宏基因组测序可以更好的辨别菌种和菌株,对菌群多样性的评估更准确。同时,该技术可以分辨更低的分类学水平并进行潜在的功能注释,能够为WDEIA的发生发展提供更深层面的证据,有助于我们对WDEIA发病机制更加深入的认识。因此,本课题第三部分希望通过宏基因组测序技术,将采集到的21例WDEIA患者,17例其他食物诱发严重过敏反应患者（AN组）和15例健康对照者粪便样本进行宏基因组测序。同时收集环境暴露因子,检测血清总IgE、小麦特异性IgE、面筋和ω-5醇溶蛋白、类胰蛋白酶水平。研究发现,与健康对照组相比,WDEIA患者肠道菌群中肉食杆菌属,热袍菌,马赛拟杆菌,Eubacteriumrectale,Parabacteroidesdistasonis 相对含量显着高于健康对照组;Bacteroidescoprocola 及 Bacteroidesstercoris 相对含量较低。WDEIA 组肠道微生物组成不同于AN组与健康对照组,提示WDEIA患者具有独特的肠道菌群组成。肠道菌群多样性在WDEIA患者AN组与健康对照组之间无差异。肠道菌群与临床指标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硫还原菌目和硫还原菌科作为在WDEIA组富集的肠道菌群,均与ω5醇溶蛋白sIgE呈正相关。Roseburiainulinivorans 和 Roseburiasp.CAG:18 分别与 ω5 醇溶蛋白 sIgE和面筋sIgE呈正相关,但其在两组的富集情况无显着差异。虽然WDEIA组与健康对照组肠道菌群真菌组成有所不同,但spearman相关性分析未发现差异真菌与临床指标的相关性,进一步证实了肠道微生物中的细菌在WDEIA发病中起主要作用。KEGG数据库比对分析发现,WDEIA组、AN组与健康对照组三组研究对象肠道菌群的功能基因富集存在差异。脂多糖生物合成在健康对照组中富集,从而推测脂多糖生物合成可能在WDEIA中起保护作用。本课题第二部分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肠道菌群与WDEIA发病的相关性,探讨了肠道菌群在WDEIA发病中可能的作用机制,为WDEIA的诊治及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WDEIA典型的临床表现可累及多个系统,具有潜在的致死性。但部分WDEIA患者进食小麦后运动仅出现瘙痒、荨麻疹,而不发生严重过敏反应,称为小麦依赖-运动诱发荨麻疹（wheat-dependent exercise-induced urticaria,WDEIU）。WDEIU患者相对罕见,国内缺乏关于WDEIU患者临床特征的相关报道,本课题第四部分研究对9例WDEIU患者及18例WDEIA患者的临床特征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WDEIU患者的临床特征,旨在探讨WDEIU与WDEIA之间的联系,以期提高临床医生对该疾病的认识,为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指导。针对WDEIU患者临床特征的研究发现,9例WDEIU患者均以荨麻疹起病,平均发病年龄为23.4±11.8岁。从起病到明确诊断的中位时间为36个月。18例WDEIA患者严重过敏反应的平均发病年龄为42.9±12.2岁,72.2%的患者（13/18）既往有荨麻疹病史,从荨麻疹起病到出现严重过敏反应的中位时间为7（1.5-47）年。WDEIU组患者的发病年龄明显低于WDEIA组（P=0.001）,其血清面筋特异性IgE 水平显着低于 WDEIA 组（0.55 kUA/L vs 1.34 kUA/L,P=0.014）,WDEIU 组患者的ω-5醇溶蛋白特异性IgE水平较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2 kUA/L vs 9.09 kUA/L,P=0.069）。该研究发现,WDEIU是一种少见病,可能为WDEIA的早期表现,临床难以识别。诊断依靠病史、血清特异性IgE检测和/或皮肤点刺试验。提高临床医生对WDEIU的认识,有助于早期诊断及干预,从而预防严重过敏反应的发生。
徐乐吟[9]（2021）在《肠系膜上动脉夹层的治疗策略及肾脏组织灌注评估在肾动脉狭窄中的应用》文中研究指明目的自发性孤立性肠系膜上动脉夹层（SISMAD）是一种罕见的血管病,保守治疗和腔内治疗的选择仍存在较大争议。本研究比较了症状性SISMAD接受保守治疗和腔内治疗的远期疗效,为治疗策略的选择提供更多依据。方法本文回顾性地纳入了 2009年10月至2020年12月因SISMAD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治疗的65例患者。根据其临床症状,24例接受了保守治疗,41例接受了腔内治疗。本文总结分析并比较了两组的基线特征、治疗方案及疗效、随访等结果。结果保守组和腔内组的症状缓解率分别是95.8%（23/24）和97.6%（40/41）。腔内组中出现了1例与腔内操作相关的并发症,即左肱动脉假性动脉瘤形成。在随访期间（中位时间27月）,保守组症状复发率显着高于腔内组（保守组30.4%vs腔内组6.3%,p=0.026）。保守组和腔内组分别有4例和1例患者在随访期间因SISMAD行腔内治疗。与保守组相比,腔内组的无症状生存时间更长（p=0.019）,且肠系膜上动脉重塑率更高（p<0.001）。结论从远期看,接受腔内治疗的症状性SISMAD患者症状复发率低,且肠系膜上动脉重塑率高。但是保守治疗和腔内治疗的疗效仍需通过前瞻性、多中心的临床试验进一步证实。目的腔内治疗是严重肾动脉狭窄实现血管再通的重要方式,但对于动脉粥样硬化性患者,手术指征仍存在较大争议。本研究观察了肾动脉狭窄患者腔内治疗前后肾脏灌注水平的变化,并探索肾脏灌注变化与临床获益之间的联系。方法前瞻性地纳入了 2016年3月至2021年3月于北京协和医院行单侧肾动脉腔内治疗的30例动脉粥样硬化性肾动脉狭窄患者。我们利用彩色血流编码和血流量灌注技术在腔内治疗的前后分别进行了肾脏灌注的测量,并结合血压、肾功能等临床指标进行分析。结果腔内治疗前,患者患侧肾脏中位体积为141.5（106.5-181.7）cm3,,术后显着增加至148.6（129.6-186.3）cm3（p<0.001）。术后肾脏的对比剂平均密度中位数（339.9（283.8-396.8）HU）显着高于术前（304.0（224.8-380.9）HU,p=0.028）,但增长幅度具有较大的个体差异。对比剂平均密度比与术前对比剂平均密度呈负相关（R=0.698,p<0.001）。根据术前的肾脏灌注水平,患侧肾脏被分为亚组A（对比剂平均密度<279.4HU,11例）和亚组B（对比剂平均密度>=279.4HU,19例）。亚组A中的10例（90.9%）和亚组B中的5例（26.3%）在术后对比剂平均密度增加达到10%或以上。亚组A术后对比剂平均密度显着增加（p=0.003）,亚组B无显着变化（p=0.780）。在围术期,亚组A患者术后估算肾小球滤过率有增加的趋势（p=0.058）,亚组B无显着变化。血压方面,术后亚组A和B患者的平均血压均较术前有所降低;亚组A患者术后降压药种数显着少于术前（p=0.038）,其中4例（36.4%）较术前减少1种降压药,而亚组B仅有2例（10.5%）减少1种降压药。结论术前肾脏灌注水平相对较低的肾动脉狭窄患者腔内治疗后肾脏灌注增加较为明显,且更可能获得血压、肾功能的改善。术前肾脏灌注评估有望预测腔内治疗的疗效,为肾动脉狭窄的治疗提供指导。目的目前,腔内治疗能否改善动脉粥样硬化性肾动脉狭窄（renal artery stenosis,RAS）患者的预后仍存在较大争议。本研究用磁共振动脉自旋标记技术（arterial spin labeling,ASL）初步观察了 RAS患者腔内治疗前后肾脏灌注的变化。方法前瞻性纳入了 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于北京协和医院行肾动脉腔内治疗的动脉粥样硬化性RAS患者4例,并观察术前术后肾脏灌注、肾脏长径等指标的变化。结果4例RAS患者均成功行腔内治疗,其中2例行双侧肾动脉腔内治疗。ASL能够直观显示患者腔内治疗前后肾脏灌注的变化,并定量测量肾脏皮质的肾血流（renal blood flow,RBF）。手术侧肾脏术前长径平均值为9.3±1.1cm,术后为9.5± 1.1cm,较前略有增加。手术侧术前RBF平均值为154.5±60.0 mL/100g/min,术后为 194.1 ±68.2 mL/100g/min,较前显着增加。结论ASL能够有效评估RAS患者腔内治疗前后的肾脏灌注变化。ASL有助于评估腔内治疗的疗效及判断预后。
王官玺[10]（2021）在《建立多中心多学科产前产后一体化诊疗模式 ——提高危重先天性心脏病新生儿治疗效果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背景和目的危重先天性心脏病（Critical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CCHD）出生后早期就可能呈现危重状态,如不及时干预,自然病死率极高。随着先心病外科技术的不断提高,低龄、低体重先心病的救治已成为当前心脏外科发展的重要方向。此外,随着胎儿超声心动图等产前诊断技术的快速发展,大多数先天性心脏病分娩前即可明确诊断。然而,目前我国不同医疗单位对围产期心脏畸形的诊治水平存在差异,产科医生和新生儿科医生对先心病,尤其是复杂先心病的认识相对不足。因此,为患者家属提供明确的咨询和指导,开展适当有效的围产期转运机制和多学科临床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团队结合阜外医院自身特点,联合多家医院妇产科、新生儿科,超声科等多学科,创建危重胎儿、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产前产后一体化救治平台”,包括“产前产后一体化诊疗”和“产后诊断并绿色通道快速住院”两种模式,取得了十分理想的治疗结果。本研究通过总结2019年01月至2020年12月120例新生儿救治经验,探索建设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危重先心病患儿救治体系,在最佳时间提供最优治疗,切实提高我国危重先天性心脏病诊治水平。方法和结果该论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阜外医院以小儿心脏外科为主体,联合多家医院妇产科、新生儿科、超声科等开展多中心多学科“产前诊断产后一体化诊疗”模式共同救治CCHD的经验,即宫内诊断、产前咨询、围产期管理、出生后急诊转诊及外科干预后有效长期随访等。2019年01月至2020年12月,共47例CCHD在胎儿期诊断并在新生儿期获得有效救治,院内“零”死亡,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论文第二部分,即回顾性分析阜外医院2019年0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通过“产前产后一体化诊疗模式”和“产后诊断并绿色通道快速住院模式”收治的CCHD新生儿病例资料,总结两种新生儿救治方式的患儿特点及外科治疗结果,明确“产前产后一体化诊疗模式”的优势,可节省出生后诊断及住院等待时间,并及时进行外科干预,降低死亡风险。产后诊断并绿色通道快速住院患儿经过及时的外科干预,也可取得不错的治疗结果。产前产后一体化救治是当前中国胎儿新生儿先心病领域的热门内容。第三部分综述分析当前胎儿超声心动图对CHD的影响,宫内介入治疗,新生儿期外科治疗,并探索未来中国新生儿危重先天性心脏病的发展方向。可以明确的是随着未来中国产前诊断技术的普及,打造高水平“产前产后一体化诊治平台”,提升不同区域诊疗服务“同质化”水平是进一步提升未来我国先心病救治能力的重点任务。结论“产前产后一体化诊疗”和“产后诊断并绿色通道快速住院”两种模式的“产前产后一体化诊疗”平台对于救治危重先心病患儿均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前者更有提高救治率的优势,可以在全国进一步推广,整体提升我国危重先心病的治疗水平。
二、协和医院成功之路——在北京协和医院八年的回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协和医院成功之路——在北京协和医院八年的回顾（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2）“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词表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绪论 |
| 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中医药文化的当代价值凸显 |
| 1.1.2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受到各方重视 |
| 1.1.3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
| 1.1.4 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助推“一带一路”倡议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有助于推动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深入研究 |
| 1.2.2 有助于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 |
| 1.2.3 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 |
| 2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
| 2.1 研究对象 |
| 2.2 概念界定 |
| 2.2.1 荆楚文化 |
| 2.2.2 中医药文化 |
| 2.2.3 荆楚中医药文化 |
| 2.2.4 “一带一路” |
| 2.2.5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3.1 研究思路 |
| 3.2 研究方法 |
| 4 研究内容与基本框架 |
| 4.1 研究内容 |
| 4.2 基本框架 |
| 5 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5.1 研究重点 |
| 5.2 研究难点 |
| 5.3 创新之处 |
| 第二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特征 |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 |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历史影响 |
| 2.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孕育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1.1 孕育发展期(远古-商朝) |
| 2.1.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定型期与历史影响 |
| 2.2.1 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 |
| 2.2.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快速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3.1 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 |
| 2.3.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4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继承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4.1 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 |
| 2.4.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5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高峰期与历史影响 |
| 2.5.1 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 |
| 2.5.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6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徘徊期与历史影响 |
| 2.6.1 发展徘徊期(1912 年-1949 年) |
| 2.6.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7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恢复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7.1 恢复发展期(1949 年-20 世纪末) |
| 2.7.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8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全面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8.1 全面发展期(21 世纪以来) |
| 2.8.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与发展规律 |
| 3.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 |
| 3.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规律 |
| 4 本章小结 |
| 第三部分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理论基础 |
| 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 |
| 1.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的提出 |
| 1.2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论渊源 |
| 1.3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内涵要义 |
| 1.4 中医药文化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 |
| 2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 |
| 2.1 文化对外传播的内涵要义 |
| 2.2 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价值 |
| 2.3 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 |
| 2.4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第四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与启示 |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发展阶段与传播学分析 |
| 1.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孕育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1.1 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 |
| 1.1.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黄金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2.1 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 |
| 1.2.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3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发展滞缓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3.1 发展滞缓期(1912 年-1978 年) |
| 1.3.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4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全面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4.1 全面发展期(1978 年以来) |
| 1.4.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经验启示 |
| 3 本章小结 |
| 第五部分 案例分析:中阿中医中心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1 中阿中医中心建立背景 |
| 1.1 历史基础 |
| 1.1.1 中医药医疗实践基础 |
| 1.1.2 中医药文化传播基础 |
| 1.2 现实因素 |
| 1.2.1 阿尔及利亚人民不断增长的卫生健康需求 |
| 1.2.2 中医药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 |
| 2 中阿中医中心建设概况 |
| 2.1 建设过程 |
| 2.2 建设模式 |
| 2.3 建设成效 |
| 2.4 建设困境 |
| 3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实践分析 |
| 3.1 传播主体分析 |
| 3.2 传播内容分析 |
| 3.3 传播媒介分析 |
| 3.4 传播受众分析 |
| 3.5 传播效果分析 |
| 4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反思 |
| 5 本章小结 |
| 第六部分 构建“一带一路”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 1 “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意义 |
| 1.1 坚定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彰显荆楚中医药文化独特魅力 |
| 1.2 增强荆楚中医药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
| 1.3 服务“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助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 |
| 2 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对策建议 |
| 2.1 加强顶层设计,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建设有机对接 |
| 2.2 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挖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普适价值 |
| 2.3 增强多元传播要素的协同效应,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 3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二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大事记 |
| 附录三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大事记 |
| 附录四 专家官员访谈录 |
| 4-1 温长路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2 吕文亮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3 巴元明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4 周仲瑜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5 胡峰队长访谈录(节选) |
| 4-6 王莎主任电话访谈录(节选) |
| 4-7 胡海涛老师访谈录(节选) |
| 附录五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编(译)着作 |
| 致谢 |
（3）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 一、电力与通讯 |
| 二、毛巾与肥皂 |
| 三、燃料 |
| 四、自来水 |
| 五、铺底与房租 |
| 六、纳税与认捐 |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 小结 |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 一、晕堂 |
| 二、火灾与触电 |
| 三、建筑安全 |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异位淋巴组织对子宫内膜癌预后的影响及其相关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词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 TLS在子宫内膜癌中的构成及其与预后关系的研究 |
| 材料与方法 |
| 实验结果 |
| 讨论 |
| 第二部分 TLS在子宫内膜癌中的表达验证及相关蛋白通路的探讨 |
| 材料与方法 |
| 实验结果 |
| 讨论 |
| 第三部分 TLS在子宫内膜癌中的分子通路研究及生物信息学分析 |
| 第一章 TLS在子宫内膜癌中的分子通路研究 |
| 材料与方法 |
| 实验结果 |
| 第二章 基于生物信息数据库对子宫内膜癌中TLS相关基因的筛选及分析 |
| 材料与方法 |
| 实验结果 |
| 讨论 |
| 全文小结 |
| 文献综述 异位淋巴组织在不同肿瘤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附: 非答辩部分论文 |
| 致谢 |
（5）男男性行为人群HIV检测与确诊后感染者衔接医疗行为模型构建及验证（论文提纲范文）
| 英文缩略语中英文对照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操作性定义 |
| 四、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一、艾滋病流行现状 |
| (一) 国外艾滋病流行现状 |
| (二) 中国艾滋病流行现状 |
| 二、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流行现状 |
| 三、HIV检测与衔接医疗行为 |
| (一) HIV检测行为概述 |
| (二) HIV检测行为现状 |
| (三) 衔接医疗行为概述及现状 |
| 四、HIV检测行为和衔接医疗行为的相关因素及作用途径 |
| (一) 影响HIV检测行为的相关因素及作用途径 |
| (二) 影响衔接医疗的相关因素及其作用途径 |
| 五、理论框架 |
| (一) 健康行为相关理论概述 |
| (二) 三元影响理论概述及应用现状 |
| (三) HIV检测行为模型假设框架 |
| (四) HIV相关歧视机制框架概述及应用现状 |
| (五) 衔接医疗行为模型假设框架 |
| 第三章 男男性行为人群HIV检测行为模型构建及验证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类型 |
| (二) 研究对象 |
| (三) 测量指标及测量工具 |
| (四) 资料收集 |
| (五) 资料整理与分析 |
| (六) 质量控制 |
| (七) 伦理原则 |
| 三、研究结果 |
| (一) HIV检测行为现状描述 |
| (二) HIV检测行为模型构建 |
| (三) HIV检测行为模型验证 |
| 四、讨论 |
| (一) 研究对象一般人口学资料及性行为特征分析 |
| (二) HIV检测相关行为特征分析 |
| (三) 男男性行为人群HIV检测行为模型分析 |
| 第四章 男男性行为人群HIV确诊后感染者衔接医疗行为模型构建及验证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类型 |
| (二) 研究对象 |
| (三) 测量指标及测量工具 |
| (四) 资料收集 |
| (五) 资料整理与分析 |
| (六) 质量控制 |
| (七) 伦理原则 |
| 三、研究结果 |
| (一) 衔接医疗行为现状描述 |
| (二) 衔接医疗行为模型构建 |
| (三) 衔接医疗行为模型验证 |
| 四、讨论 |
| (一) 研究对象一般人口学及疾病资料分析 |
| (二) 研究对象衔接医疗行为现状分析 |
| (三) 男男性行为人群HIV感染者衔接医疗行为模型分析 |
|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 一、研究结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的创新性 |
| 四、研究的局限性 |
| 五、对后续研究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致谢 |
| 学习期间发表的文章 |
（6）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患者的临床特征、预后分析及发病分子通路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前言 |
| 1.1 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概况 |
| 1.2 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的临床研究现状 |
| 1.3 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的发病机制研究现状 |
| 1.4 小结 |
| 2.研究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 |
| 2.3 患者基线资料及临床信息的收集 |
| 2.4 随访 |
| 2.5 患者血清标本的获取 |
| 2.6 对照组选择及血清标本的获取 |
| 2.7 蛋白质组学实验 |
| 2.8 蛋白组学数据生信分析 |
| 2.9 数据统计 |
| 3.研究结果 |
| 3.1 临床特征 |
| 3.2 随访情况 |
| 3.3 死亡患者与存活患者临床特征对比 |
| 3.4 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的预后危险因素 |
| 3.5 性别与其他预后相关危险因素相关性分析 |
| 3.6 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微循环病变的探索 |
| 3.7 蛋白组学及分子通路分析 |
| 4.讨论 |
| 5.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缩略词中英文对照(按字母顺序排列) |
| 附录B.随访问卷 |
| 文献综述 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从发病到预后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基于影像组学特征的机器学习模型在评估颈动脉斑块稳定性中的应用及药物涂层球囊应用于股腘动脉慢性闭塞性病变的真实世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部分 基于影像组学特征的机器学习模型在评估颈动脉斑块稳定性中的应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研究方法 |
| 1 研究对象 |
| 2 数据采集 |
| 3 斑块的影像分割 |
| 4 影像组学特征提取 |
| 5 标本采集与病理检查 |
| 6 建模与统计分析 |
| 研究结果 |
| 1 斑块稳定性相关研究结果 |
| 2 其他临床和病理特征作为分类依据的结果 |
| 3 判断患者近期吸烟情况的研究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药物涂层球囊应用于股腘动脉长段闭塞性病变的单中心真实世界研究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研究方法 |
| 1 研究对象 |
| 2 治疗方法 |
| 3 研究终点与定义 |
| 4 数据分析 |
| 研究结果 |
| 1 临床基线数据 |
| 2 手术相关数据 |
| 3 有效性相关结果 |
| 4 安全性与亚组分析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药物涂层球囊应用于股腘动脉长段闭塞性病变的多中心真实世界研究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研究方法 |
| 1 研究对象 |
| 2 治疗方法 |
| 3 研究终点与定义 |
| 4 数据分析 |
| 研究结果 |
| 1 临床基线数据 |
| 2 手术相关数据 |
| 3 有效性相关结果 |
| 4 安全性与亚组分析相关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四部分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稳定性相关研究的综述 |
| 一、传统判断方法——斑块的病理与临床影像学 |
| 二、目前的研究方法——蛋白组学 |
| 三、新的技术方法 |
| 1. 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学 |
| 2. 影像组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英文缩略词表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患者的预后及肠道菌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缩略词表 |
| 第一部分 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患者的预后研究 |
| 一、前言 |
| 二、材料与方法 |
| 三、结果 |
| 四、讨论 |
| 五、结论 |
| 第二部分 肠道菌群与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关联性研究 |
| 一、前言 |
| 二、材料与方法 |
| 三、结果 |
| 四、讨论 |
| 五、结论 |
| 第三部分 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患者肠道菌群宏基因组研究 |
| 一、前言 |
| 二、材料与方法 |
| 三、结果 |
| 四、讨论 |
| 五、结论 |
| 第四部分 小麦依赖-运动诱发荨麻疹患者的临床特征分析 |
| 一、前言 |
| 二、材料与方法 |
| 三、结果 |
| 四、讨论 |
| 五、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道菌群在食物过敏发生发展中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9）肠系膜上动脉夹层的治疗策略及肾脏组织灌注评估在肾动脉狭窄中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部分: 症状性自发性孤立性肠系膜上动脉夹层保守治疗和腔内治疗的远期效果比较 |
| 摘要1 |
| Abstract1 |
| 1 引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患者资料 |
| 2.2 治疗方案 |
| 2.3 随访 |
| 2.4 统计分析 |
| 3 结果 |
| 3.1 临床资料 |
| 3.2 治疗方案及疗效 |
| 3.3 随访 |
| 4 讨论 |
| 5 小结 |
| 6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彩色血流编码和血流量灌注技术在肾动脉狭窄腔内治疗术前评估中的作用 |
| 摘要2 |
| Abstract2 |
| 1 引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研究设计 |
| 2.2 观察指标 |
| 2.3 腔内治疗 |
| 2.4 FD-PBV采集 |
| 2.5 数据后处理 |
| 2.6 统计分析 |
| 3 结果 |
| 3.1 临床资料 |
| 3.2 FD-PBV的安全性 |
| 3.3 肾脏灌注 |
| 3.4 相关性分析 |
| 3.5 亚组分析 |
| 4 讨论 |
| 5 小结 |
| 6 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磁共振动脉自旋标记技术在肾动脉狭窄腔内治疗中的应用初探 |
| 摘要3 |
| Abstract3 |
| 1 引言 |
| 2 材料和方法 |
| 2.1 研究设计 |
| 2.2 观察指标 |
| 2.3 腔内治疗 |
| 2.4 ASL采集 |
| 2.5 数据后处理 |
| 2.6 统计分析 |
| 3 结果 |
| 3.1 患者情况 |
| 3.2 围术期血压和肾功能变化 |
| 3.3 肾脏灌注分析 |
| 4 讨论 |
| 5 小结 |
| 6 参考文献 |
| 综述:磁共振动脉自旋标记技术在肾脏灌注评估中的应用进展 |
| 1 前言 |
| 2 ASL技术简介 |
| 3 现有肾脏灌注评估技术 |
| 4 ASL在肾脏灌注评估中的应用进展 |
| 4.1 健康人群 |
| 4.2 急性肾损伤 |
| 4.3 慢性肾脏损伤 |
| 4.4 肾血管疾病 |
| 4.5 肾脏肿瘤 |
| 4.6 肾移植 |
| 5 小结 |
| 6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英文缩略词表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研究成果 |
（10）建立多中心多学科产前产后一体化诊疗模式 ——提高危重先天性心脏病新生儿治疗效果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参考文献 |
| 研究部分一: 危重先天性心脏病产前产后一体化诊疗模式的建立 |
| 背景 |
| 资料和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研究部分二: 两种新生儿危重先心病救治方式的对比研究 |
| 背景 |
| 资料和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局限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部分: 危重先天性心脏病的治疗进展:从胎儿到新生儿 |
| 1.精细产前诊断降低危重先心病出生率,提高治疗效果良好先心病出生率 |
| 2.产前诊断促进产前产后一体化诊疗 |
| 3.新生儿先心病外科的治疗水平的提高 |
| 4.宫内介入治疗 |
| 4.1 严重主动脉瓣狭窄伴有进展的左心发育不良综合征 |
| 4.2 室间隔完整的肺动脉闭锁伴有进展的右心发育不良综合征 |
| 4.3 房间隔完整或限制型房间隔缺损的左心发育不良综合征 |
| 总结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缩略词表 |
| 简历 |
| 致谢 |
四、协和医院成功之路——在北京协和医院八年的回顾（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2]“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D]. 毛和荣. 湖北中医药大学, 2021(01)
- [3]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异位淋巴组织对子宫内膜癌预后的影响及其相关机制研究[D]. 秦萌.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21(02)
- [5]男男性行为人群HIV检测与确诊后感染者衔接医疗行为模型构建及验证[D]. 赵亚芳.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21(02)
- [6]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患者的临床特征、预后分析及发病分子通路探究[D]. 刘玫汐.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21(02)
- [7]基于影像组学特征的机器学习模型在评估颈动脉斑块稳定性中的应用及药物涂层球囊应用于股腘动脉慢性闭塞性病变的真实世界研究[D]. 张新.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21(02)
- [8]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患者的预后及肠道菌群研究[D]. 杜志荣.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21(02)
- [9]肠系膜上动脉夹层的治疗策略及肾脏组织灌注评估在肾动脉狭窄中的应用[D]. 徐乐吟.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21(02)
- [10]建立多中心多学科产前产后一体化诊疗模式 ——提高危重先天性心脏病新生儿治疗效果的研究[D]. 王官玺.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2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