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小学的道德教育

一、日本小学的德育课（论文文献综述）

刘燕^[1]（2021）在《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班本化教学行动研究 ——以S小学三年级A班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张正阳^[2]（2021）在《“破茧成蝶” ——小学德育课特级教师专业认同形成过程的个案研究》文中指出

李灵仪^[3]（2021）在《小学校园欺凌现象及学校德育对策的个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校园本该是生机勃勃、书香满溢、高度文明的教学场所,然而近几年频频爆出的校园欺凌事件使校园这一净土染上了污点。随着我国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青少年成熟时间愈加提前,低龄化态势显着已成为当前我国校园欺凌的特点之一,即欺凌涉事者的年龄越来越小,甚至在小学校园内也出现了欺凌现象,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学者们纷纷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此进行深入探究,力图为缓解校园欺凌这一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教育与社会难题献言献策。基于此,本文以学校德育为切入点,试图探究校园欺凌与学生个体道德之间的关系,发现学校德育在防治校园欺凌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之处,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这对于丰富校园欺凌问题的研究,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构建一个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分析整理了国内外关于校园欺凌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选取了成都市S小学四年级六班两个受欺凌者——小林和童童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采用访谈法、观察法等质性研究方法对相关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在全面分析其受欺凌的现实状况后发现,小学校园欺凌行为暴露出学生道德观存在偏差,其产生反映了小学生道德认知的不完善、道德情感较为冷漠、道德意志的不坚定、道德责任意识较为淡薄以及道德行为与道德认知相矛盾,可见校园欺凌行为实质上属于学生个体的道德偏差行为,而学校作为学生道德教育的主阵地,理应为学生道德素质的低下承担一定的责任。通过对S小学的德育工作进行实地调研后发现,S小学的德育工作的确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即重智轻德的问题依旧存在、学校德育管理生硬、学校德育内容单薄、家校沟通不畅、部分教师道德素质不高、师生沟通交流欠缺等,即学校德育工作处处透露出其人文关怀性的缺失,这些因素虽然看似微不足道,但却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正确道德观的塑造,为校园欺凌的发生埋下隐患。最后,基于对问题及原因的分析以及结合关怀道德教育理论,笔者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即构建以关怀德育为核心的小学校园欺凌防治路径,通过健全学校德育工作,改善学校德育人文关怀性欠缺的问题,以期培养学生的关怀意识与能力,不断提升学生的道德素养水平,营造一个温馨和睦的校园环境,从而达到从源头上缓解校园欺凌现状的目的。

金春花^[4]（2021）在《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实施的个案研究 ——学校水平的特征与归因》文中认为任何课程改革成功的关键都在于学校水平的实施,课程方案是否切实可行,只有通过对学校水平的课程实施过程进行切实的考察才能得出结论。本研究以2016年9月开始的“道德与法治”课程变革为背景,通过分析学校水平的“道德与法治”课程实施的基本特征和影响实施成败的真实变量,确定各变量对课程实施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力图探索成功实施“道德与法治”课程的路径,为我国“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有效实施提供理论指导、为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方案的修订提供借鉴和决策依据。本研究以J省C市的四所小学为个案,对经历“道德与法治”课程改革的教师、校长进行调查研究的同时,考察实际课堂教学。收集资料主要采用深度访谈、课堂观察、文件收集等方式。研究发现,学校水平的“道德与法治”课程实施呈现如下特征:第一,课程实施者们对课程必要性的认同度高,对开设“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必要性、对“道德与法治”课程的价值和意义呈现出较高的认同度。但是对文件课程的认同度不高,从课程标准确定的目标到内容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异议及困惑。第二,教师的教学行为与课程认识之间存在不一致,虽然在访谈过程中表明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将学生的需求作为教学起点,但是多数课堂教学都体现了权威主义、教师中心、输入的价值单一等特征。第三,课程实施环境不尽如人意,与较高的课程目标定位相比,课程实施环境不能满足其发展需求,主要表现为条件性资源的匮乏和教师队伍的不稳定,小科文化的制约等。导致这些问题的因素复杂,既有政府的教育投入、地方教育行政的作为、学校基建的设计思路等方面的因素,也有学校文化、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研究也发现,影响学校层面“道德与法治”课程实施的因素形成一个复杂的网络。其中课程改革本身的因素对课程实施的影响较大,课程实施者对改革的清晰程度较低、“道德与法治”课程文本存在不确定因素等,对教师的课程认同感和改革适应性具有消解的影响;学校内部因素中校长对“道德与法治”课程实施起到关键作用,它可以决定“道德与法治”课程在学校的地位、教师的地位;教师信念和教师知识是制约“道德与法治”课程实施深度的关键因素,教师对学科价值的信念、对学生的信念、对教学的信念、教师自身的信念等对教师做课程决策都起到程度不同的影响;地方教育行政、大学等对学校的“道德与法治”课程实施给予的物质资源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智力上的资源支持也不尽如人意,这些学校外部的因素制约了“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发展。本研究的对“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有效实施有五个方面的建议,包括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强化道德教育的重要价值;修订课程方案,完善教材编写;提升校长课程领导力,促进课程实施走向深入;完善教师培养机制,加快学科教师专业化进程;理论与实践结合,探索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

唐雅杰^[5]（2020）在《课程整合视域下乡村小学德育主题活动设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时代以来,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新课程改革在小学德育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方面,德育主题活动作为学校德育的有效形式,在主体性、实践性等方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另一方面,国家德育课程改革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的使用给德育课堂增添了生活性与活动性色彩。但长期以来小学德育工作与国家德育课程分离、德育主题活动与学生经验以及社会生活分离,导致小学德育主题活动缺乏整合,零散性、随意性、重复性等现象突出,德育主题活动实效性不明显。鉴于此,本研究在调查了解乡村小学德育主题活动设计缺乏整合的基础上,从“课程整合”的视角探讨乡村小学德育主题活动的设计。结合乡村小学德育主题活动的设计特点,采用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课程整合视域下乡村小学德育主题活动设计的基本价值诉求、理论基础、基本原则、基本要素、实践建议等方面的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具体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通过调查研究法,在贵州省贵阳市、六盘水市、安顺市、遵义市等周边地区的8所乡村小学发放教师问卷300份,并通过访谈的形式,对部分乡村小学领导、教师及小学生进行访谈（正式访谈）与日常交流（非正式访谈）,统计结果显示,乡村小学德育主题活动缺乏整合。第二,在分别探讨“课程整合”与“德育主题活动”各自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两者的共性,深入研究课程整合视域下乡村小学德育主题活动设计的基本价值诉求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从哲学、心理学两方面分别阐述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列昂节夫的活动个性理论、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对其的理论支持。第三,确立了课程整合视域下乡村小学德育主题活动设计应遵循系统性、主体性、开放性、过程性、本土性等基本原则。第四,基于课程整合视域下乡村小学德育主题活动设计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详细阐述了课程整合视域下乡村小学德育主题活动设计的基本要素,具体包括活动的目标设计、活动内容的选择与组织、活动过程设计、评价方案的确立等内容。第五,从实践层面对课程整合视域下乡村小学德育主题活动设计提出一些建议,从而解决谁来设计、设计什么、怎么设计这三个实践层面上的问题,以期形成可操作的活动设计方案。

王欣玉^[6]（2020）在《美国社会科教师专业标准研究》文中提出美国社会科教师专业标准是美国用以提升社会科教师培养质量,保障学校公民教育实施的重要规范,在其顺应美国教师教育趋势和社会科教学需求不断更新的过程中,渐趋成熟与完善,建立了职前职后一体化的教师专业发展体系,建立了用于衡量教师培养质量的评估体系,为推动美国社会科教师由规范走向专业和改进社会科教学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德育课虽与美国社会科在课程名称、具体内容、所服务的政治方向上有所不同,但二者在组织形式和课程目标上颇具相似性,皆是以培养学生现代公民道德和公民素养为目标导向的综合性课程。从此意义上讲,研究美国社会科教师专业标准于我国德育课教师队伍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德育一体化建设的背景下,我国德育课教师队伍建设呈现出德育师资队伍不足和未有德育课程教师的专业标准来保障德育课教师的培养和培训两方面的缺憾。鉴于此,本文冀以在分析解读美国社会科教师专业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寻求美国社会科教师专业发展对我国德育课教师队伍建设的参照。一则纵向梳理美国三个时期社会科教师专业标准的发展历程,了解其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动态趋势,二则在横向上,从每一部标准制定的时代背景出发,对标准的内容、特点等内在逻辑进行解读,并深入把握美国社会科教师专业标准演变过程中在制定主体、内容结构、具体实施和价值导向上所体现出的整体特点,阐明美国社会科教师专业标准三方面的发展趋势:由注重社会科教师的教学角色到注重新型的解构角色;由注重社会科教师发展的规范化到注重专业化;由注重社会科教学之“器”到注重教学之“道”。诚然,NCSS在促进美国社会科教师专业化方面的思路是富有灼见的,尤其是其关于社会科教师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品性方面的见解,为世界其他开设社会科以及进行公民道德教育的国家的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可以效仿的方向和经验。但这一摸索和尝试不免存在些许问题,值得我们在借鉴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思考:一是从内容上看,美国社会科教师专业标准与其说是对社会科教师的专业规范,莫如说相当于一份教学指南;二是没有根据社会科教师的水平分级制定标准,用一部标准去适用于所有发展水平的社会科教师显然是不合适的;三是尽管建立了职前职后一体化的教师专业发展体系,但美国社会科教师专业标准更多地是针对职前社会科教师的培养,而对职后发展关注不够。因而,我们应该避之短,取之长,结合实际对我国德育课教师队伍建设提出启示:第一,在制定主体上,重视多主体参与德育课教师专业标准的制定;第二,在内容结构上,关注德育课教师的综合素养;第三,在具体实施上,完善相关机制,切实促进德育课教师专业发展。

陈丽旭^[7]（2020）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小学德育全过程的路径研究》文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是民族发展的精神源泉。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继承,强调要重视传统文化教育,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德育资源,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中小学德育全过程中,有助于提升中小学德育的水平,完成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该论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小学德育全过程的内涵和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小学德育全过程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小学德育全过程的现状进行深入调研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小学德育全过程的价值和路径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研讨。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中小学德育的重要目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德育资源可以丰富中小学德育的内容,对学生进行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人格修养教育,以此完善中小学生的道德品质。同时,今天的学校、家庭、社会三条德育途径都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庭德育、学校德育和社会德育的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德育方法也能在现代社会运用,可以有效扩展德育方法。要从融入德育课程育人全过程、校园文化建设全过程、德育实践活动全过程、德育管理全过程四条路径出发,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到中小学德育中,从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小学德育全过程的路径和方法,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张莉莉^[8]（2019）在《小学德育课程“对话教学”的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小学生是社会主义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道德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课程是实现教育目标的主要载体,承载教育思想、教育内容的平台,课堂教学又是实现教育目标的主渠道。因而,提高小学德育课程的实效性尤为重要。由于长期受教学惯习的影响,把“德育课堂”当作“知性课堂”,教学效果低效、无效甚至是负效。而“对话教学”在师生关系、教学过程、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方面有别于传统教学,其理念、特征切合小学德育课程的特性,在小学德育课程中实施“对话教学”,有利于提高小学德育课程的有效性,促进学生的德性成长,打牢人才的道德根基。“对话教学”与常规意义上的主学科,如语文、英语等相结合的研究较多,但目前尚没有将“对话教学”放置于小学德育课程中的系统研究。本研究以提高德育课程实效性为核心目标,以主体教育论、生活德育论为理论视角,遵循从理论到实践的逻辑线索,在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的基础上,借鉴社会学领域的混合研究法开展研究。通过文献梳理,在掌握本领域研究进展的基础上,运用文献研究中的比较法、归纳法等概括出小学德育课程“对话教学”的基本理论;通过访谈法、课堂观察法、行动研究法结合问卷调查法,探索出小学德育课程“对话教学”的实践条件、实践策略。具体而言,本研究在课程与教学论基本原理和德育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研究:第一,初步概括出小学德育课程“对话教学”的基本理论。本研究对小学德育课程“对话教学”的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分别从内涵、价值、类型、特征四个方面对小学德育课程“对话教学”的品性进行了探讨,对小学德育课程“对话教学”的基本理论有初步的概括。基于生活德育论,提出了“与生活世界对话”这一新的对话类型。第二,探寻出小学德育课程“对话教学”的实践条件。“对话教学”实际上是作为对话主体的师生利用各项对话条件和教学资源实现自身发展的过程。本研究从物理条件、理智条件、情感条件三个方面探索出小学德育课程“对话教学”的实践条件。另外,在课堂实践中,教材与教学具有整体性,教材对教法的选择和指导有重要意义。通过对统编版小学德育教材的分析,寻找出新教材与“对话教学”的勾连点,对两者间进行适切性分析。第三,构建出小学德育课程“对话教学”的实践策略。主要是针对具体的小学德育课程“对话教学”实践,提出了设计策略、实施策略和改进策略。学生道德的形成与生活世界密切相关,主要通过实践体验活动、寻访探究活动等各种活动与生活世界发生对话,故而在教学设计时特别增加了活动的设计,从教学目标的设计、话题的设计、活动的设计、评价的设计四个方面构建了小学德育课程“对话教学”的设计策略。教学实施是实现教学目标的中心阶段,科学的实施策略有助于教学的顺利开展并保证教学的有效性。本研究将“对话教学”的理论结合德育课程自身的生活性、实践性、开放性、综合性等特性,依托文本对话、人际对话、自我对话、生活世界对话这四种类型的对话,构建出小学德育课程“对话教学”的实施策略。现行的小学德育课程“对话教学”虽有些许对话精神,但仍存在许多问题阻碍“对话教学”的真正开展。本研究对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和探源,提出了针对性改进策略。

王会娟^[9]（2019）在《农村小学德育课程的文化选择研究 ——以三所小学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立德树人”作为新时期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目标和方向,为各级各类学校人才培养目标提出了新要求。德育课程在落实“立德树人”人才培养目标上有着其他学科不可代替的优势和功能。德育课程文化选择,是学校进行“文化润德”“文化育人”直接有效的途径,也是推进农村小学德育课程改革和落实“立德树人”育人目标的现实选择。另一方面,在当前现实条件下,实现乡村振兴伟大战略,需要发挥农村小学对优秀文化的积极吸收和传播功能,而发挥农村小学德育课程文化选择的“文化润德”“文化育人”功能无疑是实现对优秀文化吸收和传播的具体策略和路径,从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乡风文明、助力乡村振兴。梳理已有相关研究不难发现,对基础教育阶段德育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对基础教育阶段农村小学德育课程文化选择却少有研究。农村小学德育课程文化选择是什么、实施的现状如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有哪些应对策略,这些都是基础教育德育课程改革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本研究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调研实践,尝试从以下五个方面回答以上问题。第一部分:梳理农村小学德育课程文化选择的相关理论,包括农村小学德育课程与文化选择的关系、农村小学德育课程文化选择的时代价值、农村小学德育课程改革的理念转变,从而揭示农村小学德育课程文化选择的历史进步性和现实必然性。第二部分:在解析农村小学现行德育教材的基础上,从静态文本层面分析其文化选择的内容及结果。第三部分:这部分是研究的重点,也是难点。以选取的三所农村小学为例,以“大德育”课程观为视角,从动态课程组织与实施层面分析当前农村小学德育学科课程、德育活动课程以及德育隐性课程文化选择的内容、文化选择的方式以及文化选择的功能。最后整体分析以上三类德育课程在实施过程中文化选择的结果。第四部分:在以上究基础上,总结当前农村小学德育课程文化选择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原因。第五部分,根据问题和原因,针对性的提出解决当前农村小学德育课程文化选择存在的问题的可行性路径。

刘光华^[10]（2018）在《明代童蒙德育及其当代启示研究》文中提出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发展、实现经济与社会文明同步发展的重要课题。重视思想道德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讲话,十九大再次强调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在思想道德建设中,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重中之重,一贯受到我党的高度重视。自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以来,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已成为全党的重大战略任务。从党中央的系列文件中,我们能切实感受到国家与社会对道德提升的需求与呼唤。道德教育是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道德教育对提高个体道德素质至关重要,尤其是儿童时期所接受的道德教育对个体一生道德品质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从个体道德养成来看,儿童道德教育是个体道德教育的基点和起始,儿童时期形成的良好道德品质会对个体行为形成习惯性道德影响。正如《汉书·贾谊传》所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也正是出于此原因,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一贯重视儿童道德教育,有明一代更是我国古代儿童道德教育的成熟与鼎盛时期。本研究旨在对明代童蒙德育的背景、内容、方法、途径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对其作出评价,从方法论的角度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儿童道德教育提供有益参考。明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封建社会走向没落和衰亡的开端,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时期,即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转型所引发的社会价值观念的改变与基层德育平台的建构与完善使明代童蒙德育独树一帜。明王朝建立初始就面临着一个重大任务,即:恢复由战乱所造成的混乱的社会秩序。由此,以重振礼法制度为切入点,对全社会进行封建伦理教育成为有明一代的重要工作。注重“蒙学”的道德教育,以童蒙的道德教育为抓手,从而使封建伦理教育深入人心就成为明代道德教育的一大特点。明代对童蒙德育的重视表现在:教材选择上,以德育为主、种类众多且内容贴近生活实际;教学上,将道德教育活动贯穿于蒙学课堂内外;教育方法上,以“考德法”将理论灌输与行为训练相结合,以促使儿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教育形式上,倡导从生活中进行道德教育,诗歌、游戏、童谣等都是常见的教学形式;教育途径上,大兴蒙学,充分发挥家庭德育优势,定期举办各种乡礼活动,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使童蒙德育受到全社会的共同重视,为童蒙德育提供了大量教育平台、创设了良好的教育环境。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处于新时代的中国在快速发展中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问题就是其中之一。近年来频发的校园霸凌事件、未成年人犯罪现象高发并呈现低龄化趋势、公共环境中的“熊孩子”等等社会热点都反映了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尽管我们对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予以了高度重视,但效果并不如人意。究其原因,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有其特殊要求和基本规律,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上要有所创新。明代对童蒙德育的重视以及具体方法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历史教训。创造性地吸收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地转化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也是创新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之义。因此,对明代童蒙德育中的正反经验进行深入剖析,结合当前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吸收并借鉴传统思想的精华内容,可以为促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增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成效提供一条可资借鉴的思路。

二、日本小学的德育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日本小学的德育课（论文提纲范文）

（3）小学校园欺凌现象及学校德育对策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实施的个案研究 ——学校水平的特征与归因（论文提纲范文）

（5）课程整合视域下乡村小学德育主题活动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美国社会科教师专业标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小学德育全过程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小学德育课程“对话教学”的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农村小学德育课程的文化选择研究 ——以三所小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明代童蒙德育及其当代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日本小学的德育课（论文参考文献）

• [1]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班本化教学行动研究 ——以S小学三年级A班为例[D]. 刘燕.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破茧成蝶” ——小学德育课特级教师专业认同形成过程的个案研究[D]. 张正阳.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小学校园欺凌现象及学校德育对策的个案研究[D]. 李灵仪.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4]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实施的个案研究 ——学校水平的特征与归因[D]. 金春花.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5]课程整合视域下乡村小学德育主题活动设计研究[D]. 唐雅杰. 贵州师范大学, 2020(12)
• [6]美国社会科教师专业标准研究[D]. 王欣玉.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小学德育全过程的路径研究[D]. 陈丽旭. 西南科技大学, 2020(08)
• [8]小学德育课程“对话教学”的实践研究[D]. 张莉莉.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9]农村小学德育课程的文化选择研究 ——以三所小学为例[D]. 王会娟. 宁夏大学, 2019(02)
• [10]明代童蒙德育及其当代启示研究[D]. 刘光华. 江西师范大学, 20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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