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全区质量技术监督要求——节选自处长苗世旺《工作报告》

一、2000年全区质量技术监督工作要求——摘自苗世旺局长所作的“工作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吴明怿^[1]（2020）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粮食工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抗战时期,冀鲁豫根据地在敌人侵略破坏和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下,粮食损失非常严重,在此情况之下,如何解决抗日根据地的粮食问题,支持边区军民与日伪顽军进行频繁的大小战斗,解决边区军民的吃饭和生存问题,并使根据地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是值得探讨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通过考察边区政府开展粮食工作过程中各方互动的具体历史过程,探讨冀鲁豫边区政府如何根据复杂多变的历史情况,采取相应的方式方法,应对粮食困境,从而推动根据地发展的内在原因。本文运用河南、山东两省以及部分地方市县档案馆馆藏史料和《冀鲁豫日报》等报刊史料,分为五个部分进行探讨边区的粮食工作:第一章主要从“人祸”和“天灾”两个角度探讨抗战时期冀鲁豫根据地粮食困境产生的原因。第二章主要从救灾和加强农业生产两个方面,讨论冀鲁豫边区如何实现生产自救,以及加强农业生产在根据地进行自救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具有的历史地位。第三章主要讨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政府如何解决根据地民众的土地问题和减轻农民的农业税负担问题。第四章主要探讨冀鲁豫边区政府如何通过贸易、金融以及藏粮等措施加强粮食管护,同敌人开展粮食经济斗争,保障粮食正常交易活动的进行、稳定粮食价格、确保粮食安全等问题。第五章主要论述冀鲁豫边区政府在完善粮食供给制度上所采取的努力。结语部分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抗战时期,冀鲁豫边区在粮食工作中体现出了以农业为主发展根据地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并注意利用商业、贸易、金融等手段,积极支持边区粮食工作的开展。这种经济思维使中共和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各种粮食政策措施在实际推广过程中取得了积极效果,对保障困难环境下根据地党政军民的粮食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冀鲁豫根据地得以在残酷条件下依旧能够得到巩固、发展、壮大的重要内在原因之一。第二,冀鲁豫根据地开展粮食工作的过程,并非简单的“政策-效果”之间的线性演进关系,群众在对待政策的态度上,更倾向基于自身利益基础之上的权衡。边区政府在开展粮食工作过程中,坚持“政策的群众利益指向”,不断根据民众反映对政策和工作方法进行符合群众利益的调整,进而推动了粮食工作的切实开展。而这一过程实则反应的是抗日根据地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层面与群众所代表的“社会”层面之间的相互影响、妥协、改进的“互动”过程。通过冀鲁豫根据地在抗战时期所开展的粮食工作,我们也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新发现和值得思考的地方:第一,边区的粮食工作,突破了单纯依靠国家力量的传统救济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边区各级政府培养并吸收了一批积极分子,他们在参与中共的基层社会管理中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中共也借此实现了政权向基层的延伸。其次,传统农村社会中的封建统治力量被削弱,农村中的阶级成分发生改变,农民的政治地位得到提升,中农力量得到壮大,加强了中共革命的群众基础。再次,边区政府在开展粮食工作过程中,非常重视发挥中共的政治宣传优势,注意依靠人民,打消了基层民众的思想顾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成为抗战时期边区的粮食工作能够得到切实开展的关键。

邵申^[2]（2020）在《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研究（1952-1953年）》文中研究表明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是在上海市“五反”运动结束后,为了废除压迫工人的不合理制度,进一步提高私营工厂工人觉悟、纯洁工人队伍、加强工人阶级内部团结、加强基层党工团组织建设而开展的一场群众运动。本文之所以选择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由于目前学术界对民主改革运动的研究还不够充分与深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一直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市的私营工业在社会主义改造前占有重要地位,重要的地位与相对复杂的环境使上海的民主改革运动具有其他省市所不具有的典型性与独特性,因而对上海工矿企业民主改革运动的研究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因此,笔者力图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梳理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发展的全过程,并探讨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本文通过五章内容对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加以研究。第一章是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的缘起,主要论述中共上海市委发起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的必要性与条件。第二章主要阐述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的前期准备,梳理中共上海市委、各区区委及各私营工厂为民主改革运动的开展在组织、机构与材料方面所做的准备。第三章是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的民主斗争阶段,主要围绕“全面交代”运动展开,详细阐述民主斗争阶段中宣传动员与“全面交代”的全过程。第四章是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的民主建设阶段,由废除“拿摩温”制度与建立生产小组长制度、改善职工关系、加强基层党工团建设三部分组成,主要阐述各级民主改革机构巩固运动成果的各项措施。第五章是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的成果与经验。从成果与经验两方面论述民主改革运动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在思想宣传、积极分子工作与统一战线建设等方面积累的宝贵经验。总之,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取得了不小成绩,为推动私营工厂生产经营的发展以及之后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坚实基础。其经验对当今中国共产党开展宣传思想工作、积极分子工作以及统一战线建设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吴盛杰^[3]（2020）在《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文中认为本文采用“中观”的视角,以1949年以后南京地区城乡商业的变革为中心,尝试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及驱动要素。建政前,商业在南京的经济结构中占比很大,工业占比则较小。新政权建立后,提出了要将“消费的南京转向生产的南京”的总体目标。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新政权逐步对南京城乡商业的结构和形态进行了重构。首先,新政权通过打击投机、稳定金融物价等措施逐步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南京的消费商业迅速衰落,新政权则乘势展开了对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急剧的变化使得私营商业一度陷入困境,经过政策调整以及广泛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城乡商业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加工订货的增多,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这一进程被打断,且相比于私营工业,私营商业在运动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新政权则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展开对南京城乡商业系统的重构,南京市的经济结构自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南京首先根据中央的政策淘汰了私营批发商,其次由于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从统购统销的几个行业开始,私营零售商也逐渐接受改造。及至1956年开始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南京的社会商业走向全面的公有化,但过快改造打乱了商业系统的运行,给城乡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不得不再次回到市场机制。本文以南京地区的报刊、档案资料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在关注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南京市新政权对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这个过程,本文展示了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私营商业的改造之外,也注意到了公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在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与过往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变革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展开对话,并提出政治考量是驱动地方经济变革的主要因素。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八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共占领南京之后在南京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过程,其中重点考察了中共接管大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南京的执行情况。第二章主要论述新政权对南京社会商业进行的初步改造,其中重点考察了针对南京市社会商业的具体情况,新政权在私营商业改造、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商关系的变革上所具体施行的办法。第三章主要论述第一次商业调整政策出台的背景、方案及其在南京推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朝鲜战争开始后,南京市新政权面对战时状况对社会商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处理。第五章主要论述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及其对社会商业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主要考察南京地区地方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果与问题。第七章主要论述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后,南京市新政权对私营批发商、私营零售商的改造过程,以及在城乡推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过程及其一系列的影响。第八章主要考察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后,中央政府、南京市新政权与南京私商、小商小贩之间的三方互动及其结果。

张雨新^[4]（2018）在《解放战争时期老区土地改革研究 ——以陕甘宁边区佳县为个案》文中认为中国近代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则是土地所有权。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中共中央五四指示、《中国土地法大纲》精神指导下,在老解放区领导群众开展了以实现“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土地改革,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消灭了封建、半封建剥削制度,基本解决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佳县位于陕西省东北部,属于中共领导下的老解放区,其北部毗邻国统区,是中共中央转战陕北驻地之一。佳县地少人多,土地集中现象比较明显,租额较高,无地、少地农民生活负担沉重。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初期,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发行土地公债征购地主长余土地,由无地少地农民承购的和平土改政策。在兼顾地主和农民利益、继续保持与中小地主统战关系的同时,适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和平土改期间地主和农民的心态是复杂的。地主对待土地公债政策的态度分为三种:出于本能的消极对抗态度,发自内心积极支持的态度,表面积极支持、实际以求损失最小的利己态度。承购土地后贫雇农的心态有四种:第一种是积极承购,对中共和平土改政策充满感激;第二种是没有承购到好地的部分贫雇农对承购政策仍不满意;第三种是无劳力不愿承购和担心“变天”不敢承购;第四种是过去租种较多土地、此次被抽地贫雇农对承购政策不满。和平土改虽然初步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地主人均占有土地数量下降,土地占有关系继续朝着有利于贫雇农的方向发展。但地主占有的土地多为好地和近地,且和平土改忽视了充分动员农民的政治任务,这种政治和经济上的错位导致和平土改政策必然要被废止。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义合会议,佳县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落实中央土地会议和土地法大纲精神。受“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左”倾观念以及晋绥边区的影响,佳县各地普遍以土地占有、生活程度、剥削关系、历史等四项条件确定成分,出现“查三代”、看政治态度、为斗底财、报私仇等故意提升成分的过激化现象。贯彻中央土地会议后开展的土地改革初步打消了地主阶级气焰,提高了农民的阶级意识,缺地、少地农民普遍获得了土地,地权关系再次发生有利于农民的变化,但也出现对富农阶层打击过重、侵犯了中农和兼营工商业者的利益的偏差。为了解决土改中出现的干部问题,佳县在西北局义合会议和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后,开展了以关门整党和开门整党为形式的土改整党。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土改纠偏的决定。纠偏中农村各阶层从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发,对待土改纠偏的态度复杂:地主、富农暗流涌动,个别心存“变天”想法的甚至气焰嚣张;不少贫雇农在退地、退粮的纠偏政策面前表现消极,认为翻了个空身;中农心情最为复杂,有的因为纠偏退赔政策而长舒了一口气,有的斤斤计较于被错斗而怨恨贫雇农,有的担心再成为斗争对象而不自愿地献地。对政策变化应接不暇的土改干部则里外为难。根据中央纠偏政策,佳县各地按照老区抽补、调剂土地的精神,采取自报公议、三榜定案的办法重新进行成分划分,并整顿贫农团和农会,清洗坏干部,吸收积极分子,扩大群众组织,对错斗户道歉、退地、退粮和财物,进行全面纠偏,稳定了社会秩序。1950年3月,佳县农民拿到了土地证,确定了土地所有权,最终完成了土地改革。本文以佳县土改为个案,在深入挖掘佳县革命历史档案的基础上,突破传统的“政策—效果”研究范式,尽可能避免政策性描述以探讨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原因,采用“新革命史”的研究方法和国家——社会理论,综合运用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知识和理论,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入手,既探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更讨论这些政策如何在陕北基层开展、实施及变化情况;既分析中共领导农民开展土地改革的动员办法,也讨论陕北农民利用乡村传统习惯与中共土地政策之间的互动和影响。通过考察中共土改政策与基层实践之间的张力,揭示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老区土地改革的艰巨性、曲折性和复杂性,以个案研究印证全国老区土改的一般进程,并呈现老区土改的多面性。通过对解放战争时期佳县土地改革全过程的历史考察,本文认为,土地改革改变了农村原有的土地占有关系,农民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所有权,土地确权后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上级组织的介入不仅是土改整党时期也是新时代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举措,既能督促本级组织落实上级决定,还能有效纠正本级组织贯彻执行政策中的偏差。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及时纠偏,是中共开展群众运动的重要环节,也是土地改革的宝贵经验之一。佳县土改的地方性实践,是农村基层政治精英“选择性吸收”政策的结果。灵活对待宗族关系与声望等乡村传统文化,是中共改造乡村的方式之一。

朱江华^[5]（2018）在《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研究（1912-1944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时期是我国近代以来新一轮边疆危机加剧的历史时段。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虽然不受中央政府的实力控制,但仍然与中央保持着若即若离之关系。作为地方实力派的新疆各届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局势动荡之中,不同程度地维持边疆社会的稳定和促进了国家安全,教育施政是极其重要的关键所在。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三届地方政府的教育施政,不仅事关新疆地方教育事业发展,更关乎边疆政治的成败,甚至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因此,教育服务于政治是有关民国新疆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着眼点,教育施政由此作为一个历史事实进入本研究的视野。本研究在大量查阅历史文献的基础上,以边政学、教育政治学、教育问题史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以“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的教育施政对维持新疆地方稳定和国家整体安全所发挥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为主线,以民国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所处的政治及历史背景、主政者教育施政的观念或态度、民汉教育的措置、教育的边疆安全与发展二重属性权衡、教育的央地关系把握为五条逻辑分线索梳理和呈现历史。为增强研究的生动性,本研究还运用个案研究手段以及史论结合原则,一方面将历史与现实对接,得到历史借鉴意义和引起现实反思;另一方面剖析三届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得失,进行优劣比较和原因分析。最后,从历史发展中得出经验启示,同时进行研究的前瞻性探讨。依据这一思路展开研究,形成的主要观点如下:教育施政的政治与历史背景上:杨增新政府处身于共和乍兴的新疆地方社会,政治变局较为复杂,教育历史条件与晚清相比极为落后;金树仁政府登台主政适逢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之际,处于国民党中央开始图取西北以及其自身在新疆社会内部政治根基不牢这样杌陧的内外境遇,教育的历史条件有了一定的积累但陈旧不堪;盛世才政府的主政基本处于国家抗战时期,其虽面临国民党对新疆实际谋求控制以及新疆内部动乱等政治困局,但同时在抗战历史主题下拥有良好的国际国内政治机遇,有利于开创新疆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政治观念及其影响下的教育施政理念方面:杨增新政府由于其主政者杨增新是前清遗吏出身且自身浓厚的封建伦理道德操守,加之民国初期新疆社会的内外危机的影响,决定其政治上抱守“羁縻治边”观念与“养防合一”的教育施政理念;金树仁政府由于其主政者金树仁阅历肤浅、能力不足及其政治视野的狭隘,导致了对集团利益和强权政治的迷恋,因此固守着“四同”政治小集团观念和教育施政的“权宜”态度;盛世才政府的主政者是拥有新思想的政治投机者,其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其政治野心,决定了其审时度势和善于应变的统治风格,因此盛世才政府主政新疆能够抓住新疆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顺应时局提出“六大政策”政治主张和全新的“双以”教育施政方针。对待新疆民汉教育方面:杨增新政府对于二者基本采取分立举措,官办教育实施汉文和汉化教育且着眼于地方的地方治理的自足,少数民族私立教育则加强监管杜绝外来思想意识形态的渗透以维持地方安定,同时还十分支持封建色彩浓厚的新疆本地的经堂教育,力求边疆社会因俗治俗;金树仁政府在公立学校教育方面基本因袭杨氏的汉化策略然而在国民学校的扩充方面亦属有限,而对少数民族教育则基本无力监管甚至达到放任的地步;盛世才政府由于提出了“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教育施政方针,新疆地方民汉教育实现了共举,官方和民众真正地联手协作,公立国民学校教育和民族文化会立学校教育都繁荣起来教育的边疆属性权衡方面:杨增新政府兼顾边疆教育的安全与发展二重因素,但总体上安全重于发展,安全上坚守封闭与传统两原则,发展上将实业教育视为边疆社会根基而视师范教育为教育的补充手段;金树仁政府在边疆安全上的教育举措走向偏颇,偏重于加强军事教育强化统治以及防范民族知识分子,而在边疆发展方面尚没有长远的计划与足够的行动;盛世才政府在边疆安全与发展二重属性的举措做到了并行和并重,安全上分别实施了强化政府政策教育以筑牢思想防线、宣扬抗战建省观念以此发动师生巩固大后方、完善教育机构以强化监管与指导等举措,发展上分别积极推动了教育发展的规划与安排、扩大经费投入保障各类教育的落实、义务教育建章立制和各类学校并进发展等新疆教育的央地关系方面:杨增新政府坚持在教育的自决原则下与中央政府保持基本的形式上的行政关联;金树仁政府在防范国民党中央对新疆教育的实质影响之下附和其一般的行政指令;盛世才政府兴办教育并非仅仅依靠国民党中央政府,更多地吸纳了苏联、中共以及国内民主人士的援助力量,因此在教育的央地关系上主要是个人政治利益优先下的回应与权变就新疆学院兴办始末和新疆反帝会的抗战教育这两个政府教育施政的历史标识进行探讨,其价值在于我们可以将其与新疆地方当下的高等教育与国家通用语言教育对接起来,反思其中的诸多问题在分析和述评民国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得失方面,研究认为杨增新政府教育施政得失参半,金树仁政府教育施政总体上弊端超过成就;盛世才政府的教育施政得大于失,其借鉴意义深远最后,研究总结出一些历史启示:在客观事实层面,民国新疆的教育状况并非总是落后,而有其历史变迁,它的兴衰进退与各届地方政府的不同的施政情况密切相关。在政府主体作为层面,对边疆地区教育发展,政府必须彰显主导性作用,不但要正确把握教育发展的政治方向,更要通过教育发展促进边疆地方问题的治理。在历史认识层面,对于新疆地方,政府的教育施政要兼顾边疆安全与发展、朝向多民族多文化融合方向发展、契合国家重要历史任务和政治主题。这些经验有益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发展形势下的边疆治理。

成剑^[6]（2014）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用鲜明的抗日救亡政治主张,及时回应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命运攸关时刻的普遍时代社会关切,用八一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持久战等政治策略,准确把握时代精神脉搏,引领社会发展方向,赢得了国内各党、各派和各阶级、各阶层人士的赞扬和拥戴。1937年9月经过国共两党多次谈判,中国共产党主动对西北苏维埃政权进行更名改制,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光荣历程,开启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崭新篇章,同时也开启了边区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创新之路,为边区政治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和新中国行政管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因此回顾和总结陕甘宁边区行政管理体制发展历程和实践经验,可以为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行政管理体制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行政机构的设置、职权的划分及其运行等各种制度的总称,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陕甘宁边区行政区划制度借鉴国民政府和中央苏区行政区划的经验,对边区政府所辖地域进行了合理划分,实现了分级分类管理,特别是设置了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区划,正确处理了与边区蒙、回等少数民族之间关系,成功地解决了边区少数民族的治理问题,实现了边区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和团结,凝聚和扩大了抗日力量。这一特色区划设置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治理实践上一大进步,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找到了正确道路。陕甘宁边区政府借鉴国民政府政府组织制度,形成了“三正两辅制”的行政组织结构,并对各级政府和内部组织机构职责权限进行了合理划分,建立了委员会制的领导体制,实现了直线制和职能制组织结构的有机统一,同时结合政府环境的变化,不囿现状,大胆创新,建立“三三制”新型政权和实施“精兵简政”政策,积极推动边区政府工作制度和自身建设的改革,实现了精简、统一、高效、民主,使政府行政成本与社会民众负担达到了均衡。陕甘宁边区政府坚持任人唯贤和德才兼备的人事方针政策,重视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干部队伍建设,逐步完善了人事管理机构和制度,为边区政府各项工作的开展和事业的发展凝聚和提供了一支政治坚定、品德高尚、能力突出、勤政廉政的干部队伍。陕甘宁边区政府正确处理了边区财政问题和经济问题的关系,适时调整了财政经济政策、收支结构和管理制度,开源节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聚力发展各项经济事业,着力保障各项抗战供给,克服了边区财政经济严重困难。陕甘宁边区政府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府际关系,一方面坚持既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与国民政府、周边省份政府和地方实力派进行真诚地谈判与合作,另一方面坚持“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密切配合”的原则,及时地处理了边区党政军民群的矛盾与关系,为边区政府施政创造了一个和平有序的内外部环境。陕甘宁边区政府立足边区管理实际,履行行政立法职权,制订和构建了内容广泛的边区行政法律制度体系,规范了边区政府的工作程序,规范了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使边区政府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陕甘宁边区政府立足边区复杂的施政环境,通过深入调查研究,问计于民,问策于民,同时吸收专家意见,凝聚各方智慧和力量,形成了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通过科层执行和动员执行模式,激发民众力量,形成了高效顺畅的执行机制,同时构建了参议会、司法、人民群众、政府内部监督等有力有效的监督机制,确保了边区政府和工作人员依法执政,廉洁奉公。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行政管理体制的不断创新,不仅促进了边区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而且也创造了非常鲜活的历史经验。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坚持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三是坚持广泛政治参与的行政民主理念；四是坚持建章立制依法行政；五是坚持培养和造就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队伍；六是坚持建立清正廉洁和人民满意的政府；七是坚持与时俱进推动行政发展。这些历史经验可以为我国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于静^[7]（2013）在《近代南京城市公园研究》文中认为公园是近代城市文明的产物之一,也是城市近代化的象征之一,本文通过考察近代南京城市公园的诞生与发展,探析社会转型过程中,公园与市政建设、市政管理、市民生活的相互关系。近代南京城市公园起步较早,但发展缓慢。端方担任两江总督期间便建立了名为“公园”的绿筠花圃,南洋劝业会会场本身亦可被视为大型公园,但清朝覆亡使该“公园”成为昙花一现。北洋政府时期,齐燮元兴建了秀山公园与鼓楼公园,秀山公园在建筑风格、园景布置以及开放程度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突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首都南京的城市公园建设得到了真正的发展,截至抗日战争爆发,南京已经兴建起的公园包括第一公园、总理陵园、玄武湖公园、莫愁湖公园、白鹭洲公园、秦淮小公园、中央政治区公园、鼓楼公园等。南京近代城市公园的开辟主要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改造人文古迹,二是改造风景名胜区,三是拨地新建,其中第二种占绝对主要地位,所以近代南京城市公园的建设实际上是风景名胜公园化的过程,主要特征为依凭自然山水,加以人工点缀,将传统风景名胜纳入近代市政体系,改造为城市公园,其中以对玄武湖的改造最为突出。南京为传统的政治城市,政治权力主导城市建设,更主导公园建设。这种主导性体现在公园接收、规划、改造、新建、管理、维护的全过程,公园建设被纳入近代市政建设体系,最终初步形成了简单的城市公园系统和以公园管理处为主,工务局、财政局、军警机关等分工合作的管理模式。官方主导性还意味着官方在提倡将公园打造成“高尚娱乐”的同时,也试图将公园塑造成社会政治教化的平台,但它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园娱乐的平民化,使公园成为综合性的城市娱乐休闲场所,并成为城市居民生活的重要组成。民众是公园的享受者、欣赏者,也是公园的监督者、批判者,并间接成为公园建设与发展的参与者,尤其重要的是,民众对公园的认知并不完全受政府主导,这意味着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公园意识一直在持续发展。官方主导、民间参与的“公园意识”成为近代以来城市公园发展的根本动力。本文的结构框架为:第一章为“南京城市公园的发轫”介绍南京早期的三个公园:绿筠花圃、秀山公园、第一公园。第二章为“国民政府接收、规划与新辟公园”介绍南京国民政府对旧有公园的接收,以及市政建设过程中对公园的规划、开辟。第三章为“公园管理机构”介绍以公园管理处为主的公园管理机构及其管理模式。第四章为“公园建设与管理——以玄武湖为例”,以官方重点发展的玄武湖公园为例,阐释官方如何将风景名胜改造为城市公园。第五章为“教化空间的构建”,阐述官方利用公园灌输政治意识形态、改造民众思想的企图与努力。第六章为“公园与市民生活”阐述市民对公园的接受与利用。

刘宝吉^[8]（2013）在《巨灵与藤蔓：鲁南大刀会及黄石山惨案研究1900-1940》文中研究说明作为鲁南地方居民对1925年至1931年间严重的社会生态灾难（集中体现在泛滥成灾的匪患上）的应激反应,大刀会的传播与扩散是一种地方性的文化迁移现象。这一社群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再造了地方社会结构,修复了被土匪所破坏的地方社会生态,而莒县、沂水大刀会是这方面的一个杰出典型。然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鲁南旗会事件以一系列冲突的形式发生,并最终导致了黄石山惨案,莒沂大刀会由此走向了它的终点。鲁南旗会事件发生在韩氏主鲁初年,一个全新的地方社会秩序正处于重建之中。在这一国家主导的过程中,莒沂青旗会不仅面临着合法性的困境,还在自卫和自治两个方面上与政府发生了冲突。作为一种强势的文化权力网络,国家的归来对地方社会场域产生了微妙变化,地方政府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能力,而莒沂青旗会的悲剧性结局正与此密切有关。不过,国家的扩张也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困境,最终导致了地方社会生态的再度恶化。大刀会在鲁南的出现与消失是一种内涵丰富的地方性社会文化现象。一方面,作为地方居民的一场社会文化实践,大刀会的启动方式是地方社会生态的一种反映；另一方面,大刀会的消失是它与国家这一巨大的文化系统个体在地方社会场域中冲突、斗争的结果。鲁南大刀会的遭遇不仅折射了“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以来）地方民众一些共同的遭遇,以及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一些深层互动,更是一场地方性文化与现代性文化的对话,而这种对话一直持续至今。

邢恩源^[9]（2013）在《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柯庆施于“文革”之前主政上海及华东十余年,是建国以后毛泽东最为赏识的地方领导人之一。1949年后,柯庆施先后担任南京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1953年初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1954年10月调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从1956年起,柯庆施的政治生涯开始如日中天,在风起云涌的政坛上备受瞩目:他积极支持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严厉指责所谓的“右倾保守主义”。1957年在上海贯彻毛泽东“引蛇出洞”反右方针,成为反右派运动主将。同年12月因发表《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夸奖。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柯庆施语出惊人地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大力树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全力支持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在1958年夏天放出华东钢铁产量八百万吨的“大卫星”,对毛泽东要求当年全国钢铁产量达到“一 0七0”万吨起了决定性影响。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首创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口号。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一方面对“大跃进”百般维护,另一方面严厉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他对刘少奇有关大跃进运动的总结报告表示不满,并希望继续跃进;1963年,为响应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倡导的“阶级斗争”,提出“大写十三年”口号,在华东迅速掀起现代戏运动,为“文革”的爆发奠定了广泛的舆论氛围和群众基础。此后,他与江青合作在上海打造“文化革命的试验基地”,并提携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基本形成了日后上海“文革”的政治构架。在他的大力支持与运作下,上海成为“文革”爆发的重要策源地。柯庆施的举动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地位也随之不断攀升。1956年中共“八大”上他当选中央委员。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上他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60年开始担任重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同时继续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成为响当当的华东“第一人”。1965年初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关于柯庆施的学术研究很具有典型意义。他是当时中共地方党政负责人中的一员,其表现出的政治姿态带有某种普遍性,只是更加突出和激烈而已。随着毛泽东“继续革命论”理论的变相发展,中共的执政主旨思想越来越急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急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共中央及地方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主动或被动地遵循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亦步亦趋地紧跟。在党内大环境的制约下,柯庆施一方面揣摩毛泽东的心态,一再表达迎合性的极“左”言论,进而献言献策;另一方面彻底贯彻毛泽东所提出的各项“左”的政治方针,一直冲在历次政治运动的最前沿。但是,不可否认,在柯庆施的身上又充满了秉承“左”的路线思想和保持共产党员党性原则相互之间的矛盾。作为建国后在地方上最积极支持和拥护毛泽东极“左”路线的代表,柯庆施在1956—1965年间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说明了他的实际行动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政治理念,是毛泽东政治思想在地方上的具体实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共党内,政治生态已经很不正常,整个社会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车守同^[10]（2013）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时代背景与史事日记》文中提出1944年1月成立的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是中国抗战时期所成立最重要的一处遗址博物馆。成立的背景，与抗故时期「西北开发政策」、「（1942年）国军派驻河西走廊」、「（1942年）中央政府收复对新疆省行政权」，有绝对密切的关系。为了抵抗日本对中国的军事及经济封锁，地处偏远的敦煌，交通运输获得大幅改善。加上菁英人才的参与、兰州市政的建设，以及于全国最重要的国营事业玉门油矿凿井出油，对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都提供了有利的发展。当时在河西走廊与莫高窟从事公务访查及学术工作的人员虽然不多，但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与影晌，并且在1949年以后，分居海峡两岸，相关的史料也分布在两岸。本论文系以分布海峡两岸的史料，包括公文、信函、日记，对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的时代背景，作一时间的比对与全面性的讨论。

二、2000年全区质量技术监督工作要求——摘自苗世旺局长所作的“工作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0年全区质量技术监督工作要求——摘自苗世旺局长所作的“工作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粮食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研究（1952-1953年）（论文提纲范文）

（3）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4）解放战争时期老区土地改革研究 ——以陕甘宁边区佳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5）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研究（1912-1944年）（论文提纲范文）

（6）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近代南京城市公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巨灵与藤蔓：鲁南大刀会及黄石山惨案研究1900-1940（论文提纲范文）

（9）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10）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时代背景与史事日记（论文提纲范文）

四、2000年全区质量技术监督工作要求——摘自苗世旺局长所作的“工作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粮食工作研究[D]. 吴明怿. 上海大学, 2020
• [2]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研究（1952-1953年）[D]. 邵申.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3]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D]. 吴盛杰. 南京大学, 2020(12)
• [4]解放战争时期老区土地改革研究 ——以陕甘宁边区佳县为个案[D]. 张雨新. 西北大学, 2018(02)
• [5]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研究（1912-1944年）[D]. 朱江华.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1)
• [6]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研究[D]. 成剑. 西北大学, 2014(04)
• [7]近代南京城市公园研究[D]. 于静. 南京大学, 2013(05)
• [8]巨灵与藤蔓：鲁南大刀会及黄石山惨案研究1900-1940[D]. 刘宝吉. 复旦大学, 2013(12)
• [9]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D]. 邢恩源. 南京大学, 2013(01)
• [10]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时代背景与史事日记[D]. 车守同.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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