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商投资企业在华融资环境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指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张龙飞[2](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日资银行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上海是国家中心城市,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浦东开放后,在国家战略的指导下,上海将发展金融业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日资银行是最早一批进入上海的外资银行。到如今日资银行在上海发展已有近四十年的历史,各大日资银行在上海的分支机构数量、资产规模和经营范围不断扩大,日资银行已成为上海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上海的日资银行为出发点,通过研究日资银行在上海的发展进程,探究日资银行在上海金融市场所处的位置及影响,进而为上海构建稳定、完善的金融体系提出合理的建议。本文从多角度出发,通过运用历史分析法、文献分析法、数据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以详实的资料为依托,对日资银行在上海的发展做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本文的研究框架如下:导论主要是叙述本文的研究背景与选题原因、国内外文献综述、研究所采取的方法和资料来源、研究框架和日资银行相关概念。研究背景和选题原因梳理出目前日资银行在上海发展的上海的发展现状和选题缘由。文献综述是对目前学术界对日资银行的研究做出梳理评述,研究框架用图的形式展现文章的行文逻辑,相关概念说明是界定本文日资银行的概念范围,为接下来的研究主体做出限定。第一章是通过相关研究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归纳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日资银行在上海发展的背景,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将上海日资银行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阶段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阐述每个时期日资银行的发展进程,业务情况和在上海的空间布局,在此基础上概括出每一个时期日资银行的特点。第五章是日资银行发展给上海带来的影响,积极方面有以下四点,一是为上海提供的金融服务不断增多,二是助力了上海人力资源的发展,三是为上海提供了建设资金,四是日资银行积极承担了应有的社会责任,但同时因部分日资银行经营不善退出上海,也给上海金融带来不稳定因素。最后第五章是结论与启示,即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之上,对日资银行在上海的发展进行总结,并以此为基础给日资银行监管部门提出相应的建议。
胡宏雁[3](2020)在《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到单边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国际投资规则和格局变化使得企业并购中知识产权获取与利用呈现出复杂化的状态,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日益增加,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知识产权尽职调查、价值评估与转移等环节的法律问题,研究知识产权与跨国并购之间的关系及其相关法律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论文围绕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和各环节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个主线,重点分析了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法律责任认定、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法律影响因素、知识产权反垄断规制和知识产权国家安全审查等方面问题。本文从跨学科的视角,运用经济学与法学相关理论对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进行理论论证与实证考量,以期为我国企业和政府如何应对外资为获取知识产权而进行的并购提供有益指导。厘清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基本原理与主要法律问题,是文章的逻辑起点和分析前提。其一,在界定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概念的基础上,总结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独有特点。其二,通过知识产权的无形性、不完全专属性与激励性阐述,分析知识产权纳入投资的经济特殊性。由知识产权资本的评价可能性、转让可能性分析知识产权资本的适格要件。其三,基于邓宁“国际生产折衷论”的一般理论分析和知识产权对并购投资实践影响的实证分析,探究知识产权获取对并购投资决策的影响。其四,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待解决的法律问题,文章围绕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和各环节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个主线,在既有文献基础上,将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各阶段相伴而生的相关的法律问题归结为: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法律责任分析、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法律影响因素考量、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及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既有平等主体也有国家层面的法律问题。知识产权尽职调查过程并不是仅仅考量知识产权“是什么”,更应该考虑在其司法管辖权内知识产权潜在的权利扩展,即“可以做什么”。识别目标方有无相关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有无涉诉或涉诉威胁、知识产权有效性问题、被许可知识产权的可转让性、知识产权有无抵押等障碍,从而减少潜在并购风险,并为确定合适的并购价格奠定基础。知识产权尽职调查中各方主体不尽责将导致合同、公司和知识产权的法律层面的责任问题,涉及到目标方的知识产权瑕疵担保、违反重大事项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并购方违反保密协议的法律责任,律师等中介机构在尽职调查中的违约和侵权等方面责任,分清各方责任保证知识产权调查的尽职、审慎地进行。知识产权资产具有可评估性,评估是了解目标方知识产权价值的重要手段,科学的估值能为并购出价提供决策依据。知识产权的特质决定了其评估方法选择的独特性,其价值受到不同于其他资产的法律因素影响。论文首先分析了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满足企业的战略发展、交易定价、税收设计、融资及法律诉讼等诸多领域现实需求,探究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必要性。其次,剖析传统价值评估方法,结合知识产权资产具体情况,探究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评估方法的选择。最后,结合并购具体情形,探究影响不同知识产权类型价值评估的法律因素考量。同时,注意考察跨国并购中的价值评估的时效性、针对性和参考性。评估对象限于此次并购中目标方的知识产权,评估针对本次跨国并购而进行,评估具有参考而不是决定作用,不能将知识产权评估值等同于成交价。反垄断审查与规制已成为重大跨国并购能否进行的重要决定因素。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的交叉具有历史与现实性,识别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的垄断行为,基于相对利益平衡原则分析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利益问题,探究如何对专利、着作权、商标滥用进行反垄断规制和救济是关键因素。此外,知识产权跨国并购还事关企业存亡和国家安全问题。具体而言,以获取专利为目标的并购可能引发的科技安全问题,基于着作权的并购可能引发文化安全问题,与商标品牌密切相关的并购可能引发的产业安全问题。分析与应对跨国并购中的知识产权垄断和知识产权转移引发的国家安全问题,需要平衡并购方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并购投资目的与东道国利用外资并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必要,加强国家安全审查,以期在相对利益平衡中促进知识产权跨国并购良性发展。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不仅事关企业知识产权获取,更是事关国家的整体知识产权战略规划,是一项复杂的经济与法律活动。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中国完成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战略转移。并购投资方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投资方式选择,其中获取知识产权成为中国企业参与跨国并购的重要驱动力。但是,一些发达国家以反垄断、国家安全审查之名大行投资保护之道,使得我国企业知识产权跨国并购运行艰难。同时,“引进来”过程中,来华投资的外国投资者利用并购中形成的市场优势破坏有序的市场竞争,利用并购获取中国企业稀缺的知识产权资源并引发国内知识产权层面安全问题,需要中国构建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反垄断和国家安全审查的防火墙。中国要在创新驱动中提升“走出去”的能力,在完善规则中提高“引进来”水平,积极参与新一轮投资规则重构,并提升中国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构中的话语权。
邵帅[4](2020)在《地方政府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协同机制研究 ——以无锡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成绩全球有目共睹,外资的引入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各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投资促进手段,来吸引外商投资,以此来发展地方经济,提高综合实力。本文选取了地方政府在促进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协同合作的视角进行研究。本文将协同论作为研究地方政府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协同机制的理论基础。协同论主要研究在不同类型的系统内,以自组织为基础,在序参量和控制参量的作用下,各子系统从无序状态转向有序状态,实现系统整体的协同运转。在公共管理领域,协同理论强调了政府主导作用和多方合作的作用,形成了异地政府间、政府部门间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多维立体结构。本文构建了一套地方政府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协同系统,从府际协同、部门协同、政社协同三个维度,分析了无锡政府在促进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的协同表现和面临的困境。本文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在促进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之所以出现协同的无序化、封闭化和低效化,是由于政府的制度缺陷、职能偏差和经济失衡等因素造成。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从促进协同系统正常运转的内在机理出发,提出了优化建议。地方政府应通过完善相互协作的结构性规划、健全利益激励机制、加快推进投资促进工作市场化以及着力打造优良的营商环境等措施,提升协同效能,保证外商投资企业的顺利发展。
李天惠[5](2020)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与母国、东道国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跨国企业与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协作与制约关系。当今,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行为体,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日益加深,本文将探讨跨国公司在跨国投资经营活动以及参与国际经济事务时的作用与影响。作为不同的组织形式,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分别有各自不同的利益需求。跨国公司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核心行为体,其根本目标是获得经济收益,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跨国公司利益高度一致。市场的扩大让跨国公司拥有更多的议价优势和选择权,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并建立广泛的生产和销售网络。而国家追求的国家利益内涵更加广泛,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也要复杂的多。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各国之间利益出现交叉重叠,因此国家利益不再是完全排他的,对其的考量也须包含国际层面。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并非总是获利的。由于全球经济“不可能三角”的存在,国家利益与高度经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固有矛盾。而具体到跨国公司与母国以及东道国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冲突与合作并存。跨国公司是母国经济与实力发展的重要引擎,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推移,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变得不再完全符合母国利益,当然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利益同样有重叠也有矛盾。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母国与东道国会根据利益需求制定相应政策引导、规制跨国公司的投资经营活动,避免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对国家产生不利影响。而跨国公司则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自由”,减少因国家管制给经营带来的阻碍。跨国公司促进着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对国际贸易也有着重要的贡献,但其导致的资本流动与贸易差会引发国家间的经贸摩擦。有时国家间经贸摩擦背后除了经济原因外还有更深的政治原因,比如大国竞争。在这种母国与东道国的矛盾关系中,跨国公司也是重要影响因素或受影响方。通过博弈论的研究方法,本文分析了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而跨国公司作为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纽带,也发挥着调和国家之间矛盾的重要能动作用。由于跨国公司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资源调配能力使其在国内与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甚至导致国家被迫让渡部分经济权力。本文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虽然跨国公司的实力以及对国际经济议题的影响力还会进一步提升,但主权国家并不会过度让渡经济权力于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也无法完全替代国家在国际经济议题中的地位。但是为了减少国家间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跨国公司与母国的“剥离”也许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跨国公司与国家的利益竞争还会继续,但双方都应更加关注不同群体的利益关切。跨国公司应尽力协调母国与东道国、国内与国际市场上的冲突与发展,在追求企业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的平衡发展;而主权国家应多以合作的形式促进经济发展,避免滥用国家权力干预市场,以战略眼光保障国家长远利益的实现。
独盼盼[6](2020)在《美国传媒集团在华价值链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跨国公司承担了国家间经济往来实体的角色。传媒业作为经济产业的一部分开始卷入全球化,因此跨国传媒集团在国际市场上也越来越活跃。美国作为传媒大国,国内传媒集团拥有先进的节目制作技术、富有创意的内容和雄厚的资本,而国内传媒市场已接近饱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传媒集团出于对利润的追逐,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现代企业的竞争是企业价值链之间的竞争,因此,美国传媒集团要重视其在华价值链的构建。由于传媒产业既有经济属性又有社会属性,所以美国传媒集团在华价值链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中国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使美国传媒集团在华价值链的构建变得更加复杂。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有文献研究法和跨案例研究法。文章首先阐述了传媒产业的涵义和特征,并回顾了价值链相关理论。其次,归纳了美国传媒集团在华价值链构建的特征,分析了其存在的问题。再次,重点分析了影响美国传媒集团在华价值链构建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然后结合美国新闻集团和维亚康姆集团两个典型案例进行具体分析,比较了两者在华价值链的构建以及采取的优化策略的异同。最后得出本文的结论并对中国传媒企业海外价值链构建提出了一些建议。通过对美国传媒集团在华价值链构建的研究,本文发现:第一,美国传媒集团在华价值链呈现出鲜明特征。将价值链分上下游来看,美国传媒集团在华价值链构建的重心在价值链上游,同时重视位于价值链下游的衍生价值的实现;将整个价值链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美国传媒集团对整个价值链控制力较弱。其在华价值链构建存在难以形成完整的价值链、难以发挥资本优势和难以发挥技术优势的问题。第二,美国传媒集团在华价值链的构建主要受到传媒集团内部创新能力、营销渠道、人力资本、融资能力的影响和外部政府规制、技术变革的影响。第三,传媒集团进行价值链优化的策略主要有一体化策略和聚焦策略,以渠道为核心环节的传媒集团可采用一体化策略进行价值链优化,以内容为核心的传媒集团应当采用聚焦策略进行价值链优化。
朱玉清[7](2019)在《投资地区制度质量与外商直接撤资 ——基于在华制造业外资企业的检验》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外商集中撤资将产生多方面的负面影响,研究外商撤资行为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制度仍不完善,各地区制度发展不平衡。投资地区恶劣的制度环境不利于外资企业经营,促使外商投资者做出撤资决策。因此,研究中国的区域制度差异如何影响外商撤资显得尤为必要。本文将制度质量分为知识产权保护、法治环境、地方政府腐败、金融市场化和经济市场化五个方面,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投资地区各项制度对外商撤资的影响机制,并提出假设。具体而言,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增加前期研发和专用性投资、保护技术和专利收益、激励技术员工进行高技术投入降低外商撤资概率;法治化和契约执行通过减轻“外来者劣势”、减轻中间投入品价格扭曲降低外商撤资率;腐败控制和政府清廉通过减轻“外来者劣势”、降低经营成本、降低被投资地政府事后“敲竹杠”的概率降低外商撤资率;金融扭曲通过降低资产交易效率、凸显外资企业资金优势、增进合资双方互补性降低外商撤资率;经济市场化通过减轻“外来者劣势”、促进跨地区扩张和合作降低外商撤资率。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对在华制造业外商撤资进行识别,并使用离散时间生存分析模型检验理论假设。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后,投资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司法公正和契约高效执行、政府清廉以及经济市场化均降低了外商撤资概率,而金融市场化提高了外商撤资概率。在更换制度衡量指标、更换计量模型、使用工具变量法控制内生性问题之后,这一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的研究通过加入交互项、区分独资与合资企业样本的方式证明了各项制度的影响机制,还发现大型外资企业凭借其谈判能力成为低效率契约执行的受益者,与国有资本合资的外资企业成为腐败的受益者。本文为提高利用外资效益提供了启示。
高成志[8](2014)在《LELP环保在华设立外商投资性公司的可行性分析》文中研究说明跨国公司在一国展开投资运营的过程中,其财税部门会时时地关注该国财税政策动向。根据当地财税政策的变化,适时对其在该国投资相关业务单元的组织架构、投融资路径、资本结构等做出新的设计或调整。通过资本弱化等有效的税收筹划方法实现股东利润最大化的财务目标。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对内外资企业统一按2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并对非居民企业股息所得征收20%预提所得税。除对香港等少数与中国签订税收协定或特殊安排的国家或地区的非居民企业符合条件的股息所得减按5%征收外,其他均减按10%征收。这促使外国投资者纷纷探索对其在华投资运营模式进行重组,寻求替代此前惯用的BVI离岸公司投资路径的最佳方法。外商LELP环保是上述谋求转变的外国投资者之一。LELP环保于2008年入华投资。2009年中,其财税部门即着手研究如何结合中国内地的相关财税政策对公司在华投资运营模式做出优化。本文从财税角度对LELP环保在华设立投资性公司的可行性进行分析。文章在介绍了相关理论和政策后,以LELP环保实例分三个层面展开分析:一、公司背景介绍和原模式的问题分析;二、设立外商投资性公司的架构构建、重组税务分析和设立城市选择;三、就新模式在投融资、税务两方面进行单项分析后,采用折现回收期和盈利指数法分析了设立外商投资性公司的综合效益。最后得出LELP环保在华设立外商投资性公司具备可行性的结论并推广得出此模式对类似公司具有参考意义。
陈腾龙[9](2012)在《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与人民币汇率政策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以下简称双顺差)格局由来已久。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1992年、1998年的资本和金融项目①(非特别指明,以下简称资本项目或资本账户)和1993年的经常项目为逆差外,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主要表现为货物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主要表现为直接投资顺差)已经持续将近20年。双顺差给中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给宏观经济制造了不少麻烦。双顺差造成中国外汇储备巨额累积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外汇占款剧增,而央行的对冲干预行为又形成流动性过剩预期,造成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此起彼伏,最终导致宏观调控效果不佳甚至丧失独立性。同时,由于累积的庞大外汇储备集中投资于美元及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在美元兑人民币贬值战略下,外汇储备面临贬值风险。随着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和发达国家的贸易赤字不断扩大,国际社会抨击中国刻意压低人民币汇率以获取不公平的贸易优势,要求人民币持续升值以缓解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一)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发展历程及特征1.从2005年开始,经常项目顺差逐渐成为中国双顺差的主要来源。其中货物贸易顺差占经常项目顺差的80%以上,而约一半的出口贸易是由加工贸易尤其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贡献的。服务贸易逆差已持续多年,且有扩大趋势。除2007-2009年为顺差外,收益项目逆差已持续十几年,产生逆差的原因主要在于投资收益逆差过大。2.中国在外直接投资增幅长期低于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增幅,使得直接投资顺差逐渐成为资本项目顺差的主要来源。中国在外直接投资规模偏小,仅占中国国际投资总资产的6%左右;中国目前有超过4万亿美元的国际投资资产,近70%属于外汇资产,绝大部分被动投资于收益率很低的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国债。(二)分析中国双顺差的理论模型基于微观消费者的跨期消费最优选择模型,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两国经济的跨期消费和跨期贸易模式,同时从跨期资本流动角度对资本项目顺差与经常项目顺差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梳理,建立了分析中国双顺差的理论框架,对双顺差的性质及其成因有了更深的认识。(三)产生双顺差的国际背景和国内根源1.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过程适逢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处于飞速发展阶段。一方面发达国家由于制造业转移到国外导致其商品贸易逆差成为必然,同时其快速壮大的服务业又具有不可完全贸易的特性,发达国家很容易出现经常项目赤字,另一方面中国凭借改革开放政策,及时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工业产能。2.全球按生产链分工的模式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中国制造具有生产成本低、制造技术相对成熟、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等优势,许多跨国企业将制造工厂从发达国家甚至从昔日的东亚“四小龙”转移到中国大陆,相当于中国承接了大部分原本属于它们的贸易顺差。3.中国实行出口导向型外资优惠政策。在出口导向的政绩观指引下,中国各级政府采取资源价格人为低估、出口补贴和关税政策等手段,鼓励出口、抑制进口扩大了贸易顺差。同时对外资实行超国民待遇,吸引外资不断流入扩大了直接投资顺差。4.国内消费有效需求相对不足。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当中不公平的资源配置方式导致经济发展不均衡和收入分配不平等,虽然国民总储蓄率很高,但居民储蓄在国民总储蓄中的占比较小,从而使得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同时政府和国企主导的以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推动了无效供给的不断增加,最终表现为经济整体性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5.国内过剩储蓄转化成投资需要借助国际收支渠道,扩大了资本项目顺差规模。由于中国金融市场不发达,在外资优惠政策的刺激下,中国过剩国民储蓄并非通过国内金融市场直接转化成国内投资,而是需要转道国际金融市场,以FDI的形式回流后弥补中国国内的实际投资一储蓄缺口。于是便存在国内储蓄为外国在华投资“曲线”融资的情况:一方面中国通过贸易顺差积累外汇储备成为资本输出国,主要投资于国外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另一方面经由中国外汇储备融资的FDI又回流中国,主要投资于企业股权。(四)中国双顺差的影响、可持续性与再平衡机制1.双顺差对中国经济利益的影响双顺差造成外汇储备巨额累积,汇率管制下的对冲干预机制形成人民币升值预期,最终导致人民币升值的螺旋式“自我实现”。外汇占款成为中国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来源,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行票据只能暂时“封存”过剩流动性,实际上并没有消除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预期。在双顺差格局暂难逆转的情况下,抑制流动性过剩的成本越来越大,中国宏观调控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受到严重威胁。同时,在美元兑人民币贬值战略下,中国外汇储备的实际购买力迅速下降,经过数年贸易顺差辛苦积累的国民财富正被美元贬值战略不断“蚕食”2.双顺差的可持续性短期来看,中国的贸易顺差将惯性存在,但规模将逐步缩小。但是现阶段,中国出口优势依然存在,政府和企业都不会轻易放弃这种优势;同时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型需要时间,消费增长仍需时日,这些都决定了出口依赖不会很快消失。此外,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相对较好,中国市场的投资回报率在全球具有较强竞争力,金融项目顺差规模也不会迅速收窄。但从长期来看,全球经济失衡难以持续,西方债务国家需要紧缩财政开支,国外需求萎缩似乎正在形成,未来对于中国出口的打击将是巨大的,贸易顺差可能会快速回落,迫使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尽快做出调整。3.双顺差的再平衡机制多年的双顺差带来的经济利益使得中国有能力调整自身经济和金融战略。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抓住国际货币体系从美元本位向多元化转化的机遇,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努力摆脱美元依赖;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调整出口创汇型经济政策,加大对外投资。(五)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实证检验实证分析方法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进行了协整检验、误差修正、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本文认为,人民币汇率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不显着,人民币升值短期能抑制贸易顺差的扩大,但从长期来说,人民币汇率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其效果取决于进出口商品的供求弹性。国外需求对我国贸易顺差的影响远大于人民币汇率,人民币汇率不是贸易顺差扩大的主要原因。同时发现,国内需求的增加对贸易顺差水平影响不显着。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六)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现阶段汇率保持稳定预期有利于强化世界各国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和对人民币的信心,有利于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转型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推进。但是人民币汇率稳定不能简单地“钉死”,应在提高国际资本流动监测能力的基础上扩大人民币交易区间的浮动范围,发挥市场供求关系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在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必须保持有效的对资本跨境流动的管制,同时应当尽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七)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中国现阶段实行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符合当前宏观经济利益,有利于缓解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对中国经济转型的不利影响。目前中国的利率和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账户开放等改革措施正处于攻坚阶段,需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预期和汇率制度的灵活管理营造合适的改革环境。(八)不足之处1.由于本人学识有限,本文对理论模型的理解还不够透彻,计量经济模型略显简单,同时实证分析可能会因数据采集、处理的问题使结论偏离正确方向。2.本文没有建立分析人民币汇率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创新性数量模型,仅利用现有成熟的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没有建立更加精确的模型来求证汇率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3.由于汇率政策的选择受国家政策和经济改革路径的影响较大,甚至牵涉到国际政治因素,故本文没有建立分析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的理论框架,仅结合人民币汇率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对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有可能使分析结果偏重于经验分析,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可能过于主观,尚不够成熟和细致。
胡江云[10](2010)在《外商投资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调查问卷分析》文中指出2009年上半年,我们就自主创新问题对外商投资企业发放调研问卷,回收有效问卷553份。从新产品和新技术、研发投入水平、研发资金、研发机构、研发人员、从事研发活动的目的与未来在华开展研发活动的意向等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外商投资企业带来相当的溢出效应,特别是在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合作开发、研发人员的雇佣与流动、与中国本土企业合作等方面;竞争也带来了大量的溢出效应;70%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明确看好中国的前景。
二、外商投资企业在华融资环境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外商投资企业在华融资环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标 |
1.1.3 研究意义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1.2.1 利用外资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1.3.4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日资银行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与选题原因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框架 |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五、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六、相关概念 |
第一章 日资银行进入上海的历史背景 |
一、世界金融自由化趋势 |
二、上海施行浦东开放政策 |
三、日资与日资企业进入上海 |
四、利用外资的需要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初期日资银行在上海的发展(1979-1989) |
一、改革开放初期日资银行在上海的起步 |
二、日资银行在上海的业务初探 |
三、日资银行代表处在上海的布局 |
四、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浦东开放后日资银行在上海的发展(1990-2000) |
一、浦东开放后日资银行在上海的稳健发展 |
二、浦东开放后日资银行在上海的经营 |
三、浦东开放后日资银行在上海的布局 |
四、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入世后日资银行在上海的发展(2001-2020) |
一、入世后日资银行在沪的繁荣发展 |
二、入世后日资银行在上海的经营 |
三、入世后日资银行在上海的布局 |
四、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日资银行发展对上海的影响 |
一、提供的金融服务不断增多 |
二、助力上海人力资源的发展 |
三、提供上海建设资金 |
四、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
五、给上海金融带来不稳定因素 |
结论与启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缩略语表 |
导论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二、研究现状与创新 |
三、论文的基本框架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基本原理 |
第一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概要 |
一、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概念界定 |
二、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特点总结 |
第二节 知识产权纳入投资范畴的理论基础 |
一、作为“投资”的知识产权具有特殊性 |
二、知识产权纳入投资范畴的依据 |
第三节 知识产权保护对并购投资决策的影响 |
一、基于邓宁“国际生产折衷论”的一般理论分析 |
二、基于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实证考量 |
第四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主要环节的法律问题 |
一、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法律责任的认定与承担 |
二、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考量 |
三、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反垄断规制 |
四、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 |
第二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尽职调查法律责任分析 |
第一节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独特性 |
一、知识产权尽职调查内涵界定 |
二、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特征 |
第二节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解决的法律问题 |
一、识别目标方有无相关知识产权 |
二、识别目标方有无涉诉或涉诉威胁 |
三、识别目标方知识产权有效性问题 |
四、识别目标方被许可知识产权的可转让性 |
五、识别目标方知识产权有无抵押等障碍 |
第三节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法律责任认定分析 |
一、目标方的知识产权瑕疵担保责任 |
二、并购方违反保密协议的法律责任 |
三、管理层违反相关义务的法律责任 |
四、律师等中介机构的违约或侵权责任 |
第三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考量 |
第一节 并购中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界定 |
一、知识产权价值来源分析 |
二、并购中的知识产权评估特点 |
第二节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需求 |
一、价值评估的战略需求 |
二、价值评估的交易需求 |
三、价值评估的税收需求 |
四、价值评估的融资需求 |
五、价值评估的诉讼需求 |
第三节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法及选择 |
一、市场评估方法 |
二、成本评估方法 |
三、收益评估方法 |
四、并购中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法的选择 |
第四节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法律依据 |
一、专利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二、商标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三、着作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四、商业秘密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第四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 |
第一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垄断行为辨析 |
一、跨国并购中的知识产权滥用界定 |
二、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的一般垄断行为分析 |
第二节 知识产权滥用规制的理论基础 |
一、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法关系之辩 |
二、禁止权利滥用理论 |
三、相对利益平衡理论 |
第三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反垄断规制实践分析 |
一、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的国内实践评析 |
二、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的国际实践评析 |
第五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 |
第一节 知识产权层面的国家安全界定 |
一、基于专利权的科技安全 |
二、基于着作权的文化安全 |
三、基于商标权的产业安全 |
第二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实践的思考 |
一、美国为代表的并购中新兴技术国家安全审查 |
二、加拿大为代表的并购中国家文化产业安全审查 |
三、中国为代表的并购中品牌依存度产业安全审查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4)地方政府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协同机制研究 ——以无锡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三)国内外研究评价 |
三、研究思路与内容 |
四、研究方法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一)外商直接投资 |
(二)地方政府 |
(三)投资促进和招商引资 |
六、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地方政府协同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机理分析 |
一、FDI投资促进协同系统的机理 |
(一)地方政府在FDI投资促进协同系统中的行为方式 |
(二)流动的公共性是政府参与协同的根本原因 |
(三)随机涨落是FDI投资促进协同系统的基本效应 |
二、FDI投资促进协同系统的构成 |
(一)FDI投资促进协同是一个具有复杂性的开放系统 |
(二)交叉利益是协同系统的序参量 |
(三)营商环境是协同系统重要的外部控制参量 |
(四)政治和经济动力是协同系统自组织演化的动力 |
第二章 无锡政府协同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 |
一、无锡市建立FDI投资促进协同机制的必要性 |
(一)现实的紧迫性 |
(二)政治要求 |
(三)实践的可能性 |
二、当前无锡政府协同促进FDI的路径 |
(一)府际协同 |
(二)部门协同 |
(三)政社协同 |
三、无锡政府促进FDI的协同机制分析 |
第三章 无锡政府协同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困境 |
一、府际协同困境 |
(一)外资企业外迁无序低效 |
(二)外资项目承接能力薄弱 |
(三)园区共建模式推广困难 |
(四)毗邻城市间争夺项目激烈 |
二、部门协同困境 |
(一)园区之间无序竞争 |
(二)项目信息协同效果差 |
(三)合作招商专业素养不高 |
(四)投后服务合作成效低 |
三、政社协同困境 |
(一)第三方市场体量小 |
(二)合作形式松散 |
(三)存在中介欺诈现象 |
第四章 无锡政府协同促进外商直接投资面临困境的原因分析 |
一、制度缺陷导致协同途径的无序化 |
(一)区域政府合作法规缺失,路径无序 |
(二)产业规划同构,定位无序 |
(三)政绩评价体系不完善,权责无序 |
二、职能偏差导致协同体系的封闭化 |
(一)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 |
(二)政府招商引资报酬机制不顺 |
(三)行政主导式的陈旧观念 |
三、地区间发展失衡导致协同效能的低效化 |
(一)合作产业的关联度不高 |
(二)基础配套支撑力不足 |
(三)城市间资源配置差异较大 |
第五章 优化地方政府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协同机制的对策 |
一、完善结构性规划,促进协同系统的自组织运转 |
(一)建立府际间的合作制度 |
(二)完善城市内的统筹机制 |
(三)明确区域引进产业的方向 |
(四)建立公共问责与监督机制 |
二、健全激励机制,增强协同促进FDI的内在动力 |
(一)完善产业转移利益共享机制 |
(二)优化绩效考核的激励体系 |
(三)创新园区共建的运营模式 |
三、开放协同系统,推动FDI投资促进工作的市场化 |
(一)加强对第三方机构的培育和管理 |
(二)推进政府投资促进机构的市场化改革 |
(三)加强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市场化合作 |
四、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协同系统的外部宏观因素 |
(一)优化政策环境 |
(二)提升社会生活环境 |
(三)打造高效的政务环境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5)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 |
三、论文结构与研究思路 |
四、研究方法 |
(一)文献分析法 |
(二)博弈论分析法 |
(三)比较分析法 |
(四)案例分析法 |
第一章 关于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 |
一、跨国公司及相关经济学理论 |
(一)跨国公司的定义与分类 |
(二)跨国公司的经济学理论 |
二、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 |
(一)自由主义理论 |
(二)马克思主义依附论 |
(三)现实主义理论 |
小结 |
第二章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 |
一、经济全球化 |
(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定义 |
(二)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实力扩张 |
(三)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利益分化 |
二、国家利益 |
(一)国家利益的界定 |
(二)国家利益划分 |
(三)国家利益特性 |
三、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
(一)经济全球化对国家利益的影响 |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矛盾的理论分析 |
(三)经济全球化与不同国家利益矛盾的表现 |
(四)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矛盾长期存在 |
小结 |
第三章 互动关系: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 |
一、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 |
(一)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关系的变化发展 |
(二)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实力对比 |
(三)跨国公司属性与主权国家的关联 |
二、跨国公司与母国的博弈关系 |
(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经营对母国的积极影响 |
(二)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经营对母国的负面影响 |
(三)母国对跨国公司影响的应对措施 |
三、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博弈关系 |
(一)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博弈能力 |
(二)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目标冲突 |
(三)东道国的投资政策制定 |
小结 |
第四章 三方博弈:母国、东道国与跨国公司 |
一、“跨国公司——母国——东道国”三方博弈 |
(一)三方博弈的假设 |
(二)达成合作博弈的可能性 |
(三)三方博弈方式 |
二、三方博弈框架下的跨国公司战略选择 |
(一)跨国公司的行为选择 |
(二)跨国公司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与依赖 |
(三)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 |
小结 |
第五章 贸易争端背后的国家利益与跨国公司 |
一、一般趋势:贸易争端、逆全球化现象与跨国公司 |
(一)贸易争端的原因与表现 |
(二)贸易争端与逆全球化现象 |
(三)贸易争端影响下的跨国公司策略 |
二、案例分析:从日美贸易争端到中美贸易争端 |
(一)日美贸易争端概况 |
(二)中美贸易争端与日美贸易争端的比较 |
(三)中美贸易争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
(四)中美贸易争端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影响 |
小结 |
第六章 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国家利益 |
一、中国的国家利益与跨国公司 |
(一)中国国家利益的发展变化 |
(二)跨国公司与中国国家利益的契合 |
二、国家利益视角下的外国企业对华投资 |
(一)跨国公司在华发展进程 |
(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
(三)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 |
(四)中国进一步用好外资的措施与建议 |
三、国家利益视角下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 |
(一)中国跨国公司形成与发展 |
(二)中国跨国公司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
(三)中国跨国公司投资发展趋势 |
(四)中国跨国公司投资发展面临的问题 |
(五)对中国跨国公司及国家发展的启示 |
小结 |
结语 |
一、基本论点 |
二、政策启示 |
三、研究不足与可进一步开展的研究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美国传媒集团在华价值链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结构安排 |
四、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一、传媒产业的涵义 |
二、传媒产业的特征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一、传统价值链理论 |
二、虚拟价值链理论 |
三、本文的理论应用 |
第二章 美国传媒集团在华价值链构建特征及困境 |
第一节 美国传媒集团在华价值链构建特征 |
一、价值链重心上游分布 |
二、重视衍生价值实现 |
三、价值链控制力较弱 |
第二节 美国传媒集团在华价值链构建困境 |
一、难以构建完整的价值链 |
二、难以发挥资本优势 |
三、难以发挥技术优势 |
第三章 美国传媒集团在华价值链构建的影响因素 |
第一节 内部因素 |
一、创新能力 |
二、营销渠道 |
三、人力资本 |
四、融资能力 |
第二节 外部因素 |
一、政府规制 |
二、技术变革 |
第四章 案例分析 |
第一节 美国新闻集团在华价值链分析 |
一、企业概况 |
二、美国新闻集团在华价值链构建分析 |
三、美国新闻集团在华价值链优化策略 |
第二节 维亚康姆集团在华价值链分析 |
一、企业概况 |
二、维亚康姆集团在华价值链构建分析 |
三、维亚康姆集团在华价值链优化策略 |
第三节 案例比较 |
一、相同点 |
二、不同点 |
三、案例总结 |
结论与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投资地区制度质量与外商直接撤资 ——基于在华制造业外资企业的检验(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1.3 创新点 |
1.4 存在不足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国际直接撤资的概念和过程 |
2.2 撤资原因与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 |
2.2.1 理论研究 |
2.2.2 经验研究 |
2.3 文献总结和评述 |
第三章 影响机制与理论假说 |
3.1 知识产权保护 |
3.2 法治环境 |
3.3 地方政府腐败 |
3.4 金融市场化 |
3.5 经济市场化 |
第四章 研究方法和数据 |
4.1 样本数据说明 |
4.1.1 数据处理 |
4.1.2 识别规则 |
4.2 外商撤资的基本统计分析 |
4.3 模型设定 |
4.4 变量说明 |
4.4.1 解释变量 |
4.4.2 控制变量 |
4.5 描述性统计 |
第五章 实证结果 |
5.1 基准估计结果 |
5.2 稳健性检验 |
5.2.1 基于制度的不同衡量指标 |
5.2.2 基于不同的计量模型 |
5.3 内生性检验 |
5.4 影响机制分析 |
5.4.1 知识产权保护 |
5.4.2 法治环境 |
5.4.3 地方政府腐败 |
5.4.4 金融市场化 |
5.4.5 经济市场化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6.1 结论 |
6.2 启示与建议 |
附录A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LELP环保在华设立外商投资性公司的可行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CONTENTS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第三节 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 |
第四节 本文预期与不足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和政策概述 |
第一节 相关理论概述 |
第二节 相关政策概述 |
第三章 LELP环保及原在华投资运营模式简介和问题分析 |
第一节 LELP环保简介 |
第二节 LELP环保原在华投资运营模式简介 |
第三节 原投资运营模式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分析 |
第四章 LELP环保在华设立外商投资性公司的构建 |
第一节 设立外商投资性公司的政策可行性分析 |
第二节 转变为外商投资性公司的税务分析 |
第三节 转变为外商投资性公司的架构设计和选择 |
第四节 设立投资性公司的城市选择 |
第五章 LELP环保在华设立投资性公司的财税实效分析 |
第一节 设立投资性公司在投融资方面的实效分析 |
第二节 设立投资性公司在税务筹划方面的实效分析 |
第三节 设立外商投资性公司的综合效益分析 |
第六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与人民币汇率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ABSTRACT 1 绪论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1.3 研究的方法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2 文献概述 |
2.1 双顺差的成因、影响及对策文献综述 |
2.2 国际收支的跨期分析方法文献综述 |
2.3 人民币汇率政策文献综述 3 中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格局 |
3.1 经常项目顺差逐渐成为双顺差主要来源 |
3.1.1 货物贸易对经常项目顺差贡献最大 |
3.1.2 加工贸易占出口贸易的比例偏高 |
3.1.3 服务贸易市场份额弱势上升,服务贸易逆差收窄 |
3.1.4 投资收益项目“陷入”逆差困境 |
3.2 资本项目顺差突出表现为直接投资顺差 |
3.3 本章小结 4 基于消费者跨期选择的中国双顺差理论分析 |
4.1 开放经济的两国跨期选择模型 |
4.1.1 消费者跨期消费模型 |
4.1.2 两国跨期贸易与国际资本跨期流动 |
4.1.3 投资和产出对最优消费与经常项目的影响 |
4.1.4 中国双顺差的理论分析框架 |
4.2 跨期选择模式下的中国双顺差分析结论 |
4.3 本章小结 5 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国际背景和国内根源 |
5.1 美元本位制下的全球经济失衡 |
5.1.1 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过程容易导致其产生贸易赤字 |
5.1.2 部分国家的赤字经济“催胀”中国经常项目顺差规模 |
5.1.3 全球按生产链分工的模式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 |
5.2 中国出口导向型外资优惠政策 |
5.2.1 鼓励出口、抑制进口扩大贸易顺差 |
5.2.2 外资超国民待遇扩大直接投资顺差 |
5.3 结构性失衡的中国经济 |
5.3.1 刺激经济增长依赖于政府和国企主导的投资 |
5.3.2 国内消费有效需求相对不足 |
5.3.3 国内过剩储蓄转化成投资需要借助国际收支渠道 |
5.4 本章小结 6 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可持续性与再平衡机制 |
6.1 双顺差对中国经济利益的影响 |
6.1.1 双顺差造成外汇储备巨额累积和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 |
6.1.2 对冲外汇占款仅能暂时“封存”过剩流动性 |
6.1.3 双顺差影响宏观调控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
6.1.4 美元兑人民币贬值战略不断“蚕食”中国贸易顺差积累的财富 |
6.2 双顺差短期内仍会惯性存在,但规模将逐步缩小 |
6.2.1 出口优势难以舍弃,出口依赖依然存在 |
6.2.2 消费增长仍需时日 |
6.2.3 投资中国的资本回报率仍具全球竞争力 |
6.2.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壁垒,增长缓慢 |
6.3 双顺差的畸形格局长期难以为继 |
6.3.1 发达国家爆发债务危机,预示全球经济失衡难以持续 |
6.3.2 中国经济结构面临调整,贸易顺差初现收窄趋势 |
6.4 中国国际收支的再平衡机制 |
6.4.1 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
6.4.2 挣脱“美元陷阱”,实施人民币国际化战略 |
6.4.3 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
6.4.4 缩小直接投资顺差规模 |
6.4.5 调整外贸政策 |
6.5 本章小结 7 双顺差背景下的人民币汇率政策 |
7.1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实证分析 |
7.1.1 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主要分析理论 |
7.1.2 人民币汇率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实证检验 |
7.1.3 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失衡问题 |
7.2 完善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 |
7.2.1 人民币单向升值面临的风险 |
7.2.2 扩大人民币交易区间双向浮动范围的时机成熟 |
7.2.3 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有利于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战略 |
7.3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
7.3.1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历程 |
7.3.2 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符合中国当前经济局势 |
7.4 人民币汇率政策改革的配套措施 |
7.4.1 人民币汇率政策改革需以资本管制为“防火墙” |
7.4.2 人民币汇率改革应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相伴而行 |
7.4.3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与利率市场化需要稳步审慎协同推进 |
7.5 本章小结 8 结论及政策建议 |
8.1 主要结论 |
8.1.1 双顺差的成因 |
8.1.2 双顺差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
8.1.3 双顺差的可持续性 |
8.1.4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 |
8.2 政策建议 |
8.2.1 中国国际收支的再平衡机制 |
8.2.2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建议 |
8.2.3 其他相关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后记 |
(10)外商投资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调查问卷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一、新产品和新技术 |
(一) 来源 |
(二) 获取方式 |
二、研发投入水平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
三、研发资金来源 |
(一) 自有资金 |
(二) 母公司 |
(三) 中国政府 |
(四) 市场融资 |
四、研发机构 |
(一) 设立情况 |
(二) 合作研发情况 |
五、参与中国各级政府科研计划 |
(一) 参与情况 |
(二) 没有参与的原因 |
六、研发人员 |
(一) 总体情况 |
(二) 研发人员流入的情况 |
(三) 研发人员流出的情况 |
(四) 对本地研发人员培训的情况 |
七、在本地从事研发活动的目的 |
八、制约外商投资企业扩大研发投入的因素 |
九、外商投资企业对本地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
(一) 有利影响 |
(二) 不利的影响 |
十、外商投资企业研发和创新活动中希望得到的政策支持 |
十一、外商投资企业未来在华开展研发活动的意向 |
十二、两个有意义的结论 |
(一) 自有资金比重与研发投入的水平 |
(二) 流动率与外商投资企业促进本地企业提高创新能力 |
四、外商投资企业在华融资环境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日资银行发展研究[D]. 张龙飞.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D]. 胡宏雁. 吉林大学, 2020(03)
- [4]地方政府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协同机制研究 ——以无锡市为例[D]. 邵帅. 苏州大学, 2020(03)
- [5]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D]. 李天惠. 外交学院, 2020(08)
- [6]美国传媒集团在华价值链构建研究[D]. 独盼盼.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7]投资地区制度质量与外商直接撤资 ——基于在华制造业外资企业的检验[D]. 朱玉清. 厦门大学, 2019(08)
- [8]LELP环保在华设立外商投资性公司的可行性分析[D]. 高成志. 厦门大学, 2014(09)
- [9]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与人民币汇率政策研究[D]. 陈腾龙. 东北财经大学, 2012(06)
- [10]外商投资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调查问卷分析[J]. 胡江云. 发展研究, 20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