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儒学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从民族精神本质的考察入手

一、试析儒学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从考察民族精神的性质入手（论文文献综述）

王枭^[1]（2021）在《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怎样形成的?这是现代教学研究首要回答的问题。如果知道了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路径,那么就可以知道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什么。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现代中国教学研究的起点,其研究价值不言而喻。近代中国教学观念以中国传统教学观念为起点,中西方文化碰撞为其提供了驱动力、近代中国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教育诉求为提供了发展要求,在驱动力和发展要求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具有中国属性的近代教学观念,即教学做合一观念。本论文采用观念史法、文献法、内容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开展研究。首先,绪论部分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源起、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之处等内容。通过文献综述梳理了教学思想、观念史研究等相关文献,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从而确定论文的研究问题和论文的写作方向。其次,从观念史的含义、理论要义、理论的产生、理论的发展、方法论的意蕴等方面来探析观念史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之上,明确观念史研究为教学思想史带来多个研究启示,如注重教学观念在文化场域中的综合研究、教学观念的语境研究、同一时空下多元教学观念间的互动研究等。再次,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起点是指中国传统教学观念阶段。通过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文化场域特征的梳理发现,此文化场域具有稳定和秩序性、直觉和顿悟性、关系性等特征。在此文化场域下,中国形成两种类型的教学观念,一是混沌一体教学观念,二是相对独立的教、学观念。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教学观念在教学目的上具有关系性、教学内容上具有稳定性、教学方式上具有体悟性等特征。另外,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改变的动力来源于文化场域、教学观念转变的内部动力、教学观念转变的外部动力等。随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形成的阶段与路径。横向来看,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经历了教学观念的自我批判、欧洲大陆教学观念对教学制度化的改造、英美教学观念对教学方法的改造、近代中国教学观念重塑等四个阶段形成的。纵向来看,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是从文化改造、到西方教学观念传播与实验、再到教育改革的路径中形成的。之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内涵与特征。通过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内涵的梳理,可知教学做合一观念具有三种含义,第一教、学、做是一体三面的关系,第二做是教、学的基础,第三教学做合一是一个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教学做合一观念具有关系论、主体性等特征。从学理的角度看,近代中国教学做合一观念是一个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最后,中国近代教学观念的形成历程对我国教学理论本土化建构提供了三点启示,一是坚持文化自信,扎根教育传统;二是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异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优势;三是关注时代发展,建构本土化教学理论。

单舒扬^[2]（2021）在《中国古代阅读思想若干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有着悠久的阅读历史,灿烂的阅读文化,深厚的阅读传统,丰富的阅读思想。从我国数千年以来历史中的阅读行为里,从自古以来多如繁星的阅读相关话语着述里,研究中国古代阅读思想,对于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全民阅读社会构建、书香中国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树立俱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中国古代阅读思想生长于“中国古代”的特定时空下,具有鲜明的历史印记和民族特色,本文研究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石,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基础决定思想政治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思维主线,使用以古鉴今、西为中用的研究方法,先从沿历史轨迹梳理着手,大体上以时代为脉络,以各时期代表性学术流派为划分,梳理并总结各历史时期的阅读思想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科学性与局限性,而后从宏观上对中国古代阅读思想加以总结,从阅读取向、阅读阐释、阅读目的三个方面归纳中国古代阅读思想的特点,最后立足现代,从阅读研究、阅读活动、阅读推广、经典阅读、文化自信树立五方面获得现代启示。

王晓娣^[3]（2020）在《阳明后学伦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程朱理学对心性关系的阐发方式是以性为体、化心为性、化人心为道心。这种思路在将外在的具有普遍性规定的“天理”上升为绝对道德律令的同时,也逐步消解着个体的意志自由,抑制着个体的感性存在。因此,理学伦理思想中形而上的“性”与个体意义上的“心”出现了一种内在的矛盾与紧张。而以心体的重建为旨归的王阳明心学伦理体系的建构逐步消融了这种紧张。王阳明以“心即理”的良知本体作为统摄,又赋予先天的良知本体以“吾心”的形式,将外在的天理内化为个体之心。主要目的在于实现个体之心与普遍之理的融合,并通过“致良知”的工夫将道德主体对天赋良知的体认转化为明觉之知。以良知为本体的心学伦理从正面肯定了个体之人的良知作为道德判断、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存在的意义,消解了理学外在强制性的伦理束缚,为个体之人的成圣之道提供了本体论和工夫论依据。诉诸于每个人内心良知的简易直截性、自由开放性使得阳明心学在阳明后学的承继与发扬下盛行于中晚明时期。阳明后学的发展与分化始于王阳明“四句教”的提出,并围绕着良知与致良知的本体工夫问题,在阳明弟子王畿和钱德洪的不同诠释下开启了阳明心学分化的两个主要方向:“尊悟”的良知本体论与“主修”的致知工夫论。与此同时,针对“悟”与“修”各执于一边用力而逐渐彰显出的弊端,以主张躬行与经世的东林学者和蕺山学者展开了对王学末流的修正面向。因而,关于阳明后学在继承和发扬阳明心学中所呈现出的“尊悟”、“主修”、“修正”的三种伦理思想倾向便构成了本文的行文脉络,而由此反应到伦理实践中的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建构,以及由此带来的儒学转型发展和西学的输入便构成了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主张“尊悟”的阳明后学以“悟本体即工夫”作为良知学说宗旨,认为良知心体无善无恶,是纯粹至善的“赤子之心”、“童心”。因而在现实的生活中“以日用见在指点良知”,并“率现成良知”,不仅顺应了明觉良知本体的自然发用与扩充,而且也充分彰显了个体的自然情感和意志自由,体现了伦理意义的个体性向度的强化。以自然人性论为依据,肯定了面向世俗社会的而又本于自然心体的“情”、“欲”、“利”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地位,重新评估了“情理”、“理欲”和“义利”的伦理关系。在一步步突破理学对自然人性固有束缚的同时,突显着道德主体意识的觉醒与高扬。经过“尊悟”阳明后学阐发的心学伦理思想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反对封建纲常伦理的早期伦理启蒙意义,但同时他们也造成了后学末流空谈良知本体、忽略道德修养工夫的“自然主义”流弊,形成了不切实际的空疏学风和狂禅倾向,受到了提倡“主修”的阳明后学的批判与纠偏。提倡“主修”的阳明后学以“即工夫以达本体”作为致良知的工夫论,认为良知心体至善无恶,需要在不离物事的现实世界中“循良知”以致良知,反对在良知心体上的“意必”、“增益”的工夫。同时,对于良知心体“意之动”的已发状态,则需要在道德实践中落实“归寂”、“主静”和“主敬”的致知工夫,以保任良知心体,实现纯然至善的良知心体的复归。通过化良知为德行的致知工夫的展开,逐渐实现了道德主体伦理实践的深化,并且通过为善去恶的德性修养、以良知心性贯通事功的社会实践不断彰显出来。虽然注重致良知的工夫论起到了纠偏“尊悟”学者空疏学风的目的,也为晚明经世致用实学思潮的兴起提供了思想资源。但与此同时,他们以“静”止“动”、以“寂”遏“感”的思想主张使得心学的发展逐渐陷入了枯守虚寂状态,不可避免的遭到了“修正”阳明后学的质疑与反驳。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学者和以刘宗周、黄宗羲为代表的蕺山学者在明清易代之际展开了针对王学流弊的“修正”运动。高攀龙的“敬心”工夫与顾宪成的“小心”工夫一脉相承,以提倡“悟修并重”的道德修养论在社会实践和政治实践中将学问与治世、道德与政治相结合。刘、黄以本体工夫合一的慎独诚意之学发挥王阳明良知之学,使儒学由虚返实,强调有利于政治、民生的实用之学,注重挽救时弊的道德经世实践。“修正”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对心学系统内“高谈性命,直入禅障”的补偏救正和对枯守虚寂之学的超越,也在于它以反虚务实的实用主义精神和明道救世的外王实践逐渐发展出了明清之际古学复兴、考据学兴起的儒学转型。阳明后学关于良知本体、工夫、躬行与经世的阐发,最终目的是为了“挽复三代之治”以挽救晚明社会变局和人心动荡,以实现儒家合乎道德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基于这样一份救世情结,阳明后学展开了基于良知统摄、化治心以治世、倡民本限君权的“政学合一”的政治伦理实践,以及讲学觉民、乡约教化、经世济民的儒学民间化转向的社会伦理实践。伦理实践的建构是儒家士大夫藉以实现理想政教秩序的途径,也是他们进行觉民行道、推进儒学世俗化伦理教化的自觉担当。阳明心学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促使了儒学内部进行了一场道学革新运动,而阳明后学对心学的继承与发扬更是将心学伦理思想对理学束缚人性发展的反叛、对自然人性论的提倡发展到极致。伴随着晚明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市民阶级的壮大,这种基于心学伦理思想的理性觉醒和主体精神的高扬,以及对民本、平等、民主的呼唤,具有反对封建伦理专制的积极意义。然而不可避免的是,心学末流奢谈心性本体,杂糅佛老学说,导致晚明士人逐渐沦入空谈心性的学风之中。面对道德沦丧的社会局势和易代的政治情形,明末清初的学者围绕道德人心的危机所展开的对阳明心学的批判,促使了心学逐渐式微,由此发展而来的是古学复兴和经史考据学兴起的儒学转型,以及注重实证考据、提倡科学精神的西方科学的落地生根。

石莹^[4]（2020）在《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青年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大学生的道德水准和精神风貌在很大程度上折射着整个民族的文明素养。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引导大学生将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和积极的道德实践相结合,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然要求,也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必然要求,更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优秀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流,以伦理为核心,体现出浓厚的道德意蕴。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价值来看,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是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独特的精神标识”的典型代表之一,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根”和“魂”的地位和价值。因此,充分挖掘先秦儒家君子人格理想蕴含的具有时代价值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推动新时代大学道德教育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研究回顾是任何一项新的研究的逻辑起点,本文总结了目前学界关于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与大学道德教育方面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并分析了既有研究尚待推进甚至突破的薄弱环节,为进一步研究探讨作了理论准备。在系统梳理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从上古三代至春秋战国历史演进的基础上,理清了“君子”内涵由“有位者”向“有德者”转变的思想发展脉络,展现了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的概貌。阐释了先秦儒家君子人格的人文性、实践性、普遍性以及内在超越性等特征,同时认为这些本质特征,既是我们对君子人格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着力点,又是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榫接点。其次,本文解答了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融入什么的现实问题。就必要性而言,君子人格思想彰显的“文化化人”、“文化育德”的优良传统,对于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破解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当下困境,坚定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等意义重大;就可能性来看,君子人格思想蕴含了可资借鉴转化的时代价值,其关于道德教育的育人目标、教育模式与价值导向,与当前大学生道德教育理论深化与实践创新的要求存在不同程度的契合性,这些都为两者的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融入什么而言,本文指出应在内容层面和实践层面做好两者的对接会通。君子人格思想蕴含的道德条目,是个体修养身心的道德目标、构建理想社会关系的价值标尺和涵养家国情怀的精神源泉,这些德育内容有助于涵养大学生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同时,君子人格思想蕴含的德育方法,体现了道德教化和自我修身的统一,君子人格的修养方式蕴含了道德教育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重要启示,对此做好实践融入,有助于提升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实效性。最后,本文明确了如何融入的问题,提出了当前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应当秉持的基本原则、构建了融入的具体途径。研究认为,应在尊重君子人格思想历史传统和开掘君子人格思想当代价值的基础上,从方向性、时代性和科学性的基本原则出发,确保融入过程坚持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方向、彰显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符合道德教育的基本规律。在融入的实施路径上,本文将高校道德教育的现实目标和大学生道德发展的自身需要相结合,以激发大学生的道德主体性为落脚点,从主渠道融入、创设良好德育环境以及激励大学生争做“时代新人”等方面,提出了大学生道德教育的路径。总之,本文从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和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命题出发,落实于先秦儒家君子人格与大学生道德教育这一具体论题,对推动蕴含中国智慧的大学生道德教育理论和符合时代要求的大学生道德教育实践的创新发展而言,是一次必要且有益的尝试。

王晨仰^[5]（2020）在《儒教之争：再论儒学、儒家与儒教的分际》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儒学、儒家和儒教这三个概念有何联系与区别?儒教是否为宗教?儒学的宗教性具体指的是什么?中国是否形成了“不具宗教之名而有宗教之实的儒教”?这些问题是自明末清初“礼仪之争”以及康有为的“孔教论”以来,近现代中国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一个大问题。关于儒学性质问题的讨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基于本文的研究,儒学、儒家和儒教这三个概念是儒文化的一体三面。“一体”者,其根于一也;“三面”者,各有侧重也。“儒教”一词本是中国古代典籍中固有的概念,在不断演变与发展下,这个词在今天至少有三种含义:第一是“教化性儒教”,指的是作为中华文化主体的、一体三面儒文化中的一面;第二是“宗教性儒教”,指的是近现代以来儒学极端化发展产生的小范围宗教性团体;第三是部分学者提出的“中国文化宗教论”,指的是将整个两千多年来的儒学视为宗教的理论。三者虽然同称为“儒教”,含义却大相径庭。在具体问题研究中,我们一定要注意区分“儒教”一词的确切含义。学界在以往的讨论中,很多情况下陷入了“儒学与儒教”非此即彼、两相对立的模式化倾向:儒学要么就是宗教,要么就不是宗教,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是有失偏颇的。我们认为,作为中华文化底色之一的儒学应该是非宗教的:汉代经学主体部分不是宗教,也没有产生成型的、信仰儒学的宗教;宋明理学或者“道学”主体部分也不是宗教;儒学的其他发展阶段,大多也没有孕育出成型的宗教。非宗教的儒学似乎也没必要被改造为宗教。事实上,一些学者设想中的“儒学宗教化”改造很可能脱离现实且难度极其巨大,在理论上似乎找不到可靠的依据,在现实中的操作难度也比较大。而且,这种宗教化改造很有可能会降低儒学自身价值、阻碍儒学发展进步。对于那些已经存在于中国港澳台、日韩东南亚等地区的小范围“宗教性儒教”团体,我们可以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若能对“宗教性儒教”加以正确地引导,或许也可使其成为儒学现代化发展的有生力量之一。

杨俊安^[6]（2020）在《沟口雄三的明清哲学研究 ——以王阳明、李贽、戴震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阳明学”一词在明治维新末期出现,并掀起了一场强调实践行动、注重培育个人精神的名为“日本阳明学”的社会运动。沟口雄三从“心”的概念着手,试图还原一个在中国前近代思想演变中具有重要起点意义的阳明学。在当时的日本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李卓吾先于时代而不可避免地遭受挫折,另一种认为李卓吾看似新颖实则未跳出原有的框架。由于同岛田虔次思考“近代”的方式不同,沟口从李贽着手展开对明末清初这段思想转变的研究。他认为“人是至活”,把“欲”当作人的原动力来处理,作为人的社会性欲望,“理”开始更多地涉及如何在每个主体间调节“欲”。他通过梳理黄宗羲和东林党人士对李卓吾的批评,指出表面的对立与实质上的继承性。沟口从里甲制的瓦解出发,注意到李贽在明清哲学脉动中的重要地位。人性论的转换由明末清初开始,二元式的“本然-气质之性”开始瓦解并向气质之性的一元化转变。沟口从戴震的经典诠释出发,站在寻找近代性的立场上开展研究。戴震确立道德主体“己”的客体性并被横贯了个别多样之气的一体之仁所摄。并且天理开始被理解为社会性欲望中相互应循的条理。在“日用饮食”上,“一人”和“天下”普遍地得到满足,这才是理的目标。为了避免落入“没有中国的中国”这样的目的性概念,沟口提出“相互异别化”的方法,旨在从平等、多元的世界观出发,在以相互客体化为中介的过程中,“中国”和“日本”都能够得到不同的理解。除此以外,在文本解读中沟口注重寻找概念内在的关联方式,注重诠释者与文本之间的交互关系,从横向的概念在中日的不同诠释对比和纵向的明清哲学发展中理出概念发展的自生线索。本文将通过梳理沟口雄三关于王阳明、李卓吾到戴震的“理”观转变的分析,来探索近代性在明清哲学中的脉动。因此文章的简要脉络如下:首先文章将分析阳明学在中日研究中的不同呈现及阳明学开创的形而下之理的脉络;进而通过沟口对李卓吾的“欲”和“理”之间关系的探讨,以及黄宗羲和东林派对李卓吾实质上的继承来肯定李卓吾为近代思想转折提供的缺口;接着通过讨论戴震的“克己”解,引入社会性相关之理来补上这个缺口;最后,将详细探讨沟口雄三的研究方法和其多元主义研究视角。

宋雅琪^[7]（2020）在《论冯友兰的“成圣观”》文中提出本文认为“成圣观”是冯友兰新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成圣观”贯穿了其哲学思想体系始终。本文对冯友兰“成圣观”进行梳理和阐述的同时,也对其整个思想体系进行了相应的剖析和阐述。绪论部分首先阐述了对冯友兰“成圣观”进行研究的重要意义,并就国内对冯友兰的“圣人”思想相关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和比对。综述主要关注学界对冯友兰人生哲学研究、人生境界论研究和“圣人观”“成圣观”研究三部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准备的研究任务。第一章重点界定了“圣人”这一概念。通过溯源“圣”字及其内涵,理清“圣人”思想的发展路径。从甲骨文、早期经典中的“圣”字含义,再到诸子百家时期轰轰烈烈的“造圣”运动,从宋明理学到陆王心学,“圣”的思想逐渐丰富化、多样化,圣的概念在凝练化的同时,“成圣”的路径也随之变化,从割裂到融会,从“圣人难为”到“人皆为尧舜”,“成圣”的难易程度也在变化。第二章结合冯友兰生平经历和作品,梳理其“成圣观”思想的发展脉络。冯友兰人生哲学的发展,从《一种人生观》到《贞元六书》,从最初的学西学到重返传统儒学研究,从科哲分化到把哲学视为人学,形成了他重返内圣外王之道的具体思路。第三章从多个方面分析冯友兰哲学体系中“圣人”形象的特征,并与古代思想中的圣人形象进行纵向对比,凸显其“接着讲”的理论特色。在他看来:圣人并非全知全能,圣人并非“才人”,不受“才”的限制,且能在境界上超越“才”的差别。圣人有情无我,圣人并非“无情无欲”,圣人把自己看做是宇宙一份子,泯去了物我差别,并有宇宙之大情怀。圣人超脱死亡与命运,是生死的达观人,不受死的威胁,在精神上是自由的。圣人既出世又入世,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完美融合。第四章较为系统的论述了冯友兰思想体系中的“成圣”的方法和路径。首先阐述了“希圣”的必要性,认为“成圣”是对人之人性、社会性、宇宙性的履行。在“成圣”的可实践性上,否定圣人的先验性。认为圣人可学可至,圣域对常人开放。并将“圣学”从科学和学问中分离出来。在“成圣”的方法论方面,主要着力于境界论和功夫说,“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四者通过觉解构成了一条循序渐进的成圣之道,功夫说则强调积累,是用敬和集义的努力,而觉解的作用作用至为关键。在治事方面,冯友兰强调圣人无需做额外事功,也依然照做日常人伦之事,只是在有所体悟之后,所做之事对他而言有别种意义。这些主张使他的思想与佛道、理学心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对话性和差异。余论部分简要评析了冯友兰“成圣”思想的得与失。认为冯友兰的“成圣”思想在当时起到作用,另外在学术思想创新上,承接宋明理学,创建了一个新的理学和形而上学,并开辟了新的成圣路径。冯友兰的思想对现代社会亦具有适应性,旨在解决“圣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性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圣”“贤”“士”“民”距离的消解。但他的“成圣”思想也存在缺陷,“成圣”的客观评判标准并不明显,实践性并不充分,没有给出自己“圣人”找出在现实社会中的实例等等。

汪书路^[8]（2019）在《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中提出吕振羽是我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全面、客观研究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既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研究吕振羽,不仅可以丰富吕振羽的学术思想研究,拓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领域,而且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为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参考。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吕振羽经过对各种思潮的反复对比、实践,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革命信仰。自此,他通过成立协会、创办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利用课堂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为党的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其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改造中国传统史学和中国近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提出了史学研究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其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研究革命年代中国学术界的热点历史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吕振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开创性地提出“殷商奴隶论”“西周封建论”,进而为得出“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还对中国民族历史基本问题进行考察,认为中国人种主要来源于“蒙古人种”以及“马来人种”这两大类;同时考察中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基本情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内容。其四,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吕振羽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分期问题的基础上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得出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结论,从而对近代中国的革命任务有着清晰认识,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根本消灭封建势力。他考察了国外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两个时期的同时过渡”理论。在中国文化问题方面,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读儒家、道家、佛家文化,认为中国文化发展要辩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同时要善于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防止文化闭关主义和文化贩运主义。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发展进程,运用马克思主义解答中国社会热点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结合历史研究回答重大现实问题,二是积极参与思想论战扞卫马克思主义,三是运用丰富语言传播马克思主义;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成为忠贞的信仰者,必须汲取优秀传统文化,必须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必须着力解决时代问题。

王亮军^[9]（2020）在《范晔《后汉书》类传研究》文中认为相较于《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的一大特点在于其新设的类传。《后汉书》共有类传十篇,尤以《党锢》《文苑》《独行》《方术》《列女》五篇颇具特色,它们不但各自记述了东汉时期的某类社会历史现象,在史法、史识与史意等方面更彰显了范晔在历史撰述上的精意与特色。范晔通过设《党锢列传》形成以《党锢》为核心的党人传记载结构,范晔以序总论党锢始末,以“三君”“八俊”等核心党人展现党锢全貌,通过将其他党人分别归类形成对《党锢》的补充,又以大量存在于《党锢》及其他诸传中的史论表达了他对党锢之祸及东汉党人出处进退的看法。在《文苑列传》中,范晔记载了东汉的“文章之士”。因深受南朝刘宋时期“文章之学”发展的影响,范晔对东汉“文章之学”的思考存在时代的区格,这主要反映在他的文学观念和文士观念两个方面。范晔以其文士观念为指导,以对历史评价所具有的功利性为依托,将这种时代的区格通过《文苑》和《儒林》两传之间的互补进行了弥合。《独行列传》记载了被排斥在统治道德之外的独行之士。范晔通过对“侠”之精神主流化即“公义”化的改塑,将“游侠”塑造成其史撰中的“儒侠”,游侠的“私义”也在史撰中渐趋“公义”。在这一主流化撰述的过程中,范晔通过剪裁史料、选择传主将东汉闾里布衣之侠放入《独行》,弱化和分散卿相之侠,以此来表彰“独行”的精神。在《方术列传》中,范晔对东汉“方术之士”的记载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二重因素,这体现着范晔对“方术”内涵的把握。以此内涵为标准,范晔将东汉“方术之士”分为“数术之士”“方技之士”“神怪之士”三类,进而阐发了自己对东汉社会中“方术”风尚的认识。《列女传》从其撰写基础和材料来源看,亦深受同时代风习的影响。通过对传主身份的甄别、对东汉才女及贞女的重视,范晔充分强调了“三纲”理论中“夫为妻纲”重要性,而在这一旨趣背后则是魏晋南北朝妇女史撰写中分后妃入《皇后传（纪）》,以《列女传》记载社会中下层女性的妇女史撰写变更的趋向,这种趋向主要功用即在于以《皇后纪》行君主劝诫,以《列女传》引导社会风气。范晔《后汉书》中的类传既有出于呈现客观历史的考虑,也体现了史学发展本身所具有的多样性特征,即史撰对象与史撰主体、史学发展与社会基础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充分反映出范晔“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的撰述旨趣。这一旨趣之下,范晔类传撰写表现出择取众家之长而重构、展现时代风尚而再造的特征,这正是范晔类传撰写中变与常之一端。同时,范晔的类传撰写既出于就事论事而又高于就事论事,它们不仅代表了范晔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的重要特征,也体现出类传作为一种史书体例,在纪传体史书编纂上的变化过程及其价值与意义。

张凯^[10]（2019）在《今古分合与“国史”叙述:以柳诒徵、蒙文通为中心》文中提出在现代社会与学术语境中,调适儒学价值立场与客观经验,无疑是重建中华文明主体性的重要议题。柳诒徵、蒙文通的学术立场有着鲜明的经今古文学色彩,均注重发掘与转化传统经史之学,以"国史"重建学统,整合义理价值、经史传统与文明历程。双方围绕中国历史文化与经史关系等议题交涉颇多,对于如何梳理中国文化与古史,认定中国史学的功能以及义理与制度的抉择,取径有别。柳诒徵秉持儒家正统史观,倡导史术通贯经术,确立国性与文明主体;蒙文通建构儒史相资能动系统,提倡"义与制不相遗而后学明"。以此为线索,考察民国学人创造性重建儒学与转化史学的多重取径,既可呈现近代学术流变的复杂面相与多元旨趣,又有助于创造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多元学术体系。

二、试析儒学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从考察民族精神的性质入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析儒学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从考察民族精神的性质入手（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古代阅读思想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阳明后学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儒教之争：再论儒学、儒家与儒教的分际（论文提纲范文）

（6）沟口雄三的明清哲学研究 ——以王阳明、李贽、戴震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7）论冯友兰的“成圣观”（论文提纲范文）

（8）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提纲范文）

（9）范晔《后汉书》类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今古分合与“国史”叙述:以柳诒徵、蒙文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析儒学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从考察民族精神的性质入手（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D]. 王枭.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2]中国古代阅读思想若干问题研究[D]. 单舒扬.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3]阳明后学伦理思想研究[D]. 王晓娣. 东南大学, 2020
• [4]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研究[D]. 石莹.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5]儒教之争：再论儒学、儒家与儒教的分际[D]. 王晨仰. 吉林大学, 2020(08)
• [6]沟口雄三的明清哲学研究 ——以王阳明、李贽、戴震为中心[D]. 杨俊安. 山东大学, 2020(12)
• [7]论冯友兰的“成圣观”[D]. 宋雅琪.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8]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D]. 汪书路. 武汉理工大学, 2019(01)
• [9]范晔《后汉书》类传研究[D]. 王亮军. 兰州大学, 2020(01)
• [10]今古分合与“国史”叙述:以柳诒徵、蒙文通为中心[J]. 张凯. 中国哲学史, 20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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