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粤、闽两省散装水泥快速发展的启示(论文文献综述)
周辰[1](2020)在《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文中认为近代中国城市格局体系的演变,由不同城市的发展路径所决定。近代中国在西方入侵的背景下,被动卷入世界市场体系,原有的社会秩序亦遭受冲击。经济因素逐步取代政治、军事因素成为推动城市近代转型的根本动力,形成了政治城市衰落、经济城市崛起的格局体系。保定作为直隶省城,是一座地处京畿腹地的内陆城市,近代以前是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中心,近代以来发展相对落后。保定依靠行政力量开启了近代化转型的历程,城市经济的发展并非内在需求的产物,而是政治权力推动的结果,其变革属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属于行政导向型发展路径,在我国近代城市转型中具有典型意义。近代以前的保定,因军事而兴起、因政治而显赫,成长路径符合我国传统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政治、军事优先发展。政治、军事地位的提升亦强化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农业、手工业、商业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由北宋时期边境的军镇发展为清代直隶首府。保定的经济功能主要为政治、军事功能提供服务,属于权力控制型经济,商品经济成长动力不足,对外贸易能力有限,经济结构畸形。近代保定在官方的强力推动下开启了近代转型的道路,国家的宏观政策以及官员、军阀的个人权威是推动城市变革的主要力量,保定的经济延续着依附军事政治的传统。保定在社会变革中呈现出“绝对发展”与“相对衰落”并存的特点,城市在工业、金融业、交通与通讯、商业等领域具备了早期现代化的时代特征,与新兴经济城市相比,保定经济成长的动力不足,发展相对缓慢。近代保定区域市场在传统政治力量与近代经济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迅速成长,通过分析商人结构、商品进出口结构以及市场体系网络结构,可以窥见其并未成长为经济类型的城市,仍然是消费功能为主的传统政治军事城市。保定市场在近代呈现出“先扬后抑”的演变过程,商业腹地因天津经济地位的擢升与新式交通工具的建设而空前扩大,亦因交通枢纽的丧失而有所削弱。保定城市地位由政治功能决定,经济功能依附于政治功能,城市区域地位与行政地位紧密相连。近代以来,经济因素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尽管保定市场地位有所提升,经济功能的不足弱化城市的政治功能,其区域中心位置被天津所取代。商会组织是保定近代商业转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官方与民众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以国家行政推动为主要动力。官方与商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家权威、中央集权程度,其互动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在国家权威相对薄弱时期,官方借助商会等民间力量维持统治秩序,双方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契约”关系,商会广泛参与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官方起到了制衡作用;当国家集权程度较高时,官方极力压制社会力量,商会沦为了官方的附庸机构,无所作为。保定商会属于行政高度管控的地方性商业组织,其成长路径与城市功能属性密不可分,商会组织的成立与改组、各类重大社会活动的开展均与官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对官方存在较强的依附性。在保定商会与其他商会的互动中,社会属性多而经济属性较少,彰显城市政治地位崇高、经济能力不足的特点。关于保定的成长路径,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待“权力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行政权力是推动保定城市转型、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改革避免了保定走向没落的命运;但是官方权力过大也会损害民众的合法权力,抑制区域经济成长的活力。
宋长利[2](2019)在《中国沿海港口群经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世界港口大国,我国港口规模连续多年来稳居世界第一。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发展过程中,全球港口呈集聚化发展趋势。我国沿海港口为了提升在全球竞争范围中的整体实力,逐渐形成了环渤海、长三角、东南沿海、珠三角和西南沿海五大港口群。由于港口群形成优势互补、合作互动的港口环境,从而使得港口产生出巨大的聚集经济辐射效应,推动腹地经济不断向港口群四周及内陆扩展。聚集经济效应不仅推动了港口群自身的发展,而且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但在我国港口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如港口群区域内港口之间的资源浪费和恶性竞争等问题。因此,分析港口群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并进行实证分析,对于建设一个高效有序的港口群整体,发挥港口群聚集经济效应,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此,本研究首先结合国内外关于沿海港口群经济发展研究的经验,总结沿海港口群经济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论述了中国五大沿海港口群发展现状,并分析沿海港口群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其次,对影响我国沿海港口群发展的国际、国内因素进行分析,对我国沿海港口群发展的效应进行分析。然后,基于2008年至2017年十年间各沿海港口群主要港口的港口吞吐量等生产数据和相关经济数据,分别对各沿海港口群进行实证分析:基于超效率DEA方法对港口进行产业技术效率评价;对港口产业技术效率进行影响因素协方差分析;利用区位熵指标、空间基尼系数和赫芬达尔指数对港口群港口进行产业集聚水平评价;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利用Geoda软件计算对港口群内各港口间空间经济影响进行分析。最后,本研究结合当前的形势,对各沿海港口群未来经济发展前景进行展望,并提出针对港口群经济发展的对策与建议。本研究的总体目的是总结当前沿海港口群经济发展的经验,分析我国沿海港口群发展现状和问题,应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各沿海港口群发展水平进行评价,该研究结果有利于明确我国沿海港口群发展现状、为我国沿海港口群制定未来的发展规划奠定重要的理论基础。
刘伟彦[3](2019)在《民国晚期绍兴地区国税征管体制研究(1945-1949)》文中提出古今中外,财税一直是维持国家政权运行的支柱。1945-1949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赤字日益扩大,基层国税的征收日益困难,税收征管水平的下降标志着国家有效治理的缺失。本文以绍兴地区的国家税征管为核心命题,通过对组织与人事、稽征与管理、流失与防治等税收现象的观察,试图分析税收的权力分配、制度实践、征纳关系和税务工作效率,以探究国家的税收治理问题,揭示民国晚期基层税政失灵的多重原因。在内忧外患之下,国家税的基层组织和人事管理经历急剧变革。1945年12月,财政部在绍兴地区建立分局,恢复直货两税在基层的征收。随着两税收入的不断增加,税局表现出良好的征收业绩。特别是货物税局的征收成本逐年下降,其效益明显优于同期的直接税局。1948年8月,两税合并为国税稽征局,组织的员额配置和职员结构出现小幅度的优化。然而,面对经济危机的日益加深,机构改革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国税局不仅难以完成预算任务,而且因经费短缺还出现截留税款、摊派加征的问题。随着税务机关人事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荐举与考试成为两种主要的任用途径,并且铨叙部对录用职员的年资、学历进行严格审查。为保障职员利益,税务机关实行官职分离的调遣原则,且现职非因过失不得任意撤免。然而受官僚文化的影响,税务机关的人事管理也存在任人唯亲、更迭频繁等缺陷。货物税是绍兴地区最重要的国税收入,政府十分重视征管制度的改良。首先,为严密控制税源,税局对卷烟厂的机器、产销、闭歇实行严格登记,且对历年绍酒酿缸的数额也进行详细编查。其次,税收的征课技术也实现长足地进步。例如,财政部设计多种国税征解的方法,给予商人灵活选择的便利;历年旺季督征计划的演进,也极大地推动基层税务手续的规范,以及中央政令执行的效率。最后,完税照证种类逐渐由繁到简,统一化的趋势十分显着。通过分析上述三项内容,发现货物税征管制度的实践过程明显受到地方利益团体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围绕锡箔税收入的分配,中央政府与地方法团产生长期地争夺;酒税是分期匀缴还是随销随税,这在征税机关与纳税商人之间存在较大的分歧;当处理照证遗失、注销等问题时,税局的行政管理更是受到来自上级机关和纳税人团体的监督。在政府不断强化征收之时,货物税出现欠税和逃税的问题。酒税拖欠的规模逐年扩大,分局追缴工作却是收效甚微;因武装军人和投机商人的走私,锡箔逃税之风始终未能被彻底遏制。为保障国家收入、维护正当商人经营,政府也采取多种措施防治税收流失,但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例如,统一稽征与查验工作以后,税务机构与交通部门、地方组织进行密切协作,但分局依旧存在把控不严、阻碍运输的弊病;对于违章行为的处罚,政府虽然提高了惩治力度,并完善司法介入程序,但“私酿私售”、“漏税”、“未税私运”、“印照重用”、“未报验”等违章行为依然屡禁不绝。税收流失与纳税人的不遵从密切相关,而绍兴地区商人的减税和免税运动更是此起彼伏。因税收负担沉重,酒商频繁以各种理由向政府请愿,要求减免税额。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政府虽然也免除部分商品的税收,但围绕土酒和茶叶的免征还是产生持久的对抗。所利得税和印花税是本地直接税的主要构成部分,但征管政策的落实遇到很大阻力。为减少征收手续的苛扰,政府对营利事业所利得税进行简化稽征的改革,但政策在税理与现实之间不断摇摆,这极大地损害税收的公平性。对于政府的简化稽征而言,纳税商人团体无疑是一把“双刃剑”。他一方面协助税局查核账册,另一方面也团结商人进行请愿和抗争。此外,印花税政策也出现因时适变和执行困难的现象。印花税票的销售包括税局自售、机关代售、商号领销三种方法。通过订立合同,绍兴中国银行以委托代理的形式销售印花税票,且每年的管理模式、权利义务均有发生改变。发货票是诸多贴花凭证的一种,商号规避开票很容易造成税收流失。然而受长期以来商业习惯的客观限制,政府不得不对商人消极避税的行为进行妥协。总的来说,民国晚期绍兴地区的国税征管存在许多问题,从中可以管窥国家税收治理的失灵。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基层税局很难发挥自主能动性,同时还要面对社会特权组织的渗透和冲击。一旦中央权威有所放松,组织便有失控的风险,基层税局的行政效率和征收信誉势必出现断崖式的下跌。不可否认,国家税征管制度的建设取得很大的成绩,但这种制度并不能快速而有效地解决基层征管存在的各种问题。因政策缺乏试错的条件,且中央决策目标与现实环境渐行渐远,上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实践很容易出现脱节。税收负担不均和产业救济匮乏,更是加深纳税人对政府征管的不信任。随着违章治理的逐渐失效,纳税人遵从的政治压力愈加难以支撑。政府单纯以财政目的进行征税,明显忽视税收对社会经济的调节作用。基层税局的高效征管是建立在牺牲公平的基础之上,而政治环境的动乱与恶化使它很难长久持续下去。
孙宁遥[4](2018)在《利益集团与中国近代裁厘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厘金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声名狼藉的苛捐杂税。这一制度创设于咸丰三年,正值中国内忧外患、举步艰难的晚清时期,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急筹军饷,不得不同意在扬州仙女庙附近试行厘捐。这一制度试行有效,不仅缓解了军饷的燃眉之急,还为陷入财政困境的清政府开辟了新的财源,在清末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于是很快得到全国各地方的效仿,并于1857年推广至全国,在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不但未被终止,反倒成为一项经常性税费固定下来。由于当时厘金的试行实属应急所迫,并没有经过绸缪思虑和详细设置,因而自厘金制度创行以来始终未形成全国统一、规范的管理章程,弊端丛生,商怒民怨:各地方政府任意征收、全国上下税率不等、课税对象广泛,品种繁多甚至囊括百姓吃穿用度生老病死之一切所需,而且全国各地厘卡频设私设现象严重,致使形成五里一卡,十里一局,频频留难,步步抽厘的恶况。加之清末时期特殊的复杂背景,中央政府权利下移,逐步丧失对地方政府的管理和统治地位,因而导致各地厘金征收滥无法纪,克索留难,贪污中饱现象严重。厘金制度的存在,严重地影响了商品流通,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对中国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对民族工商业造成极大危害,其中饱克索又进一步加重了对商民百姓的剥削,致使百姓负担沉重、生活艰辛、困苦不堪。因而,从厘金制度试行之日起,商民百姓抗议不断,多次向清政府提出不满,而且私下反抗偶有毁局罢市之举。而清政府也对之甚为头痛,一边是压制安抚商民控制百姓起义,一边是贤臣频频上奏痛斥厘疾奏请清理撤裁,更为纠结的是在晚清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下,腐败衰弱的清政府还需要用厘金收入拉拢仰仗日益强大的地方政府,需要借地方的军事力量来维系其统治地位,因而还不得不面对地方政府对厘金的死命坚持和放肆争夺,可谓厘金一日,利弊皆占,千头万绪,进退两难。尽管如此,从这一制度设立之日起,中央政府便始终尝试对其进行管理整顿甚至撤裁。但无论是在权势落寞、日薄西山的晚清,还是风雨飘摇、分崩离析的北洋政府时期,这一制度始终未能撤裁,一直是民生怒怨之源,直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原大战后,厘金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地方势力被基本收服,最终得以成功裁撤裁。一直以来,厘金制度变迁是历史学、经济史学、财政学研究的热门课题,但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多是侧重于史料的梳理,缺乏更为科学的原理加以解释。探究厘金制度变迁的过程,厘清其发展的历史脉络,透析厘金裁厘事件本质,不难得出在这一制度变迁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中央政府利益集团、地方政府利益集团和商人利益集团这三股势力的此消彼长和争夺、竞争及反抗。中央政府利益集团是厘金制度的接受者和表面上推动其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集团。一方面他面临地方政府对裁厘的反抗,次次妥协退让,用以拉拢地方,利用地方军事力量维系其腐朽的反动统治,一方面又恐地方政府权力过强难以控制而与其争夺厘金收入,始终是个进退两难的复杂角色;地方政府利益集团是厘金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对商民的反抗和中央政府利益集团对厘金的整顿和撤裁始终持反对态度,是厘金制度变迁的阻碍力量;商人利益集团是厘金制度的直接受害者,因而是推动厘金制度变迁的次级行动集团。正是这三个利益集团力量的不断变化,彼此之间此消彼长,不断博弈,推动着厘金制度的历史变迁。厘金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跨越清末、民初近八十年,贯穿中国近代史,涉及中国近代史、政治、外交、军事、央地关系、中国近代商品经济发展历程等多个方面,内涵颇为丰富。对其研究涉猎多个领域,特别是以利益集团博弈视角切入研究,将对中国当代税费改革提供些许借鉴。
周伟峰[5](2018)在《近代三水与江门口岸地位关系演变及其原因分析》文中指出三水港、江门港是珠江三角洲西侧的重要内河港口,两港在近代以来地位关系的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1897—1903年三水港领先江门港的阶段、1904—1919年三水港与江门港并驾齐驱的阶段、1920—1939年江门港超越三水港的阶段。演变的原因主要有:其一,江门港位于珠三角西南,有多条航路直达华南最大的贸易中心香港,便于进出口香港的各类物资;三水港则处珠三角西北,与香港往来较不方便。其二,江门港的锚地、航道等水域条件以及码头、货仓、堤坝、通讯等陆域设施均较三水港先进,更有利于吸引船公司和货源。其三,新宁铁路和粤西南公路网的修建不仅提高了江门港的集疏运能力,也有利于加强江门港与其经济腹地的联系;而三水本地的公路建设十分落后,广三铁路没有直接港口,也没有深入西北江中上游地区,无助于加强三水港口与其西北江腹地的联系。其四,江门港的新会、新宁、开平、恩平、鹤山等核心腹地十分稳固,较少受到其他口岸的竞争影响,且物产丰盈,侨资丰厚,能为江门港提供充足的出口货源并消化更多的进口洋货;三水港的西南镇、佛山镇核心腹地易受广州、陈村等口岸影响,与三水港的联系并不稳固,而其西北江中上游腹地经济开发程度较低,范围也逐渐萎缩,无法为三水港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其五,江门港的临港产业十分发达,港口初步具备了“二代港口”综合性的工业、商贸和金融功能,产业集聚与港口发展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而三水港的临港产业规模较小,且产业集聚区域与港区在空间上有一定的分离,港口仅具备了“一代港口”的单一运输中转功能,发展阶段较低。两港在近代地位关系的演变,是相邻港口空间竞争和利益博弈的结果,既折射了近代以来珠三角地区经济格局和港口体系的变迁,同时也能为当前两港的发展定位问题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邱珂[6](2017)在《民国中期公共交通工具及设施设计研究》文中认为民国时期的公交工具设计与制造是现代交通起源,也是早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努力。本文从三方面进行研究。其一、研究民国中期,公交工具设计与交通的整体状况。从当时全国交通网线的拓展、铁路公路与桥梁建设状况、民众出行状况、建国方略与交通策略等方面对民国“黄金十年”的交通整体进行概括。其二,研究民国中期,从国外引入的新式公共公交工具的设计变革特点。(1)新式公交工具出现后,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设计特点及现状。(2)由于国内的交通需要和制造特点,国人对其功能和外型进行改造设计。研究这些适用于民众出行的交通工具,为设计及制造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交通工具提供参考和理论依据。其三,民国“黄金十年”新式公交工具的出现,也促进相关交通公交设施的发展。研究交通工具及公交设施对于中国现代都市化的转型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民国中期交通的十年,也是中国近现代交通工具设计高速发展的十年。在国民经济提升和社会改造的共通努力下,中国近现代化交通工具及制造业成绩斐然,并在这十年内逐步被中国大中城市绝大多数民众所接受。“黄金十年”中国民生经济复苏,社会文明的初步发展,所带来国民素质和观念的提高,推动了民众生活与出行方式进程。这个突破具有特别重大意义,在中国社会百年变革中发挥了巨大的文化影响力。民国中期迅猛发展的近现代化交通工具设计制造业,是对输入中国的西洋交通工具的“本土化”改造。同时交通工具设计制造业的“现代化”也使民众的出行方式更为现代化。国人从购买引进和组装改造进口交通工具的过程中不懈的探索,为实现交通工具设计制造的“国产化”和使用“大众化”不断的累积经验。而这种经验是从洋务运动以来,国人根据“中国国情”对近现代交通工具设计的经验探索的经验累积。也因为此,本文依托民国社会整体交通工具发展状况,研究民国中期交通工具设计及设施设计,其主要的宗旨是为中国现代交通工具的设计制造提供了宝贵的历史依据,并为中国的交通工具设计史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础。
李建林[7](2017)在《广州市货车超限超载运输治理问题研究》文中提出车辆超限超载运输严重威胁着道路交通和公路桥梁的安全,不仅容易造成道路交通事故,也扰乱了道路运输市场秩序,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广州市根据上级部署,通过加强固定治超站点建设、路面联合执法、流动治超等措施,辖区车辆超限超载运输现象得到有效遏制。近年来超限超载运输现象出现反弹,广州市部分桥梁因车辆超限超载出现质量恶化影响安全的现象,对公路桥梁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如虎门大桥,交通运输部2012、2013年度连续两年在全国通报了虎门大桥存在“关键构件疲劳裂缝反复出现,修复后全仍有新的裂缝出现等安全隐患”。又如广州市丫髻沙大桥,近几年来随着东南西环停止收费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丫髻沙大桥通行车流量急剧增长,尽管交通部门及高速公路业主单位采取了严格的治超措施,但大量大荷载货车使得大桥产生严重病害。这些事故暴露出桥梁养护管理工作和治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进一步凸现了加强桥梁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论文结合笔者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思考,运用文献调查法、访谈法、对比分析法、实地调研法等研究方法,对广州市治理车辆超限超载运输的工作现状进行深入分析,在扎实做好实地调查、资料收集分析的基础上,深刻剖析存在的问题。通过调查分析,对比国内其他城市的成功做法,目前广州市超限超载治理存在机制体制不完善、治超成本高、科技应用不足、源头管理不足等问题。借鉴国内其他城市理车辆超限超载运输的成功经验,结合当前新形势要求,有必要继续完善现有治超手段,采取经济手段、法律手段、技术手段等各种手段加强治理超限超载力度,为下一步工作开展提出对策,以促进广州市治理超限超载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周缨子[8](2017)在《近代汉口怡和洋行物业中建筑的空间解析》文中指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汉口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1861年英国首先在汉设立租界,之后包括怡和洋行在内的十家洋行均在汉口英租界开设其汉口分行。怡和洋行汉口分行于1862年设立,在汉口经营进出口贸易的这段时间中,兴建码头、堆栈、居住住宅等不同物业类型的建筑,是在英租界的洋行中创建时间最早,拥有产权地产面积最多,在汉口经营时间最久的外国洋行,所以在众多洋行中选择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本文主要以怡和洋行汉口分行物业中的建筑作为研究对象,对通过文献分析法与实地调查法对怡和洋行物业中的建筑实例进行整理研究,并根据建筑实例的使用性质分为商业物业和居住物业,对商业物业和居住物业分别进行建筑实体的空间分析,以期进一步揭示商业物业与居住物业对近代武汉部分物业及汉口城市形态产生的影响。首先针对怡和洋行的商业物业进行梳理与分析,将传统的仓储形式和桐油存储方式,和怡和洋行商业物业中堆栈仓库和桐油加工厂分别进行对比,阐释了怡和洋行商业物业中建筑形式的发展和现代技术设备的应用,从侧面揭示了以怡和洋行为代表的外国洋行在商业物业方面给武汉仓储业和桐油业的深刻影响。其次,对怡和洋行居住物业的三教街公寓、珞珈山碑高级住宅区和怡和洋行高级职员住宅的建筑平面布局和建筑形式进行具体分析,并将这三处居住建筑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同类型的居住建筑对比,揭示了同时期英国对怡和洋行居住物业的内在影响。通过对怡和洋行商业物业和居住物业的时空分布情况和分布特点的梳理及研究,重点分析了怡和洋行商业物业和居住物业对汉口城市形态的影响,特别是居住物业形态对汉口传统住宅形式影响的方面进行解析,阐述了怡和洋行居住物业对近代汉口城市形态的影响,揭示了以怡和洋行为代表的外国洋行的物业与建筑对近代汉口城市形态的影响。
罗红希[9](2014)在《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研究》文中认为民国时期是近现代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发展,不仅政治上复杂,而且经济上也是繁荣与困境并存,内忧与外患同在。从南京临时政府到北京政府的更替,再到国民党建立的国民政府,研究各个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与制度,探索每个时期的进出口贸易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政府的行为与贸易发展的历程。对外贸易政策是一个国家历史的缩影,本文通过考察民国历届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发展过程,揭示出了民国时期对外贸易发展的困境与艰难。本文在研究各个时期对外贸易政策发展过程中,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的:首先,研究该时期政府制定的主要对外贸易政策;其次,结合该时期对外贸易发展的基本情况,探索该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基本特征;再次,研究该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成效、地位和作用。本文分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对外贸易政策概念的界定、选题的意义、学术史回顾、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创新之处。正文部分按时间顺序包括七大章。第一章主要探讨了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政策形成的国内外环境。这个环境主要包括:对外贸易主权的丧失与洋行势力的垄断,中外贸易形势的新变化,晚清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经验和教训,对外贸易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等。第二章主要探讨了北洋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形成。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制订了一系列对外贸易发展的法令法规,拓展对外进出口的外贸政策初步确立,争取关税自主的基本格调逐步形成。最后,总结了北洋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特征与成效。第三章主要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对外贸易政策的初步发展。主要包括: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的国内外贸易环境,保护主义贸易政策体系初步构建,出口促进政策体系的逐渐形成,关税自主权的收回与关税自主政策的实施。第四章主要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对外贸易政策逐渐成熟。主要包括:关税自主政策取得一定的成效,商检贸易政策框架大体搭建,金融货币政策体系基本构建,海关缉私政策体系初步确立,最后总结了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对外贸易政策的成熟性。第五章主要探讨了抗日战争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艰难与困境。主要包括:抗日战争时期面临的国内外贸易环境,并以此为线索分析了以抗战为目标的三项对外贸易政策:外汇及商品管制政策的强化;以抗战为目标的铁路物流运输建设;海关缉私政策进一步加强。最后总结了战时对外贸易统制政策逐渐形成,分析了抗战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特征,并总结出抗战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作用与影响。第六章主要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后期对外贸易政策逐渐衰落。主要包括:南京国民政府后期对外贸易的国内外环境,战后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消极因素逐渐增强的对外贸易政策,战后对外贸易畸形发展与对外贸易政策的反思。第七章主要总结了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经验与教训,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政策遗留的精神财富,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启示和借鉴等等。结语:在遵照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注定了难以有大作为的基本格调与态势的前提下,总结了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几个鲜明的特征,得出了一个不容忽略的历史事实——民国时期历届政府都为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黄振华[10](2013)在《中国农户:功能变迁与政府介入 ——以龙村8户调查为基点》文中指出本文以农户为考察基点,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农户家庭功能变迁与政府介入的互动关系。作为一项相关性研究,农户家庭与国家政权是笔者考察的中心变量,同时构成本文叙述的基本主体。通过此项研究,笔者力图从农户家庭功能变迁的视角揭示政府介入乡村的动力机制和基本途径,并尝试建构不同于以往的政府与农民互动关系的理论模式。农户家庭是本文研究的中心。为此,笔者不仅选择赣南龙村作为基本的田野调查区域,同时挑选了8户农民作为本文研究的调查基点(参见第一章)。本文所呈现的几乎所有研究内容最初都源于对这些重点农户的一系列深度访谈。在叙述逻辑上,本文以农户功能的多重性理论为基础,沿着“生育—生产—消费—赡养—教育”的研究逻辑展开。在农户生育层面,笔者重点讨论了农户生育功能变迁中政府介入行为的两面性:一方面,出于完成计划生育工作的行政性指令,政府强力介入并努力控制农户的生育冲动,促使农户生育功能长期处于弱化状态;另一方面,面对农户家庭提高生育质量的内在需要以及农民保障能力的不足,政府通过“接生革命”、计划免疫等途径适时介入到农户生育过程当中(参见第二章)。在农户生产层面,笔者以上世纪90年代为分界点,重点讨论了农户家庭生产从土地约束型向劳力约束型的转型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土地的集中化还是生产的社会化,都反映了传统家庭生产方式的式微以及农户生产过程中一系列公共需求/社会风险的增长。面对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社会风险,作为公共权力代表的政府并没有沉默,而是通过多种生产支持政策逐步介入其中(参见第三章)。在农户消费层面,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农民正日益进入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消费社会当中,家庭消费的持续扩张产生了诸如公共性依赖、货币支出压力、消费安全等公共需求/社会风险。这些公共需求/社会风险是以往农民不曾遇到或者很少遇到,但随着农户消费的不断扩张却愈益强烈,从而对政府保障提出更高要求(参见第四章)。在家庭赡养层面,笔者着重讨论了当前农村老人生活的基本境况与现实压力。无论是赡养的阶段性、倒逼式养老抑或子女在赡养老人上的卸责态度,都反映了当下农村孝道的衰弱与家庭养老的困境。伴随家庭赡养功能的持续弱化,作为赡养对象的老人和公共权力代表的政府均行动起来以应对可能的赡养危机(参见第五章)。在家庭教育层面,由于双系教育结构的弱化、家庭教育价值的消解、教育方式的异化以及代际隔阂的冲击等原因,农户家庭教育功能日趋弱化。与之相适应的是,农户家庭中出现了明显的“文化反哺”现象以及国民教育(学校教育)对家庭教育的更替过程(参见第六章)。本文的基本结论是:传统中国是一个有着浓厚家户主义传统的国家,传统中国农户功能极为完备,农民绝大多数社会需求(生育、生产、消费、赡养、教育等)大体都可以在家庭组织中得到满足,对外部社会的依赖很小,相应对政府介入的需求也很低;然而,伴随新政权的建立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户功能呈现出不断弱化的总体趋势,农民个体需求越来越难以在家庭组织中得到满足,对外部社会的依赖相应大幅增加,并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更多的公共需求/社会风险,这些公共需求/社会风险的产生促使政府日益深入的介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当中(参见第七章)。以农户功能变迁视角下政府介入行为的考察为基础,本文进一步提出并建构了一种新的政府与农民互动关系的理论模式,即适应性政府介入模式,或者称为政府介入的适应模式。适应性政府介入模式有三个基本构成要素:(1)遵循农民本位主义的政府介入原则,以农民需求为基本出发点;(2)政府介入过程中个体农民的自主性和自愿性:(3)政府与农民的利益相容性,农民是政府介入的受益人,并对政府报以政治认同。从理论内涵来看,适应性政府介入模式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强制性政府介入模式的新理论模式,它重构了政府与农民的互动关系,为我们更加全面的认识政府行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参见第七章)。
二、粤、闽两省散装水泥快速发展的启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粤、闽两省散装水泥快速发展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三、学术史回顾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五、创新性与不足 |
第一章 保定区位特征与近代以前的经济开发 |
第一节 保定地理环境特征 |
一、保定的地理位置 |
二、保定的自然环境 |
第二节 保定行政区划沿革 |
第三节 近代以前保定的经济开发 |
一、保定城市人口及结构变迁 |
二、近代以前保定农业的开发 |
三、近代以前保定手工业的发展 |
四、近代以前保定商业地位的嬗变 |
五、保定城市布局与经济空间的形成 |
第四节 保定经济地位擢升及其原因 |
一、保定与北京的互动关系 |
二、城市功能的转化 |
三、交通枢纽地位的形成 |
小结 |
第二章 近代保定城市经济的转型 |
第一节 保定城市经济的近代转型 |
一、工业的近代转型 |
二、交通、通讯业的近代转型 |
三、金融业的近代转型 |
四、商业的近代转型 |
第二节 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及轨迹 |
一、保定城市经济的发展路径 |
二、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阶段性 |
三、保定城市经济空间的变化 |
第三节 北洋集团与保定近代转型的关系 |
一、北洋集团政治变迁与保定近代化发展 |
二、北洋集团经营保定的原因 |
三、北洋集团对保定近代化的推动作用 |
四、行政权力对保定近代化的双重影响 |
小结 |
第三章 近代转型中的保定区域市场 |
第一节 保定市场的商人与行业结构 |
一、保定市场的商人籍贯分布 |
二、商人地域与行业分布 |
三、保定市场的商人与商业结构 |
第二节 保定市场网络体系的构建 |
一、保定商品的类型划分 |
二、保定市场的网络体系 |
第三节 保定市场功能定位的演变 |
一、服务于北京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以前) |
二、服务于天津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至20世纪30年代) |
三、转运地位下降的冀中经济中心城市(20世纪30年代左右) |
小结 |
第四章 经济转型中的保定城市地位变迁 |
第一节 施坚雅模型与“核心区”概念的梳理 |
一、施坚雅理论及其缺陷 |
二、“核心区”概念的修正 |
第二节 近代以前保定区域地位的演变 |
一、边缘区的核心区 |
二、河北中部地区的核心区 |
三、直隶地区的核心区 |
第三节 保定与直隶(河北)区域城市体系 |
一、保定与直隶(河北)市场体系的演变 |
二、保定与直隶(河北)城市体系——以核心区为视角 |
三、保定经济及城市地位变迁的动因 |
第四节 近代天津、保定城市地位的转换 |
一、西方势力的冲击是近代天津崛起的根本原因 |
二、清政府官方决策是津、保政治地位转换的推动力 |
三、近代保定的衰落与城市功能嬗变 |
四、保定与天津近代化启动方式的差异 |
小结 |
第五章 商业组织与保定城市经济——以保定商会为中心 |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与行业组织的转型 |
一、会馆、行会的兴衰及功能演变 |
二、制度变迁与保定商会的产生 |
第二节 保定商会的社会经济功能 |
一、调解商业纠纷 |
二、陈述诉求意见 |
三、参与地方市政管理 |
四、参加与组织商品赛事活动 |
五、参与爱国运动 |
第三节 近代保定商会网络体系的构建 |
一、合作与依附: 保定商会与国内商会的互动 |
二、积极维权: 保定商会与上级商会的互动 |
三、间接交易: 保定商会与外国商团的互动 |
第四节 保定商会与政府的联系 |
一、政府是保定商会创立及改组的倡导者 |
二、政府是保定商会的实际控制者 |
小结 |
余论 权力控制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一、制度变迁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二、新时期保定城市的功能定位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中国沿海港口群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1.1.1 理论意义 |
1.1.2 现实意义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1.3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1.4 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第2章 港口群经济发展相关理论与方法 |
2.1 港口群发展相关理论 |
2.1.1 港口群经济 |
2.1.2 规模经济 |
2.1.3 产业聚集与扩散 |
2.1.4 区域经济一体化 |
2.2 港口群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
2.3 港口群经济研究相关方法 |
2.3.1 DEA绩效评价理论 |
2.3.2 聚集度评价 |
2.3.3 空间计量经济 |
第3章 我国港口群发展历史沿革与现状分析 |
3.1 历史沿革 |
3.1.1 起步阶段(1950-1970 年代) |
3.1.2 恢复建设(1970-1980 年代末) |
3.1.3 快速发展(1980 年代末至1990 年代末) |
3.1.4 形成港口群(2000 年至今) |
3.2 发展现状 |
3.2.1 环渤海港口群 |
3.2.2 长三角港口群 |
3.2.3 东南沿海港口群 |
3.2.4 珠三角港口群 |
3.2.5 西南沿海港口群 |
3.3 我国沿海港口群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 |
3.3.1 存在的主要问题 |
3.3.2 主要成因 |
第4章 港口群发展的经济效应分析 |
4.1 国民经济效应 |
4.1.1 港口群发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
4.1.2 港口经济效益 |
4.1.3 加强港口群发展对经济促进作用的机制建设 |
4.2 联动发展效应 |
4.2.1 港口群经济对腹地经济的促进作用 |
4.2.2 腹地经济对港口群经济的促进作用 |
4.3 创新发展效应 |
4.4 开放发展效应 |
4.5 技术创新效应 |
第5章 沿海港口群技术效率、产业集聚水平与空间经济分析 |
5.1 我国沿海港口群技术效率评价 |
5.1.1 港口技术效率评价意义 |
5.1.2 基于超效率DEA的港口产业技术效率评价模型 |
5.1.3 港口产业技术效率影响因素协方差分析 |
5.1.4 我国沿海港口群港口产业技术效率实证分析 |
5.2 我国沿海港口群港口产业集聚水平评价 |
5.2.1 环渤海港口群 |
5.2.2 长三角港口群 |
5.2.3 东南沿海港口群 |
5.2.4 珠三角港口群 |
5.2.5 西南沿海港口群 |
5.2.6 我国港口群港口产业集聚水平总体分析 |
5.3 我国沿海港口群空间经济分析 |
5.3.1 港口群港口间空间经济影响模型建立 |
5.3.2 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第6章 我国沿海港口群经济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
6.1 国际贸易环境 |
6.1.1 国际贸易分工 |
6.1.2 国际贸易变化 |
6.2 “一带一路”倡议 |
6.2.1 “一带一路”规划的实施 |
6.2.2 “一带一路”下我国的贸易发展 |
6.2.3 “一带一路”下中俄贸易合作发展 |
6.3 贸易协定影响 |
6.3.1 中美贸易协议 |
6.3.2 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 |
6.3.3 中国—欧盟自由贸易协定 |
6.3.4 TTIP贸易协定 |
6.4 亚太自贸组织 |
6.5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
6.6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
第7章 对策建议与发展展望 |
7.1 对策建议 |
7.1.1 明确战略定位 |
7.1.2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 |
7.1.3 完善公平透明的宏观政策 |
7.1.4 深化管理体制改革 |
7.1.5 明确评价与激励机制 |
7.1.6 推动港口群基础设施高效衔接 |
7.1.7 构建一体化运输体制 |
7.1.8 推进智慧港口建设 |
7.2 中国沿海港口群发展展望 |
7.2.1 环渤海港口群——新时代东北振兴、京津冀一体化 |
7.2.2 长三角港口群——长江经济带 |
7.2.3 东南沿海港口群——扩大两岸合作交流 |
7.2.4 珠三角港口群——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
7.2.5 西南沿海港口群——一带一路、东盟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民国晚期绍兴地区国税征管体制研究(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对象与问题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第三节 资料与框架 |
第一章 基层税局的组织与人事 |
第一节 绍兴分局的重建过程与组织调整 |
一 战后基层税务机构的重建 |
二 国税合并以后的组织变化 |
第二节 绍兴分局职员的任免与管理 |
一 任职的来源与途径 |
二 职员的铨叙与审查 |
三 职员的任期与更调 |
第三节 绍兴分局税收稽征的效率 |
一 货物税分局的征纳额度与行政费用 |
二 直接税分局的征纳额度与行政费用 |
三 国税稽征局成立后的收支困境 |
小结 |
第二章 货物税的稽征与改良 |
第一节 税源的整顿与控制 |
一 中央与地方对箔税的争夺 |
二 卷烟的登记与控制 |
三 土酒酿缸的编查 |
第二节 稽征方法与手续的改进 |
一 征解的制度安排 |
二 税务督察方法的实行 |
三 已税货物分运的办理 |
四 酒税分期匀缴的实施争议 |
第三节 完税照证的管理 |
一 照证的填发与缴验 |
二 票照管理的问题及治理 |
小结 |
第三章 货物税的流失与治理 |
第一节 货物税的拖欠与偷漏 |
一 土酒欠税的扩大及追缴 |
二 锡箔的走私与查缉 |
第二节 货物查验与违章处理 |
一 查验的实施及困境 |
二 纳税人的违章与处理 |
第三节 税收减免中官商纷争 |
一 税额的调整与核减 |
二 免税的实施与角力 |
小结 |
第四章 直接税的征管及因应 |
第一节 征收所利得税的利益博弈 |
一 1946年简化稽征的困境 |
二 查账过程的商会参与 |
三 估缴制的实施及弊病 |
第二节 印花税票的代销与规避 |
一 中国银行绍兴支行代销印花税票 |
二 商号规避发票贴花问题的治理 |
小结 |
结论 |
一 “均权”体制下基层权力的流失 |
二 制度建设与征管实践的脱节 |
三 官商博弈下纳税人的不遵从 |
四 税收功能与征管绩效的下降 |
参考文献 |
(4)利益集团与中国近代裁厘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涵义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的目的 |
1.2.2 选题的理论意义 |
1.2.3 选题的现实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1 关于中国近代厘金制度裁撤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1.4 研究方法和论文基本框架内容 |
1.4.1 研究方法 |
1.4.2 论文基本框架内容 |
1.5 创新和不足 |
1.5.1 创新 |
1.5.2 不足 |
第2章 利益集团的相关理论 |
2.1 利益集团的相关概念 |
2.1.1 利益集团概念的界定 |
2.1.2 利益集团的分类 |
2.1.3 利益集团的特点及功能 |
2.2 利益集团相关理论 |
2.2.1 政治学领域有关利益集团理论 |
2.2.2 经济学的利益集团理论 |
第3章 厘金的产生及推广 |
3.1 厘金产生的背景 |
3.1.1 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新税奠定了基础 |
3.1.2 清末时期财政制度的弊端是厘金制度产生的前提条件 |
3.1.3 清末的财政危机是厘金产生的直接原因 |
3.2 厘金的产生、种类及特点 |
3.2.1 厘金的产生 |
3.2.2 厘金的种类 |
3.2.3 厘金的税率 |
3.2.4 厘金的管理和征收制度 |
3.2.5 厘金的特点 |
3.3 厘金制度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
3.3.1 厘金制度阻碍了中国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
3.3.2 厘金制度引致腐败中饱,加重社会不公 |
3.3.3 厘金制度阻碍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
第4章 中国近代厘金制度变迁中的利益集团 |
4.1 利益集团的划分 |
4.1.1 税费政策与利益集团 |
4.1.2 制度变迁与利益集团 |
4.1.3 厘金制度变迁中的利益集团划分 |
4.2 中央政府利益集团与厘金制度变迁 |
4.2.1 中央政府利益集团 |
4.2.2 中央政府利益集团对裁厘的态度 |
4.3 地方政府利益集团与厘金制度变迁 |
4.3.1 地方政府利益集团 |
4.3.2 地方政府利益集团对裁厘的态度 |
4.4 商人利益集团与厘金制度变迁 |
4.4.1 商人利益集团 |
4.4.2 商人利益集团对裁厘的态度 |
4.5 厘金制度变迁过程中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 |
4.5.1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4.5.2 中央政府与商人的关系 |
4.5.3 地方政府与商人的关系 |
第5章 清末时期的厘金制度变迁 |
5.1 清末时期厘金制度变迁的背景 |
5.1.1 政治方面 |
5.1.2 经济方面 |
5.1.3 社会方面 |
5.2 清末时期厘金的制度变迁 |
5.2.1 清末时期厘金的整顿及撤裁 |
5.2.2 “统捐”与“认捐”之争 |
5.2.3 裁厘加税之争 |
5.3 厘金制度变迁中的利益集团分析 |
5.3.1 中央政府利益集团 |
5.3.2 地方政府利益集团 |
5.3.3 商人利益集团 |
5.4 小结 |
第6章 北洋时期的厘金制度变迁 |
6.1 北洋时期裁厘的背景 |
6.1.1 政治方面 |
6.1.2 经济方面 |
6.1.3 社会方面 |
6.2 北洋时期厘金的制度变迁 |
6.2.1 北洋时期厘金的整顿及撤裁 |
6.2.2 裁厘加税之争 |
6.2.3 北洋时期广州国民政府的裁厘情况 |
6.3 厘金制度变迁中的利益集团分析 |
6.3.1 中央政府利益集团 |
6.3.2 地方政府利益集团 |
6.3.3 商人利益集团 |
6.4 小结 |
第7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裁厘 |
7.1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裁厘的背景 |
7.1.1 政治方面 |
7.1.2 经济方面 |
7.1.3 社会方面 |
7.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裁厘 |
7.2.1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第一、二次裁厘 |
7.2.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第三次裁厘 |
7.2.3 南京国民政府裁厘后续 |
7.3 厘金制度变迁中的利益集团分析 |
7.3.1 中央政府利益集团 |
7.3.2 地方政府利益集团 |
7.3.3 商人利益集团 |
7.4 小结 |
第8章 厘金制度变迁对现当代税费改革的启示 |
8.1 厘金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几点经验教训 |
8.1.1 关于新税种设立问题 |
8.1.2 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 |
8.1.3 关于管理机制不健全的问题 |
8.1.4 关于税制与经济效益问题 |
8.2 厘金制度变迁对现当代税费改革命的启示 |
8.2.1 关于税种的设置和撤裁必须慎之又慎 |
8.2.2 关于税制改革中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保障地方政府利益 |
8.2.3 建立和完善税费管理机制 |
8.2.4 税费改革要避免降低经济效率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近代三水与江门口岸地位关系演变及其原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第三节 研究方法、思路与资料 |
第四节 相关概念说明 |
第一章 近代三水、江门两口岸地位的演替变化 |
第一节 开埠之前三水、江门两港的发展态势 |
第二节 开埠之后三水、江门两口岸地位关系的演变 |
小结 |
第二章 区位、设施、集疏运条件与两口岸发展的关系 |
第一节 两口岸区位条件分析 |
第二节 两口岸基础设施的考察 |
第三节 两口岸的集疏运系统的比较 |
小结 |
第三章 腹地与两口岸发展的关系 |
第一节 三水口岸的腹地范围及其演变 |
第二节 江门口岸的腹地范围及演变 |
小结 |
第四章 临港产业与两口岸发展的关系 |
第一节 三水、江门两口岸的临港产业分析 |
第二节 三水、江门两口岸的代际划分 |
小结 |
第五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后记 |
(6)民国中期公共交通工具及设施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依据 |
1.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及研究动态 |
2. 课题的价值和意义 |
二、研究的内容 |
1. 研究对象 |
2. 重点难点 |
3. 总体框架 |
4. 主要目标 |
三、思路方法 |
1. 基本思路 |
2. 具体研究方法 |
3. 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与公共交通相关的民国社会状况简述 |
第一节 早期工业化作为及成效 |
1. 晚清唐胥铁路与“中国龙号”机车 |
2. 保路运动与辛亥革命 |
3. 民初时期“江南制造局” |
4. 福州船政局飞机造办处 |
5. 兰州“黄河大铁桥” |
6. 早期城市公交的“先驱” |
7. 早期交通工具产业及相关产业概况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关于公共交通的政策、法规及条令 |
1. 孙中山《建国方略》的公共交通设想 |
2. 民国中期南京国民政府所颁布的各种航运法规 |
3. 民国中期南京国民政府所颁布的各种公路法规 |
4. 民国中期南京国民政府所颁布的各种铁路和航空法规 |
第三节 大上海规划与城区改造 |
1. “大上海规划”和道路发展 |
2. 上海市内街道照明与灯具设计 |
第四节 民国中期城乡百姓收支及公交消费状况 |
1. 燕京学者李景汉与民众消费调查 |
2. 民国公交票价与民众消费意愿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民国中期铁路交通设计研究 |
第一节 民国铁路的建设成就 |
1. 民国铁路发展概况 |
2. 新修铁道线与机车 |
3. 伪满铁路建设与“亚细亚号”快车 |
第二节 民国铁路交通附属设施建设 |
1. 民国火车站优秀建筑设计案例 |
2. 民国的公路铁路桥 |
第三节 民国铁路机车与修配业 |
1. 民国中期的机车修配厂 |
2. 民国中期机车(火车头)设计案例 |
3. 民国中期铁路车厢设计案例 |
第四节 民国铁路员工构成及技能分析 |
1. 铁路员工制服、帽徽、肩章上的铁路徽标设计 |
2. 民国铁路工人的技术教育程度与经济收入 |
3. 民国铁路中国籍技师的技能分析 |
第五节. 本章小节 |
第三章 民国中期公路交通设计研究 |
第一节 民国中期公路建设成就 |
1. “公路”称谓的由来 |
2. 民国公路的等级标准 |
3. 民国中期新建的长途客运线路 |
4. 民国中期开通的省级长途公路 |
第二节 上海租界与华界市区公交工具、设施与新辟线路 |
1. “黄包车”兴衰记 |
2. “叮铛车”(有轨电车)是上海公交的主力军 |
3. 价廉物美的三轮车 |
4. 汽车行的兴起 |
5. 民国公交车设计的“本土化”成分 |
6. 美产“道奇”改装设计分析 |
第三节 公交车站、线路、车体广告及附属设施 |
1. 长短途公交线的路标设计 |
2. 公交车体广告设计 |
3. 第一家市内公交汽车公司 |
第四节 国产汽车的“中国梦” |
1. 张作霖父子与“民生牌”汽车 |
2. 阎锡山的“山西牌”轿车与卡车 |
3. 民国中期发达的汽车修配业 |
4. 第一批中国汽车设计师 |
第五节 民国百姓的客货运方式与工具设计分析 |
1. 独轮车(鸡公车、叽咕车) |
2. 马车 |
3. 马帮与驼队 |
4. 板车 |
5. 滑竿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民国中期水路交通设计研究 |
第一节 长江主航线客货运船舶与附属设施 |
1 清末至民国的中国造船光荣历史 |
2. 长期经营长江主航道的英日轮船公司 |
3. 长江主航道的“经营权之战” |
4. 民国中期各主要港口优秀设计案例 |
第二节 南北各地的民间水路公共交通 |
1. 黄河岸边的羊皮筏子 |
2. 江南人家的乌篷船 |
3. 闽粤沿海的小舢板 |
4. 竹筏与木排 |
5. 乡间摆渡 |
6. 民间造桥 |
第三节 卢作孚与“民生轮船公司” |
1. 起步于川江木船客运 |
2. “民生轮船公司”创建 |
3. 长江主航道的生死商战 |
4. 中国的“敦刻尔克”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民国中期航空交通设计研究 |
第一节 中国人的“航空之梦” |
1. “热气球航空”在中国 |
2. 清末到民初国产飞机光荣史 |
3. 上海的第一座民航机场——虹桥机场 |
第二节 “中国民航”美国造 |
1. “中航”“央航”简述 |
2. 国内外航线的开辟 |
3. 民国中期民航主要机型 |
4. 赴海外培训的航空学子 |
第三节 抗战前夕的中国航空基础 |
1. 机场建设 |
2. 民航飞机地勤简况 |
3. 航校的建设 |
4. 运输机国产化努力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民国中期公共交通设计研究的价值 |
第一节 民国公交发展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
1. 中国城乡民众千年出行方式的根本性改变 |
2. 加速社会经济物资运输与人员的交流 |
3. 对公共礼仪、秩序、交往的文明教化 |
4. 上海租界公交成就的示范作用 |
第二节 民国公交设计是工业化努力的突出成果 |
1. 民国公交设计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
2. 民国造船与汽车修配业是现代中国车船产业的雏形 |
3. 民国公交设计是早期中国设计的主导部分 |
4. 民国公交车船产业是中国工业设计师的摇篮 |
5. 民国公交设计揭示的真理 |
第三节 民国公交设计的启示与批判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结论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图版说明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7)广州市货车超限超载运输治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的背景 |
1.1.2 研究的意义 |
1.2 货车超限超载运输危害 |
1.2.1 对交通安全的危害 |
1.2.2 对公路桥梁的危害 |
1.2.3 对运输市场的危害 |
1.3 论文研究的内容和思路 |
1.4 论文研究方法 |
1.5 文献综述 |
1.5.1 国内超限超载运输治理研究情况 |
1.5.2 国外治理超限超载工作研究 |
1.6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有关概念和理论 |
2.1 核心概念 |
2.1.1 超限运输 |
2.1.2 超载运输 |
2.1.3 超限超载运输 |
2.1.4 超限超载运输的认定 |
2.2 有关理论 |
2.2.1 公共管理理论 |
2.2.2 政府治理理论 |
2.2.3 行政监督理论 |
2.2.4 依法行政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广州市治理超限超载工作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3.1 广州市公路货车超限超载运输治理工作现状 |
3.1.1 建立了治理超限超载工作机制 |
3.1.2 保证了人员物资和财政投入 |
3.1.3 加大了路面联合执法力度 |
3.1.4 加强治超站场建设,完善执法监控网络 |
3.1.5 开展了源头治理工作 |
3.1.6 积极落实国家治超新政 |
3.2 广州市超限超载治理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
3.2.1 广州路网发达,现有治超工作模式无法保证治超效果 |
3.2.2 超限超载运输治理成本高 |
3.2.3 配套的卸货站场不足,影响治超效率 |
3.2.4 超限超载治理机制不够健全 |
3.2.5 执法对象的不配合 |
3.2.6 科技手段应用力度不够 |
3.2.7 源头治理力度不够 |
3.3 超限超载运输成因调查分析 |
3.3.1 广州市典型货运源头单位调查 |
3.3.2 广州市货运、物流代表企业调查 |
3.3.3 广州市货运个体经营者(驾驶员)调查 |
3.3.4 超限运输成因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国内治理车辆超限超载的先进经验 |
4.1 山西省太原市的治理经验 |
4.2 安徽省合肥市的治理经验 |
4.3 广东省茂名市的治理经验 |
4.4 国内其他城市治理车辆超限超载运输工作的启示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广州市货车超限超载运输治理的对策 |
5.1 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建立长效机制 |
5.2 统一执法标准,加强法律建设 |
5.3 严格实施“一超四罚”,提高司法震慑力 |
5.4 推进源头治理,提高治超效率 |
5.5 利用科技手段,完善道路监控网络 |
5.6 加强路面及区域联合执法,形成治理合力 |
5.7 强化队伍建设,健全监督制度 |
5.8 加强宣传教育,营造良好氛围 |
5.9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件 |
(8)近代汉口怡和洋行物业中建筑的空间解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绪论 |
1.1 选题的缘起和研究背景 |
1.1.1 选题的缘起 |
1.1.2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既往研究与文献综述 |
1.4 研究对象、方法与步骤 |
1.4.1 研究对象 |
1.4.2 研究方法 |
1.4.3 研究步骤 |
1.5 研究框架 |
2.英租界内的主要外国进出口洋行 |
2.1 英国进出口洋行 |
2.1.1 怡和洋行 |
2.1.2 太古洋行 |
2.1.3 景明洋行 |
2.1.4 宝顺洋行 |
2.1.5 亚细亚火油公司 |
2.1.6 卜内门洋行 |
2.1.7 保安洋行 |
2.2 日本进出口洋行 |
2.2.1 日信洋行 |
2.2.2 日清轮船公司 |
2.3 德国洋行 |
2.3.1 西门子洋行 |
2.4 本章小结 |
3.怡和洋行汉口分行的建筑物业 |
3.1 怡和洋行汉口分行的商业办公物业 |
3.1.1 怡和码头堆栈 |
3.1.2 怡和洋行办公楼 |
3.1.3 怡和桐油加工厂(怡和澄油厂) |
3.2 怡和洋行汉口分行的居住物业 |
3.2.1 珞珈山碑住宅区(怡和房子) |
3.2.2 怡和洋行高级职员住宅 |
3.2.3 三教街公寓——中共八七会址 |
3.2.4 怡和村 |
3.3 本章小结 |
4.怡和洋行商业物业的发展及其应用 |
4.1 汉口近现代仓储业综述 |
4.2 仓库堆栈现代技术的应用 |
4.2.1 仓库堆栈存储物品分类 |
4.2.2 仓库堆栈的场地设计方案解读 |
4.2.3 仓库堆栈中现代技术应用 |
4.3 怡和洋行码头与普通商会码头的形式对比 |
4.4 怡和洋行桐油加工厂的现代储油方法 |
4.4.1 传统的桐油储存和包装 |
4.4.2 怡和洋行桐油加工厂现代存储方式 |
4.5 本章小结 |
5.怡和洋行居住物业的建筑研究 |
5.1 怡和公寓——三教街公寓中共八七会址 |
5.2 珞珈碑路高级住宅区(怡和房子) |
5.3 怡和洋行高级职员住宅 |
5.4 与英国同类型相似的居住建筑对比 |
5.4.1 英国高级住宅的类型 |
5.4.2 英国高级住宅的布局 |
5.4.3 与英国同类型相似住宅建筑的对比 |
5.5 本章小结 |
6.怡和洋行物业与建筑对近代汉口城市形态的影响和关联程度 |
6.1 物业的时空分布情况 |
6.2 物业的时空分布特点 |
6.3 物业形态与近代汉口城市的关联 |
6.3.1 居住物业与建筑对汉口住宅形式的影响 |
6.3.2 商业物业形态对汉口城市形态的影响 |
6.4 本章小结 |
7.结语 |
8.参考文献 |
致谢 |
(9)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政策形成的国内外环境 |
第一节 对外贸易主权的丧失与洋行势力的垄断 |
一、增开商埠,中国对外贸易市场门户进一步洞开 |
二、片面最惠国待遇的进一步扩大 |
三、扩展租界、强占租借地,中国对外贸易再遭割裂 |
四、关税的支配、保管权的进一步丧失 |
五、洋行势力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垄断 |
第二节 中外贸易形势的新变化 |
一、对外贸易的环境条件进一步改善 |
二、“一战”期间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 |
第三节 晚清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经验和教训 |
一、晚清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时代性特征 |
二、晚清对外贸易政策与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关系 |
第四节 对外贸易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
一、晚清时期对外贸易思想逐渐形成 |
二、北洋时期对外贸易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
第二章 北洋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初步形成(1912-1926) |
第一节 制定一系列有利于外贸发展的法令法规 |
一、颁布有利于外贸发展的实业法令 |
二、颁布《商会法》和《商标法》,为对外贸易发展营造有利环境 |
第二节 拓展对外进出口的外贸政策初步确立 |
一、利用外资发展对外贸易 |
二、主动开放、增开商埠 |
三、鼓励进口替代,发展出口贸易 |
四、减免税厘,保护本国商品 |
五、举办国货展览会和积极参加外国博览会 |
六、初步构建交通运输物流网络 |
第三节 争取关税自主的基本格调逐步形成 |
一、根据实际情况,分门别类,依次征收 |
二、大大提高奢侈品和日用品的税率 |
三、向列强正式提出中国关税自主的原则 |
四、利用列强矛盾,加征临时附加税 |
第四节 北洋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特征与成效 |
一、北洋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特征 |
二、北洋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成效与局限性 |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对外贸易政策的初步发展(1927-1933)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的国内外贸易环境 |
一、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与对外贸易的艰难 |
二、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经济建设与对外贸易 |
三、对外贸易思想理论更趋成熟 |
第二节 保护主义贸易政策体系初步构建 |
一、限制外国商品倾销,积极推动出口贸易的发展 |
二、实行易货偿债贸易和出口贸易管制,加强对外贸易国家垄断 |
三、对进口商不履行条约的合理处置 |
四、充分利用外国资本技术,发展对外贸易 |
第三节 出口促进政策体系的初步形成 |
一、注重上海等港口的建设 |
二、正确处理外商的定货单 |
三、增强票据意识、科学开具出口发票 |
四、注重出口货物的包装 |
五、重视货物安全,推行海上保险 |
六、注重了解各国通关手续,努力发展对外贸易 |
七、严格按出口标准和程序发货 |
第四节 关税自主权的收回与关税自主政策的实施 |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对外贸易政策逐渐成熟(1933-1936) |
第一节 关税自主政策取得一定的成效 |
一、重构关税政策的新体系 |
二、关税政策的特征 |
三、关税政策的作用和影响 |
第二节 商检贸易政策体系大体搭建 |
一、商检贸易政策的具体措施 |
二、南京国民政府检验政策的得失 |
第三节 金融货币政策体系基本构建 |
一、力控金涨银落 |
二、废两改元的成功 |
三、1935年币制改革及其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
四、建立健全现代银行制度 |
五、注重出口商与银行的关系 |
第四节 海关缉私政策体系的初步确立 |
第五节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对外贸易政策的成熟性 |
一、收回关税自主权是独立自主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前提和基础 |
二、健全了对外贸易管理机构,确立了较为完善的组织领导体系 |
三、对外贸易商品宣传、商品展示体系逐步构建 |
四、对外贸易政策体系逐渐完善 |
五、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对外贸易政策的成效与局限性 |
第五章 抗日战争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艰难与困境(1937-1945) |
第一节 抗战初期对外贸易政策的国内外环境 |
一、突破封锁、寻求对外通商成为时代的主流 |
二、民生主义对外贸易思想的发展与成熟 |
第二节 对外贸易政策纳入抗战的轨道 |
一、外汇及商品管制政策的强化 |
二、加强以抗战为目标的铁路物流运输建设 |
三、海关缉私政策遭到破坏后有所完善 |
四、战时对外贸易统制政策逐渐形成 |
第三节 抗战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特征 |
一、变被动为主动,独立自主性增强,半殖民地色彩弱化 |
二、抗战时期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性空前加强 |
三、太平洋战争对抗战时期对外贸易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 |
第四节 抗战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作用与影响 |
一、抗战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作用 |
二、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对外贸易政策产生的弊端 |
第六章 南京国民政府后期对外贸易政策逐渐衰落(1945-1949)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后期对外贸易的国内外环境 |
一、战后美国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 |
二、国家垄断资本空前膨胀及国民经济逐渐崩溃 |
三、战前正常的对外贸易关系逐渐恢复 |
第二节 战后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 |
一、战后对外贸易管理机构的调整 |
二、构建了以限额进出口为目标的对外贸易政策体系 |
第三节 消极因素逐渐增强的对外贸易政策 |
一、贸易管制政策空前加强 |
二、金融币制政策的崩溃 |
三、海关缉私政策的恢复与终结 |
第四节 战后对外贸易畸形发展与对外贸易政策的反思 |
一、中国对外贸易的畸形发展 |
二、战后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反思 |
第七章 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启示与借鉴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经验和教训 |
一、要始终扞卫国家的主权 |
二、总体外贸易发展目标要非常明确 |
三、正确认识并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对外贸易政策 |
四、要重视对外贸易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 |
五、要以大无畏的勇气迎接世界经济的挑战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启示和借鉴 |
一、要正确处理对外贸易的入超问题 |
二、要注重汇率与对外贸易的关系 |
三、要注重对外贸易人才的培养 |
四、积极发展现代交通运输物流,促进国际贸易顺利开展 |
五、要积极发展特色农产品的输出 |
六、要加强港口建设、注重海上运输 |
七、要特别注重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关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10)中国农户:功能变迁与政府介入 ——以龙村8户调查为基点(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费孝通命题” |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困惑 |
三、研究视角及其价值 |
四、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五、研究方法与田野工作 |
六、几点说明 |
第一章 村庄概述与农户背景 |
一、赣闽粤边区与村庄地理 |
二、宗族源流与聚落形成 |
三、村政变迁与村庄经济 |
四、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变异 |
五、8个农户家庭的观察 |
第二章 生育变迁与政府介入 |
一、传统家庭生育形态 |
二、计划生育:政府介入与农户抵制 |
三、“生男偏好”:农户抵制的动因分析 |
四、选择性更替:生育观念的变迁及其机制 |
五、生育质量:农户需求与能力的倒挂 |
六、生育质量的政府保障 |
七、生育:从自发到保障 |
第三章 生产弱化与政策扶持 |
一、实践中的家庭生产方式 |
二、家庭生产:国家介入及其后果 |
三、家庭生产:打工经济的冲击与重塑 |
四、生产弱化的效应分析(一):规模经营的张力 |
五、生产弱化的效应分析(二):社会化及其风险 |
六、生产弱化中的政府扶持 |
七、生产:从自主到扶持 |
第四章 消费扩张与公共保障 |
一、被生产束缚的消费 |
二、消费国家化与糊口经济的延续 |
三、乡村经济的勃兴与消费的扩张 |
四、消费扩张中的公共性依赖 |
五、消费的货币化与压力感 |
六、消费安全观的出现 |
七、基于生活消费的政府保障 |
八、消费:从自足到补足 |
第五章 养老困境与赡养的国家化 |
一、家庭赡养的社会基础 |
二、家庭赡养的弱化:基于老人生活的维度 |
三、家庭赡养的弱化:倒逼式养老的产生 |
四、赡养困境(一):公开的理由 |
五、赡养困境(二):隐秘的机制 |
六、破解困境:父母们的防老策略 |
七、赡养责任的国家化:价值与限度 |
八、赡养:从家庭到国家 |
第六章 家庭教育的式微与国民教育的兴起 |
一、家庭教育弱化(一):双系结构的松弛 |
二、家庭教育弱化(二):内在价值的消解 |
三、家庭教育弱化(三):家长心态的转换 |
四、家庭教育弱化(四):代际隔阂的冲击 |
五、文化反哺:逆向家庭教育的凸现 |
六、公共教育需求与国民教育的兴起 |
七、教育:从家庭到学校 |
第七章 理论回应与模式建构 |
一、回应“费孝通命题” |
二、政府介入:从强制到适应 |
三、适应性介入:模式建构与理论启示 |
四、适应性介入:实践困境与约束条件 |
五、强制与适应:解释政府行为的两个面向 |
参考文献 |
附录A 攻读博士期问发表论文目录 |
附录B 农民萧文枫的百年家史 |
附录C 四户农家2011年家庭收支明细汇编 |
致谢 |
四、粤、闽两省散装水泥快速发展的启示(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D]. 周辰. 苏州大学, 2020(06)
- [2]中国沿海港口群经济发展研究[D]. 宋长利. 辽宁大学, 2019(11)
- [3]民国晚期绍兴地区国税征管体制研究(1945-1949)[D]. 刘伟彦. 厦门大学, 2019
- [4]利益集团与中国近代裁厘问题研究[D]. 孙宁遥. 辽宁大学, 2018(05)
- [5]近代三水与江门口岸地位关系演变及其原因分析[D]. 周伟峰. 暨南大学, 2018(01)
- [6]民国中期公共交通工具及设施设计研究[D]. 邱珂. 南京艺术学院, 2017(06)
- [7]广州市货车超限超载运输治理问题研究[D]. 李建林. 华南理工大学, 2017(08)
- [8]近代汉口怡和洋行物业中建筑的空间解析[D]. 周缨子. 华中科技大学, 2017(04)
- [9]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研究[D]. 罗红希. 湖南师范大学, 2014(09)
- [10]中国农户:功能变迁与政府介入 ——以龙村8户调查为基点[D]. 黄振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