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干活领钱有规可依（论文文献综述）
张光红[1]（2017）在《嵌入地方社会中的“物” ——以滇东北雄村天麻为例》文中认为如何在平凡处着眼进而揭示出背后的不平凡是人类学研究的一大主题。人类学视域下,以物作为研究对象其成果丰富,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有大量研究,主要包括:把物作为社会进步的标识;以物作为分类原则;探知物的整体性形貌;探讨物的交换价值和流动;物的符号表述和象征隐喻。作为物的天麻在生物学、医药学、经济学等领域研究由来已久,而将其纳入人类学领域探究至目前为止仍属空白,这对把天麻视为最重要的物的雄村社会,不得不说乃是一大遗憾。本文以滇东北彝良县雄村为研究对象,运用田野调查的方式收集资料,考察天麻的社会历史、生命传记和文化隐喻,以天麻为切入点进而加强对地方群体和社会运行机制的探究,并描述天麻在村落社会中的作用。通过对社会主体于具体生境下利用文化与天麻形成的耦合的探究,进一步揭示社会主体以物而建构的地方性文化和社会结构。文章包含了导论、论文主体和结论三个部分。导论主要包括人类学“物”的研究范式、天麻的研究现状、渊源和该文的研究方式。主体部分围绕以下内容展开:首先,探究天麻于特定环境中被持有主体所赋予的象征隐喻;其次,探讨天麻于村民社会中对持有主体生活的影响和安排;第三,通过对天麻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记述,考察人们是如何用天麻慨念化了自我与他人;第四,讨论嵌入地方社会中的天麻对当地社会矛盾的消弭和天麻持有主体社会的整合。结语部分,归纳前人不足,总结文章研究状况,指明未来研究方向。对前人研究进行探究,阐述本文的思考,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孙敬良[2]（2016）在《经纪选择：“城中村”拆迁过程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研究 ——对豫中前河村拆迁的政治社会学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认为当前我国拆迁与农村治理的研究中存在着视野上的缺陷：或宏观地讨论土地制度而忽视了丰富多样的地方实践,或存在“农民维权”或“抗争政治”的价值预设,过多地关注农民抗争、越轨和政府暴力执法、对个体妥协的一面,研究模型大多基于“国家——基层”、“政府——农民”等视角上。因此,文章把嵌入到国家、农村中间层中的多层次代理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对拆迁过程复杂往复的博弈过程进行多层次的解构。论文发现,在区政府接受拆迁任务后,区政府-乡镇-行政村等各主体间,经过了一系列的“委托-代理”式的任务分解、责任下放、运动式动员和利益激励,最终形成了各种制度和专门的拆迁机构。强制性权力、操纵性权力并不适用,功利性权力和人格型权力成为影响拆迁户的关键。区政府和拆迁指挥部的多种制度保障和权力架构,并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最终不得不回归到街道办和村社区层面上来解决问题。这既是缓和指挥部与乡村权力结构张力的无奈之举,也是推动拆迁工作的现实选择。其实质就是国家以强大的行政权力为依托,介入乡土社会私人的人际关系网,利用乡土社会的人情、关系、习俗等一系列的非正式的规则制度来达成预设目标。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在这种国家公共权力嵌入的环境中,基层村组干部和村庄精英和国家正式权力形成契合,传统乡土的社会规则被重新形塑为一种崭新的却有行之有效的“拆迁治理术”,也由此形塑了乡村动员机制和“经营”机制,为经纪选择的形成提供了权力空间和制度空间。拆迁具体落实,拆迁各主体需要经进行复杂多重的博弈过程。其中村干部具有双重角色,他们既是拆迁进村领路人,也是拆迁利益的相关者,村组干部对政府拆迁任务的代理与利益激励与村民对村组干部的授权和信任形成冲突,开发商则强化了村组干部的经纪动力。拆迁利益对拆迁秩序既有强化的一面也有消解的一面：它能够促成家户之间的“抱团取暖”和“共进退”,也能被村组干部以利益交换而“各个击破”,甚至能够俘获传统门户精英。这种博弈关系,甚至影响到村庄政治的选举,激活村庄内部的派性关系和民主竞争制度。行政村干部和村组组长征地拆迁通过吸纳小组组长、宗族精英等主体,并嵌套在传统“熟人社会”结构中进行推进；政府-农户的条线逻辑被政府-乡镇、乡镇-村组、宗族农户等经纪制度扩展、过渡和链接,征地拆迁的博弈发生在经纪结构内而不是农户和政府之间的直接对话；官僚体制的升迁机制、经纪主体的赢利动力、宗族共同体的保护机制等动力机制,最终形塑了征地拆迁过程中的经纪选择,并影响征地拆迁各主体的博弈结果。各主体围绕拆迁利益而进行的种种策略选择,勾勒出“拆迁经纪选择”的全景。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用新的研究视角提出了“经纪选择”的解释性概念。经纪选择是在面临重大利益变革时,农民与利益相关各主体的博弈呈现出的关系模式、结构和状态。在官方宣传话语中,“和谐拆迁”成为拆迁工作的符号,这种春秋笔法遮蔽了拆迁政治的基层实践逻辑。文章认为,拆迁权力结构的权力等级差和信息差,是拆迁秩序形成的基础条件,政府主体在拆迁利益上的自由裁量权就是利益的“经纪空间”；经纪选择是一种非常状态而非日常状态,经纪的基础是“有利可图”可经纪,只有面临征地拆迁、矿山林木等集体资产变卖和变更时才经纪关系和经纪选择才会显化；在经纪人的选择上,利益、风险和成本是最重要的变量,血缘与地缘关系、社会资本与政治资本的大小是一种序列性的选择,但在“血缘”原则与“利益”原则冲突时,利益成为拆迁户选择的优先序列。最后,文章指出在此次研究上仍存在不足之处,例如受钉子户问题回应的不够。经纪选择是根植于当地的传统价值、社会网络和权力结构中去的,而单个的钉子户治理确实如一些研究中指出的,体现的是国家与农民的对抗性矛盾,体现的是钉子户单个的、孤立的特殊性的逻辑。在钉子户的解释上,由于篇幅所限和调研难度的限制,并没有展开讨论,但用经纪选择的视角去研究钉子户,这将是经纪选择解释框架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也是钉子户研究的另一种视角,这是需要完善的地方。
田建宏[3]（2014）在《小律师办案记》文中提出引子我是个律师。工作中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把自己办理过的案件记录下来。随着"律龄"的增长,我对这种记录兴趣越来越大。我为好人伸张正义,也为坏人辩护开脱,每个案件都是一个精彩的故事。有人说法庭是个舞台,每天上演着人间的悲喜剧,只是角色固定,演员也就是那几个人:法官、律师、原告、被告,而故事也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我常常在工作之余,翻阅我的《记录簿》,那时我的感觉是:生活比虚构离奇。比如,我在电脑上敲下这几行文字之前,
潘曦[4]（2014）在《纳西族乡土建筑建造范式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是在大量实地调研和访谈的基础上，对纳西族乡土建筑历史地理和建造过程的研究。文章无意构建庞大的理论框架，也不企图得到关于建筑的普遍真理，而是希望通过阐释与深描，记录纳西族乡土建筑的多样性面貌，以及当地乡土建造活动的图景，继而在连续的历史视野下认识一方乡土建筑的演变与发展。文章主体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通过一系列典型村落的调查与文献分析，梳理了代表纳西族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乡土建筑类型，总结它们的建造技术与核心空间的特点和演变关系。已有的纳西族乡土建筑研究多集中于丽江古城和泸沽湖地区，而这部分内容着眼于整个纳西族地区，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勾勒出了纳西族乡土建筑的整体图景。第二部分是对一个典型的纳西族村落——南高寨村的乡土建造活动的调查。通过与当地工匠共同生活、劳作的参与式观察，本文记录了当地建造活动中的技术范式、人际范式与精神范式。其中技术范式即人和物的关系，包括建造的筹划、备料、施工及匠作特点；人际范式即人和人的关系，包括建造中工匠与工匠、工匠与户主、户主与乡邻间的互动，以及集体和国家制度对乡土建造的影响；精神范式即人与超自然力量的关系，包括建造中的仪式、禁忌，以及习俗与建筑的交互。建筑学对乡土建筑的研究多从静态的视角出发，研究“成品”建筑的物质实体与空间；社会学、人类学对乡土社会的研究则多关注非物质部分，难以深入技术过程。该部分内容创新性地以动态的视角，从建造过程切入，把乡土建筑作为行为的产物来研究，把建造过程中的匠作技艺、人际互动、社会约束和习俗禁忌结合起来，更全面地阐释了乡土建筑的生成机制。通过对纳西族乡土建筑的历史地理梳理、建造过程观察，分析纳西族乡土建筑建造范式在当下的变化，本文对建造传统提出了动态的、连续的历史观。纳西族乡土建筑虽然正在技术、市场、国家等因素的影响下发生变化，但只要由地缘人情维系的乡土建造共同体仍然存在，这里的建造传统就会在连续的历史过程中发展，逐渐形成新的建造范式。维护建筑与居住其中的人的紧密联系，维护乡土建造共同体及其自主选择权，才能维持建筑传统的连续性；而多样性的建造传统才能造就乡土建筑的多样性。
冯剑[5]（2012）在《近代天津民间借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学界较少关注的近代天津城市民间借贷为研究对象，利用天津地方档案以及报纸、文献资料等第一手资料，对近代天津民间借贷进行了较为具体的研究。在研究中利用了经济学和社会学中有关信任、博弈、交易成本等理论工具，力图对近代天津民间借贷在近代的发展脉络以及其与近代天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进行描述。通过研究表明，近代天津民间借贷的借贷者和借贷资金广泛地分布于天津各个阶级和阶层，民间借贷对民生和工商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近代天津，民间借贷风险加大，社会信任度不高，欠债、避债以及因为民间债务导致的暴力和欺诈现象严重。近代天津高利贷现象盛行，而且社会危害逐渐加大，除了风险高和民间资金供求不平衡以及物价和市场变化的因素外，政府行为对此也有影响。近代天津的民间借贷个人日见信用缺失，保证信用应用广泛，抵押信用也日益流行。传统的民间消费和商业借贷组织和机构如合会、典当、银钱业依然在民间借贷中占有重要地位，但都出现了变迁、危机和衰落，面临着内部与外部的信任危机。典权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融资习俗，为民国法律所认可，也受到市场变化的影响。新式银行、合作社等成为民间借贷的新机构，民国时期的天津银行不仅对民间工商业借贷，一些银行也对民间消费借贷较为关注。但是，银行借贷手续繁琐，许多做法与民间习俗不相适应，银行对民间借贷也采取谨慎态度，对民间借贷的作用有限。近代天津政府对民间借贷非常关注，除了采取禁止高利贷、限制当息、立法规范民间借贷等干预措施外，政府也成立银行号规范并直接介入民间借贷。在天津出现自然灾害和市场危机的情况之下，政府还以借贷形式对民间民生和商业进行救助。但是,民间社会与政府并没有建立互相信任关系。近代天津民间借贷依然处在较为困难的形势之下。
刘燕舞[6]（2012）在《中国农民自杀问题研究（1980-2009） ——社会互构论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在社会互构论的视角下，结合中西传统的自杀观，提出“结构与行动的互构化”这一理论框架，来理解中国农民自杀的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在方法论上，本研究选取了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两者相结合的综合性进路，而在具体的操作化过程中，本研究采取了建立于地域社会基础上的类型比较再到区域比较的办法。本研究根据血缘联结度与规则维控度的强弱区分了三种主要的社会类型，即团结型社会、分裂型社会和分散型社会，以及根据既有学术资源的共识区分出三种主要的区域类型，即分别对应于社会类型基础上的南方区域、北方区域和中部区域。根据自杀行动者的目的意图，本研究划分了四种自杀行动的理想类型，即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报复型自杀与绝望型自杀，以及建立于这四种理想类型基础上的十二种自杀行动的经验类型，即逃避性利己型自杀、脱苦性利己型自杀、出气性利己型自杀、殉节性利他型自杀、担责性利他型自杀、减负性利他型自杀、惩罚性报复型自杀、威胁性报复型自杀、辩诬性报复型自杀、价值性绝望型自杀、情感性绝望型自杀与生存性绝望型自杀。本研究认为中国农村的自杀现象存在类型化与区域化的特征：南方区域团结型社会的青年自杀尤其是青年女性自杀比较突出，北方区域分裂型社会中年人自杀相对较为突出，而中部区域分散型社会则老年人自杀比较突出；从自杀行动的理想类型及其经验类型来说，南方区域团结型社会的报复型自杀特别突出，利他型自杀相对较为突出，惩罚性报复型自杀、威胁性报复型自杀是南方区域团结型社会自杀中最主要的经验类型。在北方区域分裂型社会中，自杀理想类型及其经验类型的分布相对较为离散，相比较而言，逃避性利己型自杀比较突出，此外，老年人的价值性绝望型自杀与生存性绝望型自杀亦有较为显着的分布。而在中部区域分散型社会，利己型自杀与绝望型自杀最突出，其中，脱苦性利己型自杀与生存性绝望型自杀是表现得十分突出的两种自杀经验类型；从时间上来说，南方区域团结型社会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时，青年女性自杀比较突出，2000年以后，随着血缘联结度与规则维控度的松动，青年女性自杀率显着下降，老年人自杀率有上升趋势的可能。北方区域分裂型社会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时，青年人的自杀比较突出，由于结构松动比之南方区域团结型社会更快一些，老年人自杀在北方区域分裂型社会也较南方区域团结型社会更早进入严重状况，中年人的自杀则一直相对较为稳定。中部区域分散型社会在1980年代时，青年自杀相对突出，进入1990年代以后，老年人自杀呈失控态势持续上升。总体来说，三大区域中三大社会类型的自杀现象均表现出，青年人自杀率逐渐显着下降，而老年人自杀率均在逐渐上升。从自杀类型的变动来说，南方区域团结型社会的报复型自杀随着青年人自杀率的下降而降低，利他型自杀亦逐渐减少，而利己型自杀与绝望型自杀则在增多。北方区域分裂型社会的自杀类型有从离散的态势向利己型自杀和绝望型自杀相对集中的趋势发展，中部区域分散型社会的情况则表明，绝望型自杀一直在上升，利己型自杀尽管在减少但仍占有不小的比例。在讨论和叙述中国农民自杀现象的类型化特征时，在血缘联结度与规则维控度两个较为宏观的变量的观照下，本研究主要从相对中观的层次从民间法的角度讨论了团结型社会青年妇女报复型自杀的生产机制；从“奔头”而非“过日子”的角度讨论了分裂型社会自杀分布的离散特征；从代际关系、孝道、市场与宏观制度等的变动讨论了分散型社会老年人大规模自杀的生成机制。通过类型比较再到区域比较的论证过程，本研究认为中国农村的自杀现象具有巨大的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而农民自杀的时空差异也即农民自杀现象的类型化与区域化实际上是社会互构的产物，社会互构的过程表现在宏观层面的国家与社会的互构化、市场与社会的互构化以及微观层面的具体社会乃至区域内部的行动与结构的互构化，这些互构主体的互构化是型塑农民自杀现象类型化与区域化的内在机制。
宋立军[7]（2010）在《超越高墙的秩序 ——记录监狱生活的民族志》文中提出在神秘的面纱笼罩下,中国监狱秩序是何形态?许多“大墙”文学艺术作品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答案。虽说不能否认它们的价值,但是我们却不能以此种方式来理解监狱秩序。对于监狱秩序问题的研究,以往大多数学者多持上层建筑政治意识形态视角,却少兼从监狱职员与服刑者情境互动角度考察。本文作者曾在监狱工作九年余,为完成本研究又在狱中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人类学田野调查,采用参与观察及深度访谈等方法,搜集大量一手资料。本研究将主位与客位相结合,侧重倾听当事人（监狱职员及服刑者）的声音,因为他们的观点或许能印证或证伪人们对监狱秩序的某些“刻板印象”。研究的主要内容：1.监狱简况。介绍劳改队、监狱、看守所与劳教所的区别；介绍监狱的定义、特性、特征,介绍公众视角下的监狱形象；介绍中国监狱的沿革、监狱运行系统等。2.监狱秩序的主体——监狱职员和服刑者。通过对监狱职员称呼、来源、职责任务、职业危险性、工作辛苦程度、社会地位等方面进行介绍,使读者对监狱职员群体有一个整体的认识；通过对服刑者称呼、构成及生存之难等方面的介绍,使读者初步了解服刑者群体的概况。3.秩序的阶序性权威。就监狱职员层面讲,“上边”与“下边”、“官”与“民”的区分观念,为权威的树立与巩固提供了观念基础；就服刑者层面讲,阶序性权威也十分显明；就监狱职员与服刑者间关系层面讲,一方面在观念上强调“警囚界限”,另一方面亦配合相当的技术,以保证权威不被动摇。4.秩序的空间规则。主要包括监狱空间物态形式、空间安排、空间感受、空间超越等项内容。5.秩序的时间规则。主要描写服刑者一日生活、一周行事规律,每月特殊日期、每年佳节、监禁生涯节点等,以此来反映由时间规则所建构的秩序。6.秩序的成文规则及分。该部分简要介绍了监狱成文规则的情况,重点介绍考核“分”的功能。7.日常交往秩序中的活规则。该部分主要介绍了服刑者的自我保护,服刑者间的互惠交换,服刑者间的交往技巧,服刑者与职员间的交往策略,服刑者作为弱者如何抗争,监狱职员作为强者如何变得温柔。我们会从中发现,“活法”乃生活的智慧之源。8.省思秩序。主要探讨三个问题：（1）如何超越高墙来理解监狱秩序问题?（2）为何要对“有序即秩序”的常识进行批判?（3）如何考察秩序?本研究的主要观点：监狱同任何社会一样,都必须有一套良性运作的秩序体系。这套秩序体系必须由上层建筑政治意识形态与各种秩序主体的情境互动共同来维持。因而,在考察监狱秩序时不可偏执于一端。本研究还认为,反思“有序即秩序”的常识将有利于认识监狱秩序的本质。本研究还表明,规则、人性与人情是传统乡土文化秩序的根基,监狱秩序也不例外。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内容上,重新将监狱纳入社会/人类学的研究范畴,扩大了秩序研究的领域；在方法论上,本研究将主位（Emic）与客位（Etic）研究相结合,弥补了以往诸多相关研究的不足；在成果撰写上,采用民族志书写方式,在国内监狱研究中尚不多见。
李兰[8]（2006）在《以赌为生》文中研究表明1秦栖凤要出狱了,她就要重获自由了,可此时此刻她一点也不欣喜若狂,恰恰相反,她的情绪无比的低沉和暗淡,这低沉和暗淡里包含了对前途的迷茫和担忧以及对未来的无可把握,她不知道出去了该做什么,怎么活下去,具体到今天晚上在哪儿睡,明天的早饭从哪里来,一想
王小龙[9]（2005）在《扬州清曲音乐稳态特征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属于中国传统音乐形态学研究领域。旨在解决中国传统音乐“稳态特征”“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以“扬州清曲”为个案作为解决这一疑惑的先导。医此,首先从形态分析的角度,弄清扬州清曲音乐稳态特征的内涵,即音乐形态中不变（稳定）的质素;进而,探究这些稳定质素形成的主客观原因。 论文第一、二两章以扬州清曲的两个主体曲牌[满江红]和[南调]为分析对象,采用谱例比较、范式描写、抽样统计等定量与定性的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这两个曲牌的结构内部特征和不同场合下的应用状况作了详细深入的考察,结果发现: 1.这两个曲牌的结构内部,是由许多层次不等的重复材料“常备片语”构成的,比如,[满江红]的结构材料:动机层面（尾腔）、乐汇层面、乐句层面（间奏）直至乐段层面（第二段、第三段）都有这样的“常备片语”被屡次重复使用。成为[满江红]的主要构成材料。[南调]的情况也与此类似。笔者称之为“材料稳态”。 2.两个曲牌在不同的运用场合下,所呈现出的不是随不同的场合作结构上的调整,而是保持结构的稳固不变。比如[满江红]保持着其三段131小节以及每个乐句的固定长度不变,其调式调性、衬字乐句、器乐间奏与开始句、结束尾腔都在相同的位置保持不变。[南调]除了具有[满江红]保持结构长度规模以及调式调性等特征不变之外,它的旋律进行在各种不同场合也近乎一致。笔者称结构稳定的情形为“结构稳态”,称旋律近似的情形为“旋律稳态”。 3.因为这两个曲牌有上述稳态特征表现,特别是根据其“结构稳态”“旋律稳态”特征,可以推知其历史遗存的稳定性,因此,文章由此出发,分别考察了两个曲牌的“近亲”和“远亲”,在其间找到了一些音乐形态上的共同不变的因素,并进而认为这些共同因素是同名明清俗曲的历史音乐形态。 论文第三章从口传文化独特的传承方式考察中,追寻了扬州清曲这些稳态特征的形成缘由,认为“材料稳态”是由口传文化的一般特性决定的:而“结构稳态”则是由扬州清曲传承中独特的规约性机制,即以“曲会”等作为扬州清曲严格规范的传承方式、以及传承中对“板眼”、“摆字”等艺术要素的严格强调等因素造成的。论文进而认为这也许就是中国传统音乐“高文化特点”的体现之一。由此,使得“曲调考证”这一命题成为可能。
鲍明[10]（2004）在《满族文化模式 ——满族社会组织和观念体系研究》文中指出文化模式是一个民族的社会观念体系，是民族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满族文化模式是一种复杂的社会观念体系，研究属于满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传统的文化模式研究范式主要是与原始民族文化模式相适应的。满族是一个不同于原始民族的复杂民族，研究其文化模式，必须改进和发展传统的文化模式研究范式。只有将传统的社区观察法、个人访谈法、文化比较法、历史文献研究法、思想史研究方法相结合，才能从宏观上全面地阐述满族文化模式，把满族的思维方式、行为心理、价值观念和思想理论融为一个整体。 《满族文化模式》（manju uksura i （?）u wen i muru）共分八章，其中包含的主要观点如下： 满族家庭的住宅结构、房间配置和环境的特点，对满族人的行为方式、心理意识、价值观念有很大影响，在这样的环境中，满族形成了重视群体的意识、内外有别意识、卫生意识、社会开放心理、公共监督意识、包容与吸纳心理。满族家庭属于父系制家庭，在对家庭成员的资格认同上，主要强调血缘的共同性，但也不排除共同生活的“场”，在父母在世时，嫁出去的女儿的家庭成员身份没有完全丧失。在满族家庭中，妻子常常居于主导地位，父母重长更重少，重男不轻女，儿子或儿媳也会成为父子联合家庭里的一家之长。满族尊敬老人，注重孝道，但父母之爱并非对子女全程服务，子女孝行与父母之爱相挂钩。清代满族人将忠孝结合，忠高于孝，守法爱民即为孝，愚孝不为孝。儿子成家即分出单过，谁养老谁继承遗产。满族人通过婚嫁的方式解决青春期问题，满族的政府积极帮助国人成家立业，宣布婚姻自由原则。满族注重保护孕妇和婴儿，对幼儿养育有强制束缚的一面。他们认为儿童不同于成人，有待于成熟，到了该管教的年龄才可管教。满族教养儿童注重德育；强调亲属集团的重要性，但也鼓励孩子静处和自我控制；依据儿童的不同性格来教管儿童；采取“习得式”和“参与式”来实现儿童的社会化。满族创世神话对人类起源的看法，不回避性，但采取了隐喻的形式表达生育，对性的表达比较含蓄。满族妇女有严重的性嫉妒心理。满族把性限制在婚姻和夜晚之内，性行为不应影响工作，夫妻行为不能妨碍别人的行动和观瞻。 满族的家族制度以宗亲为中心，注重姻亲，具有一定的双系制亲属制度的特点，并对东北社会民间“亲族”制度产生重大影响。满族的父系家族亲属称谓有七个亲等（jalan），对母系亲属的称谓有五个亲等，直系与旁系亲属称谓有明显的区别，无错位现象，没有抢婚和赘婿婚俗的痕迹，但姑舅亲、两姨亲称谓区分不严。史禄国（S.M.Shirokogoroff）在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anchus——A Study of the Manchu Clan Organization中记录的许多满族亲属称谓是间接称谓，不是直接称谓。满族的宗族成员的身份是明确的，但又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并非漫无边际。满族同宗个体家庭之间是平等的，宗族组织不发达，功能不全，人们主要祭拜近祖，因此宗族的凝聚性和团结心不强，关注组织生活超过缔结宗族集团，易于入乡随俗，牺牲本族文化。 女真-满族历史上最有影响的非亲属组织，是金代的猛安谋克、清代的八旗组织，对女真-满族人的行为和心理意识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成为满族缔结社会团体的重要文化心理基础。女真-满族人缔结“猛安谋克”及“八旗牛录”遵循“亲属-邻里-契约-命令”原则，这种非亲属组织能融亲属集团与非亲属集团于一体。在发展社会经济过程中，满族人应充分利用传统的组织文化资源。 满族的民族认同意识体现为对满族的历史、传说、神话、民族始祖、民族习俗、八旗历史、民族象征、民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认同上。这种认同意识是有层次性的，有人认同满洲，有人认同旗人，有人认同女真。在乾隆皇帝整顿旗务以后，将旗人等同于满洲人的新的满洲观开始形成。讲北京话、东北话成为满族新的民族特征。满族人心直口快，性情刚烈，具有组织本位意识、级别意识和注重功绩的意识，重名声和面子，有尚武精神，喜好引进外族文化，长于民族联合和统一战线。在长期政治实践中，形成了大国意识和大中国观。 女真人的生计方式从渔猎转向农耕以后，吸收的碳水化合物增加了，但食物中脂肪、动物性蛋白质减少了。女真一满族人的食物观和政府的政策影响了女真-满族人摄入的动物脂肪和蛋白质的数量。通过引进和学习，他们发展了农业和生产技术，完善了纺织业和铁业:他们有官营企业和商业的传统，清末恢复了经济自由的原则。在工作和劳动观上，女真一满族人重视农业生产，但仍喜欢渔猎活动。明代女真人重视贸易，积极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发展直接和间接的国际贸易。满族社会中以行商为主，以自由贸易为主要交易原则。清政府限制和取消满族行商和禁止满族经商，是造成八旗生计困难的重要原因。 满族关于教育目的、课程、教学、教育管理的思想比较丰富，认为对教育的需要性是人性之一，并据此提出自己的教育思想，制定国家教育政策，以推动满族社会成员和大清国民的发展。他们认为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工具、生活工具、社会化教育工具、塑造国家主人的工具。?
二、干活领钱有规可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干活领钱有规可依（论文提纲范文）
（1）嵌入地方社会中的“物” ——以滇东北雄村天麻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回顾 |
| （一）人类学视域下“物”的研究范式 |
| （二）天麻来源及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方法、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第一章 田野点概况 |
| 第一节 地理基础 |
| （一）位置与地势 |
| （二）气候与土壤 |
| （三）交通与运输 |
| 第二节 生物状况 |
| （一）人口现状 |
| （二）职业状况 |
| （三）乡村人口移动 |
| 第三节 天麻：雄村最主要经济作物的种植方式 |
| （一）天麻的传统种植方式 |
| （二）引进的天麻种植技术 |
| 第二章 天麻的象征隐喻 |
| 第一节 作为权力的天麻 |
| 第二节 作为财富的天麻 |
| 第三章 自我与他者叙述中的天麻 |
| 第一节 天麻的颜色分类 |
| （一）白色与生命 |
| （二）红色与好运 |
| （三）青色与不幸 |
| 第二节 作为自我的本地麻和作为他者的外地麻 |
| （一）当地人眼中的天麻 |
| （二）本地天麻与外地天麻：本地人与外地人 |
| 第四章 社会生活中的天麻对村民的安排 |
| 第一节 生计方式的调适 |
| （一）雄村传统生计模式 |
| （二）具体生境下乡村生计方式的转变 |
| 第二节 嫁娶的选定 |
| （一）嫁娶时间的选择 |
| （二）嫁娶对象的流变 |
| 第三节 基层集市的调适 |
| （一）初期基层市场——“小市”与“走买”的出现 |
| （二）集期的选择 |
| 第五章 天麻于乡村社会中的整合性 |
| 第一节 作为神圣的物 |
| （一）祭祖之物 |
| （二）祭神之物 |
| 第二节 基于具体生境下而形成的地方性社会规范 |
| （一）天麻与小偷 |
| （二）地方性社会规范的形成及治理功能 |
| 第三节 天麻种植过程中换工习俗对社会的整合 |
| （一）减少经济支出促使家庭结构完整 |
| （二）加强村民联系、缓减社会矛盾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2）经纪选择：“城中村”拆迁过程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研究 ——对豫中前河村拆迁的政治社会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意义和价值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拆迁制度、行为及拆迁治理的研究 |
| 1.3.2 关于家户制与经纪选择的研究 |
| 1.4 研究方法与行文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行文内容 |
| 二、对象与背景：前河村和它的六次拆迁 |
| 2.1 许昌市的城市化进程 |
| 2.1.1 许昌市的农业和工业发展 |
| 2.1.2 许昌市城市化进程的三个阶段 |
| 2.1.3 许昌市城市化进程的特征 |
| 2.2 处在拆迁第一线的前河村 |
| 2.2.1 东城区、临川办事处的“拆迁行政” |
| 2.2.2 前河村拆迁治理的社会基础 |
| 2.2.3 前河村的6次拆迁 |
| 三、执行与经营：政府在征地拆迁过程中的斡旋 |
| 3.1 “迎接”拆迁：作为执行主体的基层政府 |
| 3.1.1 拆迁的一般过程 |
| 3.1.2 拆迁的组织架构：拆迁指挥部的构成与性质 |
| 3.1.3 拆迁任务分包制：拆迁工作的“名实分离” |
| 3.2 动员与“经营”拆迁 |
| 3.2.1 拆迁过程中的动员机制与动员技术 |
| 3.2.2 拆迁动员机制的有效性和合法性 |
| 3.2.3 “乡村拆迁经纪”：拆迁动员机制的后果 |
| 四、落实与选择：拆迁过程中的经纪策略与意外后果 |
| 4.1 “拆迁进村”与“进村领路人”的村组干部 |
| 4.1.1 “村组干部”的动员会 |
| 4.1.2 “网格化”与村组干部的“包户” |
| 4.2 村组干部的赢利行为与保护行为 |
| 4.2.1 村组干部的“私人营利”与“经纪赢利” |
| 4.2.2 开发商对村组干部“赢利”冲动的强化 |
| 4.2.3 “保护”与“赢利”的冲突：一组组长与村两委的斗争 |
| 4.3 拆迁户的“抱团取暖”与村组干部的“各个击破” |
| 4.3.1 家户联合与家户经纪逻辑：“家里要有个能说话的” |
| 4.3.2 强化家户与利益联合：村组干部家族“带头拆”与其他家族的“共进退” |
| 4.3.3 消解家户与兄弟反目：“我私下多给你五万,你先拆,但是你要保密” |
| 4.3.4 俘获“村庄精英”：“谈成一家,给你一万” |
| 4.4 经纪选择的后续影响：激烈的村庄选举政治 |
| 五、构建与维系：经纪选择的解释框架 |
| 5.1 权力等级落差：经纪选择的权力结构 |
| 5.2 重大利益驱动：经纪选择的动力机制 |
| 5.3 从“血缘”到“分成”：“经纪人”的选择序列 |
| 5.4 经纪选择的非公共性 |
| 六、总结与讨论 |
| 6.1 经纪选择：理解拆迁的另一种逻辑 |
| 6.2 经纪选择的溢出效应：自治理秩序的生成 |
| 6.3 经纪选择的理论回应：既有理论的完善与创新 |
| 6.4 经纪选择的扩展性讨论：钉子户治理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纳西族乡土建筑建造范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问题的起源：文化的多样性 |
| 1.1.2 问题的聚焦：乡土建筑的多样性 |
| 1.1.3 问题的切入：建造活动 |
| 1.1.4 田野调查的机缘：极具多样性的滇西北地区 |
| 1.2 选题说明 |
| 1.2.1 纳西族与纳西族地区的限定 |
| 1.2.2 乡土建筑与“vernaculararchitecture”的概念 |
| 1.2.3 本文研究的乡土建筑范畴 |
| 1.2.4 范式与共同体理论 |
| 1.2.5 建造范式与建造共同体 |
| 1.2.6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乡土建筑研究综述 |
| 1.3.2 国外乡土建筑研究综述 |
| 1.3.3 中国乡村研究综述 |
| 1.3.4 纳西族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方法与特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创新点 |
| 1.4.3 研究难点 |
| 1.5 论文结构 |
| 第2章 纳西族历史地理与文化、社会背景概述 |
| 2.1 本章引论 |
| 2.2 纳西族历史地理背景概述 |
| 2.2.1 唐代之前的纳西族 |
| 2.2.2 唐宋时期的纳西族 |
| 2.2.3 元明时期的纳西族 |
| 2.2.4 清代及近代的纳西族 |
| 2.3 纳西族社会形态概述 |
| 2.3.1 政治组织与经济形态 |
| 2.3.2 家庭结构与婚姻形态 |
| 2.4 纳西族信仰与宗教概述 |
| 2.4.1 东巴教 |
| 2.4.2 藏传佛教 |
| 2.4.3 汉传佛教与道教 |
| 2.4.4 其它宗教与民间信仰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纳西族乡土建筑多样性调查 |
| 3.1 本章引论 |
| 3.1.1 引言 |
| 3.1.2 案例村落历史地理分析 |
| 3.2 东巴文字中的建筑 |
| 3.2.1 帐篷与草房 |
| 3.2.2 木构房屋 |
| 3.2.3 村落 |
| 3.3 木楞房：利家嘴村与永宁坝调查 |
| 3.3.1 调研概况 |
| 3.3.2 村落社会历史 |
| 3.3.3 村落建筑形制 |
| 3.3.4 建造技术与文化 |
| 3.3.5 家宅形式变迁 |
| 3.4 土庄房：油米村调查 |
| 3.4.1 调研概况 |
| 3.4.2 村落社会历史 |
| 3.4.3 村落建筑形制 |
| 3.4.4 建造技术与文化 |
| 3.5 木楞房：“东巴圣地”白地村 |
| 3.5.1 西部方言区的木楞房 |
| 3.5.2 村落社会历史 |
| 3.5.3 村落建筑形制 |
| 3.5.4 建造技术与文化 |
| 3.6 仿汉式瓦房：宝山石头城 |
| 3.6.1 调研概况 |
| 3.6.2 村落社会历史 |
| 3.6.3 村落建筑形制 |
| 3.6.4 建造技术与文化 |
| 3.7 仿汉式瓦房：南高寨村 |
| 3.7.1 调研概况 |
| 3.7.2 村落社会历史 |
| 3.7.3 村落建筑形制 |
| 3.7.4 建造技术与文化 |
| 3.8 土庄房：茨中村调查 |
| 3.8.1 调研概况 |
| 3.8.2 村落社会历史 |
| 3.8.3 村落建筑形制 |
| 3.9 土庄房：下盐井村调查 |
| 3.9.1 调研概况 |
| 3.9.2 村落社会历史 |
| 3.9.3 村落建筑形制 |
| 3.9.4 建造技术与文化 |
| 3.10 纳西族乡土建筑流变：建造技术 |
| 3.10.1 木楞房：使用最广、最久的建造技术 |
| 3.10.2 土庄房：藏文化影响下的建造技术 |
| 3.10.3 仿汉式瓦房：汉文化影响下的建筑形式 |
| 3.11 纳西族乡土建筑流变：核心空间 |
| 3.11.1 双火塘与男女柱：母系社会的核心空间 |
| 3.11.2 单火塘与擎天柱：父系社会的核心空间 |
| 3.11.3 中轴空间：汉文化影响下的核心空间 |
| 3.12 本章小结与讨论 |
| 3.12.1 技术与空间：乡土建筑演变的两条线索 |
| 3.12.2 传统：一个动态的概念 |
| 第4章 纳西族乡土建筑建造研究：技术范式 |
| 4.1 田野调查点介绍 |
| 4.1.1 九河乡及南高寨村概况 |
| 4.1.2 九河乡历史概述 |
| 4.1.3 南高寨村的姓氏与历史 |
| 4.2 本章引论：乡土建造技术范式 |
| 4.3 建造筹划阶段 |
| 4.3.1 房屋规模与构架类型 |
| 4.3.2 房屋基本尺寸 |
| 4.3.3 构件尺寸与木料清单 |
| 4.4 材料筹备阶段 |
| 4.4.1 石材 |
| 4.4.2 木材 |
| 4.4.3 砖瓦、土坯 |
| 4.5 房屋施工流程 |
| 4.5.1 基础与地面施工 |
| 4.5.2 大木作施工 |
| 4.5.3 墙体施工 |
| 4.5.4 屋面施工 |
| 4.5.5 装修隔整 |
| 4.6 大木作施工详解 |
| 4.6.1 工具与度量衡 |
| 4.6.2 墨线绘制：综述 |
| 4.6.3 墨线绘制：柱身墨线 |
| 4.6.4 墨线绘制：进深向构件墨线 |
| 4.6.5 墨线绘制：面阔向构件墨线 |
| 4.6.6 榫卯设计 |
| 4.6.7 木料加工 |
| 4.6.8 结构组装：穿斗 |
| 4.6.9 结构组装：竖屋 |
| 4.6.10 结构组装：椽子与板 |
| 4.7 本章小结 |
| 4.7.1 “非标准”营造法 |
| 4.7.2 仿汉式瓦房的“非汉式”做法 |
| 第5章 纳西族乡土建筑建造研究：人际范式 |
| 5.1 本章引论 |
| 5.1.1 血缘与地缘社群：乡土生活的基本单元 |
| 5.1.2 区域与国家：乡土社群的外部环境 |
| 5.2 工匠与工匠：知识的传承与传播 |
| 5.2.1 言传知识与意会知识 |
| 5.2.2 建造知识的纵向传承 |
| 5.2.3 建造知识的横向传播 |
| 5.2.4 木作专业化程度 |
| 5.3 工匠与户主：工程的策划与组织 |
| 5.3.1 工匠的选择 |
| 5.3.2 雇佣关系的形成 |
| 5.3.3 雇佣关系的维系 |
| 5.3.4 酬劳的计价单位 |
| 5.3.5 社群内外的酬劳价差 |
| 5.3.6 建造中的角色分工 |
| 5.4 户主与乡邻：建造中的决策与交换 |
| 5.4.1 建造决策的社会心理：社会影响 |
| 5.4.2 建造决策的社会心理：脸面 |
| 5.4.3 建造中的交换与互惠 |
| 5.4.4 社群人情关系网 |
| 5.4.5 交换的象征性展现 |
| 5.4.6 群体制约机制 |
| 5.5 个人与集体：土地和山林的分配与管理 |
| 5.5.1 土地分配与宅基地管理 |
| 5.5.2 山林管理与木材获取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纳西族乡土建筑建造研究：精神范式 |
| 6.1 本章引论 |
| 6.1.1 仪式禁忌：关于建造的世界观 |
| 6.1.2 文化背景：多元化的宗教信仰 |
| 6.2 九河纳西族大木作仪式 |
| 6.2.1 木神仪式：仪式规程 |
| 6.2.2 木神仪式：神灵的无形化 |
| 6.2.3 木神仪式：平等的人神关系 |
| 6.2.4 木神仪式：关于树木的边缘仪式 |
| 6.2.5 上梁仪式：大木作的高潮 |
| 6.2.6 上梁仪式：神圣的中梁 |
| 6.2.7 上梁仪式：象征性事物溯源 |
| 6.3 九河纳西族建造禁忌与习俗 |
| 6.3.1 生长的房屋：木料朝向的规则 |
| 6.3.2 男嗣的追求：构架的中柱 |
| 6.3.3 危险的女性：大木作性别禁忌 |
| 6.4 其它纳西族地区的建造习俗 |
| 6.4.1 吉凶法则：精威五行理论 |
| 6.4.2 树木有灵：伐木与立柱仪式 |
| 6.4.3 建房伊始：择地与动土仪式 |
| 6.4.4 建成安土：祭土主与“突路鲁本”仪式 |
| 6.4.5 “家”的起点：升火仪式 |
| 6.5 本章小结 |
| 6.5.1 仪式与禁忌中的认知 |
| 6.5.2 仪式与禁忌的内在动因 |
| 6.5.3 仪式、禁忌与建筑的交互 |
| 第7章 建造范式的惯性与转换 |
| 7.1 本章引论 |
| 7.2 技术范式的变化 |
| 7.2.1 建造工具的变化 |
| 7.2.2 建造材料的变化 |
| 7.2.3 木作技艺的变化 |
| 7.2.4 建筑类型的变化 |
| 7.3 人际范式的变化 |
| 7.3.1 工匠与工匠：知识传承的瓶颈 |
| 7.3.2 工匠与户主：劳动力的市场化 |
| 7.3.3 户主与乡邻：人情的变与不变 |
| 7.4 精神范式的变化 |
| 7.4.1 安土、伐木：替代神灵的力量 |
| 7.4.2 生火仪式：仪式要素的缺失 |
| 7.4.3 性别禁忌：男女差异的弱化 |
| 7.5 历史视野下的范式转换 |
| 7.5.1 变化的动因：技术、市场与国家 |
| 7.5.2 变化的关系：三个范式的比较 |
| 7.5.3 变化的趋向：新乡土建造范式 |
| 7.5.4 观点：范式转换的历史视野 |
| 7.5.5 观点：动态的多样性 |
| 7.5.6 观点：乡土社群的自主选择 |
| 7.5.7 总结 |
| 后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田野调查时间记录表 |
| 附录B 纳西族乡土建筑相关文献统计 |
| 附录C 纳西族不同地区的建筑及构件称呼 |
| 附录D 南高寨村姓氏探究 |
| 附录E 南高寨村大木匠名录 |
| 附录F 一份吊厦蛮楼料单 |
| 附录G 南高寨房屋测绘图 |
| 附录H 田野日记摘录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近代天津民间借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的意义和学术史回顾 |
| 二、 资料和文献 |
| 三、 理论与方法 |
| 第一章 近代天津城市的发展变迁与民间借贷网络 |
| 第一节 近代天津城市的经济社会变迁与民间借贷网络的构成 |
| 一、 社会变迁与城市民间借贷 |
| 二、 工商业发展与城市民间借贷 |
| 三、 近代天津民间借贷金融网络 |
| 第二节 从“熟人社会”走向“生人社会”中的民间借贷 |
| 一、 家族与借贷 |
| 二、 兄弟、夫妇、亲戚、朋友、邻居、同乡与民间借贷 |
| 三、 从“五方杂处”到“中外杂居” |
| 第三节 高利贷 |
| 一、 高利贷产生的原因 |
| 二、 高利贷的资金来源 |
| 三、 高利贷的利率与形式 |
| 四、 高利贷的社会影响 |
| 五、 政府对高利贷的治理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民间私人借贷 |
| 第一节 民间私人消费借贷 |
| 一、 借贷物 |
| 二、 借贷的信用方式 |
| 三、 借贷的利息 |
| 四、 借贷的偿还 |
| 第二节 民间商业借贷 |
| 一、 借贷来源及利率 |
| 二、 借贷的方式 |
| 三、 借贷的拖欠与追偿 |
| 小结 |
| 第三章 独特的民间不动产典当制度：典权 |
| 第一节 出典 |
| 第二节 典后典主和承典人的权利和义务 |
| 第三节 典权的消灭 |
| 第四节 典权与其他民间交易形式 |
| 第五节 近代国家对典权的管理和规范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民间借贷组织：合会 |
| 第一节 合会概述 |
| 第二节 信任的崩溃：民国时期天津城市丧葬类合会的蜕变兴衰 |
| 一、 危机 |
| 二、 畸变 |
| 三、 崩会 |
| 四、 余波 |
| 五、 余论 |
| 小结 |
| 第五章 “穷人的后门”：近代典当业 |
| 第一节 典当业的定义和类型 |
| 一、 典当业的起源与沿革 |
| 二、 典当业的定义 |
| 三、 当业的类型和帮派 |
| 第二节 典当业的组织与运作 |
| 一、 典当业建立的程序 |
| 二、 典当业的运作 |
| 第三节 当息的博弈 |
| 一、 清末及北洋政府时期关于当息的博弈 |
| 二、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关于当息的博弈 |
| 三、 日伪时期关于当息的博弈 |
| 四、 抗战胜利后关于当息的博弈 |
| 五、 结语 |
| 小结 |
| 第六章 “百业之主”：钱业与民间借贷 |
| 第一节 钱庄与民间借贷 |
| 一、 钱庄沿革概述 |
| 二、 钱业的帮派 |
| 三、 资本与组织 |
| 四、 钱庄的功能：以放款为中心 |
| 五、 钱庄的利息 |
| 第二节 票号与民间借贷 |
| 一、 票号的兴起 |
| 二、 票号的组织与功能——以放款为中心 |
| 三、 票号与银号的关系 |
| 第三节 其他商业借贷机构 |
| 一、 账局 |
| 二、 牙行 |
| 三、 金店 |
| 四、 仓库 |
| 五、 货栈 |
| 小结 |
| 第七章 新式金融机构与民间借贷 |
| 第一节 银行与民间借贷 |
| 一、 近代银行的概况 |
| 二、 银行借贷的特点、方式与利息 |
| 三、 银行借贷的偿还 |
| 第二节 关注民生：银行的小额借贷 |
| 一、 小额借贷 |
| 二、 新华储蓄银行的小额借贷 |
| 小结 |
| 第八章 国家与民间借贷 |
| 第一节 政府对民间借贷介入 |
| 一、 清末政府与民间借贷 |
| 二、 民国政府与民间借贷 |
| 第二节 官商合办小本借贷 |
| 一、 仓促上马：小本借贷处的成立 |
| 二、 慈善与谋利：借款中的官商博弈 |
| 三、 小本借贷处的实际运作 |
| 四、 视阈融合：官商在借贷处中的重新定位 |
| 五、 小本借贷处的绩效与不足 |
| 六、 余论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和文章发表 |
（6）中国农民自杀问题研究（1980-2009） ——社会互构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中国的自杀研究 |
| 1.2.1 非社会学研究 |
| 1.2.2 社会学或类社会学研究 |
| 1.3 经典理论 |
| 1.3.1 心理学或精神病学的自杀理论 |
| 1.3.2 实证主义社会学的自杀理论 |
| 1.3.3 人文主义社会学的自杀理论 |
| 1.4 研究进路 |
| 1.4.1 中国的自杀研究与经典理论的关系 |
| 1.4.2 综合性的研究进路选择 |
| 1.4.3 区域比较作为研究方法 |
| 1.5 田野与资料 |
| 1.6 结构安排 |
| 2 理论框架 |
| 2.1 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杀观 |
| 2.1.1 儒家的自杀观 |
| 2.1.2 墨家的自杀观 |
| 2.1.3 道家的自杀观 |
| 2.2 西方传统文化的自杀观 |
| 2.3 社会互构论与自杀研究 |
| 2.3.1 社会互构论的提出 |
| 2.3.2 社会互构论的基本内涵 |
| 2.3.3 社会互构论的应用与推进 |
| 2.4 “结构与行动的互构化”与自杀 |
| 2.4.1 社会结构的两个维度 |
| 2.4.2 社会结构的基本类型 |
| 2.4.3 自杀行动的理想类型 |
| 2.4.4 社会结构与自杀行动 |
| 3 团结型社会的农民自杀 |
| 3.1 田野 |
| 3.2 概况 |
| 3.3 性别与年龄别 |
| 3.4 类型 |
| 3.4.1 基本类型的分布 |
| 3.4.2 经验类型及其分布 |
| 3.5 年代别 |
| 3.5.1 团结型社会自杀率总体变化情况 |
| 3.5.2 团结型社会自杀率分年龄别与性别变动情况 |
| 3.5.3 团结型社会自杀类型的变化 |
| 3.6 机制 |
| 3.6.1 报复型自杀的机制 |
| 3.6.2 其他自杀类型的机制 |
| 3.6.3 团结型社会的互构化 |
| 4 分裂型社会的农民自杀 |
| 4.1 田野 |
| 4.2 概况 |
| 4.3 性别与年龄别 |
| 4.4 类型 |
| 4.4.1 分裂型社会自杀基本类型分布 |
| 4.4.2 分裂型社会自杀经验类型分布 |
| 4.5 年代别 |
| 4.5.1 分裂型社会自杀率总体变化情况 |
| 4.5.2 分裂型社会自杀率分年龄别与性别变动情况 |
| 4.5.3 分裂型社会自杀类型的变化情况 |
| 4.6 机制 |
| 4.6.1 分裂型社会青年人的自杀 |
| 4.6.2 分裂型社会中年人的自杀 |
| 4.6.3 分裂型社会老年人的自杀 |
| 4.6.4 “奔头”：分裂型社会自杀机制的讨论 |
| 4.6.5 分裂型社会的互构化 |
| 5 分散型社会的农民自杀 |
| 5.1 田野 |
| 5.2 概况 |
| 5.3 性别与年龄别 |
| 5.4 类型 |
| 5.4.1 分散型社会自杀基本类型的分布 |
| 5.4.2 分散型社会自杀经验类型的基本分布 |
| 5.5 年代别 |
| 5.5.1 分散型社会自杀率的时间分布 |
| 5.5.2 分散型社会自杀类型的时间分布 |
| 5.6 机制 |
| 5.6.1 血缘联结度的变动与分散型社会的自杀 |
| 5.6.2 规则维控度的变动与分散型社会的自杀 |
| 5.6.3 宏观制度变动与分散型社会的自杀 |
| 5.6.4 分散型社会的互构化 |
| 6 中国农民自杀现象的区域化 |
| 6.1 类型化与区域化及表征 |
| 6.2 数据说明 |
| 6.3 南方区域的农民自杀 |
| 6.4 北方区域的农民自杀 |
| 6.5 中部区域的农民自杀 |
| 7 结语 |
| 7.1 农民自杀现象类型化与区域化的机制 |
| 7.2 从哪里来与往哪里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论文 |
（7）超越高墙的秩序 ——记录监狱生活的民族志（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自序 |
| 导论 |
| 一 相关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三 主要内容及基本观点 |
| 四 研究方法 |
| 五 研究的重点难点 |
| 六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七 资料技术处理说明 |
| 田野说明 |
| 一 我的监狱工作 |
| 二 与监狱的联系 |
| 三 到监狱去调查 |
| 四 斯波尔英监狱 |
| 第一章 监狱简况 |
| 一 劳改队、监狱、看守所与劳教所 |
| 二 监狱是什么 |
| 三 中国监狱沿革 |
| 四 行政管理体系 |
| 五 监狱组织 |
| 第二章 秩序的主体 |
| 一 监狱职员 |
| 二 服刑者 |
| 第三章 秩序的阶序性权威 |
| 一 监狱阶序概说 |
| 二 职员间"上边"与"下边" |
| 三 职员间的官与民 |
| 四 服刑者阶序关系的表象 |
| 五 服刑者阶序关系的实质 |
| 六 服刑者如何谋求较高层级 |
| 七 "警囚界限" |
| 八 原生型、次生型及隐生型权威 |
| 第四章 秩序的空间规则 |
| 一 空间的物态形式 |
| 二 空间的安排 |
| 三 "人头儿"的管理 |
| 四 空间的感受 |
| 五 空间的超越 |
| 六 理解空间 |
| 第五章 秩序的时间规则 |
| 一 听着哨声过日子 |
| 二 一周生活的规律 |
| 三 月内不可多得的时光 |
| 四 狱内度佳节 |
| 五 入监 |
| 六 下队 |
| 七 刑期变动 |
| 八 出监 |
| 九 理解时间 |
| 第六章 秩序的成文规则与"分" |
| 一 行为规范 |
| 二 计分考核 |
| 三 1分的价值 |
| 四 得分的奥秘 |
| 五 因扣分而寻死 |
| 六 分数的功能 |
| 第七章 日常交往秩序中的活规则 |
| 一 服刑者的自我保护 |
| 二 服刑者间的互惠交换 |
| 三 服刑者间的交往技巧 |
| 四 服刑者与职员交往策略 |
| 五 关于"关系户" |
| 六 抗争与温柔的变奏 |
| 七 "活法":生活的智慧之源 |
| 第八章 省思秩序 |
| 一 超越高墙的理解 |
| 二 批判"有序即秩序"的常识 |
| 三 秩序如何被发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件1: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节录) |
| 附件2:罪犯改造行为规范 |
| 附件3: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 |
| 附件4:监狱建设标准(节录) |
| 附件5:XX监狱罪犯改造计分考核及奖罚规定 |
| 附件6:XX监狱罪犯基础分考核实施细则 |
| 附件7:XX省监狱系统罪犯分级管理暂行规定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 |
（9）扬州清曲音乐稳态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导言 |
| 一、研究动机 |
| 1.本文研究主旨 |
| 2.研究“稳态特征”的动机 |
| 3.选取扬州清曲作为研究对象的理由 |
| 二、解题 |
| 1.扬州清曲 |
| 2.稳态 |
| 三、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领域研究情况综述 |
| 1.近年来中国传统音乐形态学研究管窥 |
| 2.近年来明清俗曲音乐研究情况综述 |
| 3.扬州清曲研究情况综述：资料搜集方面／研究文献／其他 |
| 4.口头程式理论及其在中国传统文艺研究中的运用 |
| 四、关于本文的研究方法和使用材料的说明 |
| 五、论文前期准备工作简介 |
| 六、论文的研究思路及章节安排 |
| 七、论文部分术语说明 |
| 第一章 主体曲牌[满江红]的音乐形态 |
| 第一节 完整[满江红]曲牌的音乐结构分析 |
| 第二节 相同演唱者在不同曲目中演唱的[满江红] |
| 第三节 不同演唱者在相同曲目中演唱的[满江红] |
| 第四节 不同演唱者在不同曲目中演唱的[满江红] |
| 第五节 更广范围的考察[满江红] |
| 1.南京白局中的[满江红] |
| 2.清淮小曲中的[满江红] |
| 3.盐城牌子曲中的[满江红] |
| 4.海州牌子曲中的[满江红] |
| 5.徐州丝弦中的[满江红] |
| 6.江南牌子曲中的[满江红] |
| 7.民间器乐曲中的[满江红] |
| 第六节 更广范围的考察[满江红](续) |
| 1.湖南丝弦中的[满江红]、[淮调] |
| 2.河南鼓子曲中的[满江红] |
| 3.安徽淮词[满江红调] |
| 第七节 本章小节 |
| 第一章 谱例 |
| 第二章 主体曲牌[南调]的音乐形态 |
| 第一节 [南调]的音乐结构形式 |
| 第二节 不同人演唱相同曲目中的[南调] |
| 第三节 相同演唱者演唱不同曲目的[南调]及不同时候演唱相同曲目的[南调] |
| 第四节 不同演唱者演唱不同曲目中的[南调] |
| 第五节 更广范围的观察[南调]——江苏其它牌子曲类曲种中的[南调] |
| 第六节 更广范围的考察[南调](续) |
| 1.湖北长阳南曲中的[寄生] |
| 2.单弦牌子曲中的[寄生草] |
| 3.四川清音中的[寄生草] |
| 4.广西文场中的[寄生草] |
| 5.昆曲中的[寄生草] |
| 第七节 本章小节 |
| 第二章 谱例 |
| 第三章 扬州清曲传承机制考察——扬州清曲音乐稳态特征形成缘由探析 |
| 第一节 “口传心授”是扬州清曲基本的传承方式 |
| 1.艺人的回忆 |
| 2.口传音乐的形态特征——根据“口头程式理论”作出的推导 |
| 第二节 书面形式在扬州清曲传承中所起的作用 |
| 1.辅助记词 |
| 2.辅助记曲 |
| 第三节 扬州清曲音乐传承中的规约性机制 |
| 1.“曲会”——严格规范的传承机制 |
| 2.强调“板眼”、“摆字” |
| 第四节 扬州清曲传承中积沉审美取向：尊重传统 保守求稳 |
| 1.清曲艺人艺术观的表现种种 |
| 2.两种不同文化类属之间的思想冲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江苏卷(上)》所载扬州清曲套曲曲牌接续规律 |
|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上海卷(下)》所载扬州清曲套曲曲牌接续规律 |
| 附录二 采访时间地点列表 |
| 附录三 部分采访记录稿 |
| 1.聂锋采访记录(2003年8月18日) |
| 2.张寿宏采访记录(2004年12月4日) |
| 3.陆宝珍采访记录(2005年1月28日) |
| 后记 |
（10）满族文化模式 ——满族社会组织和观念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绪论 |
| 一、 文化模式的含义 |
| 二、 满族文化模式的界定 |
| 三、 满族文化模式的研究目的 |
| (一) 研究满族文化模式的理论目的 |
| (二) 研究满族文化模式的实用目标 |
| 四、 满族文化研究的传统范式 |
| 五、 满族文化研究的新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满族的家庭观与两性观 |
| 一、 满族家庭主要居住形式与居住方式 |
| 二、 满族的家庭制度与观念 |
| (一) “资格”与“场”--家庭成员的资格认同 |
| (二)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
| (三) 父母与子女关系 |
| (四) 隔辈亲:祖孙(女)关系 |
| 三、 满族的婚姻制度与观念 |
| (一) 青春期与家庭的组建 |
| (二) 选择配偶的范围、标准 |
| (三) 满族人的离婚(休妻)、寡妇再婚和守节观念 |
| 四、 满族的育儿方式 |
| (一) 满族人的生育习俗与生育观念 |
| (二) 满族的家庭教育 |
| 五、 满族的两性观 |
| (一) 从远古造人神话看满族人对性的态度 |
| (二) 满族性文化的特点 |
| (三) 礼节中的两性关系准则 |
| (四) 满族文学作品中的男主人公的审美观 |
| (五) 男人眼中的女人 |
| 第二章 满族的亲族观 |
| 一、 满族族人集团的构成 |
| (一) 满族族人集团的概念和名称 |
| (二) 满族父系亲属称谓 |
| (三) 满族族人交往中间接亲属称谓的用法和特点 |
| (四) 满族“宗族”的构成方式 |
| (五) 满族族人组织的功能和领导机构 |
| (六) 祖先崇拜:重近祖 |
| (七) 入乡随俗与投靠亲友:宗族的凝聚性和团结心不强 |
| 二、 满族族人集团的历史变迁 |
| 三、 满族族人集团与个人的心理和行为方式 |
| (一) 对本土族人个人心理和行为方式的影响 |
| (二) 族人集团与关内和海外的满族人 |
| 四、 满族的姻亲观 |
| (一) 满族人比较重姻亲 |
| (二) 满族母系亲属集团的范围 |
| (三) 满族妻族亲属集团的范围 |
| (四) 满族外亲亲属集团的范围 |
| 第三章 满族人的非亲属组织观 |
| 一、 女真-满族人的八旗牛录制度的特征 |
| 二、 猛安谋克和八旗牛录制度产生的社会和文化心理基础 |
| 三、 满族人缔结非亲属集团的原则与满族人的结社 |
| 四、 亲属集团、猛安谋克、八旗牛录组织与满族一般社团的传统文化渊源和特点 |
| 五、 政府主导:满族社会的现代化道路 |
| (一) 社会集团与现代化 |
| (二) 八旗牛录组织与满族社会的现代化之路 |
| 第四章 满族的民族心理特质 |
| 一、 满族的民族认同意识及其层次 |
| (一) 满族的民族认同意识 |
| (二) 满族民族认同意识的层次 |
| 二、 满族的民族性格 |
| (一) “组织本位”意识、级别意识和功绩意识 |
| (二) 满族人心直口快，性情刚烈 |
| (三) 注重名与耻--满族人的面子、自尊意识 |
| (四) 自豪与自卑意识 |
| (五) 注重民族联合 |
| (六) 喜好学习 |
| 三、 满族的民族政治心理 |
| 第五章 满族的经济观 |
| 一、 消费食物的数量、质量与营养 |
| 二、 社会因素与营养 |
| 三、 获取食物的途径和方法 |
| (一) 满族经济中遗存的渔猎、采集活动及其对满族文化的影响 |
| (二) 女真-满族人的畜牧业 |
| (三) 女真-满族的农业 |
| (四) 手工业与工业 |
| 四、 支配女真-满族社会的工作和财富的基本原则 |
| (一) 工作和劳动的特点 |
| (二) 贸易观 |
| 第六章 满族的教育观 |
| 一、 教育目的观 |
| 二、 课程观 |
| 三、 教育方法观 |
| 四、 学校教育制度与学校管理 |
| 第七章 满族的管理观 |
| 一、 人性论 |
| 二、 管理者的角色 |
| (一) 管理者是导师 |
| (二) 管理者是法官 |
| (三) 管理者是部下的父母官或朋友 |
| (四) 管理者是部下的行为榜样 |
| 三、 管理的过程与职能 |
| (一) 决策 |
| (二) 组织结构与职能 |
| (三) 人事管理 |
| (四) 领导 |
| 第八章 满族的宗教信仰观 |
| 一、 女真-满族宗教信仰的特点 |
| (一) 神与人 |
| (二) 圣与俗(宗教信仰与现实生活) |
| (三) 各氏族萨满之间、家萨满之间的关系 |
| (四) “萨满”社会中的人际关系 |
| (五) 女真-满族人宗教信仰的多元性 |
| 二、 因俗而治的国家民族政策 |
| 三、 宗教信仰的多元性与满族文化的发展 |
| 四、 萨满教和祭祖的程序与市场经济、合同法、信用制度的关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作者声明 |
| 后记 |
四、干活领钱有规可依（论文参考文献）
- [1]嵌入地方社会中的“物” ——以滇东北雄村天麻为例[D]. 张光红. 贵州大学, 2017(04)
- [2]经纪选择：“城中村”拆迁过程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研究 ——对豫中前河村拆迁的政治社会学考察[D]. 孙敬良.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3]小律师办案记[J]. 田建宏.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14(02)
- [4]纳西族乡土建筑建造范式研究[D]. 潘曦. 清华大学, 2014(09)
- [5]近代天津民间借贷研究[D]. 冯剑. 南开大学, 2012(07)
- [6]中国农民自杀问题研究（1980-2009） ——社会互构论的视角[D]. 刘燕舞. 华中科技大学, 2012(08)
- [7]超越高墙的秩序 ——记录监狱生活的民族志[D]. 宋立军. 中央民族大学, 2010(02)
- [8]以赌为生[J]. 李兰.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06(03)
- [9]扬州清曲音乐稳态特征研究[D]. 王小龙. 上海音乐学院, 2005(03)
- [10]满族文化模式 ——满族社会组织和观念体系研究[D]. 鲍明. 中央民族大学, 20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