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启蒙时期的历史观(论文文献综述)
刘春晓[1](2021)在《圣西门的社会历史观及其思想史贡献》文中研究表明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包含着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深刻反思,他第一次以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选取典型材料考察人类知识和理性的发展、社会制度的更迭,认为历史发展的持续进步和规律内在于历史本身,阐述了生产阶层的历史主体作用,并洞见到历史进步的动因在于历史自身的内在矛盾,思想观念要随着社会发展进行革新。这种历史观克服了启蒙时代理性主义历史观以抽象理性原则裁剪历史的局限,为历史哲学的发展和唯物史观的创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方法论借鉴。
李冰[2](2021)在《整体性视阈下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以马克思主义文本作为依托,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逻辑,根据马克思主义在不同阶段的批判理论阐释其批判的缘起、内容和整体性指向,是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视阈。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演进过程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确认,批判理论的各个环节是紧密衔接和环环相扣的整体,前一环节的批判是建构后一环节批判内容的基础和前提,后一环节的批判内容则是对前一环节批判的进一步深化和完成。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围绕人类解放的终极价值追求展开的各个环节的批判,在内容和逻辑上表征着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在整体性视阈下研究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是一个在批判中不断展开其整体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是辩证否定的,马克思主义在其批判理论的辩证否定中思考和解决不同阶段人的自我实现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不仅形成了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而且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各个批判环节的弥合,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内在逻辑的厘清。马克思主义植根于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并把批判本身转变为改变现实的物质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与过去思辨哲学的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从宗教批判、政治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各个环节之间过渡的内在逻辑统一于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总问题。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在宗教批判中结束之前批判的误区,把批判的矛头由天国转向世俗世界奴役人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为了消除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政治和观念上层建筑,马克思深度剖析了支配阶级社会的物质利益关系,揭示了导致宗教、政治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异化的根源,批判理论最终落脚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彻底回答了关乎人类解放的物质利益问题。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推进各个环节的批判中完成其改造世界的哲学任务,在对各个环节的批判中建立整体的理论体系。马克思首先着手于作为“一切批判的前提”(1)的宗教批判。宗教作为“世界的总理论”(2),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的世界观,人对于自身以及与他人关系的认识受到宗教价值标准的衡量和限制。但宗教是一种“颠倒了的世界观”(1),是政治国家用来麻痹人们忍受苦难并甘心服从统治的精神“鸦片”(2)。宗教本质上是一种“异化的自我意识”,是对社会现实歪曲的反映,马克思发现,世俗社会的现实苦难是人们诉诸宗教追求虚幻幸福的根源,进而把宗教批判的对象深入到世俗社会,推动近代哲学任务从批判“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转向批判“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3),从“天国的批判”转向“尘世的批判”(4)。实现对尘世批判首先就要进行政治批判,而异化人最现实、最直接的力量就是政治国家。国家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在宗教褪去政治职能后更加显露出其压迫和奴役人民的剥削本质。只有消除政治国家,才能破除人在社会各个领域被强行施加的桎梏和枷锁。马克思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产生和性质,国家只是市民社会利益关系的代表。无论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何种“民主”的政权组织形式,都无法掩盖其阶级剥削本质,而政治解放的途径不在于国家形式的转换,而是要对产生出国家的利益关系进行彻底变革。虽然政治解放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只是进一步把握现实物质利益的关键一环,但却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要环节。马克思在揭露国家、法和所有制的关系中,明确了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不过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只有进一步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基础,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指导下才能完成意识形态批判。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是马克思进入历史唯物主义领域,阐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重要一环。阶级社会剥削和奴役人的上层建筑包含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两个维度,阶级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使得人们的社会生活呈现一元化,在私有财产支配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将意识形态作为其生产和生活的“元价值”(5)根本无法实现向自身的返还,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进一步指向了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主义从天国降到人间,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性中完成其哲学的实践转向,通过对占据基础地位的物质利益关系的研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人类社会的历史内容。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现,构成了其深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依据,并指导无产阶级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发现了现实的人;政治批判揭示了私有制主导的国家的阶级性,进而发现了处于社会边缘的无产阶级彻底颠覆中心的可能;为了进一步寻求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马克思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创立了唯物史观,发现只有立足社会现实才能真正实现人类解放的“回归”,并最终把批判矛头指向了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深入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对资本统治逻辑造成的异化劳动的分析,进一步批判了与人的异化互为因果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并指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现实武器打破人们对物的依赖关系的历史使命。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指明了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即以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作为前提,才能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完成人的本质的回归。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明宗教问题、政治统治、意识形态以及劳动异化产生的根源,并且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人从异化中获得救赎的根本道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完成真正的实现了从天国的解放到尘世的解放,从而在真实意义上完成了宗教批判。从宗教批判开始,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最终实现“尘世批判”,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整体性的完成,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依托,马克思主义把人类解放的终极诉求转变为一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
刘方喜[3](2021)在《以大历史观塑造文学史学大格局——从历史虚无主义批判说起》文中认为习近平在人类文明史尤其是五百年世界社会主义史、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及其百余年现代史的大框架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位。这种大历史观将传统文化高度的历史观念与唯物史观融会贯通,对于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在百年党史中总结文学史学现代史的经验和教训等,具有指导作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有与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休戚与共而"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大历史观塑造文学史学大格局,古代文学研究才能更充分实现自身价值。
李婧妍[4](2021)在《20世纪末中国战争小说叙事伦理研究(1978-2000)》文中研究表明战争穿流人性而过,赋予人性被消耗的动势,人类共有的伦理诉求因极端的生存境遇而被彰显。对这细微生命体验的揭示,是讲述人类整体生存寓言的隐秘手段。战争中对不同伦理诉求的独特意指,带给人们一个独具魅力的学术视域。之所以选择20世纪末这个时间段,是因为1978年至2000年这个时段正好可以包纳进当代文学的三次转型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与此同时,以叙事伦理的角度分析战争小说的伦理特质,以发掘人性、文化与文学的深层因素是应予以瞩目的学术领域,但是对此关联性研究却在相当程度上被忽略了。本文主要运用了叙事学的方法,但打破了传统叙事学的封闭性、单一性,试图探究叙事背后的历史文化伦理意涵,同时在微观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进行宏观的探本返源,并将东西方文艺理论的优长进行整合、互动式研究,以打破叙事形式伦理与叙事内容伦理之间的障碍,分别观照在不同伦理主题下所呈现的叙事形式与内容的风貌。除结语外,论文共分为七章,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论文首先梳理战争小说与叙事伦理的研究情况,虽然国内外学界有着丰富的成果,但尚未见到针对20世纪末战争小说叙事伦理进行全程性探究和深广度探询的研究成果。本文以战争小说叙事形式与内容共同体现的不同伦理主题为主线,分别观照在不同伦理样貌下所呈现的叙事形式与内容的特征,以实现叙事内容伦理与叙事形式伦理合榫的目的。第二章对“战争小说”与“叙事伦理”两个概念在当代中国战争小说的视域下进行阐释。本文所指的“战争小说”即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既包括书写战争本体的作品,亦侧重于对战争中人之生存境遇的文学话语的关注。在叙事“伦理转向”的语境下,“叙事伦理”批评日益彰显为一种重要的批评话语,笔者探讨的“叙事伦理”以文本中故事伦理分析为主,但也不忽视抵达此伦理主题的形式结构,意图统筹分析形式与内容共建的伦理空间,在艺术阐释与伦理互动对话的共鸣中寻找新的可能。第三章探讨的是20世纪末战争小说叙事伦理的观念模态。叙事伦理与作者主体的地位有着重要的关联,作者的创作观念模态深刻影响着不同类型文本对同一种伦理指向的阐释与判断。根据20世纪末战争小说与“十七年”战争小说的历史观、战争观的不同,分为三类:分别呈现对意识形态与历史的修复式、改写式以及试图重建的文本样貌,也即是“隐我修复式”书写,“祛魅改写式”书写与“反思重构式”书写。第四章阐述了20世纪末战争小说身体伦理的苦难叙事呈现出由“遮蔽”到“存在”的特质。“隐我修复式”书写的战争小说虽延续了“十七年”身体政治化的路向,但是身体的主体性却得到了有限的回归,不过,仍存在为启蒙理性献身的倾向;“祛魅改写式”的苦难叙事展现出一种欲望化修辞的特点,而对战争与苦难根源基于人性恶的思索实际上是对身心二分法的反思;“反思重构式”小说将身体伦理加入了存在主义的反思与理性民族主义的沉重内涵,同时对身体暴力细节的刻画也是对战争创伤的再次反思。第五章研究的是20世纪末重塑典范伦理的英雄叙事,显现出典范伦理被重构为“英雄”与“反英雄”合一的指向。“隐我修复式”战争小说的典范伦理呈现出一种对“十七年”英雄祛魅的特征,在叙述话语方面显现出由“史诗”过渡到“抒情”的意图。“祛魅改写式”战争小说的典范伦理呈现出一种以“受难”与“反抗”为特征具有酒神“悲剧”气质的英雄形象,在叙事策略上则呈现出由喜剧向悲剧的走向。“反思重构式”战争小说呈现出“英雄”与“反英雄”合一的伦理特质,并有着建立一种新典范伦理的诉求,这种诉求表现为:具有在世的真实性、表达对生命之美的敬意、正视对幸福经验追求的自由。第六章探究的是20世纪末战争小说中革命伦理的历史叙事,其叙事指向呈现出一种革命资源感性解放的样貌。“隐我修复式”书写通过对既往革命伦理的修补,加入了反思国民性的内容;“祛魅改写式”书写则通过对“后革命语境”下思维的裂变、多视角书写的策略等对历史进行多角度的言说,呈现与众不同的“真实感”;“反思重构式”战争小说则以知识分子立场补充了革命伦理民主方面的内容,表现在对革命话语的民主性言说、“对话”式的书写策略等。第七章主要是对20世纪末战争小说叙事伦理的反思。20世纪末战争小说的叙事伦理呈现出“异质混成”的特征,而这种特性可以说是中国经验现代性的确证。同时,这些战争小说在创造并抵达独特中国经验时,均呈现出对话性、本土性与人文性特征,而基于这三个层面上中国经验的建立,对于在全球化语境中建立洋溢本土气息的中国叙事与提高文化自信有着重要意义。当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叙事伦理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在现代性尚未完全降临中国的社会语境中,其仍存在着缺乏现实伦理参照的自我阐释、过于强调个体存在而忽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将修辞与伦理割裂等不足,亟待学界共同解决。
孙颖[5](202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文中认为现代性作为一个辩证的总体,从历史阶段上经历现代性的潜意识、现代性意识觉醒、现代性批判自觉三个主要时期,从文明模式上并存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两种基本模态。但由于现代性的后两个历史阶段公认的源发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使现代性在批判意识中与资本主义文明同义,而其他文明类型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要想冲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类型,便需在批判反思中参证出超越的文明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批判史可谓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其聚焦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核心主题,有机融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主张、方法,形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批判的第三条道路。在多元话语批判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凝汇有三条主要路径:一是生产-消费路径。商品形式普遍化的逻辑结构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思想的人本主义承递,其关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重心从生产环节转向交换、分配、消费环节,基本遵循“某物化→物化物商品化→交换价值主体化、使用价值虚化→主体异化→异化主体复归”的批判逻辑与解放方案。其中,“某”可以指代实物、数字、情感、交往、语言等实在或虚在的社会存在或社会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批判大体未出离于上述逻辑路径,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证批判在异化批判的语境与观念中愈发式微,造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深化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过程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意识批判的轴心错轨。二是个体-共同体路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一个指向在于寻找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解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宏观对共同体意义上的制度虚假性批判转向当代对个体意义更为关注的生命政治批判,分析路径大体存在一条主线,即“社会元素权力化→权力集中化→权力集中化的理性合理化→共同体合法化、个体虚假化→共同体与个体和解”的批判思路与解放途径。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共同体极权主义危机之隐匿性特征的同时,却逐渐消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对立、无产阶级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原则。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揭批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与新问题,但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偏离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政治实践原则立场,使其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思考不是陷于乌托邦的遐思,就是倒退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调节与妥协。三是启蒙-再启蒙路径。启蒙理性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精神内核与精神气质,因此也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焦点。现代性危机的表征之一在于,启蒙理性的观念机制塑就与巩固了资本与权力对主体的合理化控制。对于启蒙理性的这一自反性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持辩证态度,认为对启蒙理性进行再启蒙是正确认知启蒙理性这一现代性之核,是打开资本主义现代性悖谬之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中,形成回归总体性、否定辨证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三大阶段,为理性自反性危机带来从复归到破维到融建的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秉持形而上精神在不断试错中为理性的退化寻找再启蒙的道路,尤其是当代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地理学、空间化融建的思想,其内涵着从时空观的基点上新解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形而上意义。这一延续“后现代思潮”的新思路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群像创造新的多元话语空间,但同时带来共识危机与隐忧。如果以“中西马”圆融为构建未来文明型社会的哲学文化语境及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可谓沟通西方现代性模式与中国现代性模式的桥梁。从整体上与之展开理论对话,既有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论资源,又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共同理论问题,亦有基于异质文化传统背景交流差异性经验的话语空间。基于规律性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思想进路,本文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整体具有现象学方法意义上的存在论特征,反映出西方文明血缘孕育的西方文化基因特点。中国模式在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维局限与实践困境等方面体现出独特智慧与卓越效力,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可见的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人类文明型构建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中国模式正在书写属于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杨文俊[6](2021)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类解放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类解放是指人类不断地消除自身异化状态,进而达致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实社会运动,是人类经过全面解放以把握和超越外部限制,进而倾覆资本逻辑、消灭私有制,进入到“自由人联合体”的历史境域和历史过程。可以说,追求人类解放,是马克思毕生矢志不渝的第一主题和核心价值诉求。因而,马克思对人类解放理论的建构就见诸其思想发展的各个时期的经典着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即是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认真研读这一文本可以发现,马克思对人类解放理论的诠释是深受自古希腊哲学以来的浪漫主义、自由主义、人本主义、启蒙思想、德国古典哲学、空想社会主义等多种思想资源的熏染。于是,在此基础上,考察和研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类解放理论,我们可以从横纵两个维度来进行。从横向维度来看,就是立足文本自身,以逻辑的视角探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类解放理论的逻辑建构;从纵向维度来看,就是以时间为顺序,说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类解放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所处的历史地位。总之,通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类解放理论的全方位研究,它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贡献了思想素材和智力支持,并对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围绕本题域,论文的篇章结构共有五个部分,具体如下:第一部分:绪论。这部分包括选题缘由、意义、方法及文献评述,等等。第二部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类解放理论的思想渊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类解放理论不是马克思在书斋里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马克思在广泛吸取自古希腊哲学以来的浪漫主义、自由主义、人本主义、启蒙思想、德国古典哲学、空想社会主义等多种思想资源的基础上通过艰苦的理论创造建构起来的。作为西方人,其精神领域不可避免受到西方文明的熏陶,而这主要包括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勾画、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启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未来社会构想和西方传统思想的理想勾勒,等等。这些思想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类解放理论的思想根基,成为它深厚的思想底色和坚实的历史基础。第三部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类解放理论的逻辑建构。在人类解放的逻辑主题中,以异化劳动范畴为核心的国民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逻辑起点,以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为路径的最终指向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逻辑主线,以人性的复归和共产主义的生成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逻辑归宿。第四部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类解放理论的历史方位。人类解放理论作为马克思思想中具有统摄意义的核心思想,它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成熟和完善的动态演变过程。具体而言就是四个阶段:《莱茵报》以前的时期及《莱茵报》时期的发萌期、《德法年鉴》时期的形成期、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共产党宣言》的成熟期和从《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到《哥达纲领批判》的发展期。探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类解放理论的历史方位实质上是从整体性上把握它所处的地位和价值,从而认知其建构的局限。第五部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类解放理论的当代价值。以一种整体性、批判性眼光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类解放理论的逻辑起点、逻辑主线和逻辑归宿展开深入研究,以一种历史的视角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类解放理论的历史方位进行深度把握,这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和把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类解放理论,从而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思想理论资源与智力支持。在这层意义上,研究本课题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价值。所谓学术价值就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辩证统一;所谓实践价值就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提供理论支持。
李娜[7](2021)在《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文中提出犹如人们在使用“服装”这一概念之前已经穿着某种东西一样,哲学家们在创制出“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之前,也已经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与个体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而意识形态概念和狭义的文化概念在内涵上存在着相互重叠的部分,因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常常把这两个概念混合在一起使用。这意味着,文化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表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贯穿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始终。尤其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新发展阶段,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西欧国家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空前满足的同时,物欲化风气渐为流行。与之相应,文化呈现出商品化、形象化、空间化的姿态和特征。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以福山为代表的“历史终结论”论调尘嚣日上,马克思主义有效性遭受质疑和挑战。正是基于透视、揭露这种文化的病症,詹姆逊主张对这样一个浸透着各种信息和“审美”体验的社会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和“辩证”的文化分析,从而达到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规律的“理解”。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以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己任,詹姆逊一方面主动迎接“历史终结论”提出的思想挑战,他澄清了福山对马克思历史终结的误读,驳斥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唯心主义倾向。另一方面,詹姆逊继承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存在主义萨特的总体化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美学理论以及结构主义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等,旨在为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奠定思想基础。为了真正构建基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詹姆逊重新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从传统到现代——系统的梳理和评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的两阶段说。这两阶段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三种分析模式还原论的理论分析和现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四种类型历史性分裂的批判。实际上,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发展史的两个主要阶段及其七种具体分析模式的理论分析和批判,旨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诸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各有不足和缺陷,并无本质性的优劣之分,每种不同分析模式的优势是可以根据分析对象与主题的转换进行综合运用。由此,他主张对现代社会特别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和“辩证”的文化分析,在这里,理论分析及其结论性观点得到了具体运用。当然,这同时也构成了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的阐释和再阐释,并因此试图超越和克服传统理论的局限和当代理论的极端。围绕着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构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对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反思。无论是文物研究直接否定历史主义困境,存在历史主义解决历史主义困境过程中又陷入到新的困境之中,还是尼采式以“历史主义”之名反历史主义,结构类型学的主客体结构单一性,在本质上都没有彻底解决历史主义意识形态性困境。在廓清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之“迷雾”的基础上,詹姆逊指认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中可以找到解脱历史主义困境的办法。通过对生产方式概念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考察,使生产方式概念升华为一种总体性结构系统。当生产方式本身转变为整个社会关系的共时系统之时,存在于系统之内各个层面的半自主性表征着经济的这种最终决定作用实质为一种“不作用”。文化、意识形态、司法、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之间既相互连接,又相互转化,在这个系统内文化与经济之间超乎一般的密切,这也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显而易见的事实。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发展史的两个主要阶段及其七种具体分析模式的理论分析和批判,以及对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反思的基础上确立了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解释原则,在总体性、辩证性和历史性框架之内构建了“三重视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释学分析视角。其理论的最终诉求,旨在晚期资本主义境域下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功能,这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一致的。詹姆逊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从“理论建构”进一步走向理论的“自我运用”。首先把其构建的意识形态解释学用于资本主义文化分期理论中,透视出资本主义每一历史阶段与之相应的文化逻辑。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在这一历史化的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不仅“揭秘”了这种新的文化形式实质为文化逻辑,还“解码”其隐蔽的资本的扩张逻辑、镜像化的统治逻辑以及文化殖民的霸权逻辑之意识形态帷幕。“在哪里跌倒,要在哪里爬起”,詹姆逊深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深受扭曲的、压抑的生存上的文化困境,然而他把超越“超空间”的文化政治使命寄托于认知绘图这一策略,旨在“期待着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可见,文化层面遭遇的困境也要从文化政治层面来寻找到突破文化藩篱之力量。詹姆逊的认知绘图策略本质上是“阶级意识”的符码,希望通过认知绘图来唤醒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压迫群体的觉醒,建立起反抗体制的联盟政治,从而朝着社会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发展。总之,詹姆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有效性的当代阐释,认为马克思早已为我们确立了对待后现代主义的“恰当立场”,所以,詹姆逊可以直面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中心的消解”、“基础的塌陷”以及“历史的终结”等惊世之叹。扞卫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之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作为一种兴趣、作为一种吁求,贯穿于詹姆逊思想体系的始终。可以说,詹姆逊重新阐释、重新构建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释学分析模式,为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生命力和拓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视野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但毫无疑问,詹姆逊也存在重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缺陷、“修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上存在的偏颇以及他提出认知绘图策略中构想政治联盟的乌托邦色彩等理论局限。无论如何,詹姆逊的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也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层次上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一些可贵的理论参考和理论资源。
郭佳音[8](2021)在《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文中研究说明李锐作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思想性较强的作家,以独特的写作姿态,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样貌。然而,在重视李锐价值的同时,学界对他的研究是较为不足的;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没有新作问世,李锐的评论研究处于一种相对边缘化的态势。过往对李锐作品的探讨,多数集中在叙事、语用、主题等方面,对单一作品的类型化研究较为充分,而相对地缺乏整体性的归纳。事实上,李锐是一位很典型的“观念先行”的作家;以作品的语言和题材等表征对其进行观照,未免将李锐研究或片面化、或复杂化了。当然,这并非是说李锐的艺术表达受制于创作观念,而是他在创作早期即树立了完整的思想框架,并以此确立了自己的小说的价值立场。他对于当代文学中的种种“流行病”持批判和警惕的态度,时刻关注和反思当代中国的文学、文化现象与思潮,并将这种反思纳入自己的创作实践当中。他的创作以“人”的价值为核心,以“方块字”作为深刻表达的载体,通过现实、历史、神话多维度的深入探索,跳出具象的“伤痕”写作,抵达更为广泛的人类的普遍精神困境。本文以“先锋性”作为概括和认知李锐创作观的关键词,通过对他创作观的梳理,旨在理清李锐小说创作的内部逻辑与发展过程,以达到整体性的把握。李锐的小说创作虽然数量不多,但在现实观、历史观、神话观的书写方面都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文学样本,并且在对观念的实践当中,形成了一条明晰的艺术路径。本文的第一章在回顾先锋思潮的背景的基础上,通过对李锐的小说文本、创作谈、思辨式随笔的阅读和分析,发现李锐的思想内涵具有鲜明的先锋性,而文学表达也吸纳了先锋文学在形式上的成功探索;他的小说创作整体晚于先锋文学主潮,呈现出对先锋文学的反思。故而,以“晚到”的先锋对其被遮蔽的先锋性进行概括。对李锐的先锋性的探讨,不但是挖掘李锐创作观的深层精神资源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对新时期以来先锋文学的流向的一重展现,在此基础上,对“永远的先锋”的可能性提出追问。第二章则聚焦李锐的“吕梁山”书写,探讨他的小说创作的现实维度。李锐最为学界所熟知的作品当属《厚土》,而《厚土》也的确奠定了李锐其后三十余年的文学创作的基调。他在《厚土》中,利用吕梁山封闭、逼仄的乡土“空间”与恒久、循环的自然“时间”,搭建起了一个富有“异托邦”意味的“精神乡土”空间。这不但成为他文学想象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成为他艺术情感的稳定载体;虽然作为知青在吕梁山度过的时间只有六年,但是在整个文学创作历程中,他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这片“精神乡土”。不过,他并没有将这片“厚土”视作自己的文学终点,而是将“异托邦”的空间、时间维度逐一打开,眼睁睁地看着它在现代语境中破碎和消亡。在《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里,李锐以城市对乡土的无情收割与吞没,呈现了乡村伦理、乃至人本价值在当下的失语。第三章进入李锐小说创作中的历史维度,探讨其对历史的独到思索。在《厚土》经验基础上的“吕梁山”书写,被《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这两部作品推至顶峰,在民间声音的铺陈当中实现对宏大叙事和精英话语的消解,体现其对人本价值的思索和追寻。《旧址》与《银城故事》这对呼应性很强的长篇小说,往往被视作新历史小说或家族小说,其背后亦透出他对历史话题的把控和野心。李锐通过对家族史的叩问与想象,重拾了被启蒙话语所踏破的民间视野,以历史的“边角料”构筑起对宏大话题的重温与解读。第四章探讨李锐小说中的神话书写。在梳理自鲁迅“故事新编”始的文脉基础上重新认识当代文学中的神话重述,探究在李锐的创作转向神话之后的变化。他过去所触及的现实、历史维度在神话书写中交叉收束,形成了现实、历史、神话的三者同构,共同书写人最真实的生存困境,和最温暖的生命底色,以及在现代性不可阻挡的车轮面前,人的情感与信仰如何走入一片荒芜与悲凉之中。第五章对李锐整个创作中显现出的艺术观念和路径进行回顾与归纳。在表现出强烈的艺术自觉的同时,相较于先锋文学主潮突出的形式实验而言,李锐小说的艺术手法显得较为传统和隐蔽。然而其“众声喧哗”的叙事结构和“一跃而下”的口语狂欢,以及其背后流露出的对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注,同样构成了李锐小说的艺术价值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在对李锐小说进行更丰满的呈现的基础上,肯定其在中国作家主体性重建方面,所做出的独特而坚定的回答。
任静[9](2020)在《马克思群众观研究》文中指出马克思群众观是马克思关于科学认识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正确处理与群众关系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观点,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立场是马克思的根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性的重要表现。坚定群众立场,牢固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遵循。从理论上讲,研究马克思群众观可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为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供理论依据和理论支撑,从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从实践上讲,研究马克思群众观,可以发挥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指导作用,从而有利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本文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对马克思群众观进行了探究:第一,研究马克思群众观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借鉴。一是从历史维度探寻马克思群众观产生的时代背景,19世纪30至40年代的欧洲,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增长而来的还有无产阶级生存状况的恶化,这导致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尖锐斗争和工人运动的兴起,马克思在关注广大劳动群众的生存状况的同时,也看到了他们蕴藏的巨大力量。二是从理论维度探寻对马克思群众观的形成产生影响的社会思想,欧洲的人文主义精神、启蒙思想家的“民权理论”、德国古典哲学的“主体”思想、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遗产都为马克思群众观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材料。第二,研究马克思群众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本文使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并结合马克思的相关文本梳理了马克思群众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总结提炼出了马克思在各阶段的群众思想。本文认为马克思群众观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孕育萌发、初步形成、发展成熟和深化发展四个阶段。一是孕育萌发时期,即从少年时代到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对群众仅仅是情感上的关怀,虽然树立了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理想信念,认识到了人的自我意识的重要作用,也意识到了物质利益的重要性,但是此时的马克思依然信奉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二是初步形成时期,即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与恩格斯合作完成《神圣家族》。这一时期,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影响下完成了对黑格尔的清算,提出了人类解放问题,并将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赋予了无产阶级,明确提出了群众是历史的主体这一论断。三是发展成熟时期,即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共产党宣言》的发表。这一时期,马克思完成了对旧哲学的彻底清算,形成了科学的实践观点,在唯物史观基础上阐述了群众观,并实现了马克思群众观与工人运动的直接结合,对欧洲的工人革命运动起到了理论指导作用。四是深化发展时期,即从《法兰西阶级斗争》到《哥达纲领批判》。这一时期,马克思群众观在革命实践中得到丰富发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得到科学论证,并对人类解放历程进行了探索,第一次区分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发展阶段,表明了实现群众解放的阶段性和长期性。这一部分通过对马克思群众观发展脉络的梳理,为揭示马克思群众观的内容提供了历史支撑和理论线索。第三,研究马克思群众观的主要内容。一是剖析马克思群众观的核心概念是群众,本文认为马克思的群众概念指的是由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组成的推动历史发展的群体,这一群体的具体构成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动,所以群众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历史范畴。二是阐释群众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认为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但是群众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受制于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而且马克思肯定了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三是将群众解放作为其理论的最终归宿,指明了群众解放的依靠力量、领导力量、实现路径,科学预见了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第四,研究马克思群众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意义。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马克思群众观的基本观点,并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将马克思群众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群众观,形成了丰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观点。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群众观的基础上,将马克思群众观应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在指导党的伟大事业的同时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思想,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这一思想将一以贯之地指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查芳灵[10](2020)在《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的思想转变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初是中国思想史上各种社会思潮激荡不已的时代。陈独秀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思想家与革命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代表人物与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创始人,两种真正发生重大影响的西方文化思潮——进化论和唯物史观同样对其思想演变产生显要作用,使其主体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经历了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重要转变。进化论在欧洲具有漫长的发展历程,源远流长、形态多样。由于近代中国客观实际的现实需要,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更为关注在社会历史发展领域具有充分解释力和适用性的社会进化论。进化论在中国的发展肇始于严复意译的《天演论》,历经维新派、革命派等不同主体的理解、传播和发展,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想,满足了希冀和主张“变革”的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对于全新意识形态的需要。进化论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其历史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中国人传统世界观、历史观的冲击,成为近代中国社会革命的理论基础,以及激发自由、科学、民主、理性等启蒙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作为当时中国思想界影响力最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进化论同样对陈独秀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思想具有浓厚的进化论色彩,彰显出强烈的革命性。青年陈独秀带着真挚的爱国热忱踏上救国征程,将如何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时局作为其思考的核心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陈独秀极力推崇进化论,认为进化论是“宇宙之根本大法”,是“人心划然一新者”,进化论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陈独秀的主要理论依据,他围绕历史观、伦理观、人生观等阐述了一系列观点,在运用进化论探究中国出路,抨击旧思想、旧制度的同时,进一步发展了进化论的唯物性和能动性原则。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陈独秀的思想经历了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演进与转变。这是环境、社会、实践等外部原因和个人阅读、研究、经历等内部原因合力之作用。根据对陈独秀文集、书稿等史料的梳理与研究,力求刻画清楚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实现的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思想转变的轨迹。在《劳动者底觉悟》中,陈独秀高度评价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彰显出群众史观的萌芽。在《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中,陈独秀初释剩余价值思想并运用剩余价值思想研究中国工人问题。《谈政治》则表明陈独秀已认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在《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中,陈独秀论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选择怎样的社会主义。在1922年4月发表的《马克思学说》中,陈独秀系统阐释对马克思学说的认识与理解,包括“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劳工专政”等,着重论述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说的内在统一性,批驳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中,把握马克思的两大真精神。思想转变有其复杂的原因,离不开特定的外部历史环境,同时,追求个体解放和社会民主的前后贯通性、新文化运动对进化论的反思、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是陈独秀实现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思想转变的内在逻辑。陈独秀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唯物史观的理论要义,准确把握唯物史观的“要旨有二”,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人类文化与社会制度变化的规律、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国家论、政党学说等形成较为深刻的认识,总体上契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原意,进一步丰富与深化中国人对唯物史观的最初认识与理解,促进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深入发展,与李大钊、蔡和森、李达等共同为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通过解析陈独秀对于唯物史观的阐释,以点带面,试图勾勒出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初传播的图景。与此同时,陈独秀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分析和探索。一是关于如何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具体国情,剖析中国社会问题,正确定位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二是关于如何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认为中国革命须分两步走,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三是运用唯物史观剖析当时具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各派别,在道路之争中,明确指出中国应选择与实行苏俄式社会主义道路;四是关于推进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主导创建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启发和唤醒无产阶级的觉悟,组织工会开展工人运动,以及联络革命的资产阶级展开民主革命等。作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历史人物,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所实现的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思想转变不仅影响了个人的人生轨迹,更改变了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这一思想转变作历史评价,可以看到,不论是价值理想层面上赋予启蒙新的精神内容,促进科学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或是学理层面上阐释和宣传唯物史观,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还是实践层面上领导创建中国共产党,拉开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问题的帷幕,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受到个人、时代、国际环境等多方面的限制,其思想转变还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如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认知还存在简单化、机械化之处等等。但从整体上看,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实现的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思想转变,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在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与中国革命的结合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已经百年有余。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时光里,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早已不同往日,社会主义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回望历史,如果没有陈独秀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最初的积极选择和阐释,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客观实际的结合,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成就。在新时代的今天,重新理性审视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转变的这段历史,厘清其思想转变的脉络和轨迹,努力展现出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传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面貌和内在规律,从一个维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提供丰富思想资源。
二、启蒙时期的历史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启蒙时期的历史观(论文提纲范文)
(1)圣西门的社会历史观及其思想史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一、历史发展的持续进步和规律内在于历史本身 |
第一,人类智力和理性的发展是持续进步的。 |
第二,历史发展的规律内在于历史本身。 |
二、实业家、学者成为历史的主体 |
三、 观念体系的改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因 |
四、结论 |
(2)整体性视阈下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3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生成 |
2.1 前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 |
2.1.1 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批判 |
2.1.2 青年黑格尔派的形而上学批判 |
2.1.3 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式批判 |
2.2 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转向 |
2.2.1 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 |
2.2.2 从“副本”批判到“原本”批判 |
2.2.3 从理性的支配到人性的实现 |
2.3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特质 |
2.3.1 革命性 |
2.3.2 彻底性 |
2.3.3 现实性 |
小结 |
第3章 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 |
3.1 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的缘起 |
3.1.1 宗教是“世界的总理论” |
3.1.2 宗教改革运动 |
3.1.3 宗教批判运动 |
3.2 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的基本内容 |
3.2.1 宗教的功能:“人民的鸦片” |
3.2.2 宗教的外化:“颠倒的世界观” |
3.2.3 宗教的实质:“异化的自我意识” |
3.3 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的整体性指向:政治批判 |
3.3.1 从“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到“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 |
3.3.2 从“天国批判”到“尘世批判” |
3.3.3 从神学批判到政治批判 |
小结 |
第4章 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 |
4.1 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的缘起 |
4.1.1 政治关系的演变 |
4.1.2 政治国家的形成 |
4.1.3 现代国家的实质 |
4.2 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的基本内容 |
4.2.1 政治批判的前提:市民社会与国家的颠倒 |
4.2.2 政治批判的对象: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
4.2.3 政治批判的效应: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 |
4.3 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的整体性指向:意识形态批判 |
4.3.1 政治解放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革命” |
4.3.2 政治解放的终极目标:“人类社会” |
4.3.3 政治解放的思维方式:历史唯物主义 |
小结 |
第5章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 |
5.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缘起 |
5.1.1 马克思对鲍威尔“自我意识”的批判 |
5.1.2 马克思对施蒂纳“唯一者”的批判 |
5.1.3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批判 |
5.2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内容 |
5.2.1 对“虚假的意识”的批判 |
5.2.2 对“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的批判 |
5.2.3 对“形形色色共产主义理想”的批判 |
5.3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整体性指向:政治经济学批判 |
5.3.1 从“旧唯物主义”到“新唯物主义” |
5.3.2 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 |
5.3.3 从“市民社会”到“社会化的人类” |
小结 |
第6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 |
6.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缘起 |
6.1.1 “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题 |
6.1.2 国民经济学的“私有财产事实” |
6.1.3 资本与劳动的对立 |
6.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内容 |
6.2.1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异化劳动的揭露 |
6.2.2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资本主义私有制 |
6.2.3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前途: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否定 |
6.3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整体性指向:人与社会的自我否定 |
6.3.1 消灭私有制 |
6.3.2 “自由人联合体” |
6.3.3 人类解放的“回归” |
小结 |
第7章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整体性向度 |
7.1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整体性表达 |
7.1.1 面向现实世界的实践性 |
7.1.2 改造世界的批判性 |
7.1.3 剔除异化的否定性 |
7.2 马克思主义批判逻辑的整体性实现 |
7.2.1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起点:宗教批判 |
7.2.2 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的必要性:社会现实 |
7.2.3 政治批判转向意识形态批判的必要性:颠覆“元价值” |
7.2.4 马克思主义批判逻辑的落脚点:政治经济学批判 |
7.3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整体性价值 |
7.3.1 整体性与各环节的统一 |
7.3.2 实现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 |
7.3.3 整体性的现实意义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3)以大历史观塑造文学史学大格局——从历史虚无主义批判说起(论文提纲范文)
一 |
二 |
三 |
(4)20世纪末中国战争小说叙事伦理研究(1978-2000)(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选题缘起 |
1.2 研究现状 |
1.2.1 战争及中国当代战争小说研究 |
1.2.2 叙事伦理研究 |
1.3 研究方法与意义 |
1.3.1 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1.3.2 研究目的与创新 |
第2章 界定与理论:“战争小说”与“叙事伦理”的概念阐释 |
2.1 战争与战争小说 |
2.2 伦理、道德与叙事伦理 |
2.2.1 伦理与道德 |
2.2.2 伦理与文学 |
2.2.3 叙事的伦理转向与叙事伦理 |
第3章 修复与重建:20世纪末战争小说叙事伦理的观念模态 |
3.1 隐我修复式的战争书写 |
3.1.1 以人性修复历史的“新启蒙”语境 |
3.1.2 “归来者”的“隐我”与群化精神意向 |
3.2 祛魅改写式的战争书写 |
3.2.1 间接的历史感悟与主体性历史思考 |
3.2.2 重释历史与人性的“祛魅改写” |
3.3 反思重构式的战争书写 |
3.3.1 由“多元”到“断裂”的文化语境 |
3.3.2 民族主义的“反思与重构” |
第4章 由“遮蔽”到“存在”:20世纪末战争小说身体伦理的苦难叙事 |
4.1 战争苦难的探询限度与启蒙理性的献祭 |
4.2 政治化身体的消解与苦难的欲望化修辞 |
4.2.1 重返身体的“居留”与民族精神的焦虑 |
4.2.2 战争真相的过滤与欲望本能的释放 |
4.3 战争苦难的身体呈现 |
4.3.1 民族视域体察战争对身体的戕害 |
4.3.2 以暴力的细节反思战争的暴力 |
4.3.3 情爱对身体的去蔽与对战争苦难终极追问的缺失 |
第5章 “英雄”与“反英雄”合一:重构典范伦理的英雄叙事 |
5.1 典范伦理的嬗变 |
5.1.1 由“君子”到“英雄”:典范伦理的递嬗 |
5.1.2 由“英雄”到“反英雄”:典范的塑造与语境的转变 |
5.2 英雄的祛魅 |
5.2.1 由“性格”到“气质”:人格化英雄的有限还原 |
5.2.2 由“史诗”到“抒情”:叙事话语的转变 |
5.3 “受难”与“反抗”:酒神的“悲剧”气质 |
5.3.1 由“正典”到“民间” |
5.3.2 由“日神”到“酒神” |
5.4 英雄与反英雄之辩 |
5.4.1 集体与个体:典范的群己分殊 |
5.4.2 反英雄与新典范伦理 |
第6章 革命资源的感性解放:20世纪末战争小说革命伦理的历史叙事 |
6.1 战争场域下“人民性”与“国民性”的人性思索 |
6.2 “后革命”视域下对战争历史的多维度探索 |
6.2.1 “后革命”:战争的另一叙事角度 |
6.2.2 战争历史真相的个性化追索 |
6.2.3 旁观与后设的叙事策略:对革命战争历史的“复线化”呈现 |
6.3 战争美学的知识分子立场确证:民主性与对话性的参与 |
6.3.1 革命话语的守护与更新:对战争的民主性言说 |
6.3.2 战争小说的审美重铸:“对话性”的生存辩难 |
第7章 20世纪末战争小说叙事伦理的意义与局限 |
7.1 异质混成:中国经验的现代性确证 |
7.2 20 世纪末战争小说中抵达中国经验的途径 |
7.2.1 在对话中体知战争经验的真实 |
7.2.2 战争书写对本土美学经验的构筑 |
7.2.3 战争小说的应有之义:人文性尺度的观照 |
7.3 20 世纪末战争小说叙事伦理的“边界”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5)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背景 |
(一)时代背景:资本主义批判与两种现代性模式 |
(二)现实背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总批判的现实任务 |
(三)理论背景: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研究的范式转型 |
二、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二)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
(三)总结评析 |
三、研究重心与创新 |
(一)研究重点 |
(二)研究难点 |
(三)研究创新点 |
四、研究意义与方法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三)主要方法 |
第一章 地图与模型: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观探思 |
一、图示:资本主义现代性 |
(一)核心词:再释“现代性” |
(二)耦合因:缘何以资本主义划界 |
(三)时空观:资本主义现代性特质 |
(四)辩证法: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 |
二、图鉴: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 |
(一)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对资本主义的破解 |
(二)现代西方哲学的现代性批判:对理性主义的反叛 |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双向融嵌中对主体的勘辨 |
三、图例: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三条路径 |
(一)资本的症候:经济现象的异化批判路径 |
(二)理性的滥觞:政治哲学的自由解放路径 |
(三)主体的困境:文化观念的再启蒙路径 |
第二章 生产-消费路径:从经济现象揭批到哲学文化批判 |
一、震源:商品拜物教 |
(一)现代性的细胞繁殖:从商品到商品化 |
(二)现代性的运行系统:拜物教机制 |
(三)现代性的机体病症:物化与异化 |
二、纵波:资本剥削形式的变迁 |
(一)劳动新形式:非物质劳动条件下的主体异化 |
(二)生产新态势:智能化生产转型中的“新奴隶主义” |
(三)消费新观念:符号政治经济学与大众文化批判 |
三、横波:资本剥削关系的扩张 |
(一)从实体到虚体:物化逻辑下的“数字异化” |
(二)从时间到空间:空间生产的异化之意 |
(三)商品全景的“景观社会”:当代资本主义的幻象与梦魇 |
第三章 个体-共同体路径:从宏观制度批判到微观生命政治批判 |
一、共同体对个体的压迫:“新控制形式” |
(一)技术合理化:资本的技术化运作 |
(二)媒介合理化:资本对媒介的虚伪化利用 |
(三)合理化危机:隐身的资本霸权构筑起新帝国 |
二、个体向共同体的依附:“生命政治” |
(一)消极自由无以承受的生命之重:“规训与惩罚” |
(二)积极自由无法超拔的生命之轻:“逃避自由” |
(三)毁灭还是创生:新治理体系的可能性 |
三、个体与共同体的间性关系:“重建公共领域” |
(一)间性关系的认知基础:交往理性 |
(二)组建合法共同体的主渠道:参与式民主 |
(三)重建公共领域:卓越个体基础上的乌托邦 |
第四章 启蒙-再启蒙路径:从解构形而上学到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
一、返本:回归总体性及其失败 |
(一)问题:碎片化现象的理性方案 |
(二)方法:历史总体性辩证法 |
(三)结果:落于空想的总体替代方案 |
二、破维:否定辩证法及其自我解构 |
(一)对否定的新解:辩证法的哥白尼革命 |
(二)对否定的否定:“反体系的体系” |
(三)对否定的扬弃:对“后学”与启蒙的重思 |
三、开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及效应 |
(一)新境遇:从时间基质的线性发展观到空间基质的谱系认识论 |
(二)新范式: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融建 |
(三)新道路:形而上学终结后的意义之归 |
第五章 超越-文明型路径:中国特色现代性方案 |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检视 |
(一)问题洞察力有余,但实践能力有限 |
(二)突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旨趣鲜明,但理论立场妥协性较强 |
(三)交互性研究范式的范例,但社会历史观共识不足 |
二、中国方案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有效回应 |
(一)破解资本逻辑困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
(二)回应理性滥觞危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优势 |
(三)祛除中心主义魔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远站位与宏伟格局 |
三、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中国智慧 |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 |
(二)融通“中西马”: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哲学文化理念 |
(三)“新轴心时代”的创生: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型文明体系 |
结语:未竟的解放事业与未来的中国故事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后记 |
(6)《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类解放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缘由 |
1.2 研究文献综述 |
1.2.1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1.2.2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1.2.3 现有研究成果评析 |
1.3 研究意义 |
1.3.1 实践意义 |
1.3.2 学术价值 |
1.4 研究方法 |
1.4.1 文献研究法 |
1.4.2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
1.4.3 系统分析的方法 |
1.4.4 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
第2章 《手稿》中的人类解放理论的思想渊源 |
2.1 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勾画 |
2.1.1 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世界历史观 |
2.1.2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和人类学 |
2.2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启迪 |
2.2.1 黑格尔的初步启迪 |
2.2.2 恩格斯的深刻影响 |
2.2.3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直接批判所得 |
2.3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未来社会构想 |
2.3.1 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未来社会理论建构 |
2.3.2 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未来社会理论建构 |
2.4 西方思想传统的理想勾勒 |
2.4.1 古希腊文明的理想勾勒 |
2.4.2 中世纪宗教的理想勾勒 |
2.4.3 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理想勾勒 |
第3章 《手稿》中的人类解放理论的逻辑建构 |
3.1 逻辑起点:以异化劳动理论为核心的国民经济学批判 |
3.1.1 挖掘:从经济表征到理论前提 |
3.1.2 规定:异化逻辑下的四种异象 |
3.1.3 批判:基于异化劳动的国民经济学批判 |
3.2 逻辑主线:以异化劳动积极扬弃为路径的最终指向 |
3.2.1 异化劳动积极扬弃之道:找寻经验基础和理论基础 |
3.2.2 共产主义建构中的意旨:三种模型 |
3.3 逻辑归宿:人性的复归和共产主义的生成的有机统一 |
3.3.1 人的高度自由:人性的全面复归 |
3.3.2 人类的最高境界:共产主义的生成 |
第4章 《手稿》中的人类解放理论的历史方位 |
4.1 萌芽期:《莱茵报》以前的时期及《莱茵报》时期 |
4.2 确立期:《德法年鉴》时期 |
4.3 成熟期:从《手稿》到《共产党宣言》 |
4.4 发展期:从《1848 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到《哥达纲领批判》 |
4.5 小结 |
第5章 《手稿》中的人类解放理论的当代价值 |
5.1 学术价值:人类解放理论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辩证统一 |
5.1.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彰显人类解放新途径 |
5.1.2 人类解放理论增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自觉 |
5.2 实践价值:人类解放理论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
5.2.1 人类解放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 |
5.2.2 人类解放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依据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生成背景和思想渊源 |
2.1 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生成背景 |
2.1.1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巨变 |
2.1.2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和所有制结构变化 |
2.1.3 马克思主义有效性受到质疑 |
2.1.4 历史终结论提出的思想挑战 |
2.1.5 晚期资本主义扩张困境的折射 |
2.2 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渊源 |
2.2.1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 |
2.2.2 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
2.2.3 存在主义萨特的总体化理论 |
2.2.4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美学理论 |
2.2.5 结构主义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 |
第3章 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两阶段说的评判 |
3.1 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三种分析模式还原论的理论分析 |
3.1.1 “科学—意识形态”分析模式还原为“理性—谬误”对立论 |
3.1.2 “领导权和阶级合法化”分析模式还原为“实践功能” |
3.1.3 “物化”分析模式还原为“科学与知识”维度 |
3.2 现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四种类型历史性分裂的批判 |
3.2.1 精英与公众的历史性分裂 |
3.2.2 精神状态与社会历史性制度的功能之间脱节 |
3.2.3 个人主观意识形态与外部支配性意识形态的对抗 |
3.2.4 主体真实表达与语言异化产生的压抑性对立 |
第4章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构建 |
4.1 反思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 |
4.1.1 文物研究的经验主义 |
4.1.2 存在历史主义主客体的无限相对化 |
4.1.3 结构类型学的主客体内在矛盾 |
4.1.4 尼采式反历史主义的“历史之名” |
4.2 论证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解决困境的可行性 |
4.2.1 生产方式概念的重构 |
4.2.2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重新释义 |
4.2.3 文化与经济的联结 |
4.3 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构建原则 |
4.3.1 总体性原则 |
4.3.2 辩证性原则 |
4.3.3 历史性原则 |
4.4 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构建的“三重视域” |
4.4.1 政治历史观的分析模式 |
4.4.2 社会观的分析模式 |
4.4.3 历史观的分析模式 |
第5章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自我运用 |
5.1 文化历史分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解释学 |
5.1.1 资本主义文化历史分期的符码转换 |
5.1.2 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三阶段论 |
5.1.3 资本主义文化分期内容 |
5.2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批判 |
5.2.1 资本的扩张逻辑 |
5.2.2 镜像化的统治逻辑 |
5.2.3 文化殖民的霸权逻辑 |
5.3 认知绘图策略:超越“超空间”的文化政治使命 |
5.3.1 认知绘图的范围界定 |
5.3.2 认知绘图的功能 |
5.3.3 认知绘图与文化政治的关系 |
第6章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价值与启示 |
6.1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意义 |
6.1.1 扞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 |
6.1.2 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生命力 |
6.1.3 拓宽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视野 |
6.2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局限 |
6.2.1 重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缺陷 |
6.2.2 “修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失偏颇 |
6.2.3 认知绘图策略构想政治联盟的乌托邦性 |
6.3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现实启示 |
6.3.1 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发展 |
6.3.2 有助于严防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和渗透 |
6.3.3 有助于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8)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晚到”的先锋 |
0.1 先锋的概念及选题的意义 |
0.2 李锐研究概况综述 |
0.3 本文研究思路与框架 |
1 溯源“先锋”:思潮的兴起与嬗变 |
1.1 重返现场:当代文学的先锋性实践 |
1.2 学科语境的更新与范式革命 |
1.3 文学现代性的“源”与“流” |
2 立足“吕梁”:透视现实的先锋性 |
2.1 现实观:“双向煎熬”下“常”的复归 |
2.2 《厚土》与《太平风物》:四季的回环与失落 |
2.3 “吕梁”空间与异托邦 |
3 超越“启蒙”:建构历史的先锋性 |
3.1 历史观:基于“边缘”的一种观照与把握 |
3.2 《无风之树》与《万里无云》:反激进与反代言 |
3.3 《旧址》与《银城故事》:偶然性与多极化 |
4 邂逅“元典”:重述神话的先锋性 |
4.1 神话观:赓续“新编”的一种创造与拓展 |
4.2 《人间》:神话移位下的再民间化 |
4.3 《张马丁的第八天》:神性与人欲的纠缠 |
5 坚守“后卫”:艺术表达的先锋性 |
5.1 艺术观:走出“圈套”的“方块字”书写 |
5.2 喧嚣与隐喻下的形象生成 |
5.3 口语的方言策略与多声部叙事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 作者已刊文章目录 |
(9)马克思群众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目的和意义 |
1.1.1 选题目的 |
1.1.2 选题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研究方法 |
1.3.1 文献分析法 |
1.3.2 阶级分析法 |
1.3.3 理论与实践结合法 |
1.4 创新点 |
第2章 马克思群众观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借鉴 |
2.1 马克思群众观形成的时代背景 |
2.1.1 工业化大生产的发展伴随着无产阶级生存状况的恶化 |
2.1.2 阶级斗争的发展促进无产阶级发展壮大 |
2.1.3 工人运动的兴起凸显群众的力量 |
2.2 马克思群众观的理论借鉴 |
2.2.1 欧洲人文主义精神 |
2.2.2 启蒙思想家的“民权”理论 |
2.2.3 德国古典哲学的“主体”思想 |
2.2.4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 |
第3章 马克思群众观的形成与发展 |
3.1 马克思群众观的孕育萌发 |
3.1.1 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理想信念 |
3.1.2 自我意识的觉醒 |
3.1.3 从追求“精神自由”到关注贫困群众的“物质利益” |
3.2 马克思群众观的初步形成 |
3.2.1 初步阐释群众是政治主体 |
3.2.2 发现人类解放的主体——无产阶级 |
3.2.3 初步对群众主体地位做全面论证 |
3.2.4 明确提出群众是历史主体 |
3.3 马克思群众观的发展成熟 |
3.3.1 把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归结为“实践” |
3.3.2 在唯物史观基础上阐述群众观 |
3.3.3 马克思群众观与工人运动的直接结合 |
3.4 马克思群众观的深化发展 |
3.4.1 马克思群众观在革命实践总结中得到深化发展 |
3.4.2 马克思群众观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得到科学论证 |
3.4.3 人类解放历程的探索 |
第4章 马克思群众观的主要内容 |
4.1 群众的内涵 |
4.1.1 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群体 |
4.1.2 群众是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 |
4.1.3 群众是不断变动的历史范畴 |
4.2 群众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
4.2.1 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
4.2.2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
4.2.3 群众创造历史的条件 |
4.2.4 历史人物的作用 |
4.3 群众的解放 |
4.3.1 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是实现群众解放的前提 |
4.3.2 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群众是实现群众解放的依靠力量 |
4.3.3 无产阶级政党是实现群众解放的领导力量 |
4.3.4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群众解放的路径 |
4.3.5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群众解放的最终目标 |
第5章 马克思群众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意义 |
5.1 马克思群众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
5.1.1 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5.1.2 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的工作标准 |
5.1.3 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
5.1.4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
5.1.5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5.2 马克思群众观中国化的实践意义 |
5.2.1 群众主体地位得到凸显 |
5.2.2 群众利益得到保障 |
5.2.3 依靠群众创造了历史伟业 |
5.2.4 群众路线得到贯彻落实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10)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的思想转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起和研究价值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价值 |
二、概念界定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一)国内研究述评 |
(二)国外研究述评 |
(三)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四、研究思路、方法和总体架构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总体架构 |
五、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进化论与中国近代启蒙运动 |
一、进化论传入中国的时代背景 |
(一)进化论及其在欧洲的发展 |
(二)进化论传入近代中国的社会背景 |
(三)进化论传入近代中国的思想背景 |
二、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对于进化论的译介与传播 |
(一)严复的天演进化思想 |
(二)维新派的进化论思想 |
(三)革命派的进化论思想 |
(四)互助主义进化论传入中国 |
三、进化论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中的历史作用 |
(一)对传统世界观、历史观的冲击 |
(二)奠定中国近代社会革命的理论基础 |
(三)激发自由、科学、民主、理性等近代启蒙精神 |
第二章 陈独秀前期思想中的进化论因素 |
一、陈独秀对进化论的总体认识和唯物论发展 |
(一)青年陈独秀的人生经历 |
(二)“宇宙之根本大法” |
(三)带有进化论色彩的唯物论 |
二、陈独秀进化论的历史观 |
(一)“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 |
(二)“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无强弱为标准” |
(三)“所不同者,吾人有自动的发展力耳” |
(四)“革命者,一切事物革故更新之谓也” |
三、陈独秀带有进化论色彩的伦理观 |
(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
(二)“道德之为物,应随社会为变迁” |
(三)“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 |
四、陈独秀人生观中的进化论因素 |
(一)“青年之精神界欲求此除旧布新之大革命,第一当明人生归宿问题” |
(二)“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
(三)“幸福之为物--必兼个人与社会以为量” |
第三章 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思想转变 |
一、“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
(一)群众史观的萌芽 |
(二)初释剩余价值学说 |
(三)认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 |
二、“我是相信唯物史观的” |
(一)论证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选择怎样的社会主义 |
(二)形成较完整的唯物史观思想体系 |
(三)把握马克思的真精神 |
三、陈独秀思想转变原因的理性审视 |
(一)外部环境带来的省思 |
(二)追求个体解放和社会民主的前后贯通性 |
(三)新文化运动对进化论的反思 |
(四)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 |
第四章 陈独秀对唯物史观的理论解说 |
一、唯物史观“要旨有二” |
(一)“人类文化之变动” |
(二)“社会制度之变动” |
(三)“唯物史观派”的巨子 |
二、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 |
(一)阐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 |
(二)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内在统一 |
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
(一)劳工专政思想 |
(二)国家观 |
(三)政党论 |
第五章 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
一、对中国特殊社会性质的定位 |
(一)剖析中国社会问题 |
(二)定位中国社会性质 |
二、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 |
(一)中国革命须分“两步走” |
(二)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
三、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分析和选择 |
(一)社会主义道路之争 |
(二)选择苏俄式社会主义道路 |
四、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推进 |
(一)创建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力量 |
(二)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无产阶级觉悟 |
(三)组织工会开展工人运动 |
(四)联络革命的资产阶级展开民主革命 |
第六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思想转变的历史评价 |
一、启蒙的革新:促进科学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在中国的确立 |
(一)赋予启蒙新的精神内容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 |
(二)以思想论战促进中国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辨明和追求 |
二、从零星到聚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
(一)总体把握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 |
(二)组织《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
三、由理论到实践:拉开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问题的帷幕 |
(一)领导创建中国共产党 |
(二)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 |
四、思想转变的历史局限 |
(一)尚未彻底摆脱进化论因素的影响 |
(二)忽视对辩证法的学习与研究 |
(三)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缺乏深刻、科学的认识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主持参与的科研项目 |
四、启蒙时期的历史观(论文参考文献)
- [1]圣西门的社会历史观及其思想史贡献[J]. 刘春晓.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5)
- [2]整体性视阈下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研究[D]. 李冰. 吉林大学, 2021(01)
- [3]以大历史观塑造文学史学大格局——从历史虚无主义批判说起[J]. 刘方喜. 文学遗产, 2021(04)
- [4]20世纪末中国战争小说叙事伦理研究(1978-2000)[D]. 李婧妍. 辽宁大学, 2021(02)
- [5]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D]. 孙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6]《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类解放理论研究[D]. 杨文俊.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7]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D]. 李娜. 吉林大学, 2021(01)
- [8]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D]. 郭佳音. 浙江大学, 2021(02)
- [9]马克思群众观研究[D]. 任静. 辽宁大学, 2020(07)
- [10]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的思想转变研究[D]. 查芳灵.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