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西浦北县上世纪末先后出土的三个古钱币窖藏情况介绍（论文文献综述）
陆秋燕[1]（2020）在《“大铜鼓”研究——兼论汉至唐代广西的青铜文化传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铜鼓是我国南方和东南亚特有的青铜文物,其中冷水冲型、北流型和灵山型铜鼓在广西密集出土,此三型"大铜鼓"体型相近、流行年代相同、分布范围互有重叠,显示出彼此之间紧密的联系,将之视为一个整体,考察汉至唐代广西的青铜文化面貌具有研究视角上的创新性。而在对"大铜鼓"的出土情况、合金技术和铸造技术进行深入观察后,不难发现其与广西同时期出土的其他青铜器物在出土情况、分布范围、器型特点、铸造技术和使用功能上均存在着显着差异,凸显了广西汉、唐时期的青铜文化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面貌,间接地反映了少数民族地区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本土文化的和谐共处和共同繁荣。
李园园[2]（2021）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呼和浩特地区是“大窑文化”文明的创造地,是长城密度最大的地方,也是长城修筑最早的地方,融合了少数民族与中原文化,同时又融合着草原文化、阴山文化和黄河文化。在呼和浩特这片地域上,历代王朝在此统治,其特殊的边塞区位使城池发展几经兴衰,历史时期城池建制时有时无,时兴时衰。呼和浩特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城池建设的开端在4000多年前即开始。2019年至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龙山文化后城咀石城既是呼和浩特地区最早的城,也是放眼全国最早出现的一批城池,是目前已知内蒙古中南部最大的史前城址。后城咀石城其瓮城改写了学界中马面、瓮城始现于历史时期的认知,将其出现年代提前至龙山时期。今和林格尔地区的盛乐故城（土城子古城）的西城区是春秋时期所建,即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最早营建的历史时期的城市,土城子西城区的发现打破了长久以来学界中对于呼和浩特地区历史时期最早古城是云中城的认知。呼和浩特地区“最后”的古城是民国时期的“土围子”,因城墙系用传统的立板夯筑法修建,在此之后,中国少有再用此法修建的土城,因此,姑且将民国时期修建的围子称为中国“最后”的古城。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城池,即在建设发展中所形成的四周有围墙,部分有护城河,有城址遗迹的古城,包括行政中心的郡县城、驻守军队的军事障城等。研究表明,呼和浩特地区因地理位置重要一度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曾是多个王朝的军事防御地带。通过对呼和浩特地区历史时期城池的资料调研,将经过文献考察和考古报告确认为呼和浩特地区的历史时期城池列入研究范围。呼和浩特地区因其在历史长河中前后建造过近百座城池,亦被称作“百城之城”。本文从呼和浩特地区及历史文化背景分析入手,根据考古资料选取其中的105座历史城池作为研究对象。按春秋、战国、秦汉（公元前770--公元220年）、魏晋南北朝（公元386--581年）、隋唐（公元581--907年）、辽金元（公元907--1368年）、明清时期（公元1368--1911年）时间段分期进行研究,从城池的建城起源、城池发展、延续与消亡的原因、地理位置、规模形制等方面。通过手绘和电脑绘制,对重要时期的城池位置与形态尽可能的复原,提供历史依据。结合各个历史时期城池的建造发展特点,总结出:1.呼和浩特地区历史时期城池建设多与军事防御相关,长城沿线多设置边堡、城障、列亭等以用于作战需要巩固王朝统治;2.城池的发展、延续与荒废与诸多因素有关,就其延续情况来说,那些地理位置或宏伟的建设能起到重要作用的城池,在王朝覆灭后被继任统治者因军事需要、政治统治或环境宜居等情况再被利用起来,甚至改建增筑。3.各历史时期城池分布情况呈“大集中、小分散”的特点,各时期城池分布的重心亦有所不同,呈现出:秦汉城池散布整个区域、北魏城池集中在北部、隋唐城池在中部、辽金元城池集中在中北部、明清城池集中在中南部的特点。城池在各历史时期的集聚分布与呼和浩特地区多元文化核心区（即以赵长城、秦汉长城、金界壕及明清长城沿线为核心带的历史城池集聚区,以黄河沿岸为核心带的历史城池集聚区,以阴山地界为核心带的历史城池集聚区,以土默川文化为核心带的历史城池集聚区）耦合度极高;4.往往城池的等级级别越高,规模越大,建造数目越少,相互距离越远,提供服务种类越多,服务范围越大,职能越多,如:都城、郡治、州县邑等。反之,城池的等级级别越低,城池数目越多,相互距离越近,提供的服务种类越少,服务范围越小,职能越少,如:长城障城、各类军堡;5.城池建造往往选择地形相对平坦,临近水源的位置,军事类为主的城池多建于北部古阴山的山麓山谷一带和黄河流域地带,倚靠阴山山脉和黄河的天险屏障,都城、宫殿等大型居住类城池多建于呼和浩特中部的土默川平原,因其地势平坦开阔、交通方便。古阴山的“用险制塞”与黄河干流及支流的“以河为塞,逐水而居”、水上兵粮运输及黄河天险屏障作用对城池位置选址的建造产生了较大影响;6.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中,方形城池比重最大,占67%,菱形、三角形、“彐”形、曲尺形、凸字形等,各种形状都出现过,但这种不规则形所占比重较少,往往是因为城的自然环境,随河流山川地势起伏曲折,按照不同地形随机应变;7.随着国家日渐富强,社会生产力的逐渐发展,统治者对自身利益需求逐渐增大,城池在建设过程中,功能逐渐完善,由单一功能逐渐演变成集政治、军事、经济、宗教、交通、商业、文化于一体。
程嘉静[3]（2015）在《辽代商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辽起于松漠间，907年，建立了统一的政权，916年建元神册，926年灭渤海，占据了东北地区。938年后唐大将石敬瑭以燕云十六州献于辽太宗耶律德光，包括今河北北部、北京、天津以及山西大部都归属契丹。辽腹地广大的草原地区是牛羊的乐园，因而传统的畜牧经济是其立国之本，而渤海的降附及燕云地区的归属则为其农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这种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使得辽朝的商业具有强劲的发展动力。对于辽代商业的研究，以前的研究者仅就商业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比如辽代境内的商业、辽代的市场、辽宋间的贸易等，没有对此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者，本文试图充分运用文献资料、石刻资料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并结合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等研究方法对辽代的商业进行全面论述。本文除绪论部分，共包括五章的内容：一、辽代商业的基础。辽代商业的基础包括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以及交通等方面。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为辽代商业提供了物质基础，其剩余产品投放市场便成为商品，因而三者的发展必然促进商业的发展。而辽代交通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谓发达，既有辽宋驿路、辽夏直道、辽与五国部的“鹰路”，更有草原丝绸之路和水路，为辽代商业提供了交通保障；二、辽代的货币。辽代的货币有其自身的特点，即本国铸币少，而唐币、宋币多，它们一起构成了辽代的货币体系。其中在这些唐币和宋币中，有一部分是辽朝政府或私人仿铸的，但这并没有影响到辽代的货币运行，只是在辽末出现了短暂的通货膨胀现象。同时辽代的窖藏钱币很多，私人毁钱铸铜器也时有发生，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辽代商业的发展；三、辽代的境内外商业。辽代的境内商业覆盖了五京及其州县，同时在斡鲁朵、部族、头下军州、驿路旁都有商贸活动，可谓商业网点遍布。使得各族与各地区之间互通有无，方便了民众的生活。辽代的商人作为一个群体，既有王公贵族，也有普通官员，也有云为户和寺院上层僧众。在辽代重农抑商政策的指导下，辽代商人，尤其是官员被限制经商。但商人仍然在为争取政治权力不懈努力。辽代的境外贸易最初是辽和五代十国的贸易，这一时期的商贸往来，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更多的是政府间的交聘贸易。而北宋建立后，尤其是澶渊之盟缔结之后，辽宋的商贸往来除了交聘贸易外，榷场贸易蓬勃发展，不仅给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也便于其对宋军事上的防御。辽宋间的民间贸易也发展到一个高度，走私贸易盛行，包括马匹、粮食、盐、书籍、人口等等，为辽代民众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辽代连接本土和北部诸族、西北诸族以及西域的草原丝绸之路，在辽代得以重新打通。辽为了控制这条贸易之路，对其进行了有力的控制和经营，使得这条丝路上的商业非常繁盛，对当时的世界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四、辽代的商业政策及商业机构不断健全。其征商之法开始于太祖时，辽圣宗时期对于辽代商业政策的调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征商范围逐步扩大，而且加强了关税的治理，还在稳定市场方面做出了贡献，因而辽圣宗时期是辽朝商业走向成熟和完善的时期。辽代的商业机构包括商税院、诸征榷机构及货币机构。包括食盐、酒、瓷器等重要的手工业部门都进行征榷，设置相应的机构，本文大量结合石刻资料，对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五、辽代商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日常生活及文化诸多方面，对辽代社会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辽代商业在整个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并且通过密切的经济贸易往来，契丹王朝前所未有的置身于世界性背景之中。不仅对当时的世界，乃至辽以后的金元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荣军[4]（2013）在《广西宋代钱币及钱监初探》文中提出广西位于五岭以南,宋代属广南西路。当时随着水、陆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内、对外商品贸易经济欣欣向荣。这就使得流通中需要大量的钱币来与之相适应。解放后几十年来,在广西出土了不少宋代钱币：范围遍及广西很多地区,出土量最大的一次在平乐县,有1600多斤。宋代在广西也设钱监铸造钱币：梧州元丰监年铸钱量最低是十五万缗（一缗相当于1000枚小平钱）,多时达十八万缗或十九万缗；贺州钱监也铸造了大量铁钱,还有浔州钱监等铸造铁钱。这些出土的宋代钱币和宋代钱监遗址是宋代广西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缩影。本文以广西出土的宋代钱币、梧州元丰监遗址、贺州钱监遗址及浔州钱监为研究对象。梧州元丰监遗址和贺州钱监遗址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浔州钱监遗址在《宋史》上有记载,但遗址到现在为止并不是特别明确,也未进行过考古发掘。本文通过对出土的宋代钱币按所属市县进行归类,按广西几大区域来进行出土量的对比,并进而分析出了造成其分布不均的原因是宋代广西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本文对广西出土的宋代钱币进行了分类,分为：年号钱、非年号钱、纪年钱、记号钱、三体书钱、对钱及合背钱等。并从以下几方面对梧州元丰监和贺州钱监进行了研究：对遗物和遗迹情况的研究,对设置及发展的原因分析：一是经济发展和军事开支的需要,二是原料和燃料的来源有保障,三是交通便利,四是技术条件的成熟。从社会的动荡及原料的减少、官府对坑冶户收税的贪婪及夹锡钱的危害等方面来论述了梧州元丰监和贺州钱监停铸的原因。对广西宋代钱监的历史作用进行了分析：钱监生产促进了当时广西采矿业的发展,钱监的设置直接增加了当时广西地方财政的收入,也推动了广西经济的发展。本文从广西宋代钱监铸造的钱一般在两广地区流通使用,以及广西非钱监所在地也有广西宋代钱监铸币出土这两个方面的情况进行论述,得出的结论是：广西出土的属于从北宋熙宁年间到南宋绍兴年间的那些钱币,有一部分是当时广西几个钱监铸造的。将广西宋代钱监与广西唐代、明代钱监进行对比,突出了前者铸造量大及版式多的特点,说明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广西宋代钱监所处的地位是不低的。广西地处岭南,将广西宋代钱监与其他地方宋代钱监进行对比,突出了其在岭南是有着特殊地位的。
梁炳猛[5]（2010）在《汉唐时期的合浦与北部湾海上丝绸之路》文中研究指明汉唐时期的合浦是南方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和贸易中心,当时发生在南方的许多重大事件与合浦息息相关,同时合浦又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汉唐与东南亚及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贸易往来。合浦作为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为近年来合浦汉墓的考古发现所证实。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扩大了中国的对外交往,汉唐时期中国沿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进行贸易的同时,传播了中华文化,扩大了中国的影响。观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开发既有历史的根据,也符合现实的需要。
刘军[6]（2009）在《明清时期海上商品贸易研究（1368-1840）》文中研究表明研究国际贸易可以从多维的视角来加以研究,本篇论文是从时间的角度即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国际贸易,研究的是明清时期的国际贸易。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本文截取明清时期,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中国,发生了一个“千古巨变”：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面对西方列强,中国人忽然发现,自己已不在世界先进之列。显然,落后不是某一时点突然发生的,它是一个过程。研究这一转变的过程,需要向前追溯。本文将研究的历史时期,限定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明清时期。尽管我们无法确定中国由先进转而落后的具体始点,但可以肯定地说,明清时期（1368-1840）正是这一过程的关键时期,而且在这一时期,中国还有保持先进的机会。使中国由先进转而落后的原因是极为复杂的。其中一个为人们所注目的原因是对外关系,所谓“闭关锁国”就是人们用来抨击明清统治者的常用词。对外关系仍然是一个过于宽泛的课题,由于本人是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因此,本文进一步将研究的范围限定在这一时期的国际贸易方面。国际贸易分为陆路贸易和海上贸易。显然,明清时期的海上贸易较陆上贸易更为重要,这样本文就侧重研究了海上贸易。在研究过程中,本人发现,尽管涉及这一时期海上贸易商品的文献浩如烟海,但详细而系统地直接、完全针对海上商品贸易的研究很少。因此,本文将研究范围锁定在了这一时期的主要进出口商品贸易上。于是,也就有了本文的标题：明清时期海上商品贸易研究（1368-1840）。以统一的国家而论,中国的国际贸易自秦代开始。但秦朝短命,持久的汉代则成了中国国际贸易真正形成的时期。1、中国的海上贸易商路分为东、南、西三个方向或三大航路,明清人分别称之为东洋、南洋、西洋。沿着这些商路向外流出的不仅是丝绸,还有瓷器、茶叶等,而在同样的航路上,反方向流入中国的则是白银、香料等各种商品。2、自汉代始,中国的海上贸易是不断发展的。宋元时期只能是以奢侈品为主,真正意义上的大宗商品海上贸易,是在明代中期,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后才发展起来。从原来以奢侈品为主向以大宗商品为主是明清时期海上贸易的一个重大变化,伴随这一变化的自然有贸易量的增长。3、明清时期中国海上贸易的另一重大变化是：大致在明代中期,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西方人开始大规模进入东方,中西方直接贸易大规模展开。但在明代以前,甚至在明代前期,中国与欧洲的贸易主要是通过阿拉伯人进行的。当大航海时代来临时,东方的神秘面纱才逐渐揭开。随着进入东方的西方人逐渐增多,中西方海上贸易的地位也逐渐提高,逐渐取代了海上贸易中中国周边国家的贸易地位,成为了中国海上贸易的主要贸易国。自此,中国的海上贸易就分成了二大部分：一是与东亚、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传统贸易,二是与欧洲各国之间的贸易。4、从贸易方式上,明清时期的海上贸易也可分为二大类：朝贡贸易和民间商业贸易。还应该指出的是,朝贡贸易在全部中国海上贸易中,只是在明代前期居重要地位。明中期之后,朝贡贸易虽然一直持续进行,但相对于民间贸易,其地位已经大大降低。民间贸易包括合法贸易和走私贸易。明清政府对民间海上贸易施加了各种限制,最严重的是在某些时期实行的禁海政策。明清政府也因此而被后人批评为闭关锁国,并认为由此而导致了中国后来的落后。客观地说,不够开放确实是阻碍中国走上早发内生型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中国的内部,对当时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就更是如此。事实上,明清时期的海上贸易量大于以前的历代,本文正文中关于各种商品进出数量的描述证明了这一点。明清政府对海上贸易的大多数限制性政策与其对国内商业的限制是一脉相承的,也是与以前历代的限制性政策一脉相承的。而近乎全面的禁海主要在明前期和清初,时间跨度并不是很长,远短于开海或部分开海时期（从来就没有过完全意义上的全面闭关锁国,即使统治者想,也是做不到的）。限制海上贸易的严厉政策还有“一口通商”。其中更为着名、持续时间更长、影响更大,即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关闭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只保留粤海关通商,变“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直至1840年。一些后人对此项政策的理解常有夸大失实之处。首先,当时以省命名的海关并非只有一个港口,而是下辖多个港口。其次,撤消海关机构不等于完全封港,例如,“一口通商”期间的赴日铜商就仍走宁波。再次,贸易量与通商口岸的数量不存在线性关系,它更多地是使原来通过其他关口的进出口商品改为通过仍允许通商的关口。另外,即使是“四口通商”时,实际上至少还有四口之外的“山海关”,尽管山海关过往的主要是国内贸易。更重要的是,除合法贸易外,还有大量的走私贸易,而且当时的政府,查禁走私的能力远远不如现代政府,走私贸易的比例远远大于现代,与战乱相伴的禁海时期就更是如此。本文除导言和结语外,主体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主要商品出口贸易；第二部分为主要商品进口贸易；第三部分是白银的流入,每部分各有四章。第一与第二部分分别分析各种主要的商品出口和进口贸易。最重要的进出口商品贸易单列一章进行分析,较次要的商品贸易则合为一章,用一节或更少的篇来加以论述。论述每种出（进）口商品贸易的大致内容为：1、简要地介绍该种商品的原产地（发明国）和发展史,2、分析明清时期出（进）口国该种商品的生产和供求情况,3、出（进）口的途径和经营者,出（进）口数量,兴衰的变化过程,4、在出（进）口商品中的地位及对出（进）口国的影响等。第三部分分析白银的进口。白银也可视为一种商品,而且是中国明清时期最重要的进口商品,但由于白银在明清时期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本文将其单独列为一篇来加以论述。在明清时代的世界,中国当得起地大物博之说。而且以机器生产出现之前的手工业论,中国的工艺技术不仅普遍高于亚洲周边国家,也比西方国家先进精致,商品成本低、质量高,很多商品在世界市场上有着强悍的竞争力,各国争相购买。因此,在明清时代的大部分时期,一些中国商品的出口量不仅居世界首位,甚至居唯一的地位。出口商品的种类也极为丰富,各种史料所载者已达数百种之多。按大类算,明清时期的全部出口品中,主要是农产品及其加工品,但经过加工的制成品和半制成品占绝大比例,未经任何加工的初级产品只占很小比例。只是到鸦片战争几十年之后,初级产品特别是初级农产品的比例才‘逐渐提高。当然,当时中国出口的制成品和半成品中是手工加工的。就具体出口商品的相对重要性而言,可以有“三皇五帝”之说。丝、瓷、茶可视为“三皇”,布、糖、药、书、钱则可称作“五帝”。与出口商品一样,明清时代进口商品的种类也很繁多,并且同样是经过一定加工的商品为多。就具体的商品来说,最着名、数量和影响巨大的输入品无疑是鸦片,当然,是臭名昭着。明清时期,兵器进口数量不一定比棉花等一些商品多,但影响重大。进口兵器主要是日本刀、西洋火器和东亚、东南亚的硫磺。在明清时代,一些香料由奢侈品变成了大宗贸易品。无论中国还是欧洲,进口的香料主要产自东南亚。棉花原产外国,明代时中国已普遍种植,中国棉花和纺织品成为大宗进口商品是在18世纪末之后,其中棉花先于纺织成品变为大宗进口品,而且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棉花进口仍远远大于纺织成品。暹罗、吕宋等地的大米很早就有进口,明代时进口规模已经较大,清代进口更多。此外,锡、铅、水银等金属,东亚与东南亚的海产品,东南亚珍稀木材,奇禽异兽和各种珍宝,日本折扇,亚洲和美国皮货,以及西洋钟表和玻璃制品也在进口品中占有一定地位。可以肯定地说,白银是中国明清时期最重要、价值量也最大的进口品。但白银不仅是一种商品,也是一种货币,在明清时期具有特殊的意义,其进口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其他商品的贸易平衡状况。明清时期,中国自产白银不足且减少,国内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财政货币制度演变为银本位,对白银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其他各国对中国商品有巨大需求,却没有合适而充足的商品向中国出口,自16世纪中期后日本、美洲又盛产白银,加之存在通过白银贸易套利的机会,于是大量的日本和美洲白银流入了中国。日本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是在明后期和清前期,流入量约2亿两,其中约三分之一通过中日直接贸易输入,三分之二为转口贸易输入。美洲白银的大规模流入始于16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初结束。美洲白银的流入量约4亿两,其中经由马尼拉和经欧洲（或美国）流入中国的各约一半。明清时期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6亿两。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对明清时期海上商品贸易的系统研究上,从一个长期的过程来考虑中国的发展问题,在考虑我国长期发展的时候,把中国在世界上长期领先变为落后那段历史时期的一件事说清楚我感到还是有意义的。本人认为：鸦片战争以后的研究太多,而对明清时期的海上商品贸易缺乏系统研究,甚至对这一段还有很多的误解,尽管涉及到明清海上贸易商品的文献浩如烟海,但在本文的标题下对明清时期海上商品贸易的有关文献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梳理。通过史料把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对外开放、进出口贸易的发达程度的轨迹如实反映出来,尽自己所能弥补了以往学者研究的不足,就是本文的目的所在。本文对现实有借鉴、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翅膀,把明清时期海上商品贸易的这段历史如实的反映出来,让今人很好的总结历史上对外贸易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目前和未来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的发展有现实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吕承汉[7]（2004）在《广西浦北县上世纪末先后出土的三个古钱币窖藏情况介绍》文中研究指明
二、广西浦北县上世纪末先后出土的三个古钱币窖藏情况介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广西浦北县上世纪末先后出土的三个古钱币窖藏情况介绍（论文提纲范文）
（1）“大铜鼓”研究——兼论汉至唐代广西的青铜文化传统（论文提纲范文）
| 一、广西出土的“大铜鼓” |
| （一）出土情况 |
| （二）合金技术 |
| （三）铸造技术 |
| 二、广西出土的汉至唐代的其他青铜器 |
| 三、“大铜鼓”与广西出土的其他青铜器 |
| 四、结语 |
（2）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家背景 |
| 1.1.2 呼和浩特历史文化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城市发展历史研究 |
| 1.3.2 国内城市发展历史研究 |
| 1.3.3 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发展相关专题研究 |
| 1.4 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区域 |
| 1.4.2 研究对象 |
| 1.4.3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2.春秋至秦汉时期(公元前770 年—公元220 年)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研究 |
| 2.1 春秋至秦汉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历史背景 |
| 2.2 春秋至秦汉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概述 |
| 2.2.1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 年—476 年)历史城池概述 |
| 2.2.2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 年—221 年)历史城池概述 |
| 2.2.3 秦朝时期(公元前221 年—207 年)历史城池概述 |
| 2.2.4 汉朝时期(公元前206 年—公元220 年)历史城池概述 |
| 2.3 春秋至秦汉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建造的特点 |
| 3.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 年—581 年)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研究 |
| 3.1 魏晋南北朝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历史背景 |
| 3.2 北魏时期(公元386 年—534 年)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概述 |
| 3.3 魏晋南北朝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建造的特点 |
| 4.隋唐时期(公元581 年—907 年)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研究 |
| 4.1 隋唐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历史背景 |
| 4.2 隋唐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概述 |
| 4.2.1 隋朝时期历史城池概述（公元581年—618年） |
| 4.2.2 唐朝时期(公元618 年—907 年)历史城池概述 |
| 4.3 隋唐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建造的特点 |
| 5.辽金元时期(公元907 年—1368 年)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研究 |
| 5.1 辽金元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历史背景 |
| 5.2 辽金元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概述 |
| 5.2.1 辽代时期(公元907 年—1125 年)历史城池概述 |
| 5.2.2 金元时期(公元1115 年—1368 年)历史城池概述 |
| 5.3 辽金元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建造的特点 |
| 6.明清时期(公元1368 年—1911 年)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研究 |
| 6.1 明朝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研究 |
| 6.1.1 明朝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历史背景 |
| 6.1.2 明朝时期(公元1368 年—1644 年)历史城池概述 |
| 6.2 清朝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研究 |
| 6.2.1 清朝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历史背景 |
| 6.2.2 清朝时期(公元1616 年—1911 年)历史城池概述 |
| 6.3 明清时期呼和浩特历史城池建造的特点 |
| 7.呼和浩特地区历史时期城池特征研究 |
| 7.1 呼和浩特地区历史时期城池发展概述 |
| 7.1.1 城池建设多与军事防御相关 |
| 7.1.2 城池发展、延续与废弃分析 |
| 7.2 呼和浩特地区历史时期城池分布特征分析 |
| 7.3 呼和浩特地区历史时期城池级别与规模分析 |
| 7.4 呼和浩特地区历史时期城池位置分析 |
| 7.4.1 城池选址特点分析 |
| 7.4.2 山水地貌对城池建造的影响 |
| 7.5 呼和浩特地区历史时期城池形态分析 |
| 7.6 呼和浩特地区历史时期城池功能分析 |
| 7.7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呼和浩特地区各朝代疆域沿革表 |
| 附录B 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大事件 |
| 附录C 古城平面图绘制主要参考资料 |
| 附录D 呼和浩特地区历史沿革图 |
| 附录E 呼和浩特地区古城调查一览表 |
| 附录F 呼和浩特地区历史长城分布示意图(a)/ 呼和浩特地区历史长城与城池位置分布示意图(b) |
| 附录G 赵国重镇云中城复原模型(推测)图 |
| 附录H 辽代繁华古都丰州城复原模型(推测)图 |
| 附录I 明代塞外商埠归化城复原模型(推测)图 |
| 附录J 清代驻防城绥远城复原模型(推测)图 |
| 致谢 |
（3）辽代商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表目录 |
| 绪论 |
| 一、 研究辽代商业的缘起及意义、范围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 |
| 四、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辽代商业发展的基础 |
| 第一节 辽代的农业和畜牧业 |
| 一、 辽代的农业 |
| 二、 辽代的畜牧业 |
| 第二节 辽代的手工业 |
| 一、 辽代冶铸业 |
| 二、 辽代盐业 |
| 三、 辽代纺织业 |
| 四、 辽代陶瓷业 |
| 五、 辽代手工业对商业的影响 |
| 第三节 辽代的交通 |
| 一、 辽宋间的驿路 |
| 二、 辽和东北女真、五国部的鹰路及辽夏间的直道 |
| 三、 草原丝绸之路 |
| 四、 水路 |
| 第二章 辽代商业的媒介——货币 |
| 第一节 辽代的通货 |
| 一、 辽代的实物货币 |
| 二、 辽代的铜、铁铸币 |
| 第二节 辽代铸币的流通 |
| 一、 辽代铸币在境内的流通 |
| 二、 辽代钱币向外流通 |
| 三、 辽代窖藏钱币及销毁钱币对货币流通之影响 |
| 第三章 辽代的境内外商业 |
| 第一节 辽代境内的商业 |
| 一、 五京及其州县的商业 |
| 二、 其他各地的商业 |
| 三、 辽朝境内的商人 |
| 四、 辽代的借贷和典质 |
| 第二节 辽与诸族、诸国的商贸往来 |
| 一、 概念的界定 |
| 二、 辽与五代、十国诸政权的商贸活动 |
| 三、 辽和北宋的贸易往来 |
| 四、 辽和东北诸部、东部诸国之间的经贸往来 |
| 五、 辽代草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 |
| 第四章 辽代的商业政策及管理机构 |
| 第一节 辽代的商业政策及管理机构 |
| 一、 辽代的商业政策 |
| 二、 辽代商业的管理机构及职官设置 |
| 第二节 辽代的征榷及管理 |
| 一、 榷盐及管理 |
| 二、 榷曲、榷酒及机构设置 |
| 三、 辽对陶瓷的征榷 |
| 第三节 辽代货币的管理及机构设置 |
| 一、 辽代的货币管理 |
| 二、 辽代的货币管理机构 |
| 第五章 辽代商业的影响及评价 |
| 第一节 辽代商业的影响 |
| 一、 辽代商业对政治的影响 |
| 二、 辽代商业对军事的影响 |
| 三、 辽代商业对经济的影响 |
| 四、 辽代商业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
| 五、 辽代商业对文化的影响 |
| 第二节 辽代商业的特点及总体评价 |
| 一、 辽代商业的特点 |
| 二、 总体评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4）广西宋代钱币及钱监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的对象和目的 |
| (四) 研究方法 |
| 一、广西宋代钱币的出土情况与分类 |
| (一) 广西宋代钱币出土的情况 |
| 1. 出土情况 |
| 2. 广西出土宋代钱币的地域分布特点 |
| 3. 广西出土宋代钱币地域分布不平衡的原因 |
| (二) 广西出土宋代钱币的分类 |
| 1. 年号钱和非年号钱 |
| 2. 纪年钱和记号钱 |
| 3. 三体书钱、对钱及合背钱 |
| 二、广西宋代钱监遗址的考古发现 |
| (一) 梧州元丰监的考古发现 |
| 1. 遗物情况 |
| 2. 遗迹情况 |
| (二) 贺州钱监的考古发现 |
| 1. 遗物情况 |
| 2. 遗迹情况 |
| (三) 浔州钱监 |
| 三、广西宋代钱监的发展及作用 |
| (一) 设置及发展的原因 |
| (二) 停铸原因 |
| (三) 历史作用 |
| 1. 钱监生产促进了广西采矿业的发展 |
| 2. 钱监对广西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
| (四) 钱监与出土钱币的关系 |
| 1. 广西宋代钱监铸造的钱一般在两广地区流通 |
| 2. 非钱监所在地也有广西宋代钱监铸币出土 |
| 四、广西宋代钱监与其他朝广西钱监的比较及其在岭南的地位 |
| (一) 广西宋代钱监与广西唐代钱监的比较 |
| (二) 广西宋代钱监与广西明代钱监的比较 |
| (三) 广西宋代钱监在岭南的地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读硕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后记 |
（5）汉唐时期的合浦与北部湾海上丝绸之路（论文提纲范文）
| 一、汉唐时期的合浦是南方的重镇 |
| 二、汉唐时期合浦是当时的交通要冲 |
| 三、合浦物产丰富, 是丝绸、陶瓷、珍珠、茶叶等商品的产地和集散地 |
| (一) 合浦是南珠的故乡 |
| (二) 合浦是丝绸的产地和集散地 |
| (三) 合浦是茶叶的产地 |
| (四) 合浦是陶瓷的产地 |
| 四、汉唐时期的合浦作为南方重要的出港口为近年考古发现证实 |
| (一) 合浦出土的玻璃制品为汉代的输入品 |
| (二) 合浦出土的陶瓷器物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发现的物品相似 |
| (三) 合浦风门岭汉墓的考古发掘对合浦在汉代的地位作用进行了证实 |
| 五、合浦兴衰的原因 |
| 六、结语 |
（6）明清时期海上商品贸易研究（1368-184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对象和选题意义 |
| 1.2 研究问题的历史背景 |
| 1.3 研究内容和基本框架 |
| 1.4 文献综述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本文的创新点 |
| 1.5.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1部分 主要商品出口贸易 |
| 2 丝绸出口贸易 |
| 2.1 明代以前的丝绸生产与贸易 |
| 2.2 丝绸出口东亚地区 |
| 2.3 丝绸出口东南亚地区 |
| 2.4 丝绸出口欧美地区 |
| 3 瓷器出口贸易 |
| 3.1 明代以前的瓷器生产与贸易 |
| 3.2 瓷器出口东亚与东南亚地区 |
| 3.3 瓷器出口欧美地区 |
| 4 茶叶出口贸易 |
| 4.1 早期的茶叶生产与外传 |
| 4.2 与荷兰的茶叶贸易 |
| 4.3 与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茶叶贸易 |
| 4.4 中国茶叶贸易的地位 |
| 5 其他商品出口贸易 |
| 5.1 棉布的出口 |
| 5.2 糖的出口 |
| 5.3 药材的出口 |
| 5.4 书籍的出口 |
| 5.5 铜钱的出口 |
| 5.6 其他 |
| 第2部分 主要商品进口贸易 |
| 6 鸦片进口贸易 |
| 6.1 明代以前的鸦片种植和使用 |
| 6.2 明与清前期的鸦片输入 |
| 6.3 鸦片的产销体系 |
| 6.4 鸦片输入的数量 |
| 6.5 鸦片输入的影响 |
| 7 铜进口贸易 |
| 7.1 进口日本铜的原因 |
| 7.2 明代的日本铜进口 |
| 7.3 清代的日本铜进口 |
| 8 兵器进口贸易 |
| 8.1 刀的进口 |
| 8.2 火器的进口 |
| 8.2.1 佛郎机的进口 |
| 8.2.2 鸟铳的进口 |
| 8.2.3 红夷炮的进口 |
| 8.2.4 清代的火器 |
| 8.3 硫磺的进口 |
| 9 其他商品进口贸易 |
| 9.1 香料的进口 |
| 9.2 棉花与纺织品进口 |
| 9.3 大米的进口 |
| 9.4 其他商品进口 |
| 9.4.1 金属的进口 |
| 9.4.2 海产品进口 |
| 9.4.3 名贵木材的进口 |
| 9.4.4 奇禽异兽的进口 |
| 9.4.5 钟表的进口 |
| 9.4.6 玻璃制品的进口 |
| 第3部分 白银的流入 |
| 10 白银流入的原因 |
| 10.1 中国自产白银不足 |
| 10.2 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巨大 |
| 10.3 日本、美洲白银产量激增 |
| 10.4 中外贸易不平衡 |
| 10.5 白银的套利交易 |
| 11 日本白银的流入 |
| 11.1 中日直接贸易 |
| 11.2 转口贸易 |
| 11.3 日本白银流入总量 |
| 12 美洲白银的流入 |
| 12.1 美洲-马尼拉-中国 |
| 12.2 美洲-欧洲和美国-中国 |
| 12.2.1 经葡萄牙人的白银流入 |
| 12.2.2 经荷兰人的白银流入 |
| 12.2.3 经英国人的白银流入 |
| 12.2.4 经美国人的白银流入 |
| 12.2.5 经其他欧洲国家的白银流入 |
| 13 白银流入量考察 |
| 13.1 估算中采用的方法 |
| 13.1.1 估算中的局限 |
| 13.1.2 估算中采用的具体计算方法 |
| 13.2 日本白银流入量 |
| 13.2.1 中日直接贸易流入量 |
| 13.2.2 经葡萄牙人转口贸易流入量 |
| 13.2.3 经荷兰人转口贸易流入量 |
| 13.2.4 第三国贸易流入量 |
| 13.2.5 日本白银流入总量 |
| 13.3 经马尼拉美洲白银流入量 |
| 13.3.1 有关明代的估算 |
| 13.3.2 明清总的流入量 |
| 13.4 经欧洲和美国的美洲白银流入量 |
| 13.4.1 分国家的估算 |
| 13.4.2 经欧洲流入的白银量 |
| 13.5 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 |
| 13.5.1 明代的总量估计 |
| 13.5.2 跨越明清两代的总量估计 |
| 13.6 白银流入对中国的影响 |
| 13.6.1 为中国银本位货币制度提供了必要条件 |
| 13.6.2 为国家财政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条件 |
| 13.6.3 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
| 13.6.4 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 |
| 14 结语 |
| 14.1 进出口商品的结构 |
| 14.2 贸易总量与"闭关锁国"问题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名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广西浦北县上世纪末先后出土的三个古钱币窖藏情况介绍（论文参考文献）
- [1]“大铜鼓”研究——兼论汉至唐代广西的青铜文化传统[J]. 陆秋燕. 民博论丛, 2020(00)
- [2]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研究[D]. 李园园. 内蒙古科技大学, 2021
- [3]辽代商业研究[D]. 程嘉静. 吉林大学, 2015(08)
- [4]广西宋代钱币及钱监初探[D]. 张荣军. 广西师范大学, 2013(S1)
- [5]汉唐时期的合浦与北部湾海上丝绸之路[J]. 梁炳猛. 创新, 2010(01)
- [6]明清时期海上商品贸易研究（1368-1840）[D]. 刘军. 东北财经大学, 2009(05)
- [7]广西浦北县上世纪末先后出土的三个古钱币窖藏情况介绍[J]. 吕承汉. 广西金融研究, 2004(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