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市场与国企复兴（论文文献综述）
吴健艺[1]（2021）在《国药控股混合所有制改革财务绩效分析》文中研究说明近十几年以来,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一直是我国企业经济政治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为了促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推动国企改革,不断优化市场配置,解决国企股权分置问题,积极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市场机制,推进国企在公开选聘、约束机制、产权分化、科学决策等方面的制度化建设。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国企改革也在不断调整改革的路径和股权比例,目前国企混改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时期,但是改革进程中仍遇到一些瓶颈问题,如何明确下一步改革方向,国企是否通过混改改善了国企经营,研究这些问题有利于总结我国国企改革的实践经验。本文查阅与总结了大量中外文献资料,在结合产权理论、财务绩效评价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基础上对案例进行了研究。首先介绍了论文的相关概念,结合当前背景下国企混改的政策,从理论的角度,对国企混改的路径与动因进行了介绍,并列明了财务绩效的指标与评价方法,然后以国药控股为本论文案例对象,深入分析了国药控股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因、方式和财务效果,最后总结归纳国药控股在十几年的混改历程中可借鉴的经验,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经验与借鉴。通过分析混改的财务绩效,可以看出国药控股混改切实提升了企业的绩效,以国药控股的成功经验为其他企业提供参考。论文的第一章是引言。主要阐述与归纳了中外关于国企混改和财务绩效的文献资料,介绍了论文的背景、研究论文的意义,最后列举了论文的基本框架。第二章是混合所有制和财务绩效的理论概述。主要介绍了混改的概念、动因与路径,财务绩效的概念与评价方法以及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的理论,上述理论与概念的介绍为后文国药控股混改财务绩效的分析提供一定的支撑。第三章是案例背景介绍,主要描述了国药控股混合所有制的历程,然后介绍了国药控股的混改的动因,具体分析了混改前后企业发生的变化。第四章是本文主要部分,该部分主要分析了国药控股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之后财务绩效的变化,并且从股权结构、内部治理、激励机制和业务重整四个方面介绍了混改的作用机理。第六章是研究结论与建议。根据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国药控股混改取得了显着的成效,以国药控股的成功经验为借鉴,本文最后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国药控股作为首批试点企业,其混改历程跨度长,混改涉及了股权、治理层、激励机制多个层面,是典型的“自下而上”模式,案例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且在混改方面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通过深入研究其改革的过程与最终展现的财务效果,可以为其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企业提供改革的思路与借鉴。
许从宝[2]（2020）在《股权融资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文中提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股权融资是实体经济的重要融资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日益深化,截止2020年3月底共有3808家A股上市公司,企业股权融资规模持续攀升。虽然我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在新的全球经济金融形势下,面临着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亟需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股权融资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质量提升,因此深入研究股权融资如何更好地促进宏观经济和微观企业高质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遵循“宏观层面（国民经济及省域经济）→微观层面（企业经营绩效、研发创新能力和高质量发展）→政策建议”的逻辑思路来探究股权融资对宏微观实体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旨在为促进股权融资更好地服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针对性政策建议。首先深入学习领会国内外相关文献并进行综述,为后文研究奠定文献基础;然后从宏观层面研究股权融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对省域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影响,以便对股权融资的实体经济效应形成一个总体判断;接着进一步从企业微观层面出发,分别探究股权融资对企业经营绩效、研发创新能力和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系统研究了具体的影响机制和调节因素,因此该部分内容旨在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最后在本文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现实需求,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这部分内容旨在回答未来应该“怎么做”这个实际问题。在股权融资对宏观层面实体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效应方面,本文运用TVP-SVSVAR模型分析了股权融资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股权融资显着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和三次产业发展;从股权融资的类型来看,虽然IPO融资和股权再融资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和三次产业发展的影响有所差异,但均表现出显着的正向影响,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增强。从省域经济增长视角来看,三种经典实证模型均证实了股权融资显着促进了我国省域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对东部沿海省份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省份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效应。由于企业是实体经济的细胞,所以股权融资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需要落实到微观企业层面。（1）本文首先基于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SGMM）研究了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股权融资与其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探究了企业扩大再生产和研发创新投入机制的重要中介功能,并考察了独立董事制度和资产负债率水平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股权融资显着正向影响着企业经营绩效,且不存在明显的所有制和区域异质性;扩大再生产和研发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重要动力,股权融资能够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增加研发投入来提升其经营绩效;独立董事制度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一环,有助于强化股权融资对企业经营业绩的正向作用;而资产负债率水平制约着企业资金的优化配置,因此弱化了股权融资对企业经营绩效的促进效应。（2）创新是企业维持竞争优势和国民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之源,本文以中国A股高科技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股权融资对企业创新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均随着股权融资的增加而增加,且这种正向影响效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和非集团企业中;股权融资主要通过货币资金供给增加和中小股东激励监督两个影响机制来提升企业创新投入;资产负债率水平是制约企业资金安排的重要因素,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企业削弱了股权融资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3）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本文从企业质量、效率、动力变革和公司治理等方面选取代表性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然后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股权融资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并探究了企业研发投入和独立董事制度在其中的中介效应和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股权融资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显着正相关,且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但区分所有制性质后发现该正向影响效应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中;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股权融资能够促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来提升其高质量发展能力;独立董事制度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着强化了股权融资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导向性,不仅对宏观层面国民经济融资结构的优化有所启示,也为微观企业选择合适的资金来源渠道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的核心观点是,股权融资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和创新能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欲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充分发挥股权融资在宏微观实体经济活动中的巨大促进效应,真正让股权融资资金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服务,实现微观企业和宏观经济两个层面高质量发展。在具体政策建议方面,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实施: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拓宽股权融资渠道;鼓励发展直接融资,提升实体经济股权融资比重;增加创新资源供给,提升实体经济自主创新能力;毫不动摇地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完善独立董事制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大力发展股权融资,维持实体经济合理的杠杆率水平。
芦晓楠[3]（2020）在《复星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与融资约束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已经步入新常态,多种所有制形态经济体并存的局面也已日趋完善,民营企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第五次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又一次将改善融资结构放在了议题中,这也表现出了国家对于企业融资问题的高度关注。转轨经济背景下,我国的资本市场虽然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金融系统也有所改革,但制度建设在细节之处仍然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之下,企业的发展不免受到缺少资金的限制,这也是国家多次强调融资问题的根源所在。资金作为企业发展壮大的根本,钱从哪来、怎样让钱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便成了企业最关心的问题。而由于所有制不同,民营经济在经营中更易遇到融资困难、融资成本贵的问题。在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中,企业的扩张冲动与融资约束的碰撞下,越来越多的企业集团涌现出来。得益于便捷的信息沟通和复杂的持股安排,独特的关系网在集团内部形成特有的内部资本市场。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内部资本市场的出现是为了弥补外部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对于企业集团的资金配置存在一定的自主性,国内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对于企业面临的融资问题,集团内部构建的资本市场能否帮助其缓解约束?拥有内部资本市场能否更好地聚焦于更有发展前景的成员企业?企业又是以何种方式通过内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的?带着这些问题,本文选择复星集团这一案例对象作为文章研究的主体。在本文中,主要对该集团核心子公司复星医药利用内部资本市场进行资金运转的行为进行了探讨。集团构建的内部资本市场发展迅速、功能结构相对完善,外部融资约束的制约下,复星医药通过内部多样的融资形式为企业发展提供了保障,为我们研究此类现象提供了很好的案例。通过本文的探讨,复星医药在发展中采用了内部股权转让、非公开发行等多种内源融资手段。经过相关财务和非财务指标的分析也显示出相较于初设时资金流紧张的情况,在运用内部资本市场的优势后,较为充裕的资金流在企业扩张、研发、新建时提供了强大支持。诚然,民营企业在内部资本市场融资的过程中,也将不可避免的带来一些风险,本文的最后也就企业在内部融资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决策建议。
王欣[4]（2020）在《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文中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选择与调整必须兼顾国家各个方面的利益诉求,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否则不利于改革的深化,甚至形成逆转。国家是一个系统,包括企业子系统、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国际关系子系统等等,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选择的约束条件,约束条件直接制约改革政策的选择,政策效果也会改变约束条件的状况,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之间具有双向动态平衡制约的系统性关系。国有企业具有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多种功能,经营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重目标,国有企业改革需要配套制度较多,改革政策效果具有系统性特征,多重功能、目标、配套制度约束下的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是非常复杂的国家系统性问题。从国家系统性角度出发,依据系统科学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方法,通过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比较研究可知,国家系统整体的演变状态直接制约政府的改革政策选择,尤其是政府的稳定状态具有决定性意义;渐进式改革路径和大规模私有化路径各有利弊,针对不同的约束条件,适合不同的改革目标,总体比较,基于实现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目标,渐进式改革路径具有优势;国有企业改革需要生产要素市场建设、消费品市场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密切配合,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是确保改革政策具有系统适应性的基础;改革的深化与逆转取决于政策的系统性效果,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存在双重目标,改革政策必须以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作为首要目标,如果优先重视企业子系统的优化,可能造成国家系统整体负面影响,企业子系统优化目标更难实现,甚至引起改革的逆转,因此,必须根据政策效果和不断演化的约束条件,相机抉择调整政策,确保国家各个子系统发展的协调性,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改革过程中必然存在负面效果破坏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发展民营和外资企业,能够使改革的负面效果得到有效缓解,促进国家系统形成耗散结构,确保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协同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稳定性和行政能力,战略性国有企业是保障政府的稳定性和行政能力的基础,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状态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序参量,必须根据序参量的演化规律,确保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协同性,促进改革深化。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国家转型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国际约束条件,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形成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以稳定促改革的良性循环,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在此基础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本文的论述分为七章,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选题依据和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回顾现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综合来看,依据系统科学理论、针对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的比较研究很少,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指出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系统科学理论和实证方法的运用。第二章阐述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本文的研究主要基于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系统科学理论,主要包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系统论。第三章回顾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过程,从总体上比较分析两国改革政策的异同,指出两国改革政策选择始终贯穿系统性指导思想,由于约束条件不同,改革初始政策存在较大差异,改革过程中政策根据约束条件演化不断调整,具有殊途同归的特征。第四章首先依据系统科学的突变论分析国家系统整体演变状态对于初始改革政策选择的制约作用,阐释中俄改革初始政策差异的主要原因;然后依据系统科学的系统论分析中俄改革初始政策的目标,指出基于实现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目标,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政策与俄罗斯的大规模私有化改革政策都具有相应合理性;最后依据系统科学的信息论分析中俄改革初始政策的适应性,指出改革政策选择必须尊重和把握国家系统整体演变规律,才能取得良好适应性效果。第五章首先依据系统科学的控制论分析改革过程中的政策效果、约束条件演化和政策调整,指出保持改革政策效果的协调性,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是改革深化的关键因素,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内在约束;然后依据系统科学的耗散论分析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的有序性,指出必须发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缓解国有企业改革造成的负面效果,促进国家系统形成耗散结构,进而带动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最后依据系统科学的协同论指出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状态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序参量,稳定的政府是保障改革政策协同性的关键因素,战略性国有企业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基础。第六章全面采用系统燕尾突变模型、系统层次分析模型、系统灰色关联度模型、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系统耗散结构模型、系统哈肯模型,针对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与约束条件之间的突变性、目的性、适应性、协调性、有序性、协同性等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检验前文的论述和分析;第七章阐述研究结论并且针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杨复兴[5]（2020）在《云南国资国企改革的创新模式及发展趋势》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家层面,通过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这"两类公司"试点来推进国资国企改革,云南省正确把握党中央对国资国企改革的要求和外部政策环境,不断深化改革并于2018年底正式推出了独具特色的云南国资国企"1+1+X"改革创新模式,有力推动了全省经济社会的发展,2019年,全省GDP达2.32万亿元,增长8.1%,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改革成效明显,得到了全国各地的高度关注。本文对这一改革的背景、逻辑主线、改革内涵、模式构架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力求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决策参考。
杨万寿[6]（2019）在《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文中指出市场社会主义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中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潮。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戴维·施韦卡特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以及总结反思苏东社会主义实践失败的经验基础上,提出了“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有三个主要特征,即生产性企业由其工人民主管理、日常经济是一种市场经济和新的投资由社会所调控。施韦卡特在探索研究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以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理论探索,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在研究相关理论着作的基础上,对戴维·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不仅剖析了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还将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比较分析。第一章:绪论。这一部分不仅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以及研究意义;还展开了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综述。第二章: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内容包括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以及理论渊源。在论述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时可以看出,该理论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及西方资源配置理论的影响。本章指出,施韦卡特在研究马克思的经典着作的基础上吸收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合理性内涵,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表现为对民主的批判”;“马克思批判的只是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第三章: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核心思想。内容包括“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以及“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第四章: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辨析。内容包括“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和非合理性。“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的合理性表现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用车间民主代替资本主义的劳动工资制度;用投资的民主管理代替资本主义的资本市场。“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的非合理性表现在:市场结构体系不完整;企业民主管理存在低效率;投资基金分配方式过于简单化;实现途径带有“乌托邦”色彩。第五章: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的“中国比较”。在将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剖析了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共性和区别,并且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超越。虽然二者都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主张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联姻”、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但在制度环境、根本目标、理论实践等方面还存在区别。同时,本章还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超越,包括:指导思想的超越、领导力量的超越、政府职能的超越。第六章: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的“他山之石”。本文在研究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具有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的借鉴价值。在理论方面的借鉴价值包括:非比较性研究方法的应用和替代制度理论的启迪。在实践方面的借鉴价值包括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开拓、资本主义非可持续性批判的理论省示、“经济民主”理论的民主意义。施韦卡特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在为其“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提供现实依据的同时也可以作为其理论解释的对象。结论对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总结。虽然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有不合理性与不足,但是其模式创造性地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为我们进一步丰富与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借鉴意义。在当前深化体制改革的关键时刻,我们更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借鉴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合理性内涵,并将其合理性内涵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中,探索出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理论。
邢晓东[7]（2019）在《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文中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而言,究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一直是金融发展研究的核心问题,即什么样的金融体制、金融市场和发展思路能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经济学家观点各异。Lucas（1988）认为,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被经济学家们夸大了。而鉴于当今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现状,我们已经无法忽视金融体系对一个国家经济的重要性和影响程度。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是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全要素生产率概念越发受到学者关注,更多研究集中到如何通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上。从现有研究成果看,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形成定论,King和Levine（1993）认为两者有显着的正向关系,Rioja和Valev（2004）则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的关系。笔者认为,金融发展要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必须要考虑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对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支持和激励。早在1912年,Schumpeter就提出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而金融的本质或者说核心功能就是筛选和支持企业家,为企业家创业创新提供资金,帮助企业家配置生产要素,实现“革命性”变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再次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大量学者研究认为: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克服流动性和市场摩擦,打破原有财富积累的局面,激发企业家创业和创新,从而促进新企业数量增长和自我雇佣率提高,并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他们发现,企业家对于就业机会的创造贡献最大（Beck,2000;Maksimovic,2000;Levine,2008;Demirgü?-Kunt、Levine,2010;Szabo,2012）,这一点正在当今中国各层面、各区域的发展现实中得到不断验证。从2011年起,中国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数量开始超过国有单位,之后这一差距便逐步扩大差距。2011年,国有单位从业人员6704万,首次低于私营企业的6912万,到了2017年,国有单位就业人员数量减少到6064万,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却快速增长到13327万。Dabla-Norris（2010）等人还发现,金融通过支持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能助推新技术、新工艺更快转化运用于生产过程。Ayyagari（2007）等人认为金融支持的可得性会对企业创新能力产生显着正向影响,而且更加宽松的金融环境会明显改善私营企业的创新能力。结合对以上研究成果的分析可以看出,金融发展越是支持企业家创业创新,就越能提升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更能促进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提高,从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本论文共分6章。第1章,绪论,提出问题;第2章,文献综述;第3章,论述中国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系;第4章,对中国企业家精神受到融资约束进行事实描述和实证分析;第5章,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第6章,总结并提出对策建议;附录,介绍国外金融发展支持企业家精神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践和启示;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论证和检验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和全要素生产率三者的关系。在理论层面,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出发点,提出金融发展通过支持企业家精神从而促进TFP增长的基本假说。同时,论证民营企业作为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孕育之地,更能代表中国企业家精神。在实证层面,采用2006—2016年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汇总形成区域数据,通过对比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企业家精神指标和全要素生产率,验证金融发展水平高、企业家精神相对活跃的区域,金融发展通过支持企业家精神能更好地促进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最后,根据理论分析及实证结果,立足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及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趋势和要求,提出对策建议,供相关方面参考。
张金艳[8]（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张飞雁[9]（2019）在《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文中认为目前很难找到不存在国有经济的国家,承担国有经济的载体是国有企业,在不同制度下国有企业承担的功能和作用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为其政党服务,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是为人民服务,所以在不同制度下国有企业的发展路径不同。纵观国有企业演变历程,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国有企业都经历改革,在不同的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改革目的与路径必然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有其制度的必然性,而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改革必然不能走私有化的道路,这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所决定。中国国有企业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载体,在创造“中国奇迹”的伟大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取得巨大成就。回顾中国国企发展和改革路径,改革开放前30年,建成了“统购统销”、“统分统包”、“一大二公”的单一公有制国有企业。改革开放后40年,中国国有企业基本上是围绕国有企业控制权进行改革,从“简政放权”、“股份制”、到目前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基本上具备现代企业特征的基本构件。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当前的国企再也不再是单一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已是产权多元化的现代企业组织,基本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但是,国有企业也积累一些问题、存在一些弊端,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并把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升到制度层面,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写进国家重要文件,这为中国国有企业未来发展提出明确的发展路径——混合所有制。文章就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问题进行分析,从国有企业发展改革的实践路径入手,对国企改革路径以及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借鉴中西方的相关理论,提出解释国企混改的理论框架,用以分析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中的问题,并结合国内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最终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优化方式。文章主要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描述性分析、案例分析、比较分析法。笔者比较分析国内外国企改革的路径特点以及国外成熟市场经济的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实践,为构建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与实践路径提供有益的借鉴。文章主要包括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即本文绪论部分,主要对中国国企混改的背景和理论与现实意义。对国内外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文献和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总结既有的研究成果,分析现有研究的不足,理清本文写作可行性、目的及意义;确定本文的研究方法;明确本文可能创新点和难点。第二部分,即第一章,首先通过梳理国内外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理论,为分析国有企业改革奠定理论基础;其次,通过分析国有企业混合改革的逻辑发现公有制制度前提下可以实现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从理论上解决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融合的问题,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问题就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治理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即第二章主要梳理中国国有企业的来源、发展历程,以及从整体和局部对国有企业治理的现状、运行状况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从整体上看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萌芽、形成、发展并不断向成熟推进的过程,在国有企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所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征。第四部分,即文章的第三、四、五章,这部分主要是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分析,首先分析现阶段实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几种主要路径的模式的内涵、特征,并从整体上对各种路径的效果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其次是分析对国有企业改革中两个典型案例和国外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改革实现路径中典型的模式特点研究,分析国有企业在实践的路径中出现的问题及国企改革的启示;第三,通过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模式和国内典型案例分析,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问题。第五部分,即第六章,是在以上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国企混改优化的具体路径和政策建议,为国企改革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并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建议。可能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一）许多学者认为微观层面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是国有经济主要载体和实现形式。笔者认为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并不仅仅通过国有企业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实现,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实现形式都可以是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二）实践中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点,笔者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的突破点要注重人力资本在价值增中的作用,形成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要素利益共同体。（三）学术界与理论界一致认为,混合所有改革的关键是市场化改革,引入市场化体制机制打破行政垄断,而没有指出切实可行的实现市场化的路径。笔者认为职经理人的市场化机制是实现市场化的重要方式,最主要是政府放弃对国有企业人事的行政垄断权,使职业经理人选聘完全由市场决定。进一步探讨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企业的运行需要市场经济驱动,但政府也要发挥作用,需要市场与政府二者共同协调。随着经济的演化与发展,国有经济的运行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崭新的课题。进一步深入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有助于解决公有制制度体系下国有企业发展的问题,揭示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龙靓[10]（2019）在《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联性研究：国企改革博弈视角》文中提出国有企业是国家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一种组织形式,是国家参与市场的一个渠道。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私有化浪潮大大降低了西方国有企业在实体经济中的比重。但是从21世纪以来,世界各地上市公司的国有产权却普遍存在（除美国以外）且呈显着增长趋势。各国在探索国家权利在企业中的表现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股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逐步出现与发展。过去四十年伴随改革开放,中国的国有企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企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诸多大型的国有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担当重任,为提高综合国力、增强国家竞争优势贡献力量,且在全球国际竞争中初露峥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事业获取成功的关键力量,是“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是“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明确新时代国有企业发展目标是“坚定不移做强做大做优”;强调“把混合所有制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但在实践中,国企效率相对低下的问题却也是客观存在的。本文试图从股权结构的多层次性视角研究企业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联性,冀望发展和帮助理解所有制结构理论在国有企业层面的运用,正确科学评价国资管理体制和国企发展的演变过程,厘清“国”与“民”之间在企业层面的关系,并尝试探索下一步中国国资国企改革的方向及方式。本文首先对国有企业、企业所有权和所有权主体结构,特别是实际控制人等概念加以界定,系统性梳理了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相关性研究的海量文献,主要包括股权集中度、股权主体结构（管理层持股、机构持股、国家持股、实际控制人持股）与企业绩效相关性两方面的文献研究。整体来看,除了机构持股外,基本上其他的所有权结构表征指标与企业绩效之间并不存在非常明确的、方向性的相关关系。接着本文运用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基于博弈模型分析了经典的两权（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情况下股权结构如何影响企业绩效,从单一股权结构下的委托代理的一般博弈分析延伸至股权分散条件下、实际控制人不同存在状态下的博弈分析,进而拓展到国企这类拥有特殊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下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试图刻画多方博弈在直接影响企业经营行为及决策后对企业绩效的间接影响。之后本文对提出的理论逻辑分析进行实证研究论证。在此之前先梳理了大量史实资料,运用历史分析、比较分析、案例分析,考察了国际上国有企业组织所有制结构的演变过程,主要选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私有化浪潮中的变革标的,包括发达经济体中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转轨经济体则选择了东欧、俄罗斯、巴西和阿根廷。考察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企改革的进程,详细梳理了中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政策走向与发展动态,盘点了中国国有企业自有系统性数据披露以来的企业绩效情况,主要从组织形式、吸收就业、资产规模、偿债能力、盈利水平及增长性等方面进行评价分析,并区分了不同隶属层级的国有企业情况。由于在所有权的链式结构中,实际控制人对企业经营绩效有着比较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实证部分先考察了中国A股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演变（A股上市公司中国有控股公司占据了半壁江山）。接着,进一步构建GMM计量模型考察企业股权结构（包括股权集中度、股权主体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定量关系,并按照行业属性、公司属性、实际控制人属性等分类标准寻找各细分类型下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间的具体关系。实证研究表明A股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主体结构指标都与企业绩效存在正U型的关系,即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并不存在“最优解”,因此高度分散或者高度集中的持股结构可能更有益于国企绩效的提升。从行业来看,以电子、食品饮料、商贸为代表的竞争性行业的计量结果表现更为显着;从公司属性来看,外资企业和中央控股企业的计量结果表现更为显着;从实际控制人类型来看,实际控制人为国有属性以及具有共同实际控制人的计量结果表现更为显着。最后,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历史分析和实证分析结果对中国下一步国企改革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与不足。本文的创新主要集中在实证研究方面,一是对中国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动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梳理,对国企实际控制人持股变化、持股偏好、以及背后的原因都进行了细致分析;二是从更细分层次全面考察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考虑了行业分类、行政隶属层级分类、实际控制人分类等;三是指标运用上的创新,在股权主体结构变量上增加了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在企业绩效变量上增加了社会效益变量,如企业税收指标;最后在计量模型运用上采用了GMM方法,而非传统的OLS、2SLS方法,规避了传统模型对数据回归的强限制预设。本文的不足之处,一是选取的企业社会效益指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二是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只针对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样本未能涵盖全部国有企业。
二、资本市场与国企复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资本市场与国企复兴（论文提纲范文）
（1）国药控股混合所有制改革财务绩效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文献综述 |
| 1.2.2 关于财务绩效评价文献综述 |
| 1.2.3 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财务绩效关系文献综述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基本框架 |
| 2 混合所有制改革及财务绩效理论概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混合所有制改革 |
| 2.1.2 财务绩效 |
| 2.2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机 |
| 2.2.1 国企管理模式僵化 |
| 2.2.2 减少国企政策性负担 |
| 2.2.3 国企运营缺乏效率 |
| 2.3 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 |
| 2.3.1 引入战略投资者 |
| 2.3.2 改制上市 |
| 2.3.3 股权激励 |
| 2.3.4 兼并重组 |
| 2.4 财务绩效衡量指标与影响因素 |
| 2.4.1 财务绩效衡量指标 |
| 2.4.2 财务绩效影响因素 |
| 2.5 理论基础 |
| 2.5.1 产权理论 |
| 2.5.2 委托代理理论 |
| 2.5.3 财务绩效评价理论 |
| 3 国药控股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介绍 |
| 3.1 公司基本情况 |
| 3.2 国药控股混合所有制具体过程 |
| 3.2.1 国药集团引入战略投资者,国药控股成立 |
| 3.2.2 国药控股赴港上市,开始并购整合 |
| 3.2.3 重大资产重组,消除同业竞争 |
| 3.2.4 国药控股首次股权激励计划 |
| 3.2.5 国药一致引入境外投资者 |
| 3.3 国药控股混改前后企业治理结构变化 |
| 3.3.1 股权结构:多元化 |
| 3.3.2 治理层:打破一股独大局面 |
| 3.3.3 员工考核制度:引入股权激励制度 |
| 3.4 国药控股混合所有制改革动因分析 |
| 3.4.1 国家政策的引导 |
| 3.4.2 医药产业格局变化 |
| 3.4.3 国药集团内部压力剧增 |
| 3.4.4 双方实现资源优势互补的需要 |
| 4 国药控股混合所有制改革对财务绩效影响分析 |
| 4.1 基于财务指标分析方法的财务绩效分析 |
| 4.1.1 民营资本的加入使企业盈利能力明显提升 |
| 4.1.2 过快扩张使企业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偿债能力削弱 |
| 4.1.3 商业规模不断扩大,分销渠道趋于完善,成长能力良好 |
| 4.1.4 资产营运能力高于正常水平 |
| 4.2 国药控股混改财务绩效作用机理分析 |
| 4.2.1 股权架构作用机理分析 |
| 4.2.2 治理结构作用机理分析 |
| 4.2.3 激励机制作用机理分析 |
| 4.2.4 业务整合作用机理分析 |
| 5 结论与启示 |
| 5.1 结论 |
| 5.1.1 国药控股坚持由“改”到“混”的改革路径 |
| 5.1.2 多元化股权结构的改革方式提升了国药控股的经营业绩水平 |
| 5.1.3 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了企业股权结构和治理效率 |
| 5.1.4 充分利用民营企业的资源与产业优势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 |
| 5.2 启示 |
| 5.2.1 国家政策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机遇 |
| 5.2.2 全面落实员工持股计划 |
| 5.2.3 大型国企可以选择“自下而上”的混改方式 |
| 5.2.4 资本市场是国企混改重要的支撑平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股权融资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3.1 研究创新 |
| 1.3.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股权融资研究综述 |
| 2.1.1 股权融资的内涵、特征和影响因素 |
| 2.1.2 股权融资效率与成本研究 |
| 2.1.3 中国企业股权融资偏好研究 |
| 2.2 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
| 2.2.1 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 |
| 2.2.2 融资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 |
| 2.3 股权融资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综述 |
| 2.4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股权融资的实体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
| 3.1 问题的提出 |
| 3.2 理论分析 |
| 3.2.1 股权融资与国民经济增长 |
| 3.2.2 股权融资与省域经济增长 |
| 3.3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3.3.1 TVP-SV-SVAR模型(全国层面) |
| 3.3.2 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省级层面) |
| 3.3.3 指标度量与数据说明 |
| 3.3.4 描述性统计 |
| 3.4 全国层面:股权融资与国民经济增长 |
| 3.4.1 平稳性检验 |
| 3.4.2 参数估计结果 |
| 3.4.3 脉冲响应结果分析 |
| 3.5 省级层面:股权融资与省域经济增长 |
| 3.5.1 基准回归和分样本回归 |
| 3.5.2 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股权融资的实体经济微观绩效研究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理论分析 |
| 4.2.1 股权融资与企业经营绩效 |
| 4.2.2 扩大再生产和研发投入机制的中介效应 |
| 4.2.3 独立董事制度和资产负债率的调节效应 |
| 4.3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4.3.1 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
| 4.3.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4.3.3 描述性统计 |
| 4.4 实证分析 |
| 4.4.1 基准回归和分样本回归 |
| 4.4.2 稳健性检验 |
| 4.5 进一步分析 |
| 4.5.1 中介效应检验 |
| 4.5.2 调节效应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股权融资的实体经济创新效应研究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理论分析 |
| 5.2.1 股权融资的企业创新效应分析 |
| 5.2.2 股权融资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机制分析 |
| 5.2.3 资产负债率对股权融资的企业创新效应影响分析 |
| 5.3 模型构建与样本选取 |
| 5.3.1 模型设定和变量定义 |
| 5.3.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5.3.3 描述性统计 |
| 5.4 实证分析 |
| 5.4.1 基准回归 |
| 5.4.2 稳健性检验 |
| 5.4.3 内生性检验 |
| 5.5 进一步分析 |
| 5.5.1 股权融资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机制分析 |
| 5.5.2 资产负债率与股权融资的企业创新效应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股权融资的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研究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理论分析 |
| 6.2.1 股权融资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
| 6.2.2 研发投入机制的中介效应 |
| 6.2.3 独立董事制度的调节效应 |
| 6.3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3.1 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
| 6.3.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6.3.3 描述性统计 |
| 6.4 实证结果检验 |
| 6.4.1 基准回归 |
| 6.4.2 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 |
| 6.5 进一步检验 |
| 6.5.1 研发投入机制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5.2 独立董事制度的调节效应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致谢 |
（3）复星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与融资约束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企业集团与内部资本市场 |
| 1.2.2 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行为 |
| 1.2.3 内部资本市场与融资约束 |
| 1.2.4 小结与评述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论文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方法 |
| 1.3.2 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制度背景分析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企业集团与内部资本市场 |
| 2.1.2 融资约束的定义及产生原因 |
| 2.1.3 内部资本市场与融资约束的关系 |
| 2.1.4 小结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内部资本市场理论 |
| 2.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3 交易成本理论 |
| 2.2.4 委托代理理论 |
| 2.2.5 小结 |
| 2.3 制度背景分析 |
| 2.3.1 企业内部资本市场:我国的现状 |
| 2.3.2 我国企业融资约束现状 |
| 第三章 复星医药案例概述 |
| 3.1 复星医药介绍 |
| 3.2 所在集团介绍 |
| 3.3 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形成与布局情况 |
| 3.3.1 “健康”板块,全方位发展 |
| 3.3.2 “快乐”板块,充盈现金流 |
| 3.3.3 “富足”板块,优化资金配置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复星医药融资行为分析 |
| 4.1 内部股权转让 |
| 4.2 非公开发行股票 |
| 4.3 内部委托贷款 |
| 第五章 借助内部资本市场,复星医药缓解融资约束了吗? |
| 5.1 基于财务指标分析 |
| 5.1.1 研发投入情况 |
| 5.1.2 筹资-投资情况 |
| 5.1.3 分红情况 |
| 5.2 基于非财务指标分析 |
| 5.2.1 公司规模 |
| 5.2.2 融资平台 |
| 5.2.3 融资市场 |
| 5.3 风险分析 |
| 5.3.1 财务风险 |
| 5.3.2 运营风险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导师评阅表 |
（4）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研究 |
| 1.2.2 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选择研究 |
| 1.2.3 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的系统性关系研究 |
| 1.2.4 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的实证计量研究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创新 |
| 1.4.2 论文的不足 |
| 第2章 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系统科学 |
| 2.1.1 现代系统科学 |
| 2.1.2 马克思主义社会系统理论 |
| 2.2 经济学 |
| 2.2.1 转轨经济学 |
| 2.2.2 新制度经济学 |
| 2.2.3 国际政治经济学 |
| 2.3 企业管理学 |
| 2.3.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3.2 国有企业功能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比较 |
| 3.1 中国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 |
| 3.1.1 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发展 |
| 3.1.2 改革开放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 |
| 3.2 俄罗斯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 |
| 3.2.1 苏联时期国有企业的发展 |
| 3.2.2 俄罗斯国家转型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 |
| 3.3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比较 |
| 3.3.1 系统思想贯彻始终 |
| 3.3.2 改革兼顾双重目标 |
| 3.3.3 政策路径逐渐趋同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初始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分析 |
| 4.1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初始约束条件比较 |
| 4.1.1 初始政治约束条件 |
| 4.1.2 初始经济约束条件 |
| 4.1.3 初始国际约束条件 |
| 4.2 中俄初始政策路径比较 |
| 4.2.1 初始政治约束与初始政策路径 |
| 4.2.2 初始经济约束与初始政策路径 |
| 4.2.3 初始国际约束与初始政策路径 |
| 4.2.4 国家系统状态制约政策路径选择 |
| 4.3 中俄初始政策目标比较 |
| 4.3.1 中俄初始改革政策的政治目标 |
| 4.3.2 中俄初始改革政策的经济目标 |
| 4.3.3 中俄初始改革政策的国际目标 |
| 4.3.4 国家系统演变目标制约政策路径选择 |
| 4.4 中俄初始政策的适应性比较 |
| 4.4.1 初始政策与政治约束适应性 |
| 4.4.2 初始政策与经济约束适应性 |
| 4.4.3 初始政策与国际约束适应性 |
| 4.4.4 国家系统演变规律制约政策适应性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约束条件与政策调整比较分析 |
| 5.1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约束条件比较 |
| 5.1.1 改革过程中的政治约束条件演化 |
| 5.1.2 改革过程中的经济约束条件演化 |
| 5.1.3 改革过程中的国际约束条件演化 |
| 5.2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政策调整比较 |
| 5.2.1 政治约束条件演化与政策调整 |
| 5.2.2 经济约束条件演化与政策调整 |
| 5.2.3 国际约束条件演化与政策调整 |
| 5.2.4 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状态决定改革的深化与逆转 |
| 5.3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国家系统有序性比较 |
| 5.3.1 中俄的政策调整与国家系统有序性演化 |
| 5.3.2 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保障国家系统有序性 |
| 5.3.3 适度发展外资企业保障国家系统有序性 |
| 5.4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协同性比较 |
| 5.4.1 政府是改革政策协同性的关键因素 |
| 5.4.2 战略性国有企业是保障政府行政能力的必要条件 |
| 5.4.3 改革政策选择的序参量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实证比较分析 |
| 6.1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制约政策选择实证比较分析 |
| 6.1.1 燕尾突变模型的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1.2 改革政策选择突变指数测算 |
| 6.1.3 改革约束条件制约政策路径选择比较分析 |
| 6.2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目标与路径选择实证比较分析 |
| 6.2.1 层次分析模型建构与指标选取 |
| 6.2.2 改革政策选择层次分析指标测算 |
| 6.2.3 改革政策的目标与路径选择比较分析 |
| 6.3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适应性实证比较分析 |
| 6.3.1 灰色关联度模型建构与指标选取 |
| 6.3.2 改革政策适应性灰色关联度指标测算 |
| 6.3.3 改革政策的适应性比较分析 |
| 6.4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整体优化与政策调整实证比较分析 |
| 6.4.1 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4.2 改革政策耦合协调度指标测算 |
| 6.4.3 国家系统整体优化与改革政策调整比较分析 |
| 6.5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有序性实证比较分析 |
| 6.5.1 耗散结构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5.2 改革过程中系统耗散结构指数测算 |
| 6.5.3 国家系统有序性比较分析 |
| 6.6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选择序参量实证比较分析 |
| 6.6.1 哈肯模型的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6.2 改革政策选择序参量指标测算 |
| 6.6.3 改革政策选择序参量比较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云南国资国企改革的创新模式及发展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 一、云南国资国企改革的背景和发展逻辑 |
| （一）国资国企“两类公司”改革试点 |
| 1. 央企改革试点。 |
| 2. 地方国企改革试点。 |
| 3. 云南省“1+1+X”改革模式。 |
| （二）国资国企“两类公司”的功能定位和运行逻辑 |
| （三）云南国资国企在改革中支撑着整体经济发展 |
| 二、云南国资国企改革的创新模式及构架 |
| （一）云南“1+1+X”模式的内涵 |
| （二）云南“1+1+X”模式的架构 |
| 三、云南国资国企改革“1+1+X”模式的发展趋势 |
| （一）以管资本的改革逻辑为主线，不断强化资本运作和提高资本运作能力 |
| （二）以云南特色的投资公司、运营公司和产业集团的“协同发展”为重点，不断释放国有经济活力，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
| （三）以管理方式变革为引领，促进政府转变职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 |
| （四）以资本运作改革试点为先行，借鉴先进经验，着力提升云南投资融资运作水平 |
| （五）以国际投资和资本运作经验为借鉴，不断促进资本运作人才素质和运作平台专业水平的提高 |
| （六）以加强党的领导为核心，着力培养一大批促进云南跨越发展的“红色资本运作家” |
（6）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形成 |
| 2.1 “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苏东社会主义遭受挫折 |
| 2.1.2 西方资本主义弊端显现 |
| 2.2 “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理论渊源 |
| 2.2.1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
| 2.2.2 西方资源配置理论的影响 |
| 第3章 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核心思想 |
| 3.1 “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 |
| 3.1.1 用车间民主取代资本主义中劳动工资制度 |
| 3.1.2 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一样的商品和服务市场 |
| 3.1.3 对投资进行民主管理 |
| 3.2 “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 |
| 3.2.1 生产性企业由其工人民主管理 |
| 3.2.2 日常经济是一种市场经济 |
| 3.2.3 新的投资由社会所调控 |
| 3.3 “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 |
| 3.3.1 “经济民主”的扩展 |
| 3.3.2 资本主义向“经济民主”的转型过渡 |
| 3.3.3 资本主义和平过渡的条件 |
| 第4章 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辨析 |
| 4.1 “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的合理性 |
| 4.1.1 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与社会主义相结合 |
| 4.1.2 用车间民主代替资本主义的劳动工资制度 |
| 4.1.3 用投资的民主管理代替资本主义的资本市场 |
| 4.2 “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的非合理性 |
| 4.2.1 市场结构体系不完整 |
| 4.2.2 企业民主管理存在低效率 |
| 4.2.3 投资基金分配方式过于简单化 |
| 4.2.4 实现途径带有“乌托邦”色彩 |
| 第5章 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的“中国比较” |
| 5.1 “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共性 |
| 5.1.1 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 |
| 5.1.2 主张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联姻” |
| 5.1.3 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 |
| 5.2 “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 |
| 5.2.1 制度环境的区别 |
| 5.2.2 根本目标的区别 |
| 5.2.3 理论实践的区别 |
| 5.3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超越 |
| 5.3.1 指导思想的超越 |
| 5.3.2 领导力量的超越 |
| 5.3.3 政府职能的超越 |
| 第6章 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的“他山之石” |
| 6.1 在理论方面的借鉴价值 |
| 6.1.1 非比较性研究方法的应用 |
| 6.1.2 替代制度理论的启迪 |
| 6.2 在实践方面的借鉴价值 |
| 6.2.1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开拓 |
| 6.2.2 资本主义非可持续性批判的理论省示 |
| 6.2.3 “经济民主”理论的民主意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论文提纲范文）
| 博士生自认为的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五、可能的创新及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
| 一、金融发展概念及相关理论 |
| 二、全要素生产率相关概念及测算 |
| 三、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 |
| 四、金融发展促进TFP增长的途径和差异 |
| 第二节 企业家精神的概念与现实意义 |
| 一、企业家精神的基本概念 |
| 二、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与外延 |
| 三、企业家精神的现实价值 |
| 第三节 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
| 一、金融发展促进企业家精神的途径 |
| 二、金融体系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
| 三、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
| 四、研究述评 |
| 第三章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
| 第一节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理论分析 |
| 一、动员储蓄投资技术进步项目 |
| 二、信息处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
| 三、风险管理分散技术创新风险 |
| 四、激励和监督改善公司治理 |
| 第二节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和区域性差异 |
| 一、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 |
| 二、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 |
| 三、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变化描述 |
| 第三节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 |
| 一、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 |
| 二、计量模型、指标测算与数据描述 |
| 三、实证结果、检验及分析 |
| 第四章 中国企业家精神受到融资约束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企业家精神发展状况和衡量指标 |
| 一、选取民营企业代表中国企业家精神研究对象的原因 |
| 二、中国企业家精神发展历程 |
| 三、企业家精神衡量指标 |
| 四、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区域性差异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家精神融资约束事实描述及存在问题 |
| 一、银行业发展现状与企业家精神 |
| 二、证券业发展现状与企业家精神 |
| 三、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与企业家精神 |
| 四、区域企业家精神受到融资约束小结 |
| 第三节 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实证分析 |
| 一、计量模型构建 |
| 二、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三、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实证分析 |
| 一、计量模型的构建 |
| 二、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三、计量模型主要结论及建议 |
| 第六章 结论及对策建议 |
| 一、主要结论 |
| 二、对策建议 |
| 三、研究展望 |
| 附录 国外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TFP增长的实践和启示 |
| 第一节 美国案例及启示 |
| 一、美国TFP增长与金融发展现状 |
| 二、美国金融发展对企业家精神的支持 |
| 三、美国金融发展支持企业家精神的实践经验 |
| 四、美国金融发展支持企业家精神促进TFP增长的启示 |
| 第二节 德国案例及启示 |
| 一、德国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现状 |
| 二、德国金融体系支持企业家精神的实践 |
| 三、德国金融发展经验小结 |
| 第三节 英国案例及启示 |
| 一、英国金融发展基本情况 |
| 二、英国金融发展支持企业家精神的实践 |
| 三、英国金融发展经验小结 |
| 第四节 典型国家金融发展支持企业家精神的启示 |
| 一、资金流向企业家精神聚集的创新企业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
| 二、通过解除融资约束来培育企业家精神 |
| 三、风险投资基金助力企业家大胆创新 |
| 参考文献 |
| 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 致谢 |
（8）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一、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概述 |
| 二、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 |
| 三、技术创新理论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主要理论 |
| 一、市场失灵理论与市场创造理论 |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负责任创新理论 |
| 三、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 |
| 第三节 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因应 |
|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及协同 |
| 二、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呼应 |
| 第二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及发展现状 |
| 一、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演变 |
| 二、我国技术创新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三、我国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 |
| 三、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经济立法 |
| 第三节 我国防范技术风险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 |
| 二、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立法 |
| 第三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现行干预体制之困 |
| 一、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含义及意义 |
| 二、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干预主体协调之困 |
| 三、技术创新国家干预政策联动之困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边界厘定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干预适度之困 |
| 二、防范技术风险中的监管平衡之困 |
| 三、对干预失败预警不足之困——以部分产业政策为例 |
| 第三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尚需完善 |
| 二、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明显不足 |
| 第四章 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二节 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三节 美、日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立法的启示 |
| 一、技术创新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体制保障 |
| 二、技术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灵活互动、并行不悖 |
| 三、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立法保障 |
| 第五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体制优化 |
| 一、探索科技、经济管理的大部制改革 |
| 二、实现不同干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与协调 |
| 三、加强现有体制下相关干预政策的协调与联动 |
| 第二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 |
| 一、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 |
| 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 |
| 三、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失灵 |
| 第三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一、强化经济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三、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9）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一)混合经济思想 |
| (二)国外国有企业改革相关文献 |
| (三)国内国有企业改革相关文献 |
| (四)文献分析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文章创新与进一步研究的意义 |
| 第一章 中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来源与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所有制、所有权和产权 |
| 二、混合所有制 |
| 三、企业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来源 |
| 一、马克思的相关理论 |
| 二、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 |
| 三、启示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分析框架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的基本逻辑 |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根本制度——产权制度 |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治理模式——公司治理 |
|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保障机制——监督机制 |
| 第二章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的来源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过程 |
| 一、混合所有制萌芽阶段 |
| 二、混合所有制产生阶段 |
| 三、混合所有制的发展阶段 |
| 四、新时代混合所有制深化阶段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状分析 |
| 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整体运行状况 |
| 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行业与地区分布状况 |
| 三、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公司治理状况 |
| 第三章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缘由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动因 |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条件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路径分析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模式 |
| 二、并购和重组模式特点分析 |
| 三、整体上市模式特点分析 |
| 四、公私合营模式特点分析 |
| 五、员工持股模式特点分析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特点分析 |
| 一、推进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 |
| 二、以构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利益共同体为目的 |
| 三、资产监管方式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 |
| 第四章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存在的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思维怪圈 |
| 一、概念认识误区:混合所有制概念的误区 |
| 二、围绕产权和控股权的争论 |
| 三、“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争论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制度缺陷 |
| 一、产权制度缺陷 |
| 二、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存在的缺陷 |
| 三、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缺陷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企业不同产权主体的矛盾问题 |
| 第五章 国内外国有企业改革的典型路径及启示 |
| 第一节 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分析 |
| 一、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因与改革方案介绍 |
| 二、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和效果分析 |
| 三、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意义 |
| 第二节 中钢集团案例分析 |
| 一、中钢集团并购重组简单回顾 |
| 二、中钢集团扩张过程 |
| 三、中钢集团并购重组分析 |
| 四、中钢集团重组给其他国企的启示 |
| 第三节 国外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分析 |
| 一、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 |
| 二、法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 |
| 三、英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 |
| 四、金股制度 |
| 第六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优化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突破口 |
| 一、重视国企的人力资本 |
| 二、分类改革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优化 |
| 一、优化的原则 |
| 二、适合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范围 |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步骤 |
| 四、优化方案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应该注意的问题 |
| 一、要坚持增量改革,不轻易放弃控股权 |
| 二、国有资本要积极入股非国有企业 |
| 三、要注重员工持股公平公正与激励机制的建立 |
| 四、要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正确的定位 |
| 五、正确认识“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 |
| 第四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
| 一、加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改革顶层制度设计 |
| 二、打破“政企不分”的瓶颈方法 |
| 三、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方向 |
| 四、完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治理机制 |
| 五、完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保障机制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学习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10）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联性研究：国企改革博弈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 |
| 一、国有企业 |
| 二、所有权结构 |
| 三、实际控制人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联性 |
| 一、相关论 |
| 二、无关论 |
| 第二节 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绩效 |
| 一、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 |
| 二、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绩效 |
| 第三节 机构持股、国家持股、实际控制人与企业绩效 |
| 一、机构持股与企业绩效 |
| 二、国家持股与企业绩效 |
| 三、实际控制人与企业绩效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博弈分析 |
| 第一节 股东与代理人(管理层)之间的博弈 |
| 一、股东与代理人(管理层)的一般博弈分析 |
| 二、股权分散条件下股东与代理人(管理层)的博弈分析 |
| 第二节 实际控制人存在条件下的博弈 |
| 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博弈分析 |
| 二、引入小股东利益保护法律框架下的博弈分析 |
| 三、实际控制人可能存在情况下的博弈分析 |
| 第三节 企业实际控制人为政府的博弈 |
| 一、政府机构与国企管理层的混合战略均衡博弈 |
| 二、政府主管官员与国企高管合谋的精炼博弈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组织所有权结构的演变：国外私有化浪潮 |
| 第一节 私有化：有机发展战略与急速私有化战略 |
| 一、私有化浪潮(Privatization) |
| 二、私有化浪潮的理论基础 |
| 三、私有化的两种路径选择 |
| 第二节 发达经济体国企改革 |
| 一、英国国有企业改革 |
| 二、美国国有企业改革 |
| 三、法国国有企业改革 |
| 四、德国国有企业改革 |
| 五、意大利国有企业改革 |
| 六、小结 |
| 第三节 转轨经济体的国企改革 |
| 一、东欧国有企业改革 |
| 二、俄罗斯国有企业改革 |
| 三、巴西国有企业改革 |
| 四、阿根廷国有企业改革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所有制结构的演变：中国国企改革 |
| 第一节 中国国企改革历程 |
| 一、1993-2003：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抓大放小 |
| 二、2004-2012：深化推进股份制 |
| 三、2013-至今：以实现国企功能为导向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二节 中国国企发展与概况 |
| 一、国有控股成国企发展新趋势 |
| 二、国企吸收就业空间趋近饱和 |
| 三、国有资产总量规模稳步上升 |
| 第三节 中国国企绩效评价分析 |
| 一、国企绩效评价体系 |
| 二、盈利能力 |
| 三、偿债能力 |
| 四、增长能力 |
| 五、其他指标 |
| 第六章 企业实际控制人变迁研究 |
| 第一节 数据与样本 |
| 一、样本选取 |
| 二、实际控制人类型 |
| 三、样本行业分布 |
| 第二节 实际控制人截面分析 |
| 一、实际控制人类型变动 |
| 二、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变动 |
| 第三节 实际控制人个体变动分析 |
| 一、实际控制人变动行业分布 |
| 二、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变动 |
| 三、混合化持股结构初现端倪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企业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模型构建 |
| 第二节 样本与变量 |
| 一、样本选取 |
| 二、变量界定 |
| 三、描述统计 |
| 第三节 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 |
| 一、总体 |
| 二、分行业 |
| 三、分公司属性 |
| 四、分实际控制人属性 |
| 第四节 股权主体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 |
| 一、总体 |
| 二、分行业 |
| 三、分公司属性 |
| 四、分实际控制人属性 |
| 第八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实证研究结论 |
| 一、实际控制人变迁 |
| 二、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 |
| 三、股权主体结构与企业绩效 |
| 第二节 国企改革政策建议 |
| 一、厘清国资管理边界,理顺委托代理 |
| 二、分类改革,相机混改 |
| 三、加强党建,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司监督体制 |
| 四、提高投资者保护,鼓励所有权结构多元化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资本市场与国企复兴（论文参考文献）
- [1]国药控股混合所有制改革财务绩效分析[D]. 吴健艺.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2]股权融资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D]. 许从宝. 东南大学, 2020(02)
- [3]复星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与融资约束问题研究[D]. 芦晓楠. 石河子大学, 2020(08)
- [4]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D]. 王欣. 辽宁大学, 2020(01)
- [5]云南国资国企改革的创新模式及发展趋势[J]. 杨复兴.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 2020(02)
- [6]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D]. 杨万寿. 吉林大学, 2019(02)
- [7]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D]. 邢晓东. 武汉大学, 2019(05)
- [8]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9]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D]. 张飞雁.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联性研究：国企改革博弈视角[D]. 龙靓.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