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保“聪明耳朵”

一、我国环境保护“耳聪目明”（论文文献综述）

季正聚,曹红艳,周骁骏,牛瑾,童政,张雪,朱柳蓉^[1]（2021）在《柳州惊奇》文中研究指明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指出，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要坚持把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作为基本方针，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基本目标，使八桂大地青山常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作为广西最重要的工业城市，柳州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

陈诺^[2]（2021）在《新疆维吾尔族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研究》文中认为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是我国各族人民在数千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造和积累的智慧结晶,不仅能为本民族的生存发展提供保障和经验来源,对我国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也具有积极意义。然而,由于现代文明的全面渗透以及民族社区自身重视不足等多种因素,我国经过千百年传承已久的传统知识已流失严重,传统知识搜集抢救工作亟待完成。维吾尔族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拥有大量丰富的关于生物资源利用的传统知识,涉及到农业生产、社会经济、医药卫生和文化习俗等民族发展的各个方面。搜集调查和编目维吾尔族传统知识,对于保护我国生物多样性和民族文化多样性和加快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大有裨益。本研究旨在:基于生态学、民族生态学研究方法,运用文献研究、实地调查、问卷调查、关键人物访谈、数据可视化分析等方法,对维吾尔族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进行调查与编目,建立维吾尔族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文献化数据库;通过分析维吾尔族传统知识特征,阐明传统知识、民族文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意义;并以维吾尔传统医药为案例研究,探究维吾尔传统知识发展传承现状、存在问题和受威胁因素,为生物保护相关决策部门提供基础数据支持,促进实现传统知识现代知识产权保护和获取与惠益分享。本文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基于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共调查编目维吾尔族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词条850个,其中:传统选育农业遗传资源相关知识词条数目457个（54%）,传统医药知识231个（27%）,传统技术及生产生活方式相关知识59个（7%）,传统文化相关知识词条36个（4%）,传统生物地理标志产品相关知识67个（8%）。2、在编目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传统知识特征分析,分析了维吾尔族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形成、利用、发展及传承的过程与当地自然地理与资源特征、民族文化特征、经济利用特征和社会特征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以调查案例实证了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传统知识的形成特点和脉络走向。3、针对和田、吐鲁番、伊宁的维吾尔传统医药案例研究发现,不同民族社区对维吾尔传统医药知识的应用与认知有所不同,维吾尔传统医药的使用和认知目前仍局限于本民族内部;多民族共同生活和文化交融与城市化进程对传统医药而言是柄双刃剑,在对传统医药传承产生冲击的同时也能帮助传统医药突破桎梏。提出维吾尔医药的未来发展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本民族应增强文化自信,不断加强自身刻苦钻研,积极促进传统医药的科研创新;另一方面要加强宣传推广,紧跟国家战略步伐,让更多人领略到维吾尔传统医药魅力和文化内涵。4、结合调研实际及结果,提出维吾尔传统知识的传承策略,包括相关政策和法规制度的健全,用法律手段保障传统知识不受侵害;采取工程措施,用技术手段保护和保存传统知识;加强研发推广,以传统知识助力经济建设和人民健康;增强宣传力度,加强文化自信,注重社区参与传统知识的保护与惠益分享。

王梦恩^[3]（2020）在《中国生态博物馆展示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生态博物馆是一种新的遗产保护模式,旨在将文化、遗产及自然环境在其原生地共同进行整体、活态的保护与传承。生态博物馆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其一般都有以下几个主要要素:地方文化、当地社区居民及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生态博物馆还拥有以下一些共同特点:在文化的原生地对文化进行保护;强调社区居民的文化主人地位,由居民自己保护、传承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强调对文化及其文态环境、自然环境等进行整体的、活态的、可持续的保护等等。生态博物馆的思想更像是一种理论或方法论,它打破了传统博物馆和遗产保护的固有模式,为文化保护和遗产保护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生态博物馆对地方文化、自然环境的关注正契合了现代社会地方文化意识觉醒、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保护自然环境的大势。生态博物馆起源于法国,随后开始向全世界传播,20世纪80年代由苏东海、安来顺等人介绍入中国。生态博物馆传入中国后,获得了快速发展,各个地区都开始建设生态博物馆,积累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中国的地方文化保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文化进行保护是为了更好的传承、传播和发展文化,其中,文化的展示同样十分重要。但是目前,国内的生态博物馆虽然拥有大量的建设实践经验,但还并未建立起完善的展示体系,展示水平普遍较低。因此,对生态博物馆展示体系进行研究对于保护和展示我国的地方文化的多样性,促进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地方发展模式,提高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展示水平,以促进中国生态博物馆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在某种程度上,生态博物馆更像是一个微型社会,对生态博物馆进行展示,就是对一个微型社会进行展示。生态博物馆展示的内涵既包含了一般遗产展示的内容,又有其自身独特的地方,所涉及的展示方式等也比传统博物馆和一般的遗产地更加复杂。文章对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和太行三村生态博物馆展示现状进行研究,结合对全国其他24个生态博物馆展示情况的分析,总结出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展示存在着展示水平低、资源利用率不够、专职人员匮乏、对自然环境缺乏关注等主要问题。结合这些问题和生态博物馆本身的思想内涵要求,提出了做好文化资源调查、研究和转化,从当地社区培养“文化代言人”,强化居民文化主人地位,加强生态博物馆的概念普及,增进生态博物馆建设中对自然环境重要性的认识、构建科学完善的展示体系等几个解决的思路。生态博物馆的展示相较于一般的遗产展示更有全局意识和整体性,也更注重对当下的展示,而对自然环境的展示则是生态博物馆展示中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对生态博物馆展示与一般遗产展示的异同的比较研究厘清了构建生态博物馆展示体系的理论上的合理性;“文化需要不断发展创新而不是固本守旧”是贯穿全文的隐性思想;这两点是本文所构建的中国生态博物馆展示体系中的众多内容的思想和逻辑出发点。本文构建的中国生态博物馆展示体系主要包含了展示原则、展示内容、展示方式和公众参与四个方面。该体系集中体现了生态博物馆的整体性、活态性、居民自主性等核心思想。其中对自然环境的关注和强调,是大多数生态博物馆研究较少涉及的,是本2研究的一个亮点。构建较为完善的生态博物馆展示体系,进一步丰富了国内生态博物馆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对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展示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也可促进国内生态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

章玉茹^[4]（2020）在《人神共场：老君山黎明地区傈僳族山神信仰与生态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山水自然是山地民族重要的生产生活要素之一,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形成了与山水自然相关的独具特色的山神信仰体系。笔者所言之山神,究其本质是对山体、山中的自然现象和山中种种神秘力量的人格化,是超自然力量的高级形态。山神信仰研究将“山神”这一形象置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场景中,关注人们对自然的感知,梳理原始宗教中的山神信仰体系及其祭祀仪式,并经由“山神”这一符号来窥探特定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这能够为我们理解山地民族传统的生态观念、生态行为及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生态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一个重要视阈,对于丰富我国西南民族山神信仰研究个案及民族地区山水自然的文化内涵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这也是对传统生态观念现代性转型认识的延伸,能够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工作提供智力支持,促进区域文化价值提升。从广义上说,山神信仰的范围应该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对山中种种神秘力量的崇信,即指一种具有人格但没有形象的超自然力量,因为它是模糊不清、隐隐莫测的,所以人们总是将它与具体的自然事物和力量相联系,这种神秘力量是山神观念的最初形态。其二是对掌管山中一切事务的神灵的崇信,即既有人格,又有形象（如人形、动物形等）、神性和司职的山神。本文选取的田野点为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黎明乡,其地处滇西北横断山脉纵谷腹地的老君山地区,以神奇壮丽的丹霞地貌,错落有致的高山湖泊着称,拥有良好的生态系统和丰富的珍稀动植物资源。居住在当地的傈僳人认为,大自然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物质世界,而是充满神灵的,日、月、山、川、河、流、树木等等,都幻化为“尼”（ni31）,他们主宰不同的生命,发挥不同的功能,而“米司尼”（mi33 s（?）33 ni31）是大自然的主宰者,并且决定着人的吉凶祸福。当地傈僳族居民生活在这样人神共场的场域空间,衍生出一套山神信仰下的山水自然互动行为和生存哲学,人们通过“尼”（ni31）的祭祀仪式调适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因之而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生态规训与护林制度,指导其生态行为。文章旨在以老君山黎明地区傈僳族对山水自然的“感知——敬畏——信仰——规范”为线索追溯山地民族传统的生态观念,串联起傈僳族与山水的认知和互动行为,探究其对维护生态环境的内涵与意义,从而使我们对多样性的地方性知识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理解。本文共由三个部分组成,导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包括四个章节。导论主要介绍了研究缘起、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资料收集方法,同时对学界相关的研究动态进行系统梳理。第一章介绍了黎明乡的文化生态背景、历史、生计与族群以及田野点的基本情况;第二章叙述的是傈僳族对自然的感知及人神共享的空间观,着重对以老君山为载体的宗教文化与山神信仰体系进行研究。此部分以神话传说与口头文学作品中的山水自然为导入,梳理人们对山体、山中自然现象和山中种种神秘力量的崇拜,譬如米司山神、水火沟壑、动植物、天体自然、山中神秘力量等。第三章从傈僳族氏族图腾入手,对生命溯源的伦理观进行描述和分析,梳理与人生礼仪相关的祭祀仪式,概括与分析傈僳族山神祭祀活动与生命认知的社会整合功能,及其中蕴含的生态观念。第四章探究傈僳族道法自然的生产观,他们依据不同的海拔居于山,农具获取于山,生产于山,采集医药于山,并依据花开花落、候鸟回归、草木枯荣等规律性的自然变化记录时间,安排生产活动。对他们依据不同海拔生产、居住与祭祀仪式中所体现的在自然中的实践活动与护林制度进行研究梳理,探讨其生态意义。结语部分总结了山地民族傈僳族的传统生态观念及其现代转型,认为在傈僳族传统宗教信仰中将对米司山神的崇拜置于突出地位,而将人与自然万物视为同源生命体之观念是傈僳族先民自然观和生态观的思想根源之一,体现了傈僳族先民在漫漫岁月中与大自然朝夕相处得出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经验,这种传统的生态观念为黎明地区的傈僳族世代继承,并指导其生态行为,形成坚实的生态自觉性,使今天的黎明成为众人向往的生态园区。这些传统生态观念在现代社会亦将有益于推进山地生态保护工作的开展,对促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刚^[5]（2019）在《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改革思路,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决定》承袭上述提法,只是将“完善”两字改为“健全”两字。在字字珠玑的两届党的全会公报中均提到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以下简称“两法衔接”）机制问题,可见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但也反映出“两法衔接”中存在诸多问题。“两法衔接”包括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行政调查与刑事侦查的衔接、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等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是关键性环节,长期以来“两法衔接”不畅的原因也大多出自这个环节。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机制（以下简称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对于推进我国“两法衔接”机制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上述考虑,文章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一部分,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的产生与发展。一是移送机制产生的原因。该机制是指行政执法机关将行政执法中发现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侦查机关审查并及时启动刑事追诉程序的联动工作机制,其兴起的原因主要是出于社会治理、规范执法、实现公正的需要。二是规范性文件出台的脉络。有关该机制最早的规范性文件是《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以下简称《移送规定》）,随后公、检、法、行等多家机关都根据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通过不同形式进行了规范。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工作从最初的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逐渐覆盖到保护食品、药品安全,保护环境,督促公、检、法、行等机关依法履责,加强社会综合治理等多个方面,发挥了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的作用。三是实务机关探索的成果。行政执法机关从选择合适的移送时机、划分清晰的移送步骤、确定明确的执法状态对优化移送程序进行了探索。侦查机关从审慎开启侦查程序,适度进行“借壳侦查”进行了探索。检察机关从拓展多样的外部监督方式对加强移送监督进行了探索。上述做法中,有的合理、合法,适合大范围的推广;有的虽然行之有效,但是潜在的隐患较多,需要加以改造;有的思路超前,需要上位法的支持。第二部分,域外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的比较与借鉴。行政犯罪是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增多的,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早于我国,其拥有一些管制市场经济的成熟机制,其中就包括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考虑到域外的此类机制根植于其本国的政治土壤中,与其基础性制度息息相关,所以本文不可能对域外的此类机制进行全景式的论述,只能选取我国移送机制中三个亟待解决且与域外情况有可比性的问题进行研究,这三个问题是:检察机关在案件移送中的作用、行政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的限制、行政权与侦查权交叉适用的规制。一是英美法系国家的移送机制。第一个问题方面,英国的警察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在案情较轻且当事人已认罪等情况下也可以向法庭提起公诉,这种公诉权的分散,削弱了检察机关在移送中的决定权;美国的检察机关主要起到了回应公众的关切,对某些事关公众利益的涉嫌犯罪案件进行侦查并综合衡量各种利益,再决定是否起诉的作用。第二个问题方面,英国的行政程序中收集的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可以作为反驳证据在法庭质证中使用;美国并不刻意区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之间的界限,其将证据审核的重心放在了非法证据的排除上。第三个问题方面,在令状制度、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警察投诉制度的综合作用下,英国形成了侦查人员“不能、不愿、不敢”交叉适用两种权力的格局;美国最高法院在伯格一案的判决中将警察以行政调查为借口收集刑事证据的行为认定为“规避性搜查”的两种情形之一,并提出了以行为目的来辨别行为性质的判断方法。二是大陆法系国家的移送机制。第一个问题方面,法国、德国的检察官在决定是否对涉嫌犯罪案件起诉前,会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政治考量、国家形象等因素,再做出最优的选择。第二个问题方面,法国的检察官可以提取行政执法机关获得的任何材料,按照刑事证据规则进行甄别后,合格的可以进入刑事程序;受追求实体正义理论和严格证明理论的影响,德国的行政程序中收集的证言在证人已经死亡或下落不明的情况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行政执法机关的鉴定报告等可以在制作人不出庭的情况下在法庭上朗读。第三个问题方面,法国的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警察机关在行政法院、检察机关、预审法官的多重制约下,自由裁量权较小,行政权与侦查权交叉适用的空间不大;德国的行政警察和司法警察在职权和身份上的界限比较明显,前者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后者负责刑事侦查,侦查人员很难动用行政调查权调查刑事案件。三是混合法系国家的移送机制。第一个问题方面,意大利的检察机关在案件移送中既可以被动的接受报案,也可以主动发现犯罪线索,还可以指挥司法警察开展初步侦查;俄罗斯的检察机关比较重视对行政执法行为的一般监督,通过对行政处罚案件条款的适用、案件性质的判断是否合法进行监督,来保障移送工作的正常运转;日本的检察机关虽然可以指挥警察进行侦查,但其决定是否移送和起诉的裁量权受到反则金制度和检查审查会的多方掣肘。第二个问题方面,意大利的证据保全程序为行政言词证据发挥作用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可能,如果证人在行政程序中所出具的证言对证明案件事实至关重要且证人有可能在庭审前遭遇不测,那么检察机关可以申请法官开启证据保全程序,要求证人重新做供并记录在案。日本注重发挥行政言词证据的反驳作用,即当事人、证人在行政、刑事两种程序中所做的陈述不一致时,以前程序中的陈述反驳其后程序中的陈述,以达到去伪存真的作用。第三个问题方面,意大利的司法警察在侦查中受到了检察官和预先侦查法官的双重监督,利用行政执法的名义收集刑事证据已经十分困难,再加上意大利普遍设立的行政法院促使行政执法机关养成了循规蹈矩的执法习惯,客观上也排斥了两种权力交叉适用的做法。俄罗斯在初步调查权力的授予、程序的细化等规定为侦查员初步掌握案情、获取启动证据、权衡利弊关系提供了合法的途径,也就替代了两种权力交叉适用的作用。日本的行政令状制度所确定的如果行政程序与刑事程序有实质性关联,那么此类程序应先取得司法令状方可进行的标准,也使侦查机关假借行政执法的名义逃避司法控制的企图在一定程度上归于无效。四是域外经验的比较与借鉴。比较中外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法国、德国检察机关在案件移送中监督、引导作用的发挥,英国、美国等国家对行政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的开放性态度,美国、日本对“借壳侦查”的判断方法和规制方式都对完善我国的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机制有借鉴意义。我国可以从丰富查阅权的种类、扩展询问权的对象、提升建议权的实效、加大督促权的力度入手,强化检察机关在案件移送中的权力;从增加可以进入刑事程序的行政证据种类入手,将“证据三性”作为判断行政证据是否可以进入刑事程序的标准;从客观看待“借壳侦查”在追求实体正义方面的特殊功用入手,既学习日本对“借壳侦查”的规制之策,又不像美国一样对“借壳侦查”全盘否定,而应对“借壳侦查”的启动主体、启动标准、适用程序、责任承担、救济途径作出统一规定,使侦查机关有章可循。第三部分,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与保障。涉案当事人、涉案财物、涉案证据的移送共同构成了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有机整体。涉嫌犯罪案件应移尽移的落实,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平台的构建对案件移送提供了支撑和保障。一是涉案当事人的移送。涉案当事人是法律责任的最终承担者,向侦查机关移送涉案当事人有助于其完成强制嫌疑人到案的任务。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将延长移送期间作为惩罚当事人的手段,扭送式移送负面效应比较明显等问题,建议通过对涉案当事人实施随案移送机制,严禁先行移送案件的有关材料,待到满48小时后再移送涉案当事人的行为;在行政执法人员遭遇辱骂、威胁、殴打等非常事件时,对其进行心理辅导,以防其带着情绪执法等方式加以解决。二是涉案物品的移送。涉案财物包括受害人财产、违法所得、不合格产品等,移送涉案财物有助于审判机关利用其价值来修复被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公安机关有选择性的接受涉案财物,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就费用支付产生争议等问题,建议通过公安机关承担涉案财物保管和处置的主要责任,行政执法机关协助公安机关进行保管和处置,地方政府发挥兜底作用进行综合处理等方式予以规范。三是涉案证据的移送。涉案证据是形成证据链条的基本素材,移送涉案证据有助于审判机关确定刑事责任的归属。针对符合“证据三性”的行政言词证据是否可以进入刑事程序,采用何种补救性的措施淡化行政言词证据的主观色彩,特殊的实物证据以何种形式进入刑事程序才能发挥其证明作用等问题,建议从合理界定行政言词证据直接移送的适用范围,参照刑事标准规范行政言词证据的收集程序,明确特殊实物证据的收集方式和移送载体等方面加以解决。四是涉嫌犯罪案件应移尽移的落实。应移尽移的落实与否关系到案件移送的数量和质量,影响应移尽移的落实的因素有很多,既包括地方保护主义、部门利益等传统因素,也包括权力授予不足、经费保障不足等新因素。建议从在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遭受较大破坏的领域,为行政执法机关增设侦查部门;对行政执法机关的经费予以全额保障,严禁将罚没返还作为筹资渠道和奖励手段等方面保障应移尽移的落实。五是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平台的构建。为了整合信息资源,提高移送效率,各地纷纷建立了具有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功能的网络平台,此类平台在畅通沟通渠道、形成执法合力、促进信息共享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针对此类平台只能在某一地域内发挥作用,阻碍了案件移送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协同推进的问题。建议从统一技术标准、完善移送功能、确定录入信息三个方面入手构建全国统一的移送平台,从而将各级行政执法机关、侦查机关、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将所有的行政犯罪罪名纳入到移送平台当中。第四部分,涉嫌犯罪案件的接受与处置。相对于行政执法机关在案件移送领域中的“以法代刑”“有案不移”等现象的受关注程度,学术界、实务界都对侦查机关在上述领域中的“借壳侦查”、“案情反馈不规范”、“交叉使用强制措施”等现象关注甚少,但是上述现象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对正常移送秩序的破坏隐秘而又巨大,需要认真加以研究。一是接受案件后特殊合作方式的规范。有的侦查机关出于逐利违法、规避风险、完成考核等原因超过必要限度进行“借壳侦查”,对人权和行政管理秩序造成损害。鉴于“借壳侦查”的潜在危害,需要设定不得在刑事立案后进行“借壳侦查”,不得干预适用的正常执法,不得侵害当事人的财产性权益三条限度。同时从强化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强制性制裁权力,保持行政执法部门的相对独立性,强化行政执法人员出庭作证的义务,适当授予侦查机关初步调查权力等方面对其加以规制。二是接受案件后强制措施变更的规范。有的侦查机关交叉使用行政强制措施和刑事强制措施,以便达到“方便执法”或规避司法审查的目的。针对上述问题,可以考虑采取将被留置盘问和行政扣留的时间计入刑事拘留的时间,以行为的目的作为判断强制措施性质的依据,改革现行考核机制等措施进行破解。三是接受案件后案情进展反馈的规范。有的侦查机关不向行政执法机关反馈案情进展,既挫伤了后者移送案件的积极性又容易使行政执法陷入被动。建议通过侦查机关建立案情定期反馈责任清单、检察机关对案情反馈进行监督、行政执法机关通过函询了解案情三个方面对案情反馈进行规范。第五部分,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制约与监督。“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而保障“法之必行”则要内靠坚定的法治信仰,外靠严密的多重监督,这个道理在涉嫌犯罪案件移送领域中同样适用。当然加强监督也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规范的权力制约和适度的信息公开对其提供有力的支撑,前者可以区分各个公权力机关的职责边界,减少互相推诿的空间;后者可以将权力的运行过程晒在阳光之下,让潜规则无所遁形。一是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权力制约。针对权力制约中存在的案件移送工作的牵头部门缺位、各部门难以发挥各自优势、部门本位主义占据上风等问题。建议通过明确司法行政部门担任案件移送的牵头组织者;监察委员负责责任追究,统一行使党纪、政纪、国法;检察机关负责法律监督,对执法和司法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督促;行政执法机关和公安机关作为移送机制的两端负责具体实施等方式加以解决。二是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多重监督。针对移送监督中存在的监督机关无法掌握行政执法实际状况、对事不对人的惯性导致监督效力孱弱、未充分发挥各种监督力量的整体优势等问题,建议从扩展监督机关的信息来源渠道,以从案到人为抓手提升监督针对性,丰富移送监督形式等方式加以解决。三是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信息公开。针对移送信息公开中存在的公开的主体不明确、公开的界限不易掌握,公开的媒介不明确等问题,建议从确定信息公开要件、严格遵守保密规定、注重保护个人隐私、及时公开移送信息等方面入手,让公民对涉嫌犯罪案件移送过程能看到、能听懂、能监督。第六部分,立法的建议（代结语）。与实践的期待所不同,目前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从指导思想到具体操作,从责任主体到权力边界,从证据采纳到涉案财物管理,从实施监督到责任追究等方面,至今只有一些行政规章或司法解释可以遵循,存在立法层级较低、立法主体较多、立法内容笼统、立法刚性不足等弊端。建议从吸收地方立法的经验,提升立法的层级,确定立法的重点内容,细化责任的追究等方面入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部法律来对案件移送工作进行规范。

李干杰^[6]（2018）在《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努力营造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良好舆论氛围——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文中指出（2018年5月29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5月18日至19日在北京胜利召开。这次会议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下,由党中央决定召开的,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克强总理在会上讲话;韩正副总理作会议总结。会议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作出了系统部署和安排。这次大会非常顺利、圆满成功,具有十分重大

李干杰^[7]（2018）在《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努力营造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良好舆论氛围》文中指出一、做好生态环境宣传工作必须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新思想新要求为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了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引领生态环境保护取得历史性

贺震^[8]（2017）在《设立环境警察 锻造环保新利器》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铁腕治污的深入推进,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探索环保公安联合执法模式,成立专职的环境警察队伍,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成效初显。长期以来,环保执法偏软、行政执法尴尬是环保部门面临的普遍难题。在遇到企业不配合调查、甚至毁灭证据等行为时,往往只能"以罚代法"。环境警察介入后,加强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联动,查处环境违法行为时环保部门有了铁拳头,底气更足了,腰板也硬了,大大缓解了"企业无赖、环保无奈"的取证调查难题,提高了办案效率。环境警察是新生事物,目前尚处于试水阶段,其实际成效需要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和细则规定,一些地方的环境警察职责不够明确、集中,打击环境犯罪难以切实深入。为此,专家指出,环境警察应作为一个新的独立警种,可借鉴林业警察和海关缉私警察的运行模式,由公安部门与环保部门双重领导,肩负刑事司法侦察和行政执法两种职能,深度融入环境执法监管。环境警察作为环境执法的有力手段,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健全机制、规范程序,走向常态化,让环境警察不是简单的"环保+警察",而是发挥出两者结合"1+1>2"的效果。

史建国^[9]（2014）在《有公众参与才能找回绿水青山——访《关于推进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指导意见》起草人之一、环保部政研中心社会部主任王华博士》文中研究指明2014年4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环保法修订案》（以下简称《新环保法》）,并将于2015年1月1日施行。新环保法首次将"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作为单独的一章,从权利、义务及形式等多方面,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做出具体要求。这一变化,显示了中国在环保问题上采纳了国际社会的普遍经验,用公众参与、公开透明的制度,将环保放在最有力的监督之下。这一变化既是务实的,更是深远的。它甚至将会促使政府机构的整体运作乃至整个社会发生革命性的改变。紧接着,5月28日,环保部出台了《关于推进环境

桂振华,刘佳航^[10]（2010）在《环保点亮生活 科学扞卫绿色——专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王玉庆》文中研究表明王玉庆简介王玉庆河北肃宁人,1945年11月生,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1993年获武汉大学法学硕士学位。自1978年起在国家环境保护部门工作,先后任处长、司长、国家环保局副局长,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国家核安全局局长。曾任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和中国鸟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等。组织并参与了国家环境保护"七五"计划、"八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编制工作。组织编写了《中国自然保护纲要》、《中国自然保护地图集》、《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中国环境保护行动计划》等一些重要的国家报告,组织起草了一些重要的环境法规,主编了《环境经济学》。先后在瑞典皇家科学院《AMBIO》、《中国环境科学》等杂志报刊发表过多篇文章。长期从事环境法规、政策和规划的研究制定工作。荣获过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部级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一等奖、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二、我国环境保护“耳聪目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环境保护“耳聪目明”（论文提纲范文）

（1）柳州惊奇（论文提纲范文）

（2）新疆维吾尔族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生态博物馆展示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人神共场：老君山黎明地区傈僳族山神信仰与生态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努力营造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良好舆论氛围——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论文提纲范文）

（7）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努力营造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良好舆论氛围（论文提纲范文）

（8）设立环境警察 锻造环保新利器（论文提纲范文）

四、我国环境保护“耳聪目明”（论文参考文献）

• [1]柳州惊奇[N]. 季正聚,曹红艳,周骁骏,牛瑾,童政,张雪,朱柳蓉. 经济日报, 2021
• [2]新疆维吾尔族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研究[D]. 陈诺. 中央民族大学, 2021(12)
• [3]中国生态博物馆展示体系研究[D]. 王梦恩. 河南大学, 2020(02)
• [4]人神共场：老君山黎明地区傈僳族山神信仰与生态观研究[D]. 章玉茹.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5]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机制研究[D]. 王刚.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6]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努力营造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良好舆论氛围——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 李干杰. 中国环境监察, 2018(06)
• [7]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努力营造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良好舆论氛围[J]. 李干杰. 环境保护, 2018(12)
• [8]设立环境警察 锻造环保新利器[J]. 贺震. 环境经济, 2017(09)
• [9]有公众参与才能找回绿水青山——访《关于推进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指导意见》起草人之一、环保部政研中心社会部主任王华博士[J]. 史建国. 环境教育, 2014(07)
• [10]环保点亮生活 科学扞卫绿色——专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王玉庆[J]. 桂振华,刘佳航. 中国绿色画报, 2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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