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行“三个”分离 实现源头治腐(论文文献综述)
张玉玲[1](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历经百年而初心如始,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始终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全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如何破解“历史周期律”,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拒腐防变的新路,一直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本源、传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和显着优势的监督体系,是能够保持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始终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在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以宏观的历史视野,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仍是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的理论基础,以逐一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应该完善和发展的短板是什么等基本问题为逻辑主线,渐次展开本文的研究与论述。本文总体结构包括三部分:引言、正文、结语。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依据与研究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论文正文部分由六章内容构成,分别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和结构模式。分别从基本概念界定、十大要素的梳理整合和“多维立体协同”监督模式及其特点三个方面,从宏观上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二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分别阐释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厘清监督主体、强化问责——“谁来监督”,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从内容逻辑视角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三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本文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的坚守、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精神内核的继承创新、对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的秉承、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思想的域外借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分别从理论维度、实践维度、历史维度、世界维度,分析回答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第四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首先,依据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脉络,分三个阶段梳理其发展历程: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二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全面恢复与发展(1978-2012);三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2012——)。其次,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体系建设的五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分别从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两个方面,阐释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第五章主要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与现实贡献。首先,通过古今中外权力监督体系的比较,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显着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优势,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其次,基于显着优势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方面的现实贡献: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从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第六章主要剖析新时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本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成果颇丰,但当前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党和国家监督制度逐渐成熟定型,仍然面临三个方面的现实挑战:一是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二是党内监督的短板——“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有待加强;三是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基于对现实挑战的剖析,本文提出新时代应对现实挑战、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三条对策:一是完善协同监督机制,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协同性;二是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三是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分别从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完善和发展的薄弱环节是什么。结语部分是对全文观点的宏观提炼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的未来展望。本文基于以上六章内容的研究,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彻底胜利的必由之路。第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制度密码”。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管住公权力”的“中国智慧”。笔者认为,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研究,协同监督机制研究,权力配置、运行和制约机制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理论阐释,将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
梅士伟[2](2020)在《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高等教育通过人力资本增值而为现代社会提供强大的发展内驱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历经建国以来7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革新,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教系统。然而,由于高等学校(本论文研究对象限定为我国公办高等学校)外部管理制度不完善、市场参与机制不规范、社会公众参与不充分,内部治理结构失衡、主体道德行为失范、权力监督体系不完善,致使高校腐败易发频发,关键领域问题凸显,大案要案警钟不断,窝案串案时有发生,制约大学的教育教学、学术创造、服务社会、文化赓续使命,消解其学术本质和公益属性,弱化其道德标高和社会公信力,迟滞“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建设步伐。高校腐败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折射出现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已无法满足党和国家及社会公众的需要。因而,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高校全面从严治党的行动连带,是“办好人民满意高等教育”的价值依归,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结构转向。我国现行高校腐败治理主要基于政府作为高校举办者的地位,通过执政党和政府及作为其政治属性延伸的高校党委行使腐败治理权力,对高校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行使者实施控制、监督、惩治,保证高校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与权力运行的规范化,达到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治理目标。而从高等教育发展来看,高校办学资金来源日益多样化,多元利益相关者愈来愈迫切地要求与政府主体共同参与高校腐败治理。在治理理论的引导下,处理多元利益主体对高校的利益诉求,进一步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成为高校反腐倡廉的“新边疆”。因而,本文基于治理理论与机制设计理论,以高校腐败治理机制为研究对象,围绕“高校腐败的表现样态与成因机理”“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与历史变迁”“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容结构与绩效评价”“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生问题与优化建议”的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对治理理论、机制设计理论进行理论阐释,揭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动力系统、控权逻辑、规则供给、行动框架”的统一,进而厘清各要素的实质内涵。通过治理系统的外部情境和内部环境解构治理动力,通过权力监督、制约与惩治的合理性、有效性分析控权逻辑,通过规则体系与规则生成阐释规则供给,通过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与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梳理行动框架,从学理层面理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涵。随后,对高校腐败治理的演进历程进行考察。按照时间序列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校反腐败工作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并梳理出每个阶段治理机制的主要特征。(1)1949-1978年,以思想改造为核心,以运动式批判为主导;(2)1978-1989年,以纠正行风为特征,以整风式拒腐为主导;(3)1989-2002年,以遏制寻租为基础,以专项式打击为主导;(4)2002-2012年,以体系建设为中心,以系统化惩防为主导;(5)2012至今,以顶层设计为重点,以制度化治本为主导。在此基础上,总结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动力系统---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行动框架---从运动式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再次,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扎根理论,高度关注高校教职员工对高校腐败治理的心理感知,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与三级编码方法梳理出目前高校腐败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两种具体机制: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并分别探讨两类机制的具体构成,包括科层治理机制所涵盖的控制、监督、惩治、制度建设、问责,以及网络治理机制所涵盖的信任、合作、制约、技术创新、文化惯例等要素的确切内涵,从而系统构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复次,鉴于高校腐败治理的实践性,运用量化研究方法,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中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治理绩效的影响。遵循“网络治理机制---科层治理机制---腐败治理绩效”的主体关系,经由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应然样态,即高校腐败治理的完整运行体系应当是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的整合体。最后,结合高校腐败治理机制过程的演进分析,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面临的运行困境,一是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二是机制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弱化,三是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割裂。据此,从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整合与互动的角度,提出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建议。一是重塑行动者的主体性,二是提升治理动力的集成性,三是强化治理过程的协同性,四是重点强化问责、技术创新、制度建设。研究中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问题,在目前来看只是一个开始。本文运用治理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的框架,来探讨和设计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体系,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一是立足治理理论视角来探讨中国高校腐败控制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二是基于扎根理论方法,从高校腐败研究的制度、体制层面深入到高校腐败治理的具体机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三是统合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剖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与绩效水平,提出优化建议,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黄靖雯[3](2020)在《十八大以来扶贫工作中出现的基层腐败问题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时间节点的临近,国家扶贫工作也有条不紊逐步推进。基层作为扶贫政策执行的最终落实单位,承担着扶贫工作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重任。但与此同时总有不法分子在扶贫资金诱惑下选择贪污腐败,不仅损害人民利益,还污染政治环境、阻碍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央纪委在2018年开展的专项调查展示国家对腐败问题的重视和治理扶贫领域基层腐败的决心,为扶贫领域基层反腐工作的开展提供重要保障。本文主要以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人民主体理论及中国共产党人治腐理论为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通过案例汇总、整理和剖析七省扶贫腐败专项治理曝光案例,总结现象规律,寻求扶贫领域基层腐败产生原因,并以此思考预防治理基本对策。整理发现,当前扶贫领域基层腐败主要表现为厚亲待友、挪用资金、侵占骗取以及收费受贿等类型,体现出腐败主体集中于村级干部、牵涉领域范围较为广泛、分布地区差距较大、涉案金额数目差距较大且小额居多等特征。扶贫中基层腐败的主要原因在思想素质层面主要表现为思想腐朽落后、理想信念不够坚定、政治和文化素质水平有待提高等;政治层面主要表现为监督以及公开制度不够明确、法律法规设计留白、基层扶贫的管理体系设计有待完善等;经济层面主要表现为薪酬及激励体制设计有待改进等。针对扶贫领域基层腐败问题,基于以上观察结果和原因分析,本文从思想素质、政治体制设计、经济激励三个维度构建预防和治理扶贫领域基层腐败对策体系。首先在思想素质层面主要建议提高干部党性修养和思想素质、弘扬民主法治思想;其次在基层反腐机制层面主要建议健全扶贫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加大公开力度、健全管理制度、加强监督力度;最后在经济激励层面主要建议科学设计薪酬体系和激励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及管理。
王娇杨[4](2020)在《基于“免疫系统”论的政府审计治理腐败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腐败被称为“政治之癌”,对社会秩序稳定与政府效率具有巨大负面影响,其治理是世界性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加强监督合力。审计监督是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反腐体系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立性和全面性。新时期,强化政府审计对腐败的监督治理效能对于促进公共权力廉洁高效运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伴随政府审计治理腐败研究的深入,审计“免疫系统”论愈发引起学界的重视,但在治理机理和效应实证检验等方面仍有较大拓展空间。本文选取2008-2016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与调节效应模型,重点研究了政府审计“免疫系统”治理腐败的三种效应及法制环境的调节作用。主要工作及创新为:(1)从“免疫系统”理论视角揭示了政府审计治理腐败的内在机理。在从审计预防、审计揭示、审计抵御三个维度解构“免疫系统”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审计揭示细分为审计揭露与审计展示,审计抵御细分为自身抵御与配合抵御,综合推演出审计治理腐败的三道防线及作用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法律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实现对审计“免疫系统”治腐机理的系统解析,丰富和拓展了审计治理腐败研究的理论视角。(2)实证检验了政府审计治理腐败的三种效应及其内在差异。构建联立方程模型,研究发现:审计建议采纳率每提高1%,腐败程度下降0.132%。审计出具和报送报告每增加1%,腐败程度下降0.005%。审计移送处理落实事项每增加1%,腐败程度下降0.037%。说明政府审计对腐败具有预防、揭示、抵御三种效应。同时发现,相较审计揭示、抵御,审计预防对腐败程度治理作用更强;审计揭露只是反映腐败程度而不能直接治理,配合抵御腐败治理效应强于审计自身抵御。结论为强化政府审计“免疫系统”治腐功能提供了经验证据。(3)进一步,构建调节效应模型检验了法律制度环境对政府审计的调节作用。回归发现:法律制度环境与审计预防、揭示、抵御的交互项系数均显着为负。说明法律制度环境对政府审计“免疫系统”的腐败治理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法律制度环境越完善,越利于审计“免疫系统”对腐败预防、揭示、抵御效应的发挥。这一发现为审计治腐法制化、审计治腐效能改进提供了实证支撑。(4)基于“免疫系统”视角,提出强化政府审计治理腐败的路径。首先,完善审计监督网络,深入推进审计全覆盖,加强审计信息化、人员队伍建设,增强审计“免疫系统”功能。其次,通过审计关口前移、健全建议采纳机制、完善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推进审计问责制、加强纪检监察等与审计协作等牢筑“三道防线”,形成审计治腐的预防、揭示、抵御协同效应。最后,完善审计治理腐败的法制环境,推进审计治理腐败法制化。
张琰[5](2020)在《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从成立之初到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各个时期,都把惩治腐败作为管党治党的重中之重,积累了丰富的廉政建设斗争经验,经过几代共产党人的实践与思考,系统的廉政建设理论得以形成。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行政体系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腐败问题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由于反腐倡廉体制机制的不完善,相关制度执行地不彻底,腐败问题虽然得到了有效遏制,但是还没有完全根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进新时代的背景之下,面对“四大风险”“四大考验”的严峻情况,习近平以廉政建设为主要抓手,针对当前形势,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廉政建设的重要论述,创造出一系列关于廉政建设的新观点、新理论,从严治党,严法治吏,使得党风政风从根本上得到好转,在全党形成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廉政建设新格局。本文以研究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为核心,引发对现状的对策思考。内容共包含六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研究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的背景、意义、当今学术界研究现状、研究的思路方法及难点创新点。第二章以时代背景、理论来源、实践基础、个人主观因素作为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的形成基础。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和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历代领导人的廉政建设思想,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得益于优良的家风教育、艰苦的知青岁月历练以及个人丰富的从政经历,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廉政建设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第三章是本文的重点,认为习近平廉政建设重要内容具有完整的框架,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作为战略部署,强调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明确主要任务和政策举措,规范党内制度,推动作风转变,加强思想教育,强化纪律执行,开展法治反腐,加强“裸官”管理监督,实施有效的问责机制和斗争策略,落实党委纪委“两个责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开展了系列主题教育活动,抓好巡视这把反腐“利剑”,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开创了廉政建设新时代。第四章与前面的论述相结合,对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予以定性,认为具有务实性、创新性、人民性的特征,指出其奠定了新时代廉政建设理论基础,营造了良好政治生态,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回应了现阶段矛盾,增强了全党凝聚力和群众向心力,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建设法治国家的思想武器、深化改革的目标方向、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第五章根据廉政建设现状和新时代要求,从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中汲取营养,提出对策思考,有利于廉政建设进一步深化。第六章为结语,是对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整体把握分析对新时代廉政建设的启示进行总体性概括。
董蕾[6](2019)在《政治生态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提出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大任务。党的廉政建设作为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手段,是涵养正气充盈、政治清明政治生态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任务。因此,以政治生态为视角研究分析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利于我们深刻认识新的党内政治生态背景下党的廉政建设的新动向新任务,进一步拓宽党的廉政建设的研究视野;有利于深入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廉政建设的特点规律,全面推进党的廉政建设体系建构以及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借鉴政治生态学的相关理论,聚焦党的廉政建设为研究对象和重点,设计了涵盖理论缘起、历史总结、内容架构、问题揭示、原因分析、路径选择在内的政治生态视域下党的廉政建设的研究框架。阐述了党的廉政建设的相关理论基础及借鉴,厘清了政治生态与党的廉政建设的内在关联;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党内政治生态的变化而不断调试党的廉政建设举措,提炼出党的廉政建设的基本经验;聚焦于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的新变化,党的廉政建设呈现出风清气正的新格局;在党的廉政建设“四位一体”基本逻辑架构下,逐一剖析党的廉政建设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和多维诱因,有效推动各核心要素不断优化、协调有序,进而提出党的廉政建设的优化对策。在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背景下,政治生态与党的廉政建设具有内在关联,深入推进党的廉政建设有利于营造清正廉明的政治生态,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有利于推动党的廉政建设向纵深发展,二者在目标、主体、内容、形式等方面具有彰显人民性、突出政治性、强调内生性、注重制度化的内在契合,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为党治国理政营造清正廉明的执政环境。借助政治生态理性分析工具,建构了包含主体责任、权力监督、廉政制度、廉政文化“四位一体”的廉政建设结构体系,各核心要素有机联系,发挥自己独有的功能和作用,提升党的廉政建设的整体效能。以党的廉政建设“四位一体”结构体系为主线,以政治生态的视角探寻廉政建设在新时代条件下由谁来建设、建设什么、怎样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增强党对廉政建设的全面领导以强化廉政主体功能,完善权力监督体系以规范权力运行,构建廉政制度保障体系以优化廉政制度协同效能,厚植清正廉洁的文化土壤以营造良好文化生态等方面提出优化党的廉政建设的四大对策。
麦茜茜[7](2019)在《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中的政府角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化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有效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精神。但目前对该精神的解读,大多只突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忽略了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解。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首次提出“建立统一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随后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印发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5]63号)日常称为63号令,正式以文件形式明确了“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这一概念。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建设,是政府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提质增效的一次重要实践,有利于有效落实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并不是简单的成立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其需要政府统一服务规范,统一市场准入和监管等,从而在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化改革中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本文专门针对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中的政府角色进行研究,运用寻租理论、产权界定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等理论,分析政府在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中角色不当的表现,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政府工作人员自身因素等方面,解析了当前政府在公共资源市场交易中角色不当的原因。在参考国外德国、英国、新加坡和国内重庆、贵州和台湾成功做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政府应在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中强化规则制定者角色、弱化资源供给者角色、凸出交易服务者角色和优化监管者角色方面的对策建议。本论文通过对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中政府角色扮演的对策建言,以期政府能够在公共资源交易中有效地发挥自身作用,推动我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的不断发展完善。
张超[8](2018)在《腐败与腐败治理研究 ——基于财政分权和政治晋升的双重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其现代化的进程中似乎都经历过一个腐败高发甚至泛滥的时期,这一发展规律于中国也不例外。中国今天的腐败与以往腐败最大的不同即:寡头经济局面已经基本形成,并且成为腐败的经济制度基础,在其侵蚀分割国民经济,损害国民利益的同时,更潜藏巨大的政治威胁。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第36条专门就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进行了重点部署。这意味着中国将以制度路径治理腐败的经验认识上升到了国家改革发展的战略层面。2017年十九大报告在肯定反腐败阶段性成果的同时又明确指出“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从制度层面上看,腐败治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权力制度体系不断重塑、调整、完善的动态过程。腐败治理与政治生态环境密切相关且制度建设本身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动态调整性,因此对于腐败治理的影响分析要联系特定的经济社会结构来讨论才具有意义。本文首先剖析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泛化的原因,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离不开中国式分权这一关键制度背景,可以说这一模式的两个重要维度——财政分权激励和政治激励构成了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的重要驱动与约束基础。基于此本文通过选取财政分权及政治晋升锦标赛这两个“中国式分权”的核心维度来构建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从宏观的政府财政制度层面和微观的官员个人行为层面对腐败的生发和演进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又进一步分析了腐败泛化对中国政府治理及经济发展造成的深刻影响并提出中国腐败与软政权相互固化的论断。政权的软化往往伴随着政治权威的弱化,以法律法规为主的社会秩序体系涣散等特点,这也是我国自十八大以来提出以强化制度约束性和权威性为导向的腐败综合治理策略的现实依据。对于腐败治理影响的研究不仅仅是从理论层面进行规范研究,还应从实证层面对规范研究的理论假设进行验证,而这正是当前国内学者对于中国腐败治理影响研究所欠缺的。综上所述,本文做了以下工作:第一,本文将缪尔达尔提出的“软政权”概念引入并加以拓展作为本文的理论分析支点之一是较为契合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生发所造成的影响特征。与此同时本研究借助中国的现实经验进一步验证了缪尔达尔关于腐败与软政权两者相互关联,在因果循环中彼此诱发造成累积效应的论断。第二,拓展了财政分权与腐败治理之间的关系研究。前期学者的研究认为由于中国转轨期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以及权力交接、调整过程中出现权力的“真空”,地方财政分权不但没有全面改善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地方政府腐败。本文将财政分权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支点试图阐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推行的分税制赋予了地方政府税收收益权,在中央财政资源向下转移有限的条件下,地方政府有强烈冲动通过强化辖区内的企业税收来最大化其财政收入,地方政府主导之下的经济发展模式,总会对辖区内的企业实施较多干预,政商关系边界模糊,容易滋生腐败。第三,深化了政治晋升锦标赛与腐败治理间的关系研究。与周黎安认为政治锦标赛作为一种强激励形式可以将官员手中的自由处置权引导于积极的作为,虽然带来努力扭曲,但要好过政府的懒政、怠政及腐败不同,本文更倾向于认为正是这种与经济指标挂钩的激励导向加速了政商关系的异化,滋生大量腐败且这种腐败通常是以更为隐蔽的利益输送方式存在。第四,丰富了腐败治理影响的相关研究。本文对腐败治理的影响分析在遵循前期腐败演进的逻辑主线上,重点阐述了腐败治理对于政府治理和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其中对于政府治理的影响更是重点剖析了十八大后的强势反腐对于中国当前的财政制度改革以及官员治理模式产生了何种影响,这既是对前文现象阐述、原因剖解、提出措施的一种逻辑顺延,也是为了从治理措施的影响分析中形成本文的逻辑自恰。为了更准确的测度这一效应,特选取财政透明度这一能综合体现财政制度完善性的指标进行量化研究。第五,丰富和拓展了制度环境与民间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从理论角度,腐败治理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权力的运行,提升了行政效率,净化了政商关系,从而构建了一个更为有效的商业制度环境,这有利于民间投资增长。将腐败治理作为制度变量进行实证研究,以显示腐败治理对于民间投资的影响这也是本文的另一贡献。基于这样的研究思路本文的研究内容及创新点主要包括:第一章论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与方法以及重点难点与不足之处。第二章首先重要概念进行定义,在此基础上分别论述了腐败与腐败治理的相关理论。第三章从财政分权、政治晋升两个途径入手,详细地阐述了中国腐败的成因。第四章引用并且拓展了“软政权”理论来阐述中国腐败产生的深刻影响。这是本文的创新点之一。对于“软政权”的早期概念,提出者缪尔达尔并没有给出准确定义,仅仅从政权运行中主体的行为特征角度进行诠释,这样的定义本身欠缺完整性,之后的学者们在自己的文章中也通常是直接引用并无太多扩展,即使有学者进行扩展也主要围绕行政命令及法律法规的执行不力这一原概念的核心思想展开,并没有触及权力特性这一本质属性。因此,在将这一概念引入本文时,我们从更符合中国特色的语境来重新定义这一概念,并且借助中国的现实经验进一步验证了缪尔达尔关于腐败与软政权两者相互关联,在因果循环中彼此诱发造成累积效应的论断。第五章阐述了中国自建国以来各个时期腐败治理模式,重点阐述了十八大以来腐败综合性治理模式的特征。第六章阐述了中国腐败治理对政府治理和市场经济产生的影响。第七章作为对腐败治理有效改善政府治理的一个佐证,本文在收集省级层面经验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我们的一个假设——近些年的腐败治理对于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形成了规范性压力,财政腐败的灰色空间被压缩,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日趋规范,省级政府层面的财政透明度得以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前期学者仅从腐败与财政透明度间的双向关系进行理论或者实证研究的局限,为当前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普遍提高的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第八章作为对腐败治理有效改善市场经济环境的一个佐证,本文在收集省级层面经验数据的基础上验证了“腐败治理与民间投资的U型假说”的合理性。尽管前期已有学者提出中国近年来的腐败治理所产生的短期市场震荡会对民间投资产生影响,民间投资将经历一个先降后升的拐点趋势,但对于何时出现并未给出答案,而本文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证实这一拐点已经出现,这不仅是对中国腐败治理经济影响研究的又一深化,也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制度环境与民间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第九章结论部分尝试性地提出政策建议。
谢静逸[9](2018)在《习近平依法治腐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党和国家以抓铁有痕的狠劲,严厉惩治腐败的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如何进一步推进反腐败斗争从治标到治本,形成卓有成效的长效机制,习近平总书记以从严治党的战略高度,提出了依法治腐的重要思想,对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论文坚持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际相一致的原则,阐释了习近平依法治腐思想生成的时代背景,是全面推进从严治党、构建“三清”政治生态、实现“四个伟大”的需要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选择。揭示了习近平依法治腐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依法治腐的重要思想,借鉴了中西传统文化有关法治反腐的经验。较为系统地概述了习近平依法治腐的主要内容:即提升治腐法治意识、推进治腐精准立法、编织治腐的法制笼子以科学构建治腐的法制规范体系;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司法执法行为、落实执法责任追究以有效规范治腐的法治实施体系;强化党内、党外和人民对治腐的监督以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创新以严密编织治腐的法治监督体系;开展治腐廉洁教育、加强廉政法治文化建设以营造法治治腐的浓厚氛围,铸造治腐的良好法治环境;以党章作为根本遵循,构建“1+4”法规体系框架,衔接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以逐步完善治腐的党内法规体系。习近平依法治腐坚持问题导向化、突出法制系统化、加强法治规范化,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依法治腐思想的宝库,更是升华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依法治腐思想,开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依法治腐新境界。是新时代我国深入推进依法治腐的行动指南,积极开展廉洁教育的理论准绳,强力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武器。认真学习和贯彻习近平依法治腐思想对进一步推进从严治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王卫兵[10](2018)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指的是长期以来在党组织内部形成的且应该具备的关于廉洁的理论、作风、制度以及党员关于廉洁的态度、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的总和,归属于党内优秀政治文化,引领着整个社会的廉洁风尚。中国共产党的廉洁文化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修养文化、社会价值文化,更是一种政治准则文化。它是对全体党员的道德要求、价值规范和政治约束,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撑。2015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这是“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引导、面向全体党员的规范全党廉洁自律工作的基础性法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的颁布实施,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对廉洁价值的高度重视,而且也为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制度保障。廉洁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一直以来是古今中外所探讨的社会命题。古希腊哲学家将廉洁看作是一种“善德”或者“正义”的价值理念,赋予其理性意义。古罗马思想家们从分权制衡的角度来确保掌权者的廉洁品行,并从“性恶论”“自私论”的人性假设出发,逐渐开辟出一条依靠法律、制度、分权制衡来约束人们腐败行为的文化路径。中国传统廉洁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的两大源头。中国传统廉洁文化中蕴含着“以德养廉”、“以法促廉”、“勤政为民”、“崇俭戒贪”等丰富的廉洁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廉洁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在“基因”。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主要展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的廉洁思想当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又一思想渊源。实现“正本清源”、“返本开新”,就是要以这两个源头为依据,不断挖掘出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廉洁观念,以彰显传统廉洁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廉洁观的当代价值。改革开放以来,依托于两个理论源头和优秀的党内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不断开拓出新的理论和实践境界,形成了一些新的廉洁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加深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思想理论内涵。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苍蝇”“老虎”一起打,重拳出击,惩治腐败,取得了显着效果,勾画出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廉洁文化发展框架。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取得了显着的发展成就,但是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面对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种种诱惑,一些党员、干部开始放松了对自身的要求,背弃了党的宗旨,逐渐沉浸于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中不能自拔,一步一步滑向贪污腐化的深渊,沦为党和国家的“蛀虫”和人民的公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政治信仰迷失、宗旨意识淡薄、思想观念落后、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因此,本文在直面问题的基础上,以铲除腐败为导向,以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廉洁文化为目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一、导论;二、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基础理论分析;三、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结构与功能;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状况;五、中外廉洁文化建设比较借鉴;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建设路径;七、结语。本文的导论包含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第二部分是国内外研究前沿动态,包括国内研究现状和国外研究现状。第三部分是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四部分是创新之处和研究难点。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基础理论分析。本章首先对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相关概念进行了解析,探讨了廉洁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等概念的理论内涵,对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与廉政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与社会文化等概念进行了辨析。其次,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和中国传统廉洁文化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形成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直接理论来源。第三,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本质属性,即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道德修养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社会价值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政治准则文化。第四,阐释了中国共产廉洁文化所具有的鲜明特点,包括人民性、民族性和先进性。第二章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结构与功能。本章首先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结构。根据政党文化结构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内在属性,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分为“三层次”“两类型”。“三层次”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物质层次、规范层次和精神层次,这是分析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经”。“两类型”指的是党员廉洁文化和党员领导干部廉洁文化,这是分析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纬”。经纬结合,构成了分析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基本轮廓。其次,归纳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在党和国家治理中所发挥的功能,即教育引导、优化创新、批判矫正和调控维护。第三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发展状况。按照“经验总结-问题归纳-原因分析”的研究路径,本章首先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的具体表现,包括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正风肃纪提升党员干部的廉洁品质、重视制度在廉洁文化建设中的根本性作用、明确党委和纪委在廉洁文化发展中的责任。其次,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即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政治信仰迷失、宗旨意识淡薄、思想观念落后、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第三,按照思想观念、反腐制度、权力运行和经济利益的分析视角,剖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问题所产生的原因。第四章中外廉洁文化建设比较借鉴。选取世界上具有典型特征的政党、国家和地区,从正反两反面总结了这些地方廉洁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以揭示其对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的启示意义。首先总结了中国国民党(反面典型)廉洁文化建设的经验及教训。其次阐释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香港地区(与中国大陆同属儒家文化圈)廉洁文化建设的经验和启示。最后,分析了世界上最清廉国家丹麦、芬兰、瑞典(正面典型)廉洁文化建设经验及启示。第五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建设路径。围绕“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廉洁文化发展目标,从教育、制度、监督、利益四个维度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建设方略。本章第一部分提出要加强党员廉洁教育。包括加强廉洁教育主体建设;推进廉洁教育客体建设;丰富廉洁教育内容;创新廉洁教育方式;优化廉洁教育环境;实现廉洁教育的制度化。本章第二部分提出要加强廉洁法规制度建设。包括建立完备的反腐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构建完善的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制度。本章第三部分提出要完善政治权力运行机制。包括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实行有力的执行机制;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本章第四部分提出要妥善处理党员干部正当权益与廉洁自律的关系。包括完善党员干部财产公示公开制度;健全党员干部合理利益保障与激励机制;打造“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概况总结,归纳了取得的研究成果,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发展前景进行了相关展望。
二、推行“三个”分离 实现源头治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推行“三个”分离 实现源头治腐(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依据和研究价值 |
(一)选题依据 |
(二)研究价值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一)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 |
(二)主要研究领域及代表性观点简介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研究不足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与结构模式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一)权力、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公权力与腐败 |
(二)监督、监督制度、监督体系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认识的不断深化 |
(二)学界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的探讨 |
(三)梳理与整合:党和国监督体系的“十大要素”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结构模式 |
(一)“多维立体协同”监督结构模式及其结构分析 |
(二)“多维立体协同”结构模式的特点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 |
一、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 |
(一)党内监督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 |
(二)国家监督践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打造廉政为民政府 |
(三)社会监督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筑人民监督网 |
二、厘清监督主体——“谁来监督” |
(一)厘清党内监督多元主体 |
(二)厘清国家监督多元主体 |
(三)厘清社会监督主体 |
三、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 |
(一)党内监督对象始终坚持全覆盖和抓“关键少数”相结合 |
(二)国家监督逐步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 |
(三)社会监督对象的统一性和全覆盖 |
四、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 |
(一)压实责任,党内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二)强化责任担当,国家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三)依法有序监督,社会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 |
一、始终坚守马列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 |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监督思想内核的坚守 |
(二)对列宁社会主义监督思想的继承 |
二、始终继承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的精神内核 |
(一)学习借鉴苏联的党政监督模式 |
(二)党政监督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 |
(三)重视党政监督法规建设 |
(四)建立局部政权条件下的行政监察制度体系 |
三、始终秉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 |
(一)对我国传统法治监察思想的传承 |
(二)对我国传统监察制度体系建设思想的借鉴 |
(三)对我国传统廉政文化教育的扬弃 |
四、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思想的借鉴 |
(一)各国应在共同反腐中交流互鉴 |
(二)对资产阶级权力监督思想的批判吸收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 |
(一)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制度框架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 |
(二)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恢复发展(1978-2012) |
(三)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发展(2012——)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 |
(一)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二)必须坚持紧扣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和中心任务 |
(三)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 |
(四)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 |
(五)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 |
一、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 |
(二)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 |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优势 |
(四)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 |
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贡献 |
(一)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 |
(二)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 |
(三)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 |
(四)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 |
第六章 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与完善对策 |
一、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 |
(一)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 |
(二) “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仍是党内监督的短板 |
(三)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 |
二、健全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对策 |
(一)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协同监督机制 |
(二)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同级监督难题 |
(三)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趋势的行动连带 |
(二)现代社会权利本位的价值依归 |
(三)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结构转向 |
二、研究价值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贡献 |
三、研究述评 |
(一)国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的逻辑演进 |
(二)国外高等教育腐败治理机制研究的总体图示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四、研究设计 |
(一)思路安排 |
(二)研究方法 |
五、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 |
(二)不足 |
第一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一、概念界定 |
(一)高校腐败 |
(二)治理机制 |
二、理论基础 |
(一)治理理论 |
(二)机制设计理论 |
第二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机理剖析 |
一、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动力系统 |
(一)系统情境的宏观驱动 |
(二)治理网络的开放赋能 |
(三)主体价值的内生激发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控权逻辑 |
(一)高校权力监督的有效性 |
(二)高校权力制约的正当性 |
(三)高校权力惩治的现实性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规则供给 |
(一)生成路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统一 |
(二)规则执行:强制、激励与认同接续 |
四、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行动框架 |
(一)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 |
(二)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 |
(三)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 |
第三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历程 |
一、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历史变迁 |
(一)1949-1978年:动员群众,思想改造,运动式批判 |
(二)1978-1989年:清理整顿,纠正行风,整风式拒腐 |
(三)1989-2002年:破除垄断,遏制寻租,专项式打击 |
(四)2002-2012年:体系建设,点面结合,系统化惩防 |
(五)2012年至今:顶层设计,聚焦监督,制度化治本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 |
(一)动力转换: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 |
(二)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 |
(三)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 |
(四)行动框架:从运动式为主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经验回视 |
(一)坚持党的领导,规范机制运行的方向性 |
(二)坚持专业化反腐,发挥纪检监察机构职能 |
(三)坚持系统化反腐,形成整体性治理格局 |
(四)坚持以责任制为核心,推动渐进式治理 |
第四章 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探析 |
一、研究设计及实施 |
(一)扎根理论编码方法 |
(二)理论性取样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的三级编码 |
(一)开放性编码 |
(二)主轴性编码 |
(三)选择性编码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的深层意涵 |
(一)科层治理机制 |
(二)网络治理机制 |
第五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对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
一、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构建 |
(一)研究假设 |
(二)预测问卷设计 |
(三)正式问卷与实证分析 |
(四)验证性因子分析 |
二、理论模型拟合及路径分析 |
(一)结构方程的拟合 |
(二)直接作用下的网络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 |
(三)直接作用下的科层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 |
(四)中介作用下网络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的影响探究 |
三、结果与讨论 |
(一)研究假设结果汇总 |
(二)检验结果与分析 |
第六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困境 |
一、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 |
(一)“组织-环境”框架下的“脱耦” |
(二)多层次目标体系的功能冲突 |
二、治理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割裂 |
(一)规制缓和与政府监督博弈失衡 |
(二)低组织化造成社会监督行动局限 |
(三)身份困境导致纪检监督的结构性悖论 |
(四)校内民主监督的“空心化”矛盾 |
三、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弱化 |
(一)治理的公共性欠缺 |
(二)多重关系诱发治理的内卷化 |
(三)路径依赖导致治理工具单一 |
第七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优化方略 |
一、行动者主体性的生态化建构 |
(一)以角色转换优化党委政府控制职能 |
(二)以激励相容强化主体责任 |
(三)以嵌入化激发纪检监督的“结构洞”优势 |
(四)完善基于“日常生活”的实体性师生监督 |
(五)以自主性保障社会主体的参与性 |
二、治理动力集成性的多元化整合 |
(一)权力驱动与权利驱动的互动 |
(二)外部驱动与内部驱动的重构 |
(三)以权威驱动调适利益驱动 |
三、治理过程协同性的动态化平衡 |
(一)高校腐败治理与政府腐败治理的目标协同 |
(二)透明度与回应性的认知协同 |
四、关键影响路径的功能性再造 |
(一)构建以价值理性为导向的问责机制 |
(二)从数据民主向技术治理进阶 |
(三)一体性推进制度化治理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3)十八大以来扶贫工作中出现的基层腐败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1.2.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1.3 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1.3.1 思路与方法 |
1.3.2 创新点与难点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贫困与基层扶贫工作 |
2.1.2 基层腐败与腐败治理 |
2.2 理论基础 |
2.2.1 马克思主义社会和谐理论与人民主体理论 |
2.2.2 中国共产党治腐基本理论 |
第3章 十八大以来扶贫工作中基层腐败现状分析 |
3.1 十八大以来扶贫工作中基层腐败基本状况及案例选取说明 |
3.1.1 基层腐败基本状况 |
3.1.2 案例数据选取说明 |
3.2 十八大以来扶贫工作中基层腐败问题分类 |
3.2.1 精准扶贫中厚亲待友的腐败 |
3.2.2 精准扶贫中挪用资金的腐败 |
3.2.3 精准扶贫中侵占骗取的腐败 |
3.2.4 精准扶贫中收费受贿的腐败 |
3.3 十八大以来扶贫工作中基层腐败问题的特征 |
3.3.1 腐败主体趋于村级干部 |
3.3.2 腐败涉及领域较为广泛 |
3.3.3 腐败分布地区差距较大 |
3.3.4 小额资金腐败较为频发 |
3.4 十八大以来扶贫工作中基层腐败危害性分析 |
3.4.1 腐败频发危害基层政治建设 |
3.4.2 腐败问题制约基层经济发展 |
第4章 十八大以来扶贫工作中基层腐败原因 |
4.1 基层扶贫领域文化及政治素养有待提高 |
4.1.1 部分基层工作人员党性修养及理想信念有所欠缺 |
4.1.2 部分基层工作人员文化及民主法治素养有待提高 |
4.2 基层权力运行过程中监督体系有待完善 |
4.2.1 基层权力运行过程中内部监督有待完善 |
4.2.2 基层权力运行过程中外部监督有待加强 |
4.3 基层扶贫工作中法律与公开制度有待完善 |
4.3.1 基层扶贫工作中法律与查处机制有待改进 |
4.3.2 基层扶贫工作中信息公开和管理有待增强 |
4.4 基层扶贫工作中薪酬与激励方式尚有欠缺 |
4.4.1 基层扶贫工作中薪酬设计造成失衡心理诱发腐败 |
4.4.2 基层扶贫工作中保障与激励措施的效力有待提升 |
第5章 治理扶贫工作中基层腐败的对策 |
5.1 提高文化及政治素养 |
5.1.1 提升党性修养和思想素质 |
5.1.2 提高文化和民主法治素养 |
5.2 健全权力运行中的监督体系 |
5.2.1 完善基层扶贫工作内部监督 |
5.2.2 增强基层扶贫工作外部监督 |
5.3 完善扶贫相关法律体系和公开制度 |
5.3.1 加强扶贫领域法治建设和查处力度 |
5.3.2 优化扶贫工作信息公开和跟踪管理 |
5.4 改进基层扶贫工作人员薪酬及激励设计 |
5.4.1 合理设计基层扶贫工作人员薪酬标准 |
5.4.2 科学设计基层扶贫工作人员激励方式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个人简历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4)基于“免疫系统”论的政府审计治理腐败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3 主要创新点 |
2 文献综述 |
2.1 政府审计“免疫系统”研究 |
2.1.1 政府审计“免疫系统”功能及特性 |
2.1.2 政府审计“免疫系统”内在结构 |
2.2 政府审计与腐败治理 |
2.2.1 政府审计治理腐败特性 |
2.2.2 政府审计治理腐败方式 |
2.3 法律制度环境与腐败治理 |
3 基于“免疫系统”论的政府审计治理腐败机理分析 |
3.1 理论基础 |
3.1.1 免疫系统理论 |
3.1.2 国家治理理论 |
3.1.3 制度理论 |
3.1.4 综合理论模型 |
3.2 政府审计“免疫系统”与腐败治理 |
3.2.1 审计预防与腐败治理 |
3.2.2 审计揭示与腐败治理 |
3.2.3 审计抵御与腐败治理 |
3.2.4 三种功能治腐的差异性 |
3.3 法律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
4 实证研究设计 |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4.2 变量选取及测度 |
4.2.1 被解释变量 |
4.2.2 解释变量 |
4.2.3 控制变量 |
4.3 模型构建 |
4.3.1 政府审计与腐败程度的联立方程模型 |
4.3.2 法律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模型 |
5 实证结果及分析 |
5.1 描述性统计 |
5.2 相关性检验 |
5.3 平稳性与协整检验 |
5.3.1 面板数据平稳性检验 |
5.3.2 模型协整检验 |
5.4 联立方程模型的识别 |
5.5 回归分析 |
5.5.1 联立方程模型回归分析 |
5.5.2 调节效应模型回归分析 |
5.6 稳健性检验 |
5.6.1 政府审计与腐败程度 |
5.6.2 法律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 |
6 强化政府审计“免疫系统”治理腐败的路径 |
6.1 健全审计监督网络,增强审计“免疫系统”治腐功能 |
6.1.1 推进审计全覆盖 |
6.1.2 加强审计机关自身建设 |
6.2 牢筑三道防线,形成审计“免疫系统”治腐协同效应 |
6.2.1 提升审计腐败预警能力,强化审计治腐“预防效应” |
6.2.2 加大腐败查处与公开力度,强化审计治腐“揭示效应” |
6.2.3 重视审计整改与联合反腐,强化审计治腐“抵御效应” |
6.3 加强法制环境建设,推进审计治理腐败法制化 |
7 研究结论及展望 |
7.1 研究结论与启示 |
7.2 研究不足及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5)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的思路方法及难点创新点 |
1.3.1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3.2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2 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的形成基础 |
2.1 时代背景 |
2.1.1 深化改革的攻坚期 |
2.1.2 多元变革的世界格局 |
2.1.3 “四大风险”“四大考验”的严峻党情 |
2.2 理论来源 |
2.2.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廉政建设思想 |
2.2.2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廉政建设思想 |
2.2.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廉政思想 |
2.3 实践基础 |
2.3.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实践 |
2.3.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廉政建设实践 |
2.3.3 改革开放时期的廉政建设实践 |
2.4 个人和家庭因素 |
2.4.1 优良家风的培育 |
2.4.2 七年知青岁月的锻炼 |
2.4.3 丰富的从政经历 |
3 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3.1 习近平廉政建设的战略部署和制度安排 |
3.1.1 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 |
3.1.2 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的制度安排 |
3.2 习近平廉政建设的主要任务和政策举措 |
3.2.1 规范制度体系 |
3.2.2 推进作风转变 |
3.2.3 加强思想教育 |
3.2.4 强化纪律执行 |
3.2.5 开展法治反腐 |
3.2.6 加强“裸官”管理监督 |
3.3 习近平廉政建设的问责机制和斗争策略 |
3.3.1 落实“两个责任” |
3.3.2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
3.3.3 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
3.3.4 抓好用好巡视这把反腐“利剑” |
3.3.5 “老虎”“苍蝇”一起打 |
3.3.6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
4 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的特征和价值 |
4.1 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的特征 |
4.1.1 创新性 |
4.1.2 务实性 |
4.1.3 人民性 |
4.2 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的价值 |
4.2.1 理论价值 |
4.2.2 实践价值 |
4.2.3 时代价值 |
5 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践行的途径 |
5.1 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
5.1.1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
5.1.2 强化巡视工作制度 |
5.1.3 落实财产公示制度 |
5.2 推进反腐倡廉法治建设 |
5.2.1 完善廉政建设法律体系 |
5.2.2 健全反腐倡廉体制机制 |
5.2.3 提高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 |
5.3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
5.3.1 加强廉政文化教育 |
5.3.2 营造廉政文化氛围 |
5.3.3 推出廉政文化精品工程 |
5.4 完善反腐败监督机制 |
5.4.1 拓宽群众监督的有效渠道 |
5.4.2 强化社会组织的监督功能 |
5.4.3 依法发挥网络平台的监督作用 |
6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政治生态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依据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述评 |
1.2.2 国外研究述评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相关概念阐释 |
1.4.1 政治生态 |
1.4.2 廉政建设 |
2 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理论概述 |
2.1 党的廉政建设理论基础及借鉴 |
2.1.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廉政学说 |
2.1.2 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思想 |
2.1.3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 |
2.1.4 国外廉政思想的理论借鉴 |
2.2 政治生态与廉政建设的内在逻辑 |
2.2.1 深入推进党的廉政建设有利于营造清正廉明的政治生态 |
2.2.2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有利于推动党的廉政建设向纵深发展 |
2.2.3 涵养政治生态与党的廉政建设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实践 |
2.3 党的廉政建设的战略价值 |
2.3.1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本质要求 |
2.3.2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 |
2.3.3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迫切需要 |
3 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历史演进 |
3.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廉政建设的选择和设计 |
3.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生态 |
3.1.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廉政建设主要内容及成效 |
3.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廉政建设的探索和曲折 |
3.2.1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政治生态 |
3.2.2 社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廉政建设主要内容及成效 |
3.3 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党的廉政建设的恢复和完善 |
3.3.1 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政治生态 |
3.3.2 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党的廉政建设主要内容及成效 |
4 政治生态视域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主要内容及基本经验 |
4.1 新时代党的政治生态新变化 |
4.1.1 党内政治生活的新要求 |
4.1.2 权力规范运行的新挑战 |
4.1.3 制度管党治党的新征程 |
4.1.4 文化强党兴党的新任务 |
4.2 新时代党的廉政建设主要内容 |
4.2.1 主体责任建设 |
4.2.2 权力监督建设 |
4.2.3 廉政制度建设 |
4.2.4 廉政文化建设 |
4.3 新时代党的廉政建设取得成就 |
4.3.1 形成惩治腐败的高压氛围 |
4.3.2 形成常态化廉政制度安排 |
4.3.3 形成廉洁自律的思想自觉 |
4.4 新时代党的廉政建设基本经验 |
4.4.1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原则 |
4.4.2 坚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政治定位 |
4.4.3 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的逻辑主线 |
4.4.4 坚持党内政治生态净化的价值指向 |
5 政治生态视域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存在问题及成因分析 |
5.1 党的廉政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
5.1.1 系统治理存在融合难问题 |
5.1.2 权力监督存在协同效能弱化问题 |
5.1.3 廉政制度存在“高位运行”问题 |
5.1.4 廉政文化共识功能存在发挥受阻问题 |
5.2 党的廉政建设影响因素分析 |
5.2.1 主体责任认知偏差 |
5.2.2 党内政治生活不够规范 |
5.2.3 制度法规权威尚未建立 |
5.2.4 不良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 |
6 政治生态视域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对策建议 |
6.1 增强党对廉政建设的全面领导以强化廉政主体功能 |
6.1.1 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
6.1.2 增强廉政建设主体自觉 |
6.1.3 提升党的廉政治理能力 |
6.2 完善权力监督体系以规范权力运行 |
6.2.1 坚持权力制约与权利保护相结合 |
6.2.2 坚持党内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 |
6.2.3 坚持党内监督从严与监督氛围从优相结合 |
6.3 构建廉政制度保障体系以优化廉政制度协同效能 |
6.3.1 完善廉政制度的顶层设计 |
6.3.2 提高廉政制度的协同配合 |
6.3.3 提升廉政制度执行力 |
6.4 厚植清正廉洁的文化土壤以营造良好文化生态 |
6.4.1 坚定理想信念的文化自觉 |
6.4.2 整合廉政文化的价值资源 |
6.4.3 推动廉政文化的思维创新 |
7 结论与展望 |
7.1 结论 |
7.2 创新点 |
7.3 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作者简介 |
(7)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中的政府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1.2.3 国内外研究简评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公共资源 |
2.1.2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
2.1.3 政府角色 |
2.2 理论分析 |
2.2.1 寻租理论 |
2.2.2 产权界定理论 |
2.2.3 新公共服务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中的政府角色透视 |
3.1 政府对交易平台的不同管理模式 |
3.1.1 “一委一办一中心”模式 |
3.1.2 “一办一中心”模式 |
3.1.3 信息平台整合模式 |
3.2 不同政府角色下的交易平台现状 |
3.2.1 无调整执行权或监管权的交易平台 |
3.2.2 可执行主体职权调整的交易平台 |
3.2.3 可监管主体职权调整的交易平台 |
3.2.4 可执行主体职权调整及监管主体职权调整的交易平台 |
3.3 国外政府在公共资源交易中扮演角色及取得效果 |
3.3.1 德国政府承担法规制定和信息公开者角色 |
3.3.2 英国政府承担交易推动和综合监控者角色 |
3.3.3 新加坡政府承担交易管制者角色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中政府角色不当的问题及原因 |
4.1 交易平台建设中政府角色存在的问题 |
4.1.1 法规制定者角色不到位 |
4.1.2 资源供给者角色越位 |
4.1.3 服务者角色转变落后 |
4.1.4 交易监管者角色缺位 |
4.2 交易平台中政府角色存在问题的原因 |
4.2.1 公共资源市场交易平台缺乏调控和约束 |
4.2.2 政府失灵蕴育着非生产性租金 |
4.2.3 特权和官本位导致的思想惯性 |
4.2.4 政府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理性定位交易平台建设中政府角色的对策建议 |
5.1 政府应承担法规制定者职能 |
5.1.1 完善专项法规 |
5.1.2 改革法规政策 |
5.1.3 明确政府权责 |
5.2 减弱政府资源供给者角色 |
5.2.1 控制公共资源的垄断供给 |
5.2.2 确保资源不被过度供给 |
5.3 凸显政府交易服务者角色 |
5.3.1 建立统一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
5.3.2 加强信息公开 |
5.3.3 增强服务意识 |
5.4 优化政府交易监管者角色 |
5.4.1 改变监管方式 |
5.4.2 完善监管体系 |
5.4.3 增加平台问责制度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表 |
(8)腐败与腐败治理研究 ——基于财政分权和政治晋升的双重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及研究边界 |
1.2.1 腐败原因——一个综合性框架的建立 |
1.2.2 腐败的影响——“软政权”理论提出 |
1.2.3 腐败治理的影响及影响检验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及数据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数据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 |
1.5.1 本文创新 |
1.5.2 本文不足 |
2 理论基础及文献述评 |
2.1 腐败及腐败治理的概念 |
2.1.1 腐败的概念 |
2.1.2 腐败治理的概念 |
2.2 晋升锦标赛与腐败关系的文献述评 |
2.2.1 晋升锦标赛理论 |
2.2.2 晋升锦标赛与腐败关系的文献评述 |
2.3 财政分权与腐败关系的文献述评 |
2.3.1 前期财政分权理论演进 |
2.3.2 财政分权抑制腐败论 |
2.3.3 财政分权促进腐败论 |
2.4 腐败治理的相关理论 |
2.4.1 权力制衡理论 |
2.4.2 国家廉政体系 |
2.4.3 制度变迁理论 |
3 中国腐败的成因 |
3.1 财政分权加速地区利益分化滋生腐败 |
3.1.1 财政体制的嬗变与腐败演进 |
3.1.2 专项转移支付体系中的腐败 |
3.2 政治晋升路径下诱致的腐败 |
3.2.1 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 |
3.2.2 晋升锦标赛的局限性所诱致的腐败 |
4 中国腐败的影响 |
4.1 腐败与软政权的相互固化 |
4.1.1 “软政权”的概念 |
4.1.2 关于“软政权”概念的适用性讨论 |
4.1.3 软政权的特点 |
4.2 财政路径下的腐败诱致政权软化 |
4.2.1 扭曲财政收支活动,侵蚀政治架构的经济基础 |
4.2.2 财政腐败间接造成政府行政权力私有化 |
4.2.3 财政资源分配不公,侵蚀社会稳定性基础 |
4.3 政治晋升路径下的腐败诱致政权软化 |
4.3.1 加剧公共支出结构的失衡,侵蚀社会稳定性基础 |
4.3.2 权力体系内部的腐化造成政治权威弱化 |
4.3.3 扭曲市场运行,侵蚀政治架构的经济基础 |
5 中国腐败治理的历史沿革 |
5.1 改革开放至十八大前的腐败治理历程 |
5.1.1 改革开放初期至十四大期间腐败治理 |
5.1.2 十四大至十六大期间腐败治理 |
5.1.3 十六大至十八大期间腐败治理 |
5.2 十八大以来综合性腐败治理模式 |
5.2.1 建立不敢腐的惩戒机制 |
5.2.2 建立不能腐的监督机制 |
5.2.3 建立不想腐的文化机制 |
5.2.4 建立不易腐的防范机制 |
6 中国腐败治理的影响分析 |
6.1 腐败治理对于政府治理的影响分析 |
6.1.1 净化政治生态,纠正官员晋升激励导向 |
6.1.2 改革财政管理制度,提升财政透明度 |
6.1.3 强化制度约束,打造规则社会 |
6.2 腐败治理对市场经济的影响分析 |
6.2.1 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
6.2.2 促进市场结构优化 |
6.2.3 构建公平有效的竞争环境 |
7 腐败治理对于财政透明度影响的检验 |
7.1 中国的财政透明度 |
7.1.1 财政透明度 |
7.1.2 中国财政透明度的历史沿革 |
7.2 财政透明度、腐败与政府治理 |
7.2.1 财政透明度与腐败 |
7.2.2 财政透明度与政府治理 |
7.3 实证模型、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7.3.1 计量模型 |
7.3.2 变量度量与描述 |
7.3.3 数据来源与说明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7.4.1 腐败治理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 |
7.4.2 财政绩效指标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 |
7.4.3 经济社会指标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 |
7.5 本章结论 |
8 腐败治理对民间投资影响的检验 |
8.1 腐败治理与民间投资 |
8.1.1 腐败治理对民间投资的影响机制 |
8.1.2 腐败治理与民间投资的U型假说 |
8.2 腐败治理与民间投资U型假说的实证分析 |
8.2.1 计量模型设定 |
8.2.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8.2.3 估计方法及变量平稳性检验 |
8.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8.3.1 腐败治理与民间投资U型关系的分析说明 |
8.3.2 经济增长对民间投资的影响 |
8.3.3 前期民间投资、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对民间投资的影响 |
8.3.4 政府行政效率对民间投资的影响 |
8.3.5 劳动力、税负结构对民间投资的影响 |
8.4 稳健性检验 |
8.5 本章结论 |
9 以法治化为核心的腐败综合性治理新进路 |
9.1 从国家战略层面进行法治化腐败治理的系统设计 |
9.1.1 明确的政治承诺 |
9.1.2 与时俱进的腐败治理理念 |
9.1.3 走向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良好意愿 |
9.2 法治化趋向下综合性腐败治理机制的构建 |
9.2.1 完备的治腐法律体系是根本 |
9.2.2 深化监察体制改革强化治腐执行效果 |
9.2.3 建立多主体广泛参与的反腐机制 |
9.3 治理腐败的其他相关配套措施 |
9.3.1 完善市场机制的防腐功能 |
9.3.2 强化公务员制度的抗腐功能 |
9.3.3 完善政府财税制度 |
参考文献 |
后记 |
(9)习近平依法治腐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习近平依法治腐思想的生成背景 |
2.1 时代背景 |
2.1.1 国内实现“四个伟大”的需要 |
2.1.2 党内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需要 |
2.1.3 社会形成“三清”政治生态的需要 |
2.1.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选择 |
2.2 理论渊源 |
2.2.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依法治腐思想 |
2.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依法治腐思想 |
2.2.3 西方主要国家依法治腐经验的借鉴 |
2.2.4 中国传统文化依法治腐思想的扬弃 |
2.3 现实基础 |
2.3.1 全党凝聚的共识 |
2.3.2 治腐压倒性态势形成 |
2.3.3 人民群众的期盼 |
2.3.4 遏制腐败的长久之策 |
第三章 习近平依法治腐思想的主要内容 |
3.1 科学构建治腐的法制规范体系 |
3.1.1 切实提升治腐的法治意识 |
3.1.2 有效推进治腐的精准立法 |
3.1.3 系统编织治腐的法制笼子 |
3.2 有效规范治腐的法治实施体系 |
3.2.1 日益完善行政执法程序 |
3.2.2 有效规范司法执法行为 |
3.2.3 真正落实执法责任追究 |
3.3 严密编织治腐的法治监督体系 |
3.3.1 强化党内治腐的法规监督 |
3.3.2 创新党外治腐的法治监督 |
3.3.3 保障人民治腐的法治监督 |
3.3.4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创新 |
3.4 着力铸造治腐的良好法治环境 |
3.4.1 大力开展治腐倡廉制度教育 |
3.4.2 切实加强廉政法治文化建设 |
3.4.3 努力营造法治治腐的浓厚氛围 |
3.5 逐步完善治腐的党内法规体系 |
3.5.1 突出党章作为根本遵循 |
3.5.2 构建“1+4”法规体系框架 |
3.5.3 衔接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 |
第四章 习近平依法治腐思想的特点和重要价值 |
4.1 习近平依法治腐思想的特点 |
4.1.1 坚持问题导向化 |
4.1.2 突出法制系统化 |
4.1.3 加强法治规范化 |
4.2 习近平依法治腐思想的理论价值 |
4.2.1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依法治腐思想的宝库 |
4.2.2 升华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依法治腐思想 |
4.2.3 开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依法治腐新境界 |
4.3 习近平依法治腐思想的实践价值 |
4.3.1 深入推进依法治腐的行动指南 |
4.3.2 积极开展廉洁教育的理论准绳 |
4.3.3 强力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武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科研成果 |
(1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导论 |
一、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前沿动态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和研究难点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基础理论分析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概念解析 |
一、廉洁文化 |
二、廉洁文化“发展”与“建设” |
三、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理论来源 |
一、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 |
二、中国传统廉洁文化观 |
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本质属性 |
一、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道德修养文化 |
二、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社会价值文化 |
三、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政治准则文化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鲜明特点 |
一、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人民性 |
二、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民族性 |
三、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先进性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结构与功能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结构 |
一、政党文化结构的理论分析 |
二、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物质层 |
三、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规范层 |
四、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精神层 |
五、党员廉洁文化和党员干部廉洁文化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功能 |
一、教育引导功能 |
二、优化创新功能 |
三、批判矫正功能 |
四、调控维护功能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状况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的基本经验 |
一、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 |
二、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 |
三、正风肃纪提升党员干部的廉洁品质 |
四、强调制度在廉洁文化发展中的根本性作用 |
五、明确党委和纪委在廉洁文化发展中的责任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的主要问题 |
一、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 |
二、部分党员干部政治信仰迷失 |
三、部分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 |
四、部分党员干部思想观念落后 |
五、部分党员干部人生观价值观扭曲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问题的成因 |
一、落后观念消极影响 |
二、反腐败制度不完善 |
三、政治权力运行失调 |
四、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 第四章 中外廉洁文化建设比较借鉴 |
第一节 中国国民党廉洁文化建设教训 |
一、中国国民党廉洁文化建设表现 |
二、中国国民党廉洁文化建设教训 |
第二节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廉洁文化建设经验及启示 |
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廉洁文化建设经验 |
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廉洁文化建设启示 |
第三节 香港地区廉洁文化建设经验及启示 |
一、香港地区廉洁文化建设经验 |
二、香港地区廉洁文化建设启示 |
第四节 最清廉国家廉洁文化建设经验及启示 |
一、丹麦廉洁文化建设经验 |
二、芬兰廉洁文化建设经验 |
三、瑞典廉洁文化建设经验 |
四、最清廉国家廉洁文化建设启示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建设路径 |
第一节 强化廉洁教育 |
一、加强廉洁教育主体建设 |
二、推进廉洁教育客体建设 |
三、丰富廉洁教育内容 |
四、创新廉洁教育方式 |
五、优化廉洁教育环境 |
六、实现廉洁教育制度化 |
第二节 加强廉洁法规制度建设 |
一、建立科学完备的反腐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
二、构建完善的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体系 |
三、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制度 |
第三节 完善政治权力运行机制 |
一、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 |
二、实行有力的执行机制 |
三、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 |
第四节 妥善处理党员干部正当权益与廉洁自律的关系 |
一、完善党员干部财产公示公开制度 |
二、健全党员干部合理利益保障与激励机制 |
三、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 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四、推行“三个”分离 实现源头治腐(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D]. 张玉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D]. 梅士伟. 吉林大学, 2020(03)
- [3]十八大以来扶贫工作中出现的基层腐败问题研究[D]. 黄靖雯.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2020(06)
- [4]基于“免疫系统”论的政府审计治理腐败路径研究[D]. 王娇杨. 陕西科技大学, 2020(02)
- [5]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研究[D]. 张琰. 陕西科技大学, 2020(02)
- [6]政治生态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研究[D]. 董蕾.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8)
- [7]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中的政府角色研究[D]. 麦茜茜.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2)
- [8]腐败与腐败治理研究 ——基于财政分权和政治晋升的双重视角[D]. 张超. 东北财经大学, 2018(06)
- [9]习近平依法治腐思想研究[D]. 谢静逸. 长沙理工大学, 2018(06)
- [1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研究[D]. 王卫兵.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