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1年10月全国工业生产及消费状况监测（论文文献综述）
韩小伟[1]（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我国扶贫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一项重大举措。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中央单位立足部门资源优势,结合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连片特困地区实际,通过各种渠道方式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对于践行党的宗旨、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基层群众、培养锻炼干部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对于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改善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论文运用实证研究、系统研究、综合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立足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以国家有关政策文件为指导,参考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视角,对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政策理论、重大意义、历史进程、工作实践、基本经验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系统总结,并对2020年以后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进行了前瞻性思考。具体来说,文章由六个部分构成: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论文的创新及不足之处等问题。第二章是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概述,主要阐释了中央单位、社会扶贫、定点扶贫、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等相关概念;揭示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重大意义,即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现,是“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的组成部分,是加大对老少边贫地区扶持力度的举措,是帮扶单位贴近基层、了解民情的途径;系统梳理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历史进程。第三章是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理论基础,主要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视角,对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阐述。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主要包括反贫困理论、公平正义理论和社会保障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主要包括共同富裕理论、共享发展理论和扶贫开发理论。第四章是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主要领域及案例,主要从基础设施建设扶贫、产业扶贫、技能培训扶贫、教育科技文化扶贫、健康扶贫和网络扶贫等六个领域,对中央单位在各个领域开展定点扶贫的由来、内容和典型案例等进行了归纳和举例。第五章是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基本经验,主要从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干部培养相结合等5个方面,全面总结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基本要求和实践经验。第六章是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对策思考,主要是基于2020年以后中国反贫困工作重心转向治理农村相对贫困的背景,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强调要发挥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部门优势,即发挥中央单位的政策、资源、规划、人才和技术等优势;强调要构建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即构建由党委领导机制、政府主导机制、群众参与机制、组织协调机制、资金投入机制、考核评价机制等内容构成的长效机制。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历史进程划分为起步阶段、展开阶段、深化阶段和完善阶段等4个阶段,分析了每一个阶段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宏观背景、政策依据、主要任务和基本特征;二是全面总结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基本经验,即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与扶智扶志相结合、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与加强干部培养相结合;三是对2020年以后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进行了前瞻性思考,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强调要发挥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部门优势,构建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史晓玲[2]（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指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李波[3]（2020）在《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气候治理在治理主体、谈判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已经日益完善,尤其是2015年《巴黎协定》的通过使得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阶段。中国对于《巴黎协定》的通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及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式微。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对全球事务参与的深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者”的角色越来越突出,这引起了我们对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思考,在过往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中,中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角色是怎样发生转变的?影响这一转变的因素是什么?在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这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本文通过引进角色理论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力求搭建一个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更为准确地分析中国的角色。基于角色理论的视角,可以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过程分为拒绝角色、承认角色和接受角色,并通过三个变量来分析造成不同阶段角色的原因,分别是国家的利益认知,国家的身份认知和国际体系因素,三个变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单独或共同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从20世纪70年代到1994年,中国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是摆脱贫困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刚刚起步的全球气候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还仅仅停留在科学研究层面,面对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利益需求,国家不愿意付出更多的成本去参与气候治理,而仅仅将其作为融入国际社会的一种手段。这一阶段正值美苏两强争霸阶段,中国作为后起者认识到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才能取得发展,在党的十三大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被正式提出,随着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加深,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也明确了此时自己的身份定位,那就是“和平的发展者”。此时的国际环境也较为复杂,日本经济崛起和亚洲“四小龙”腾飞,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发展经济的愿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中国希望通过气候治理这一平台融入国际社会,改变不利的国际环境,而石油价格的下跌,给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供了好的发展机遇,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能源环境。这三方面因素造成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被动的参与,表现为拒绝角色。1995-2005年,中国逐渐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因素范围,此时经济发展的目标转变为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也注重发展质量,但本质上来说,这一阶段追求经济发展质量还是服务于发展速度这一目标。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想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随着苏联解体,世界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中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担当作用,这些因素明确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国际体系方面,面对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开始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改善生态状况,并且科学评估中国的环境问题所带给外部的影响。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开始出现缺失,这也客观上减轻了中国的减排压力,给中国经济创造了宽松的发展条件,中国和欧盟提升了在气候变化中的合作水平,加强了中国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这一时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但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处于起步阶段,应用成本较高,因此中国还是倾向于采用煤炭和天然气作为替代,这就使得中国参与气候治理表现出两面性。这三个因素使得中国对于气候治理的参与相对于前一个阶段不再消极,但整体呈现出谨慎而保守的态度,表现为承认角色。2006到2015年阶段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经过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到“十五”规划末期中国还未摆脱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模式,主要还是依靠大规模的资源消耗和高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国家的首要利益认知。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提升推动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逐步加强,尤其是中国成功的抵御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进一步强化。在国际上与中国一起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了新兴国家群体,新兴国家群体为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改变了原先由欧美所主导的世界格局。而这一时期,全球石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煤炭消费的增长也十分有限,新能源的使用量开始出现较大增长,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能源结构开始向绿色能源方向发展,这也影响了中国的气候治理参与。因此,基于中国对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认知和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以及受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和油价大幅度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影响,中国在这一阶段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表现为对角色的接受,开始了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巴黎协定》开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局面,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自下而上”的减排方式降低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性,提高了各国的履约积极性。但美国的退出和欧盟影响力的式微又给“后巴黎”时代蒙上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角色开始逐渐突出。而促成中国成为“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角色的,包括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利益认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以及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此时又恰逢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这与气候治理存在天然的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理念支撑,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积极落实《巴黎协定》,积极提供国际气候公共产品,践行“引领者”这一角色。基于上述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首先,中国的自身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是决定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最根本因素,而将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相结合,区别于现实主义“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形成的最根本原因”,也区别于建构主义“国家利益是国际体系的建构”,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国家在面对利益时的主观认知。面对欧美发达国家所搭建的全球气候治理平台,中国更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和身份出发,基于自身的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增强适应自身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终更有效和积极的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其次,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变化,是世界权力格局转变的一种表征,也是中国逐步崛起的过程。这明确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形成的基本机制,也可以更好地指导中国参与气候外交。
晏娇[4]（2020）在《关于全球气候治理路径变化的研究 ——基于多层次治理中的权威视角》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学界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集中在演进路径和具体机制的研究上。演进路径的研究集中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问题上,以及具体的诸如“共区原则”、“资金与技术”或者“气候融资”等问题上;气候治理机制的研究则试图从之前的京都机制中寻找机制设置的缺陷,进而对机制的完善提供思路。但这些采用国际合作的方式解决诸如“公地悲剧问题”的研究,限制了进一步研究全球气候治理问题的思维。因为这些研究成果都无法解释两个问题:“为什么全球气候治理不是在‘自上而下’的京都机制式治理路径上进行自我完善,而是在《巴黎协定》的设计下发生了‘自下而上’的转型”以及“为什么美国在京都进程中退出,到了巴黎进程再次退出”。气候治理路径转型之后的“后巴黎时代”的谈判仍然艰难。无论是从合作理论还是从制度主义视角都很难对这种现象给予很合理的解释。因此,研究跳出现有研究成果的限制框架,在全球气候治理走向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当前的全球气候治理背景、梳理气候治理路径转型的现象、得出治理权威动态变化的结论,最后探讨其对中国的意义。首先,当前的全球治理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时代背景:全球治理总体上呈现出了多层次的特性。各个国家不但更多时候选择进行区域一体化进程,也更多地选择在特定的议题上进行联合,还有日渐活跃的非国家行为体与传统的主权国家共同拉开了全球治理的大网。因而文将多层次治理框架引入全球气候治理研究中,搭建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为支撑,大国气候治理行动为基石,跨国气候治理网络为辅助的全球气候治理架构。其次,通过以“服从”为核心特征的治理权威这一关键因素,探求气候治理路径转型的根原因及实际意义。分析发现,在气候治理路径的转变过程中,权威在全球气候治理系统中产生了动态变化。这种变化一是国家的权威得以增强;二是非国家行为体组成的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权威已经兴起且对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产生影响。在对“自上而下”气候治理路径的梳理中发现,《京都议定书》的惨淡收场实际上并非是其机制设置的问题,原因在于该多层次治理体系没有一个实质凌驾于所有主权国家之上的“超级政府”,因而就无法确保一个机制得到所有国家的遵守。在审视《巴黎协定》安排的气候治理路径时,可发现所谓的“自下而上”路径实质上依靠的是主权国家各自的节能减排行动。由于还没有明确的不遵约机制,因此该路径的治理效果取决于各国最后对国的定位和对应对气候变化重要性的认识。协定对签约国实际上的约束力非常小,既无法强制国家履约,也无法在国家能履约的情况下进行惩罚。这就是国家层次在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这一超国家层次的互动博弈过程中,权威在全球气候治理系统中产生的动态变化——国家权威的强势回归。这是一种全球气候治理重心的再平衡,同时也是对强法律约束力减排框架的再定位。再次,在国家权威回归、超国家权威势弱,且缺乏强制性法律效力的减排协议的时代背景下,结合中国当前的经济实力、发展方向、治国理念以及中国当前在全球气候治理上展现出的积极态势,文认为目前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展现出了方向型领导力。因此通过与国直接相关的气候行动以获得领导力,增加中国的话语权,是合理且可行的。最后,结合当前针对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谈判进程,文认为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出现强法律效力的全球性减排协议,全球层面的国家间合作会持续性艰难。因此国家自主气候治理行动最终将会落在次国家层次,而各国是否能顺利地将气候治理政策内化及下沉是气候治理的关键。国家内部的次国家层次的区域化合作、国际层面的次国家合作以及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参与,可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更多可能性。
张焱[5]（2020）在《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 ——基于企业、民众和宏观三个层面的实证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社会经济运行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更是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重要物质保证。能源的短缺是社会动荡的开始,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接连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石油输出组织（简称“欧佩克”）因不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中东政策,对西方国家采取石油禁运的措施,这导致了石油的价格从几美元一桶迅速提高到30多美元一桶。进而导致缺油国家的工业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出现了因为石油短缺而导致经济衰退的现象。中国是少油国家,经济发展所需石油基本依靠国外进口,在石油主导权被中东以及西方国家掌控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犹如悬着一把利剑。中国煤炭资源丰富,正是由于资源禀赋的限制,煤炭是中国主要的消费能源,但随着中国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煤炭消耗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日益突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已经跃居世界首位。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的矛盾问题,并将该问题定位为中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在经济发展、能源安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多重压力之下,中国发展绿色能源势在必行。本文以中国绿色能源为研究对象,主要内容由九个章节组成,每个章节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在此基础上概括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并提出了研究框架,最后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第二章:首先对绿色能源和产业政策两个关键词的内涵和概念进行了总结,并阐述了绿色能源与产业政策的关系。然后对本文的理论基础做了介绍,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市场失灵理论、产业管制理论与产业组织理论。其次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文献综述:一是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综述;二是绿色能源企业发展研究综述;三是民众对绿色能源支付意愿的研究;四是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第三章:本章阐述了以水能、风能、太阳能和核能为代表的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的现状,梳理了中国近年来发布的所有与绿色能源产业相关的政策文本,然后从文本数量、颁发部门等方面对政策文本进行了统计,最后从财政政策、税收优惠政策、价格补贴政策三个方面对所有的政策进行了归类分析。第四章:本章对美国、德国、日本三个发达国家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现状以及支持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进行了梳理。经过梳理与比较后发现,为推动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发达国家通常采用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技术与研发激励等政策工具。最后阐述了国外绿色能源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启示。第五章:本章首先从理论角度分析了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成长的动力机制,同时提出了促进绿色能源产业成长的动力因素。然后在此基础上,从政府导向和市场导向两个方面对绿色能源产业的成长路径进行了分析。第六章:本章首先在第五章的基础上阐述了绿色能源企业的成长路径,然后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影响绿色能源企业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七章:本章通过“民众能源问题政策倾向调查”的数据研究发现,中国民众对绿色能源的支持度较高,对电价问题比较关心。大多数民众的社会责任感也比较强,为了保护环境,降低环境污染,宁愿多承担部分用电成本也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发展。除此之外,本章通过实证还系统地研究了中国民众对绿色能源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人口统计学特征、教育水平及能源知识、环境意识。第八章:本文通过时间序列模型先来测定中国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库兹涅茨曲线,对二者之间的发展趋势进行判断。然后加入城镇化、产业结构等因素通过构建ECM模型对我国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做出进一步分析。第九章:本章首先对全文进行了概括总结,得出了五个结论。然后从完善绿色能源产业财税政策、改进绿色能源定价制度、加强绿色能源产业研发、强化政府与民众之间联系四个方面进行政策建议。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政策的特征是宏观规划类文本过多,微观执行类文本过少;税收优惠政策数量过少。（2）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对企业效益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企业投资、研发支持与劳动力投入对企业效益呈正向的影响关系。通过企业经营类别异质性分析发现,财政补贴对太阳能企业呈正向影响,而对风能企业影响作用不明显;企业融资对风能企业呈正向影响,而对太阳能企业影响作用不明显。（3）中国民众对绿色能源的支持度较高,对电价问题比较关心。大多数民众的社会责任感也比较强,为了保护环境,降低环境污染,宁愿多承担部分用电成本也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发展。（4）人口统计学特征、教育水平及能源知识、环境意识等因素对民众支付意愿的影响随着能源类型的不同而产生了差异性。对于可再生能源来讲,女性支持的概率较高,而对于核能则男性支持概率更高;年龄对两种能源的影响作用一致,随着民众年龄的上升,民众支持绿色能源的概率是下降的;收入因素对于两种能源的影响结果也是一致的,随着收入的提高,民众对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支持概率都会上升;受教育程度与能源知识均对民众可再生能源的支付意愿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受教育程度因素对核能支付意愿的影响并不显着;拥有环保意识会提高民众对可再生能源的支付意愿,而对于核能来说这一因素的影响并不显着。（5）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向右上倾斜的“N”字型,且没有拐点,表明绿色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会像煤炭能源会出现“增长极限”的问题。加入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等因素进一步分析后得出绿色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城镇化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双向影响关系,即绿色能源的消费量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提高,国家经济发展总量的扩大和发展质量的提升都会促进绿色能源的发展;绿色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但在短期内影响力度较小,在长期内影响力度逐渐增大。本文创新点有三:（1）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在宏观、企业微观与民众个体微观三个层面对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进行了分析。（2）数据开发的创新。本文中民众对绿色能源支付意愿的个体微观数据是通过问卷调查的途径来获得的,这具有独一无二性。在对数据进行整理之后,首先针对民众对绿色能源政策的态度倾向、民众对绿色能源的偏好等问题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并形成了一个有关能源公共政策的调查报告。其次,使用probit计量模型,对影响民众对绿色能源支付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3）对绿色能源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创新性论证。本文通过时间序列模型对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后得出,绿色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会像煤炭能源会出现“增长极限”的问题,绿色能源消费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可持续的。
罗茜[6]（2020）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传染及预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以及金融自由化趋势的不断增强,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系统性金融风险极端的表现形式是金融危机,自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如何有效对系统性风险进行识别和预警,系统性金融风险如何在“传染源国家”国内传染,进而对其他经济体如何蔓延等方面,成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研究热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已有研究存在三点局限性:首先,如何衡量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较多,但关于传染机制的研究相对较少;其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传染研究大多数集中于资本市场层面,但反映国家宏观层面系统性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定量研究较少;最后,已有研究大多或单独研究国内传染,或单独研究跨境传染,但结合国内外两个层面传染机制的研究较少,且跨境传染的微观机制研究较少。风险蔓延和传染是由市场微观主体一系列决策行为而推动的,有鉴于此,本文注重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背后的微观基础。按照从1990年至2019年是否是全球金融危机的起源国家为标准,将阿根廷、美国、德国、日本、泰国、希腊、中国七个开放经济国家,划分为两组,即泰国、阿根廷、美国、希腊为传染源国家,德国、日本、中国为被传染国家,从新视角围绕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传染及预警开展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运用因子分析模型,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综合指数。从累积、扩散、爆发的不同阶段出发,研究风险在不同阶段的微观决策行为表现,筛选出体现系统性风险高低的监测指标,完成有效识别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一重要环节。进而,将识别出来的监测指标,纳入指标体系,从而构建综合指数,以反映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并对综合指数呈现出高低风险阶段的背后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第二,综合运用VAR模型、DAG模型和SVAR模型,将本文构建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综合指数作为变量,从三个层次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染效应。首先,以德国、日本、中国三个被传染国家为研究对象,考察尾部风险压力下金融子市场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机制,结合金融脆弱性假说等理论,研究金融子行业之间通过业务联动及资金联动而产生的传染效应。其次,以泰国、阿根廷、美国、希腊四个传染源国家为研究对象,度量处在尾部风险压力时期金融系统对宏观经济的动态效应,并对不同国家体现出来的影响结果,探讨作用机制。最后,以上述七个国家为对象,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在短期及长期不同期限的国际传染机制。第三,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阿根廷、美国、泰国和希腊四个传染源国家开展预警研究。根据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特征及传染载体,筛选出与货币因素、信贷因素、主权债务因素三种风险爆发原因的金融指标,选用二元Logistic模型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预警,并结合货币因素、银行因素、主权债务因素三种爆发原因,综合评价预警效果。第四,全面梳理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历史实践和经验。各国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源于国家干预经济理论,从传染源国家和被传染国家两个角度,研究阿根廷、美国、泰国、德国、日本、希腊六个国家在应对金融风险和危机所采取的各种有效措施,及积累的经验教训。本文从传染源国家和被传染国家的全新视角开展研究,创新主要有三点:第一,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新综合指数。基于金融脆弱性、经济金融周期及安全边界说等理论,从金融资产规模和金融市场价格中选取能够反映系统性金融风险大小的指标,本文将信贷比率缺口（Credit-to-GDP gap）、非金融部门的信贷规模（Credit to Private non-financial sector）、政府部门负债杠杆率（Credit to General government from All sectors at Nominal value-Percentage of GDP）等引入指标体系,这三个指标在以往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研究中运用较少,本文以此构建出新的综合指数,全面反映国家层面系统性金融风险高低。第二,结合国内外两个层面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积极探索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联系和传染的微观机制。本文认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染既是风险不断增加的过程,又是风险逐渐蔓延的过程,金融危机是系统性金融高风险阶段,从“累积—扩散—爆发”的演化路径阐述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生成、演化和传染机制。在研究国内风险传染效应时,从金融行业的内部传染,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的外部传染两个层次进行分析,引入消费者信心指数和领先景气指数等指标,研究心理因素在风险传染过程中的作用。在研究国际传染效应时,从长、短期,即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当月及6个月后,两个不同时间段的传染变化进行比较分析。第三,采用新指标实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预警。研究发现,“本国货币资金利率与10年期本国国债收益率之差”的预警效果良好,视不同国家的经济情况,货币资金利率可以选择不同隔夜拆借利率率、1年期利率等短期利率。这项预警指标在以往文献中很少使用。本文运用理论分析和计量模型的有机结合,充分论证,主要得出四个结论:第一,从近三十年的国际金融发展历史来看,七个国家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低风险和高风险交错出现,相互之间可以转化,良好的经济社会运行状况能够有效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系统性金融风险高低的影响因素包括利率水平、信贷扩张程度、股票市场波动率、实际有效汇率、政府负债情况等。实体经济运行状态与综合指数动态变化相互印证,说明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模型构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综合指数,较好地反映了宏观金融风险水平。第二,由于各国金融市场结构和经济结构不同,系统性金融风险在金融行业内部以及对宏观经济,这两个层面的传染机制,不同国家存在差异。对于德国、日本、中国三个被传染国家,处于风险传染核心地位的分别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及政府负债杠杆率,一旦受到外界波动,则风险将通过核心指标迅速蔓延到其他金融行业,最终传递到整个金融系统。对于泰国、阿根廷、美国、希腊四个传染源国家,系统性金融风险对物价水平、工业生产指数、经济景气指数、领先指数等宏观经济指标的传染途径和传染大小存在差异,但共同之处在于,在风险传染过程中,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心理状态形成羊群效应,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波助澜作用,结果形成恶性循环,需求匮乏,投资下降,商品价格暴跌,经济加速衰退。第三,通过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心理因素三种渠道,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各国之间实现跨境传染,股票市场风险的传染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心理因素对股票市场风险传染的作用显着;风险蔓延过程中物理空间小于经济制度空间的作用力,即两个相邻国家之间的风险跨境传染能力,弱于政治经济关系紧密及经济结构相似、社会文化背景接近的两个国家。从同期传染效应来看,阿根廷、泰国和中国三个国家既受其他经济体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同期传染不显着,也对其他经济体不产生显着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期传染影响;美国和日本两国之间,以及德国和希腊两国之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存在同期传染关系。从长期传染效应来看,美国、德国、日本三国在系统重要性排在前列,其中美国是全球金融危机最重要的传染源;中国不受其他经济体金融风险的同期传染,但美国、德国、日本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发生后的6个月内对中国产生传染,长期传染效应显着;阿根廷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根源在于自身政治经济问题,而非其他经济体传染所致。第四,Logistic模型对系统性金融高风险的预警效果良好。推动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向高位积累的因素包括货币因素、信贷因素和主权债务因素,高风险爆发往往是一种因素起主导作用,其他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预警指标的选择与预警准确率密切相关。实证结果表明,四个传染源国家的预测准确率高于80%,预测结果大致与宏观经济运行相吻合。基于充分的论证及结论,针对中国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提出以下三个政策建议:第一,经济稳定是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基础和关键。不论对于何种类型的国家,不论应对自身产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还是跨境传染输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首要任务都是保障经济稳定。现阶段,中国要围绕着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加依赖内需驱动经济发展,重视消费和技术创新,有效进行宏观调控,治理市场经济失灵,化解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第二,严格防范国内自身系统性金融风险。持续去杠杆,深入开展结构性去杠杆,规范地方政府融资机制,密切关注中小银行、影子银行及互联网银行等金融系统薄弱环节,加强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协调,强化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优化金融统一监管的机制,统一行为、机构和功能的监管。第三,密切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跨境输入。目前中国资本账户可兑换改革尚未完成,中国防范输入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政策及制度空间,有效管控跨境资本异常波动,努力提升人民币国际货币地位的提升也有助于金融的稳定,合理处理国外投资和国内投资的关系。
张健康[7]（2020）在《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文中指出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度与实体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错配现象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关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就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迟滞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以国有企业为依托、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对象的工业化战略全面实施以后,中国金融系统便被赋予了为工业化建设,具体而言就是为国有企业集中和输送廉价资金的政策性任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事实上逐渐成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系统仍然没能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职能,而造成此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迟迟未能培育起“自生能力”和融资模式过于单一。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尽快培育起“自生能力”,同时改革承担着国家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的国有企业的融资模式,从而使金融系统真正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政策性负担。本文的重点就是描述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金融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被赋予为国有企业集中和提供廉价资金的职能的。全文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最高决策层进行金融发展模式选择时,面临哪些约束条件。缺资金、缺技术的条件下需要尽快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是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考虑金融发展模式时,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资金从哪里来?如何才能尽可能集中国内有限的资金?如何才能保证集中起来的资金用到国家选定的优先发展的项目中去?由谁来执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最终促使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选择了一种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置的体制。第二章主要描述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政权对全国金融体系的整顿。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斗争的逐步胜利,新政权对新解放区的金融机构分三大类分步骤进行了整顿:没收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壮大充实国有金融机构;运用国家力量推动私人金融机构集中和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取消外国驻华金融机构特权使之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坚决打击私营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经过三年左右的整顿,中国金融市场的秩序快速得以恢复且出现了繁荣的迹象,金融系统的本来功能亦得以初步回归,同时国家借机掌握了金融系统的主导权,事实上为新金融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三章主要描述各类非公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向国有金融机构靠拢、金融机构决策权是如何一步步向中央集中、金融市场是如何一步步从中国大陆消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金融格局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和所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被纳入财政系统从而成为财政系统的一个职能部门的。第四章主要描述金融机构被一步步纳入财政系统的同时,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如何一步步被财政化的。金融系统职能的财政化主要表现为三各方面: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完全服从国家计划安排,成为国家财政的有效补充;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第五章主要是对1953年至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做出评估。总的来说,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给体制下的中国金融系统,表现出了很强的存款动员能力,有力支持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达成,具体而言就是集中了大量廉价的资金,遵照政府的意志进行配置,有力支持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但是该套金融体系和体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诸多问题:资金配置效率不高,贷款使用效率较低;滋生出新的风险,比如财政领域的风险与金融领域的风险相互传递、决策的外部成本提高;金融杠杆基本失去作用,不能发挥促进交易和推动企业改善治理的职能;决策权过度集中和金融系统缺乏起码的独立性,严重影响了金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甚至金融机构存在的连续性。
崔微微[8]（2020）在《中国保险业顺周期性与逆周期附加资本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中国保险市场的迅速发展,保险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日益成为热点议题。但与中国保险市场发展不相称的是,保险与银行、证券、信托并列为四大金融支柱产业,保险业是否对宏观经济产生系统性冲击并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甚至瑞再保险（Swiss Re）早期的保险学者研究发现,非寿险业可能不存在对宏观经济的系统性冲击。随着全球保险业的发展,保险业的顺经济周期性发展逐步成为研究保险业与宏观经济内在关系的焦点话题。直至今日,保险发展是否存在顺经济周期性波动依然是学界争论的议题之一。2012年3月保监会展开保险业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中国风险导向的偿付能力体系,China Risk Oriented Solvency System（C-ROSS）,简称“偿二代”）建设工作,随后中国保监会2012年初发布《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建设规划》,同时考虑引入宏观审慎框架下的保险业逆周期监管机制。2016年保监会正式实施的“保险业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中,引入了保险业逆周期附加资本监管机制,并且《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2号:最低资本》明确指出,保险公司需要计提逆周期附加资本,但具体实施细则尚未制定。因此,保险公司逆周期附加资本计提机制有待加速完善进程。为研究保险业逆周期附加资本监管问题,首先弄清保险业顺经济周期机理是什么?实际中的保险业是否存在顺经济周期现象或顺周期风险?如果存在顺经济周期问题,保险机构监管部门如何构建逆周期附加资本监管的中介指标?以及如何设计保险业逆周期附加资本计提与释放方案?为解决以上问题,本文研究思路是:梳理相关文献及分析实际经验数据发现并提出问题——中国保险业可能存在顺经济周期现象;然后基于已有研究文献理清保险业顺经济周期发展的内在作用机理;其次依据保险业与宏观经济相关指标构建实证模型,检验保险业发展的顺经济周期现象并进一步实证检验保险业偿付风险的顺周期性,从而确定保险业逆周期附加资本监管的必要性;再次,为实现保险业逆周期附加资本监管,首先需确定逆周期附加资本监管的中介指标,其次便是设计保险业逆周期附加资本计提与释放方案;最后基于保险业逆周期监管问题的研究基础,为宏观监管决策者等提出相关建议与对策。根据以上研究思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基于已有研究文献理清保险业顺经济周期性的内在作用机理。第二,由于保险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可能与宏观经济之间的顺周期性波动存在差异,因此基于保险业发展演变角度,以保险业及宏观经济样本数据为基础构建时变参数模型（TVP-VAR）并研究得出,无论非寿险还是寿险的发展过程均存在顺经济周期现象,同时其潜在的偿付风险水平也存在顺经济周期特征,且随时间推移顺周期发展强度也随之动态演变。第三,参照《巴塞尔协议Ⅲ》中商业银行资本缓冲机制中“挂钩变量”的设计思路,构建保险业逆周期附加资本潜在中介指标体系;然后基于时变Copula模型的动态时差相关分析,并结合KLR信号分析等检验潜在中介指标的经济预警效果,最终确定保险业逆周期附加资本监管的中介指标。第四,基于Markov区制转移（MS）模型判别非寿险和寿险业所处的不同发展区制,最终设计出离散式与平滑式保险业逆周期附加资本计提与释放方案。第五,结合保险业顺周期理论及逆周期附加资本监管机制的相关研究,做出总结并提出相关建议。本文总共分为七章,具体章节设置如下:第一章导论。本章着重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及论文可能存在的创新点与不足等相关问题。其中,文献综述部分主要针对金融业顺经济周期问题、逆周期监管机制及保险业顺经济周期性及逆周期监管机制等相关问题,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并进一步对相关研究做出总结与述评。第二章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基础。本章首先界定保险业顺经济周期性、附加资本及逆周期监管等相关概念。然后基于偿付能力监管制度、公允价值的会计制度以及投资不足理论、宏观审慎监管等方面梳理保险业顺经济周期性的潜在作用机理及逆周期监管的必要性。第三章中国保险业与宏观经济的关联性发展。本章基于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共同发展趋势以及保险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内在联系得到,保险业存在顺经济周期发展现象,尤其保险业在金融危机期间以及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顺经济周期发展现象愈发显着;最后以保险发展与宏观经济内在关联的数理基础作总结,并提出相关研究假设,为下一章保险业顺经济周期发展及顺周期风险问题的相关实证检验打下基础。第四章中国保险业顺周期发展与顺周期风险的实证检验。本章从微观与宏观两个角度分别验证了保险业顺周期性发展现象。首先基于微观角度,以2010年-2018年保险公司财务样本为基础,通过GMM差分估计得到,中国保险业存在顺周期发展现象。然后,基于宏观视角,以时变角度研究保险业发展与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动态演变路径,通过时变脉冲响应研究了保险业的顺周期发展及顺周期风险问题。基于宏观视角,本章选取2005年-2018年月度数据分别研究非寿险业和寿险业的顺经济周期问题,一方面基于保险发展指标研究保险市场发展水平的顺经济周期特征,另一方面通过构建保险风险压力指数,分别研究非寿险与寿险偿付风险的顺经济周期性。通过时变参数模型得到,无论非寿险还是寿险的发展水平均存在顺经济周期特征,同时其潜在的偿付风险水平也存在顺经济周期特征,且随时间推移,顺经济周期发展强度呈现逐步递增的演变趋势。第五章中国保险业逆周期附加资本监管中介指标的确定。由于中国保险业存在顺周期发展现象且存在潜在顺周期风险隐患,因此对保险业实施逆周期附加资本监管制度存在必要性。为实现逆周期附加资本监管,首先需解决其中介指标问题。本章基于静态与动态时差相关分析并结合KLR信号分析等技术手段,确定保险业逆周期附加资本计提与释放机制的中介指标。首先,确定设计中介指标的基本原则:第一,指标同保险业发展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联程度高且稳定。逆周期监管中介指标既要求与保险业发展相关,又要与宏观经济紧密相连,并且其关联结构要稳定,否则根据中介指标难于判别保险公司计提与释放逆周期附加资本的时点期限。第二,先行预警程度高。保险业逆周期监管中介指标类似于保险业发展的“晴雨表”,能够提前预判宏观经济处于兴衰周期之前,保险业未来的发展走势。其次,基于传统时差相关分析及时变Copula模型的动态时差相关分析,初步确定保险业逆周期监管的潜在中介指标,然后基于KLR信号分析的相关统计指标如噪音信号比、条件危机概率及正确信号发出率等,检验潜在逆周期监管中介指标的预警效果,最终结合时差相关分析、KLR信号分析及保险业实际发展状况等,确定保险业逆周期附加资本计提与释放机制的中介指标。第六章保险业逆周期附加资本计提与释放方案的研究设计。本章首先基于Markov区制转换模型能够甄别经济变量的结构性突变这一特征,分别推断出非寿险业和寿险业发展所处的萧条、平稳、繁荣三个不同区制,进而为计算非寿险与寿险业逆周期附加资本计提与释放资本比例做出相关准备。其次,基于KLR信号分析,分别评判基于区制转移（MS）模型获取的保险业发展区制与保险业实际发展状态的一致性程度。最后,依据《巴塞尔协议Ⅲ》等相关文献,分别针对非寿险业和寿险业逆周期监管机制,设计出离散式与平滑式保险业逆周期附加资本计提与释放方案。第七章结论、建议与展望。基于对保险业顺经济周期问题及逆周期监管的相关研究,归纳总结文章研究结论,并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监管问题与建议,展望今后保险业逆周期监管中可能存在的研究方向。本文可能存在如下三方面的创新点:（1）首次相对完整地设计了保险业逆周期附加资本计提与释放的研究方案。2016年正式实施的“偿二代”监管体系中,明确指出保险公司应该计提逆周期附加资本,国际保险监管组织也提出同样要求,但具体计提细则并未公布。国内外学者对保险公司逆周期附加资本的相关研究十分匮乏,更尚未提出一套完整的逆周期附加资本计提与释放方案。本文针对这一监管空白,在吴杰、粟芳等学者研究基础上,构建了逆周期附加资本监管方案的“中介指标”,以此为基础设计了一套相对完整的逆周期附加资本计提与释放方案。因此,对保险业逆周期附加资本计提机制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实践前瞻性和理论前瞻性。（2）丰富和完善了关于保险业顺周期性及逆周期监管的相关理论研究。关于保险业顺周期性及逆周期监管的研究文献相对匮乏,尤其是保险业逆周期附加资本监管方面的理论研究严重不足,本文基于此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相关理论。第一,已有文献多基于宏观监管角度论证保险业的顺周期性,而由于监管制度致使保险业出现顺周期性的内在作用机理未做阐释。本文基于前人对保险业顺周期发展的理论基础,比较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偿二代”监管制度引致的保险业顺经济周期发展作用机理,首次基于资产端和负债端等角度阐释了保险业顺经济周期发展的内在制度动力。第二,本文首次基于投资不足理论阐释了保险业顺周期性的作用机理,尤其是宏观经济处于衰退期时,保险业的萧条发展将进一步恶化宏观经济的下行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说明了对保险业施行逆周期附加资本监管的必要性。第三,本文首次全面系统的基于宏观审慎监管角度论证了保险业逆周期附加资本监管的必要性,一定程度丰富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宏观审慎监管理论体系。（3）研究方法上的改进。第一,中国保险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保险业结构调整频繁,受经济政策冲击明显,在不同宏观经济环境下,保险业发展状态不同。已有少量研究文献中,多以微观线性或静态角度研究保险业顺周期性,不能反映保险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本文基于微观和宏观角度,首次基于保险业发展演变视角研究了保险业的顺周期问题,基于时变参数模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保险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并且首次通过构建偿付风险压力指数实证检验了保险业顺周期风险的潜在隐患。第二,已有研究文献基于KLR信号分析确定指标的先行预警效果,但不能确定先行预警期限。本文为解决这一缺陷,将时差相关分析与KLR信号方法相结合,通过设置预警期限较短的窗宽,一定程度能够确定指标的先行预警期限,基于此可以缓解监管滞后性问题。第三,本文对设计的逆周期附加资本监管方案进行了一定的实证检验。首先以逆周期监管中介指标为基础构建Markov区制转移模型,然后设计保险业逆周期附加资本计提与释放方案;最后基于KLR信号分析,对通过Markov区制转移模型所得到的保险业不同时期的发展状态与保险业实际发展状态进行一致性检验,使模型结论更具说服力。
吴盛杰[9]（2020）在《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采用“中观”的视角,以1949年以后南京地区城乡商业的变革为中心,尝试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及驱动要素。建政前,商业在南京的经济结构中占比很大,工业占比则较小。新政权建立后,提出了要将“消费的南京转向生产的南京”的总体目标。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新政权逐步对南京城乡商业的结构和形态进行了重构。首先,新政权通过打击投机、稳定金融物价等措施逐步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南京的消费商业迅速衰落,新政权则乘势展开了对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急剧的变化使得私营商业一度陷入困境,经过政策调整以及广泛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城乡商业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加工订货的增多,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这一进程被打断,且相比于私营工业,私营商业在运动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新政权则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展开对南京城乡商业系统的重构,南京市的经济结构自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南京首先根据中央的政策淘汰了私营批发商,其次由于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从统购统销的几个行业开始,私营零售商也逐渐接受改造。及至1956年开始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南京的社会商业走向全面的公有化,但过快改造打乱了商业系统的运行,给城乡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不得不再次回到市场机制。本文以南京地区的报刊、档案资料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在关注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南京市新政权对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这个过程,本文展示了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私营商业的改造之外,也注意到了公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在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与过往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变革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展开对话,并提出政治考量是驱动地方经济变革的主要因素。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八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共占领南京之后在南京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过程,其中重点考察了中共接管大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南京的执行情况。第二章主要论述新政权对南京社会商业进行的初步改造,其中重点考察了针对南京市社会商业的具体情况,新政权在私营商业改造、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商关系的变革上所具体施行的办法。第三章主要论述第一次商业调整政策出台的背景、方案及其在南京推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朝鲜战争开始后,南京市新政权面对战时状况对社会商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处理。第五章主要论述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及其对社会商业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主要考察南京地区地方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果与问题。第七章主要论述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后,南京市新政权对私营批发商、私营零售商的改造过程,以及在城乡推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过程及其一系列的影响。第八章主要考察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后,中央政府、南京市新政权与南京私商、小商小贩之间的三方互动及其结果。
刘刚[10]（2019）在《行业法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思想。到2035年,我国还要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的目标。如何判断法治社会基本建成,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迫切的实践问题。社会是由行业组成的,法治社会的建成可以走一条行业法治之路。法治社会是社会领域实现法治化的治理状态,而行业法治可以理解为是指行业领域的法治化的治理过程。先有法而后才有法治,先有行业法而后才有行业法治。因此,要研究行业法治,需要先研究行业法;而要研究行业法,则需要先研究“行业”。改革开放后,我国立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行业”入法现象,汇聚成“法律中的行业”这个独特命题。对“行业”入法现象的实证分析表明,“行业”已经从一个古老的经济概念变成一个新生的法律概念。“行业”入法现象在所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总体上占到了三成,席卷了除诉讼法及非诉讼程序法之外的所有部门法,甚至现行宪法也对“行业”做出了明确规定,宣示了“行业”的宪法地位。“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包括行业规划、行业标准、行业自律、行业诚信、行业垄断、行业主体、行业协会和从业人员等。“行业”入法现象有力的支撑了行业法的存在,宣告了行业法治的潜在可能。“行业”入法现象是对行业在社会结构中的变迁的法律响应,行业法是法律社会化发展的最新表现。系统梳理行业法的历史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虽然学界还存在分歧,但也形成了一些理论共识,即行业法是兼顾“硬法”和“软法”在内的体系。新兴的行业法有助于一并解决传统部门法体系的学科壁垒问题、稳定性不足的问题以及部门法的局限性问题。行业法应该继部门法之后,成为我国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中的新成员。行业法与部门法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交叉与重叠关系,二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建基于法治概念的宽泛性和灵活性。行业法治是一种“混合”法治,其内涵表现为“硬法”之治和“软法”之治的结合、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横向体系（各行各业的法治）和纵向体系（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在内）的结合。行业法治是一种“复杂”法治,其特性包括法治主体的多元性、法律规范的复合性、行业治理的差异性、运行机制的共治性和调整范围的全面性。行业法治是一种真法治,而不是假法治,其理念包括权利保护理念、公平正义理念、科学发展理念和自治理念。行业法治是一种有意义的法治。从法治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也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还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从行业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也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还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行业法治体现了行业与法治的互动关系,促进了法治发展和行业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社会基础、法律基础四个方面。其中,经济基础是指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基础是指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步建立;社会基础是指行业组织的大量出现;法律基础是指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与法治社会一样,行业法治也包括主体要素、制度要素与实践要素。这三种要素共同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与“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主要形式样态基本一致,行业标准、行业协会和行业自治构成了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是广义的行业标准,行业标准是一种“软法”,可以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柔性化和可操作性。行业协会是行业法治的重要主体,行业协会通过参与行业立法、行业纠纷化解、行业监管和行业管理等来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既是权利,也是权力。行业自治首先通过行业自治规范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但是,在行业法治的运行中,行业监管与行业自治始终需要处于动态平衡的态势中,只有这样,行业自治才能最大限度的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理想的行业法治是完美的,但是行业法治的现实运行,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等,还存在若干缺陷,因而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完善措施。其中,行业立法存在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行业法律滞后、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等缺陷。对此,一是可建立专业工作委员会提出立法草案的体制,取代现有的行业主管部门主导立法的立法体制,并建立第三方如行业协会等接受立法机关委托起草行业立法的立法体制;二是应将行业标准的制定权赋予行业协会,取代现有的行政机关制定行业标准的体制,并建立跨行业的标准协调制度,加大推广综合标准制度;三是应及时修订行业立法。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包括重审批轻监管、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不健全,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等。对此,一是需要将监管理念从“重审批轻监管”转变为“轻审批重监管”,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二是政府应建立包括企业、非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在内的全国统一信息共享平台,并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在信用监管中的作用;三是应当从监管主体、监管模式、监管手段和监管过程等四个方面完善综合监管体制;四是对新兴行业应遵循政府适度监管的原则。行业纠纷化解存在行业调解制度公信力有待加强、认同度和成功率都不高、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等问题。对此,一是应进一步增强行业协会的代表性,提升行业调解的公信力;二是应积极推动行业协会设立专业性调解组织,提高行业调解人员的准入资格条件,以提升行业调解制度的利用率和成功率;三是应当建立专门的行业调解程序;四是健全行业仲裁制度,可考虑由行业协会组建行业仲裁委员会,并修订《仲裁法》,赋予行业仲裁应有的法律地位;五是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尽可能减少行业纠纷的产生。行业自治方面,存在着立法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消除等不足。对此,一是应该突出“行业自治”的理念,将法律条文中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二是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不再干预行业协会的内部事务;三是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只要不违反法律,行业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皆由行业协会自行解决。同时,国家需保留对行业协会的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综上,通过对“行业”入法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对行业法和行业法治的研究成果进行历史分析,对行业法治的内涵、特性、理念、实践意义等问题进行概念分析、对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和基本要素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行业法治的理论框架体系得以初步建立。只要有效解决行业法治在现实运行中的不足,作为法治社会的建设途径,行业法治一定会拥有美好的未来。期待有朝一日,行业法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行业法治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2001年10月全国工业生产及消费状况监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1年10月全国工业生产及消费状况监测（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指导教师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及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概述 |
| 2.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相关概念阐释 |
| 2.1.1 中央单位 |
| 2.1.2 社会扶贫 |
| 2.1.3 定点扶贫 |
| 2.1.4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 |
| 2.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重大意义 |
| 2.2.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现 |
| 2.2.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的组成部分 |
| 2.2.3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加大对老少边贫地区扶持力度的举措 |
| 2.2.4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帮扶单位贴近基层、了解民情的途径 |
| 2.3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历史进程 |
| 2.3.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起步阶段 |
| 2.3.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展开阶段 |
| 2.3.3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深化阶段 |
| 2.3.4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完善阶段 |
| 第3章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理论基础 |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 3.1.1 经典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 |
| 3.1.2 经典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理论 |
| 3.1.3 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理论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 3.2.1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 |
| 3.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共享发展理论 |
| 3.2.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扶贫开发理论 |
| 第4章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主要领域及案例 |
| 4.1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扶贫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 |
| 4.1.1 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的由来 |
| 4.1.2 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的内容 |
| 4.1.3 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的典型案例 |
| 4.2 通过产业扶贫推进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 |
| 4.2.1 产业扶贫的由来 |
| 4.2.2 产业扶贫的内容 |
| 4.2.3 产业扶贫的典型案例 |
| 4.3 通过技能培训扶贫实现贫困地区劳动力就业 |
| 4.3.1 技能培训扶贫的由来 |
| 4.3.2 技能培训扶贫的内容 |
| 4.3.3 技能培训扶贫的典型案例 |
| 4.4 通过教育科技文化扶贫推进贫困地区文化教育发展 |
| 4.4.1 教育科技文化扶贫的由来 |
| 4.4.2 教育科技文化扶贫的内容 |
| 4.4.3 教育科技文化扶贫的典型案例 |
| 4.5 通过健康扶贫改善贫困地区医疗卫生状况 |
| 4.5.1 健康扶贫的由来 |
| 4.5.2 健康扶贫的内容 |
| 4.5.3 健康扶贫的典型案例 |
| 4.6 通过网络扶贫拓宽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渠道 |
| 4.6.1 网络扶贫的由来 |
| 4.6.2 网络扶贫的内容 |
| 4.6.3 网络扶贫的典型案例 |
| 第5章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基本经验 |
| 5.1 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 |
| 5.1.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
| 5.1.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
| 5.2 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 |
| 5.2.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
| 5.2.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
| 5.3 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 |
| 5.3.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
| 5.3.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
| 5.4 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 |
| 5.4.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
| 5.4.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
| 5.5 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党政干部培养相结合 |
| 5.5.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党政干部培养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
| 5.5.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党政干部培养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
| 第6章 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对策思考 |
| 6.1 中国农村反贫困目标瞄准的调整 |
| 6.1.1 相对贫困的涵义 |
| 6.1.2 相对贫困的特征 |
| 6.1.3 农村相对贫困成为贫困治理的重心 |
| 6.1.4 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现实路径 |
| 6.2 发挥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部门优势 |
| 6.2.1 政策优势 |
| 6.2.2 资源优势 |
| 6.2.3 规划优势 |
| 6.2.4 人才优势 |
| 6.2.5 技术优势 |
| 6.3 构建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
| 6.3.1 党委领导机制 |
| 6.3.2 政府主导机制 |
| 6.3.3 群众参与机制 |
| 6.3.4 组织协调机制 |
| 6.3.5 资金投入机制 |
| 6.3.6 考核评价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对研究现状的评价及本文研究视角的创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理论框架与变量组合 |
| 第一节 全球气候治理的论析 |
| 一、气候变化问题 |
| 二、全球气候治理 |
| 第二节 国家角色的论析 |
| 一、角色理论论析 |
| 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角色论析 |
| 第三节 国家利益、身份认知、国际体系:变量设置与研究假设 |
| 一、选取利益、身份和国际体系作为变量的理论依据 |
| 二、国家利益、身份认知与国际体系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 |
| 三、研究假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拒绝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被动参与(20世纪70年代-1994) |
| 第一节 基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利益观 |
| 一、气候问题的“非经济”认知 |
| 二、经济高速增长认知产生的背景 |
| 三、基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利益认知下的国家发展策略 |
| 第二节 “后起和平发展者”的身份认知 |
| 第三节 紧张的国际环境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周边及国际环境 |
| 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国际参与 |
| 一、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拒绝角色的环境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承认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谨慎而保守参与(1995-2005) |
| 第一节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一、对气候问题的“经济”认知 |
| 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利益认知的背景 |
| 三、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认知下的发展 |
| 第二节 “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 |
| 一、“负责任大国”的文化渊源 |
| 二、“负责任大国”产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三节 气候治理主体转变与油价大幅上升的国际体系 |
| 一、“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兴起 |
| 二、全球气候治理主体的变化 |
| 三、全球油价大幅上涨的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承认角色的气候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接受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2006-2015) |
| 第一节 全面转变发展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第二节 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 |
| 一、中国新兴国家身份认知的产生 |
| 二、低碳经济:新兴国家身份认知下的气候治理路径 |
| 第三节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与国际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新兴国家群体的兴起与气候治理参与 |
| 二、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接受角色下中国的气候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后巴黎”时代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 |
| 第一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 |
| 一、经济“新常态”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 |
| 三、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 |
| 第二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参与气候治理的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本文的基本结论 |
| 二、有待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论文中所用图 |
| 附录二 论文中所用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件 |
（4）关于全球气候治理路径变化的研究 ——基于多层次治理中的权威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关于全球治理中的权威的研究 |
| (二)关于气候治理路径的研究 |
| (三)关于多层次全球治理的研究 |
| (四)关于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研究 |
| (五)国内外研究综述的评价 |
| 三、论文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的主要内容 |
| 四、论文的创新点和不足 |
| (一)文的主要创新 |
| (二)论文存在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全球气候治理的权威重构 |
| 一、全球治理权威的重置与分解 |
| 二、全球治理权威的分层 |
| (一)国家让渡权威给区域一体化组织 |
| (二)国家让渡权威给国际组织 |
| (三)非国家行为体逐步形成权威 |
| 三、多层次全球气候治理的思路与架构 |
| (一)全球气候问题与环境问题的同源性 |
| (二)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思路 |
| (三)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架构 |
| 第二章 “自上而下”气候治理路径 |
| 一、“自上而下”的实质 |
| (一)“自上而下”的内涵 |
| (二)“上”与“下”之间的“服从”关系 |
| (三)全球气候治理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原因 |
| 二、“自上而下”治理思路的源起与实践 |
| (一)总量控制与排放贸易 |
| (二)美国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 |
| (三)欧盟二氧化碳排放交易体系 |
| (四)臭氧层治理与削减战略武器谈判 |
| 三、“自上而下”思路安排下的京都机制 |
| (一)联合履约机制 |
| (二)清洁发展机制 |
| (三)排放交易机制 |
| 第三章 “自下而上”的全球气候治理路径 |
| 一、“自下而上”的实质 |
| (一)“自下而上”的内涵 |
| (二)“下”与“上”之间的相对关系 |
| 二、《巴黎协定》“自下而上”的气候治理安排 |
| (一)国家自主贡献 |
| (二)国家自主贡献的内容 |
| (三)国家自主贡献的特点 |
| 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外的“自下而上”路径 |
| (一)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兴起 |
| (二)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范例 |
| 四、美国国内“自下而上”气候治理实践 |
| (一)加州经验 |
| (二)康州经验 |
| 第四章 两种气候治理路径下的权威分析 |
| 一、全球气候治理的权威结构 |
| (一)以国家为权威基础的气候治理 |
| (二)不以国家为权威基础的气候治理 |
| 二、动态的气候治理权威的变化 |
| (一)京都机制的衰弱——国家权威让渡受限 |
| (二)《巴黎协定》——国家权威增强 |
| (三)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知影响 |
| 三、权威的动态变化带来的结果 |
| (一)国家权威在转向过程中增强 |
| (二)全球气候治理重心的再平衡 |
| (三)强法律约束力减排框架的再定位 |
| 第五章 全球气候治理路径变化的中国应对 |
| 一、中国与京都机制的互动 |
| (一)中国参与的CDM项目 |
| (二)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设 |
| (三)京都时期中国体现的大国担当 |
| 二、中国在“自下而上”时代的大国风范 |
| (一)日益进取的中国治理 |
| (二)中国地方政府与城市的治理实践 |
| 三、中国在后巴黎时代的角色定位 |
| (一)中国以积极作为发挥“领导”作用 |
| (二)中国的准备 |
| (三)中国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路径重点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概况 |
| 致谢 |
（5）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 ——基于企业、民众和宏观三个层面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绿色能源 |
| 2.1.2 产业政策 |
| 2.1.3 绿色能源与产业政策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2 市场失灵理论 |
| 2.2.3 产业组织理论 |
| 2.2.4 产业规制理论 |
| 2.3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2.3.1 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综述 |
| 2.3.2 绿色能源企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 2.3.3 民众对绿色能源支付意愿的研究 |
| 2.3.4 绿色能源消费与宏观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 |
| 2.4 本章小结 |
| 3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现状 |
| 3.1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历程和现状 |
| 3.1.1 中国水能发电产业 |
| 3.1.2 中国核电产业 |
| 3.1.3 中国风电产业 |
| 3.1.4 中国光伏发电产业 |
| 3.2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政策梳理 |
| 3.3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政策分析 |
| 3.3.1 财政政策 |
| 3.3.2 税收优惠政策 |
| 3.3.3 电价补贴政策 |
| 3.4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政策特征 |
| 3.5 本章小结 |
| 4 国外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借鉴 |
| 4.1 美国 |
| 4.1.1 美国绿色能源发展现状 |
| 4.1.2 美国发展绿色能源产业的相关政策 |
| 4.2 日本 |
| 4.2.1 日本绿色能源发展现状 |
| 4.2.2 日本发展绿色能源产业的相关政策 |
| 4.3 德国 |
| 4.3.1 德国绿色能源发展现状 |
| 4.3.2 德国发展绿色能源产业的相关政策 |
| 4.4 国外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对我们的启示 |
| 4.4.1 加强立法工作 |
| 4.4.2 重点运用税收优惠政策 |
| 4.4.3 加大技术研发力度 |
| 4.4.4 有效的财政补贴政策 |
| 4.5 本章小结 |
| 5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动力机制与路径 |
| 5.1 相关概念 |
| 5.1.1 动力机制 |
| 5.1.2 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 |
| 5.2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与成长动力分析 |
| 5.2.1 产业成长与成长动力 |
| 5.2.2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 5.3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的动力因素 |
| 5.3.1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的内部动力 |
| 5.3.2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的外部动力 |
| 5.4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路径 |
| 5.4.1 政府政策的传递过程 |
| 5.4.2 政府导向绿色能源产业成长路径 |
| 5.4.3 市场导向绿色能源产业成长路径 |
| 5.4.4 政府导向与市场导向的协调 |
| 5.5 本章小结 |
| 6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基于企业层面 |
| 6.1 绿色能源企业成长分析框架 |
| 6.2 模型与数据 |
| 6.2.1 面板数据模型 |
| 6.2.2 变量定义 |
| 6.2.3 数据来源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实证结果 |
| 6.3.2 结果分析 |
| 6.3.3 基于实证结果的评价 |
| 6.4 异质性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基于民众层面 |
| 7.1 相关研究回顾 |
| 7.1.1 国外研究 |
| 7.1.2 国内研究 |
| 7.2 调查问卷设计、内容及框架 |
| 7.3 调查问卷基本问题数据整理与分析 |
| 7.4 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
| 7.4.1 基本情况 |
| 7.4.2 调查问题 |
| 7.5 中国民众对可再生能源态度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 7.5.1 理论基础和假说 |
| 7.5.2 数据及变量描述 |
| 7.5.3 中国民众绿色能源态度影响因素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8 中国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预测 |
| 8.1 理论基础 |
| 8.1.1 经济增长理论 |
| 8.1.2 增长极限理论 |
| 8.1.3 峰值理论 |
| 8.1.4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 8.2 文献研究 |
| 8.3 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库兹涅茨曲线的测定 |
| 8.3.1 指标的选取 |
| 8.3.2 模型的选择 |
| 8.3.3 实证分析 |
| 8.3.4 研究结论 |
| 8.4 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等多因素长期均衡分析 |
| 8.4.1 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 |
| 8.4.2 模型分析 |
| 8.4.3 研究结论 |
| 8.5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完善绿色能源产业财税政策 |
| 9.2.2 改进绿色能源定价制度 |
| 9.2.3 加强绿色能源产业研发 |
| 9.2.4 强化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联系 |
| 9.3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6）开放经济条件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传染及预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一、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二、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基础 |
| 一、金融脆弱理论 |
| 二、金融经济周期理论 |
| 三、行为金融学理论 |
| 四、金融风险传染理论 |
| 第二节 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及风险传染计量的研究现状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计量 |
| 第三节 系统性金融风险预警的研究现状 |
| 一、信号法 |
| 二、模型法 |
| 第四节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系统性金融风险综合指数的构建 |
| 第一节 模型设定 |
| 一、综合指数的构建方法 |
| 二、因子分析模型 |
| 第二节 数据说明 |
| 一、指标选取 |
| 二、数据预处理 |
| 第三节 构建美国等七个国家的综合指数 |
| 一、数据检验 |
| 二、美国等七个国家的综合指数结果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内传染效应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 |
| 一、传染机制 |
| 二、传染载体 |
| 三、模型设定 |
| 第二节 金融行业内部的风险传染效应 |
| 一、数据说明 |
| 二、德国等三个国家的实证结果 |
| 第三节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宏观经济效应 |
| 一、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 |
| 二、基于阿根廷等四国的实证结果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传染效应 |
| 第一节 国际传染机制 |
| 一、经常项目传染途径 |
| 二、资本项目传染途径 |
| 三、心理因素传染途径 |
| 第二节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一、模型设定 |
| 二、数据说明 |
| 第三节 国际同期传染效应 |
| 一、阿根廷、泰国和中国不受同期风险传染 |
| 二、美国和日本存在同期传染效应 |
| 三、德国和希腊存在同期传染效应 |
| 第四节 国际长期传染效应 |
| 一、模型设定 |
| 二、长期传染效应的实证结果 |
| 三、长短期国际传染效应的比较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预警研究 |
| 第一节 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
| 一、模型设定 |
| 二、数据说明 |
| 第二节 预警效果的实证分析 |
| 一、阿根廷 |
| 二、美国 |
| 三、泰国 |
| 四、希腊 |
| 第三节 阿根廷等四个国家预警效果的综合分析 |
| 一、货币因素 |
| 二、信贷因素 |
| 三、主权债务因素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应对国内风险的发生及传染的做法和经验 |
| 一、稳定金融体系的救助措施 |
| 二、寻求国际合作 |
| 三、经济刺激政策 |
| 第二节 应对国际风险传染的做法和经验 |
| 一、稳定金融市场应急性措施 |
| 二、经济刺激政策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7）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新中国建立之初选择金融发展模式时面临的约束条件 |
| 第一节 单纯依靠国家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确立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遗产:国家垄断金融体制 |
|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实践:政府严格控制金融系统 |
| 第二章 从市场金融体制到计划金融体制 |
| 第一节 新政权对金融业的整理 |
| 第二节 有管理的金融市场的短暂繁荣 |
| 第三节 金融系统功能的初步回归 |
| 第四节 计划金融体制的基本确立 |
| 第三章 金融机构财政机关化 |
|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
| 第二节 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被率先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三节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业务边缘化与机构被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四章 金融机构日常业务财政化 |
| 第一节 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 |
| 第二节 银行存贷款业务成为财政预算的有效补充 |
| 第三节 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 |
| 第五章 对1953-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的评估 |
| 第一节 存款动员能力评估 |
| 第二节 资金配置效果评估 |
| 第三节 风险管理能力评估 |
| 第四节 产品流通促进能力评估 |
| 第五节 企业治理能力促进价值评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中国保险业顺周期性与逆周期附加资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选题背景、意义及研究目的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研究目的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2.1 关于金融业顺周期研究的相关文献 |
| 1.2.2 金融业逆周期监管相关文献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技术路线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框架及技术路线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点及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2.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基础 |
| 2.1 保险业顺周期性及逆周期监管相关概念 |
| 2.1.1 保险业的顺经济周期性 |
| 2.1.2 附加资本 |
| 2.1.3 逆周期监管及其相关概念 |
| 2.2 保险业顺周期性相关理论 |
| 2.2.1 保险业偿付能力监管制度引致的顺周期性 |
| 2.2.2 公允价值的会计制度 |
| 2.2.3 薪酬激励制度的顺周期性 |
| 2.2.4 投资不足理论 |
| 2.3 基于宏观审慎视角的保险业逆周期监管必要性 |
| 2.3.1 对微观审慎监管制度的冲击 |
| 2.3.2 宏观审慎监管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 |
| 2.3.3 保险市场宏观审慎监管的理论基础 |
| 2.3.4 保险业逆周期监管的必要性 |
| 2.4 本章小结 |
| 3.中国保险业发展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关联性发展 |
| 3.1 中国保险市场的发展现状 |
| 3.2 中国保险业与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分析 |
| 3.2.1 中国保险业总体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的趋同性 |
| 3.2.2 中国非寿险业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的趋同性 |
| 3.2.3 中国寿险业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的趋同性 |
| 3.2.4 中国保险资金运用与宏观经济的互联互动 |
| 3.3 保险周期与经济周期的界定及共同发展趋势 |
| 3.3.1 经济周期与保险周期的基本概念及划分 |
| 3.3.2 保险周期与经济周期的趋同性发展 |
| 3.4 保险业顺经济周期波动的数理基础与研究假设 |
| 3.4.1 宏观经济作用于保险发展的数理基础 |
| 3.4.2 保险发展作用于宏观经济的数理基础 |
| 3.4.3 研究假设 |
| 3.5 本章小结 |
| 4.中国保险业顺周期发展与顺周期风险的实证检验 |
| 4.1 基于微观视角的顺周期发展检验 |
| 4.1.1 指标设计与数据分析 |
| 4.1.2 模型构建 |
| 4.1.3 模型结论 |
| 4.2 基于宏观视角的顺周期发展检验 |
| 4.2.1 时变参数模型理论基础 |
| 4.2.2 TVP-VAR模型的估计方法 |
| 4.2.3 样本数据及指标体系构建 |
| 4.2.4 时变参数模型脉冲响应分析 |
| 4.3 基于偿付风险压力指数的顺周期风险检验 |
| 4.3.1 指标设计 |
| 4.3.2 模型估计 |
| 4.3.3 保险市场偿付风险压力的顺周期性 |
| 4.4 本章小结 |
| 5.中国保险业逆周期附加资本监管中介指标的确定 |
| 5.1 确定保险业逆周期监管中介指标的基本原则与具体思路 |
| 5.1.1 筛选保险业逆周期监管中介指标的基本原则 |
| 5.1.2 确定保险业逆周期附加资本监管中介指标的具体思路 |
| 5.2 潜在的逆周期附加资本监管中介指标体系设计 |
| 5.2.1 Copula模型的相关理论 |
| 5.2.2 构建逆周期附加资本监管相关指标的基础准备 |
| 5.2.3 数据来源及指标体系构建 |
| 5.2.4 保险发展指标及潜在中介指标的描述性分析 |
| 5.3 保险发展与潜在中介指标之间的时差相关分析 |
| 5.3.1 非寿险业与潜在中介指标之间的静态时差相关分析 |
| 5.3.2 基于时变Copula模型的非寿险业动态时差相关分析 |
| 5.3.3 寿险业与潜在中介指标之间的静态时差相关分析 |
| 5.3.4 基于时变Copula模型的寿险业动态时差相关分析 |
| 5.4 逆周期附加资本监管潜在中介指标之间的差异化分析 |
| 5.5 确定保险业逆周期附加资本监管的最佳中介指标 |
| 5.5.1 关于KLR信号分析的相关理论 |
| 5.5.2 基于KLR信号分析筛选非寿险业逆周期附加资本监管中介指标 |
| 5.5.3 非寿险业逆周期附加资本监管最佳中介指标的确定 |
| 5.5.4 基于KLR信号分析筛选寿险业逆周期附加资本监管中介指标 |
| 5.5.5 寿险业逆周期附加资本监管最佳中介指标的确定 |
| 5.6 本章小结 |
| 6.中国保险业逆周期附加资本监管方案的研究设计 |
| 6.1 马尔科夫区制转移(MS)模型的相关理论 |
| 6.1.1 马尔科夫区制转移(MS)模型的理论基础 |
| 6.1.2 滤波与平滑 |
| 6.1.3 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动态回归模型 |
| 6.2 关于保险业的Markov区制转换模型相关参数估计 |
| 6.2.1 基于非寿险业的Markov区制转移模型参数估计 |
| 6.2.2 基于寿险业的Markov区制转移模型参数估计 |
| 6.3 基于KLR信号分析对保险业发展区制划分的评判 |
| 6.3.1 关于非寿险业马尔科夫区制划分的检验 |
| 6.3.2 关于寿险业马尔科夫区制划分的检验 |
| 6.4 保险业逆周期附加资本计提与释放方案的设计 |
| 6.4.1 非寿险业逆周期附加资本计提与释放方案的设计 |
| 6.4.2 寿险业逆周期附加资本计提与释放方案的设计 |
| 6.5 本章小结 |
| 7.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缓解“偿二代”监管制度引致的顺周期风险应对能力 |
| 7.2.2 构建应对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制度 |
| 7.2.3 缓解公允价值计价引致的顺周期性波动 |
| 7.2.4 构建薪酬激励制度的长期机制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二)英文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9）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资料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四、几个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建立南京城市经济的新秩序 |
| 第一节 中共接管城市的经济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市新政权的建立 |
| 第三节 建立市场和金融的新秩序 |
| 第四节 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 |
| 第二章 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的商业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公营商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第三节 私营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四节 城乡交流与商业转型 |
| 第五节 重塑工商关系 |
| 第三章 南京的第一次商业调整 |
| 第一节 第一次商业调整的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中央调整商业的政策 |
| 第三节 南京调整商业的过程 |
| 第四节 南京调整商业后的情况 |
| 第四章 抗美援朝时期的商业与政治 |
| 第一节 战时经济政策及其在南京的执行 |
| 第二节 公营贸易体系的发展 |
| 第三节 战争动员对社会商业的影响 |
| 第五章 “三反”“五反”运动与商业的转型 |
| 第一节 “三反”运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
| 第二节 工商界的“五反”运动 |
| 第三节 “五反”运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第四节 第二次商业调整 |
| 第六章 国营商业走向计划经济模式 |
| 第一节 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 |
| 第二节 全面推行经济核算制的难点与问题 |
| 第三节 国营商业向计划经济的过渡 |
| 第四节 国营商业体制的继续变革 |
| 第七章 私营商业与自由市场的改造 |
| 第一节 改造私营批发商 |
| 第二节 粮食的统购统销与市场的剧变 |
| 第三节 国家资本主义与私营零售商的改造 |
| 第八章 走向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一节 突如其来的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二节 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改造 |
| 第三节 对小商小贩的改造 |
| 第四节 “反冒进”与市场的回归 |
| 结语 |
| 一、“中观”视角下地方社会经济变革的复杂性 |
| 二、政治驱动:商业改造中的决定性要素 |
| 三、南京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
| 参考资料 |
| 后记 |
（10）行业法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法律中的“行业”与行业法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比较 |
| 一、行业与事业 |
| 二、行业与产业 |
| 第二节 “行业”入法的实证分析 |
| 一、法律文本的选择 |
| 二、“行业”的检索结果 |
| 三、“行业”入法的主要领域 |
| 四、部门法中的“行业” |
| (一)宪法中的“行业” |
| (二)经济法中的“行业” |
| (三)行政法中的“行业” |
| (四)社会法中的“行业” |
| (五)民商法中的“行业” |
| (六)刑法中的“行业” |
| 五、“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 |
| (一)行业规划 |
| (二)行业标准 |
| (三)行业主体 |
| (四)行业协会 |
| (五)行业垄断 |
| (六)行业自律 |
| (七)行业诚信 |
| (八)从业人员 |
| 第三节 行业法的提出 |
| 一、行业法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一)从部门法的角度来理解行业法 |
| (二)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理解行业法 |
| (三)对行业法的深入研究 |
| (四)行业法与领域法的比较研究 |
| 二、行业法研究的理论共识 |
| 三、行业法与部门法的关系 |
| (一)交叉与重叠关系 |
| (二)包含与被包含关系 |
| 第二章 行业法治的概念分析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的提出 |
| 一、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 |
| 二、行业法治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三、行业法治的理论主张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的内涵 |
| 一、“硬法”之治与“软法”之治的结合 |
| 二、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 |
| 三、横向体系和纵向体系的结合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的特性 |
| 一、法治主体的多元性 |
| 二、法律规范的复合性 |
| 三、行业治理的差异性 |
| 四、运行机制的共治性 |
| 五、调整范围的全面性 |
| 第四节 行业法治的理念 |
| 一、权利保护理念 |
| (一)通过公众参与实行权利保护 |
| (二)通过救济实现权利保护 |
| (三)通过行业监管实行权利保护 |
| 二、公平正义理念 |
| (一)行业准入公平 |
| (二)行业运行公平 |
| (三)行业结果公平 |
| 三、科学发展理念 |
| (一)创新理念 |
| (二)协调理念 |
| (三)绿色理念 |
| (四)开放理念 |
| (五)共享理念 |
| 四、自治理念 |
| 第五节 行业法治的实践意义 |
| 一、法治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 |
| (二)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 |
| (三)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
| 二、行业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 |
| (二)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 |
| (三)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 |
| 第三章 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 |
| 第一节 经济基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
| 第二节 政治基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渐确立 |
| 一、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检索结果 |
| 二、各行业推进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情况举例 |
| 三、对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检索结果的分析 |
| 第三节 社会基础:行业组织的大量涌现 |
| 一、政策和法律对行业组织的扶持 |
| 二、行业组织数量显着增长 |
| 第四节 法律基础: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 |
| 一、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后到九十年代中期 |
| 二、第二阶段:九十年代后期至今 |
| 第四章 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 |
| 一、行业标准的广义界定 |
| 二、标准化对国家治理的作用 |
| 三、行业标准的法律性质 |
| 四、行业标准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标准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 |
| (二)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柔性化 |
| (三)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具有可操作性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协会 |
| 一、行业协会的法律定位 |
| 二、行业协会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立法 |
| (二)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纠纷化解 |
| (三)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监管 |
| (四)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管理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 |
| 一、行业自治的法律性质 |
| 二、行业自治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第五章 行业法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 第一节 完善行业立法机制 |
| 一、行业立法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 |
| (二)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 |
| (三)行业法律的滞后性 |
| (四)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 |
| (五)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 |
| 二、行业立法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立法体制 |
| (二)完善行业标准立法 |
| (三)及时修订行业立法 |
| 第二节 完善行业监管机制 |
| 一、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 |
| (一)重审批轻监管的传统仍然存在,事中事后监管不健全 |
| (二)传统监管不适应新的形势,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 |
| (三)传统监管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 |
| 二、行业监管问题的完善 |
| (一)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完善信用监管和综合监管 |
| (二)贯彻政府适度监管原则 |
| 第三节 完善行业纠纷化解机制 |
| 一、行业纠纷化解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调解组织主要靠公权力推动,公信力有待加强 |
| (二)行业调解制度的认同度不高,导致利用率过低 |
| (三)行业调解的成功率不高,没有实质性发挥作用 |
| (四)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 |
| 二、行业纠纷化解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调解制度 |
| (二)健全行业仲裁制度 |
| (三)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预防行业纠纷的产生 |
| 第四节 完善行业自治机制 |
| 一、行业自治存在的问题 |
| (一)立法和政策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 |
| (二)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 |
| (三)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根除 |
| 二、行业自治问题的完善 |
| (一)将立法上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 |
| (二)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 |
| (三)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主要行业法律的梳理 |
| 附录 B 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政策性文件清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四、2001年10月全国工业生产及消费状况监测（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研究[D]. 韩小伟. 吉林大学, 2020(03)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3]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李波. 山东大学, 2020(02)
- [4]关于全球气候治理路径变化的研究 ——基于多层次治理中的权威视角[D]. 晏娇. 吉林大学, 2020(08)
- [5]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 ——基于企业、民众和宏观三个层面的实证分析[D]. 张焱.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6]开放经济条件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传染及预警研究[D]. 罗茜. 中央财经大学, 2020(02)
- [7]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D]. 张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8]中国保险业顺周期性与逆周期附加资本研究[D]. 崔微微.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9]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D]. 吴盛杰. 南京大学, 2020(12)
- [10]行业法治研究[D]. 刘刚. 吉林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