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康熙帝对朱熹治国思想的继承(论文文献综述)
吴仲煜[1](2021)在《陆陇其与李绂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刘亚东[2](2021)在《《庭训格言》研究》文中指出古代帝王倡导以儒家礼教教育皇子、教化万民,重视家训文化的建设,为其培养统治人才、治国理政打下坚实基础。《庭训格言》是一部记载康熙帝教子训词的家训,共计246则,涵括了治学、处世、为政和养生等多方面的内容,代表着古代帝王家训发展的顶峰。目前学界对《庭训格言》的研究并不多见,所以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十分有必要。康熙帝家教思想形成的因素,首先是历代帝王重视皇室教育的文化传统,其次是清初以儒治国统治政策的转变,其三是康熙帝启蒙教育和经筵日讲学习的个人因素。这些因素使其尤为注重儒家礼教对皇子的影响。康熙帝崩逝后,后继之君雍正帝为了巩固统治,加强伦理教化,与诸兄弟追述康熙帝晚年训词,并编纂成书,命名为《庭训格言》。较之历代帝王家训,康熙帝家教思想及《庭训格言》的编纂成书,具有特殊的形成因素和政治动因。《庭训格言》凝聚着康熙帝的家教智慧。首先,思想内容丰富全面。治学方面,康熙帝既重视传统的读书明理,又强调技艺学习和生活常识的掌握;处世方面,康熙帝要求子孙积善修德,做到心存善念、践行孝道、诚信主敬、慎独节制、以义为利、崇俭勤劳,循序渐进地由凡至圣;为政方面,康熙帝强调要施以仁政、重视民生、勤政爱民,同时严于律己、善察自省、严管下人;养生方面,康熙帝重视内外兼修,保持好的心态,顺其自然且谨慎对待饮食、医药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康熙帝家教思想以儒家礼教为本,并融合了佛道思想和满族传统礼俗,同时重视实用性和科学性,整体上呈现出综合全面、兼容并蓄的鲜明特色。其次,在教子方式上,《庭训格言》也有别于历代帝王家训,强调早教严教,并以自身经历来教育皇子。其语言通俗易懂,更有利于帝王家教向仕宦家族和社会大众渗透。《庭训格言》对清中期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促进了后代帝王治家治国思想的承袭完善,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清代家训文化的繁荣发展,表现出帝王家教在贵族内部、仕宦家教和社会教化三个层面,由上至下地渗透与互动,在家训文化史、清代社会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高世伟[3](2021)在《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文中认为基层治,则天下安。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保障。我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着独特的政治传统,延续性很强,留下了丰富的治理经验。体味历史文化中蕴含的治理思想,对推进我国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国家与豫北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具体体现。国家治理首先注重的是治理体系的构建。治理体系具有普遍性,豫北社会具有特殊性,所以,国家治理在豫北社会的实践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双重特征。国家治理的指导方针是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有序。就清代民国时期的国家治理而言,清王朝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大统,首先要解决的是国家认同问题。清王朝继承儒家传统,构建起了“家国一体”的政治认同,建立了以《圣谕广训》为指导思想的社会治理体系,并以“礼法体系”规范人们的行为。清王朝还通过军事和赋役制度来加强皇权,通过建立完善的信息渠道提升治理效能。就豫北地区而言,清王朝还关注民生,治理黄河,引导宗教信仰,治理邪教,以此来巩固以“忠孝”为核心的国家价值观。近代以来,在外力的作用下,国家认同面临挑战,加之西方国家的示范效应,豫北地区开始了向近代国家的艰难转型。国家治理的“滞后性”使清王朝最终走向了灭亡,代之而起的是意识形态混乱的北洋军阀,豫北社会动荡不安。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并未涉及到土地改革等民众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实践密不可分。国家非常重视地方官员的铨选,地方政府治理必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内,但又要因地制宜处理好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清代豫北县官主要来源于科举制度,民国以后,县官群体中受新式教育及留学归国人员者逐渐增多。豫北县官员负责的事务包括水利工程的修建、仓储与灾荒防治、慈善救助与教民生计。还通过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贯彻国家主导的价值观。县官还负责征收赋税,清初有田赋、丁徭之征,“摊丁入亩”之后,田赋和丁徭合一。豫北县政府存留款主要用于县级各项行政支出。尽管里甲、保甲并不属于正规的官僚体系,但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里甲负责徭役,保甲负责社会治安、教化。豫北官员通过保甲建立了严密的社会治安体系。地方政府不但贯彻国家意志,还承载着来自基层社会的监督反馈。豫北县官不仅教化百姓,而且通过宗族、乡里组织、士绅阶层治理基层社会。神的信仰只是一个载体,这种载体承担着国家意志,豫北汤阴为岳飞故里,崇祀岳飞是为了构建民族团结和民族认同的心理认同,倡导家国一体的忠孝价值观,这种观念在地方官员和地方精英的努力下延伸到基层社会,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传教士在豫北的发展经历了由排斥到融合的过程。晚清以来,豫北州县官员的频繁更换预示着原有治理体系的崩溃,豫北地区成为军阀混战的战场。民间社会的地方自治,必须融合国家与地方政府。所以,皇权并不止于州县,而是延伸到州县以下。宗族社会以血缘为纽带,豫北地区人口主要是明清山西移民的结果,宗族组织并不发达。士绅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包括社会救助、修桥补路等公共事务。乡里组织在基层发挥着完粮纳税、维持治安、清查户口的重要作用。保甲作为地方基层组织,负责乡民的教化、户籍、赋税、力役、缉盗、平讼等事宜。豫北地区河流众多,民间多崇祀水神和金龙四大王信仰,具有典型的实用主义特征。豫北地区民间戏曲、小说等具有娱乐身心,调节情绪,繁荣民族民间艺术,促进商贸,繁荣市场,文化传承,精神依托等作用。晚清以来,豫北社会的自治化倾向越来越强,联庄会、自卫团、会道门林立。民国时期,豫北地区帮派林立,民不聊生,爱国仁人志士深刻揭露旧道德的弊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豫北的传播。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是维持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千千万万百姓的切身利益,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和重心。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不仅仅依赖国家层面的设计,民间社会是国家进行审视、改造、批判的对象,清王朝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帝国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所以说,清代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主导下的官民合治。豫北地区体现的是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的矛盾。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不仅需要精英阶层的思想转变,更需要广大民众的观念转型。
王硕[4](2021)在《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乾隆朝“大一统”局面基本形成,“同文盛世”达到顶峰。这期间随着乾隆朝儒家经典重译,随后儒家典籍的自发满译,儒家思想以满语文为载体深刻影响了“满语世界”。“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在儒家典籍满译中取得了平衡的同时,满洲人也借由儒化实现了中华化。除绪论与结语外,正文共五章:第一章追根溯源,梳理了乾隆以前的儒家典籍满译及其相关问题。首先回溯了满文创制及其改革过程这一儒学典籍满译的前提,指出以蒙古文为模板创制老满文是当时的最优选择,对老满文的改革是一个持续探索的过程,新满文的推行也非一蹴而就;然后梳理清楚翻译机构的变迁过程,汉籍满译初由文臣衔命而为,后在翰林院与内国史院间辗转,至康熙十年(1671年)设内翻书房方结束汉籍满译执掌不定问题;最后总结了顺康雍时期儒家典籍满译的情况,一是完成入关前未竣翻译项目,二是新译儒典多为奉敕之作,三是自主翻译者多为修身齐家类心得、规范、训蒙读物等。第二章讨论乾隆重译儒家典籍及其成就。首先,理清“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发展的过程,明确清的“大一统”与“同文之盛”互为表里不断扩展;其次,讨论前代儒家经典翻译存在对汉语原文理解偏差、满语译本选词不当、未能反应原文文体特征、音译词过多且未厘定专有名词等缺失现象及成因;再次,考察乾隆以先后两次厘定清文《四书》为始,展开经典重译工程的过程,揭示其宣示经典解释权和宣扬国语优越论的目的,同时指出作为乾隆朝“同文”文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经典重译,实现了对满语的规范,同时加强了对经典的解释权。第三章讨论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自发满译。通过梳理对儒学典籍满译的旗籍士人群体出现的时间线,并将各时代有代表性的译者及其作品逐一从基本情况、成书过程、内容述评与受众等几方面做案例分析发现:除富察氏公鲁外,所有自发对儒家典籍进行满译的旗籍士人译者,均活跃于乾隆以降,其中活跃于乾嘉以降者约半数,其余均活跃于道光以降;其中六成为八旗满洲,三成为八旗蒙古,一成为八旗汉军;京旗占绝大多数。此外,还对较有代表性的翻译家孟保进行了专题研究,指出其翻译生涯与其仕途起伏关系较为密切,这种情形在其他译者身上也有所体现。第四章讨论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影响。首先,儒家典籍满语译本透过公、私学校,以教本或教辅的形式成为“国语”学习内容;其次,清代各类大小翻译考试是旗人实现仕途迁升的重要途径,而儒家典籍满语译本是各类翻译考试的主要命题范围;最后,“话条子”类活语料反映出儒家思想借由儒学典籍满译进入到了旗人基层社会,并且成为旗人基层社会的道德标准,影响了当时的旗人价值观念。第五章以达呼尔新满洲为例,讨论满译儒学典籍在其满化与儒化中的作用。首先,满语与达斡尔语差异小,对达呼尔新满洲而言学习难度低;其次,要对达呼尔加以满化需借助教育,而彼时达呼尔无文字,满语文自然成为了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再次,达呼尔教育是旗人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其教育内容同样是以满语文为载体的儒家思想;最后,儒家思想借由满译儒学典籍对达呼尔新满洲产生了满化与儒化的双重作用。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清朝维护“满洲习俗”具体手段即是“国语骑射”;“崇儒重道”即是接受中原思想与政治传统,即是接受中华文化。二者看似矛盾,而清帝通过对儒家经典的一再“国语”翻译和推广,实现了对清帝心中的“华”与“汉”的切割:通过“国语”翻译来实践“崇儒重道”,接纳中华优秀文化,使满洲自我儒化,自我华化;通过对以“国语”为载体,以儒家思想为内容的教育的坚持,实现了在新旧满洲中“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的和谐共存,客观上在思想层面将新旧满洲融入到了“中华”之中,实现了“大一统”下的“和而不同”多元共存,是多民族统一国家构建的重要一环。
古宏韬[5](2021)在《明清祭文研究》文中指出祭文是礼仪活动中人与鬼神互动的告祝文本,在历史发展中逐渐以表达情感或思想主张见长,兼具礼仪功能和文学价值。论文以明清时期的祭文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明清祭文的文本整理、分析,深入到礼仪文化与各社会阶层的历史和内涵之中。在传统文学研究基础之上,侧重发掘明清祭文所具备的社会、思想价值。根据祭文的功能与对应的社会领域,划分出国家礼仪祭文、儒家士人祭文、民间祭文等类型,主要探讨明清时期祭文所反映的社会思潮或历史趋势等问题。最后,对明清祭文的总体特征得出一些结论。明清祭文的体例和文风基本继承唐宋,而文学创作水平有所停滞。但与此同时,明清祭文比较突出地展现了一些人文主义关怀和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反映出当时人对社会现实以及人类幸福的关注。全文内容如下:第一章对明清之前中国祭文历史作简要回顾。祭文产生于上古“祝”的传统,在先秦和秦汉时期是国家礼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在魏晋南北朝后,抒发情感的哀祭文兴起,并在唐宋发展成熟。祭文在礼仪功能和文学形式上的丰富,为此后时代的这类文本创作打下了基础。第二章梳理明清国家礼典中常见的祭文,包括对其功能、种类的分析。国家礼典、礼书保存了多种礼仪文本,其中就包含了各种礼仪场合中使用的祭文。在天地、社稷、宗庙、孔子以及各种神只的祭祀礼仪中,祭文反映了礼制或政治事件的变迁。明朝建国初期、嘉靖时期“大礼议”对祭文制度的建立和改造,乃至清代满人对祭文的利用方式等,均是加强国家祭文与政治联系的重要节点。第三章在国家礼典祭文的基础上,讨论明清皇权与祭文书写之间的关系。明清时期是中国帝制时代一个高峰,专制权力对国家、臣民的生活产生重大作用。祭文作为权力叙事的工具,反映了多种历史事件的走向。清代满人祭文还与多民族事务的处理方式存在关系。通过一系列清代祭文的制度规定和实施手段,清人多民族视域下的政治权威得以展现。祭文在这些国家权力的层面体现出较强的实用、功利性。第四章关注对象为儒家士人阶层,涉及包括哀祭与祷神在内的多种祭文形式和体裁。士人祭文主要含有文学史、思想史等方面的信息。明清士人祭文的文学特征及其与唐宋以来文风的关系,是探索明清祭文之文学价值的核心。明清士人祭文还反映了一些思想史的现象,例如理学、阳明学、乾嘉汉学崛起、三教会通等风潮,以及政治上的“学统”和民族矛盾等问题。与此同时,明清中国文化与欧洲文明发生互动,“礼仪之争”里中国士人围绕祭文的往来争论,使中国文化重视人世、排斥鬼神迷信的价值观得到重新阐释。此外,明清士人的祭文中,具有较多的对个体生死的关怀,这些方面都是展现人文精神价值的重要内容。第五章谈明清祭文在民间社会的下移、传播。祭文在民间社会的传播和发展,是儒家主流的礼文化发生下移的过程。通过考察儒者在民间的礼文实践,以及日用书籍、大众文学等知识载体中的祭文信息等,将有效揭示民间文化在世俗化上的发展方向。民众在祭文中寄托的现世追求,同样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体现。
杨念群[6](2020)在《“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再诠释》文中研究指明清朝入关后面临着如何重建"正统观"这个重要问题,清帝首先强调清朝对广大疆域占有远迈前代,以突出"正统观"因素中"大一统"的重要性,以"统一"中国的业绩消解和克服宋明"夷夏之辨"歧视北方异族的思想倾向。同时,清帝又通过改造理学"五伦"次序,把"君臣之义"列于"父子关系"之前,修正了宋明"正统观"的道德人伦秩序,建立起了君权至上的独特思想体系。清朝皇帝通过组织编纂《春秋》注释读本,参与阐释其微言大义,并亲自评鉴《资治通鉴》所记史事之成败得失,完全掌控了儒家经典论着的解释权,建立起了一套有别于士林思想的"帝王经学"体系。
杨念群[7](2020)在《清朝“正统性”再认识——超越“汉化论”“内亚论”的新视角》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历代王朝的正统论均建立在"承天授命"和"以德化人"的儒家思想基础之上,也主要是由汉民族加以继承和阐释。清朝与前朝的区别是其版图已延伸至许多非汉人族群聚居的地区。儒家正统观显然无法全面涵盖这些地区的民众信仰和习俗。如何理解清朝对藩部边疆地区的统治仍然是目前清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提出清朝分别针对内地和边疆形成了新型的"正统性"的统治模式,清帝在内地的统治仍然依赖儒家的道德教化,对藩部的控制则主要依靠边疆少数族群对藏传佛教的信奉,从而建立起了另一种对前朝正统性的补充性制度框架。本文特别提出要区分"统治"和"治理"的涵义,"统治"主要是指皇权对一系列带有虚构色彩的象征性隐喻系统的利用和尊崇,"治理"则是对各类象征性统治符号的技术性延伸。其背后具有相当深刻的思想史背景在起作用。
王娟娟[8](2020)在《《庭训格言》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庭训格言》作为我国古代帝王家训的代表作,内容广泛而具体生动,汇集了康熙皇帝教育皇子皇孙的训言思想,共计二百四十六则。此书贯穿着康熙皇帝尊儒崇礼、经文纬武、统一寰宇、开启盛世的生平政绩。《庭训格言》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在修身治学方面,康熙提出以“仁”、“礼”为核心的为人处世思想和以“尚学”、“知行结合”为核心的治学思想;在循医养生方面,康熙主张顺应自然之道和医学的养生思想;在孝道齐家方面,康熙倡导“孝治天下”的孝道思想,将常识礼法传授皇子皇孙;在治国理政方面,康熙谕教皇子们敬天祭祀应亲力亲为,同时以任贤纳谏、施行仁政、关注民生的治国思想和自己的行军经验训导皇子们。《庭训格言》承继满清先祖之智慧,融汇儒道思想之光华,集合康熙个人经历之精粹。因此,其思想具有内圣外王统一、满汉文化融汇、中西文化兼顾和严督亲教结合等特色。在康熙的训言思想指导下,成长起一批集学问品行、文治武功于一身的优秀皇子和两位杰出的帝王:“以勤先天下”的雍正皇帝和“以才、寿名史册”的乾隆皇帝。此部训言还深深影响到清朝后世几代皇帝的为君处政,并主导了清朝后世的皇室教育思想,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庭训格言》所体现的治国理政思想格局,实现了保留民族旧制与适应中国政治传统的统一,对清朝入关后两百多年的王朝统治具有思想奠基意义。
闫瑞[9](2020)在《清修《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文中研究说明清廷仿前朝易代修史之传统纂修《明史》。学界目前关于《明史》纂修过程、清前期诸帝与修史的关系、修史人员的建议与成果、史稿之源流考订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本文关注《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考察其书写进程,并以殿本《明史》序与论赞为核心对比前后论断之差异,探究清廷的论史标准与价值取向,并透视清初学术与政治的互动。考察《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进程,按照史家论史空间的大小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康熙帝拒绝钦定之名,给史家论断明代历史留下了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纂修官汪琬、尤侗、倪灿、毛奇龄、姜宸英、沈珩、王原、潘耒等皆留下序与论赞的成果。第二阶段,康熙帝的谕令对史家的论断产生影响,但裁定综合性史稿的主要负责人万斯同、熊赐履、王鸿绪的序与论赞书写仍有较强的个人色彩。第三阶段,雍正年间,汪由敦、陆奎勋、陶贞一、金门诏、万邦荣等皆撰有部分篇目的序与论赞,殿本《明史》序与论赞乃是秉持康熙帝之圣意来论断明代历史。第四阶段,乾隆帝以钦定之名对《明史》序与论赞作修改,史权完全服膺于君权。以殿本《明史》序与论赞为核心,与潘耒《书纂修五朝史传后》、国图藏《明史纪传》313卷、《续修四库全书》收录之《明史》416卷、王鸿绪《明史稿》310卷、钦定《四库全书》收录之《明史》中的序与论赞作比较研究,可以考知序与论赞书写过程中形成的诸文本间的先后承袭关系、变化,以及论史标准与价值取向的前后差异。在论断明代重大事件方面,序与论赞对明初太祖杀戮功臣、“靖难”、“大礼议”、明亡等重要事件的书写转变最为明显。在论断明代制度损益方面,清廷关于明太祖分封诸王、罢黜宰相的论断也曾发生翻转。在臧否人物方面,序与论赞对明代帝王的评价、褒贬诸臣的尺度都有变化。在论断明代学术与道德方面,围绕儒林的书写、忠义的选择,都曾发生争议。另外,明代宦寺之祸炽烈,《明史》纂修过程中相关序与论赞对于祸乱责任的归属论说曾有变化。纵观清修《明史》,康熙年间,史家见解尚有一定呈现空间,雍、乾年间,只能秉持圣意论史,史家见解溶消于君主择定的书写基调中。清廷专注维护君主权威,对朝臣的评价尺度趋于严格。同时,清廷坚持“明实亡于神宗”之说,突出万历以后的社会危机,以构建明清易代的合理性。另外,清廷尊理学为儒学正统,强调学术与政治相表里,在《明史》序与论赞中突出道德教化。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清修《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历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胡鹏凯[10](2020)在《康熙朝理学名臣思想渊源与政治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理学名臣一词诞生于明代,但在清初尤其是康熙朝最为着名。明清之际,历经王朝更迭,汉族士大夫开始反思明代灭亡的原因,并将其归结于王阳明心学的流行,掀起由王返朱和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康熙朝理学名臣们或推崇程朱理学,或继续笃守陆王心学,都将躬行实践的思想主张融入自己的学说中,以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为己任,积极参与清王朝的政治实践。康熙皇帝也从政治角度出发,大力扶持理学名臣,以理学治理国家,选择理学名臣思想学说中有利于清王朝统治的内容加以利用。理学名臣们投身政治实践,既有符合理学思想利国利民的政治实践,同时也有违背理学思想的政治实践。这种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因素,折射出儒家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共有六个部分,简介如下:绪论部分主要进行了概念界定,相关研究成果的总结,以及介绍了本论文的选题缘由及意义。第一章探究了理学名臣这一名称兴起的原因与衍变过程。南宋时期政治斗争激烈,朱熹因为政治立场的原因,其学说被政敌污蔑为“伪学”,引发一系列弹劾朱熹及要求封禁“伪学”的事件。到南宋末年,程朱理学成为官方认可的主流学说,李幼武撰写《皇朝道学名臣言行录》,将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等理学学者视为圣贤道统的传承者,将他们称为道学名臣,为道学正名。明代杨濂模仿李幼武撰写出《皇明理学名臣言行录》,将道学名臣改为理学名臣,从而使得理学名臣成为一个重要的史学编纂条目。到清初理学名臣的评价标准逐渐清晰。第二章主要归纳康熙朝理学名臣在历史上着名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康熙朝理学名臣受明末清初学术风气转变的影响,将实学思想融入自身理学之中,使得理学思想由虚转实。二是清王朝着眼于政治上的需要,将理学名臣作为重建社会秩序、树立清王朝政权正统性与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大力扶持。三是理学名臣作为支持康熙皇帝的汉族官僚,在康熙皇帝对抗八旗传统的挑战、强化封建君主专制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三章概述了康熙朝理学名臣们的师承及理学思想。该章主要简述了本文所选取的几位理学名臣理学师承以及其主要理学思想。这样罗列的目的在于能够鲜明地展现理学名臣们的思想渊源,他们虽然信仰不同的学派,但是在推崇理学、躬行实践等众多方面颇为相似,表明他们的思想有着共通之处。第四章主要论述康熙朝理学名臣们在理学思想指导下的政治实践。理学名臣们既有符合理学思想的政治实践,如移风易俗、平定战乱、整治河工等。又有不符合理学思想的政治实践,如玩忽职守、贪公冒领、互相攻击等现象。第五章主要探究了康熙朝理学名臣理学思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康熙皇帝以理学治国,对理学名臣只是利用其对清王朝统治有利的地方,对于理学名臣坚持理学思想而与清王朝统治政策相抵触的地方,则大加批判。使得理学名臣们所追求的儒家理想形象不得不屈服于现实政治的需要。
二、康熙帝对朱熹治国思想的继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康熙帝对朱熹治国思想的继承(论文提纲范文)
(2)《庭训格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二)研究现状与趋势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一、康熙帝家教思想的形成因素 |
(一)文化传统:清以前帝王重视皇室教育 |
(二)政策转变:清初以儒治国方针的确立 |
1.尊孔崇儒,御制典籍 |
2.举行经筵,通习义理 |
3.颁布谕令,明伦教化 |
(三)个人因素:启蒙教育与经筵日讲学习 |
1.年幼孤苦,祖母相教 |
2.经筵学习,教育皇储 |
二、《庭训格言》的编纂成书 |
(一)政治背景 |
1.康熙朝夺储之争 |
2.斗争延续与雍正的政治教化 |
(二)雍正编纂《庭训格言》的目的及训词选取 |
1.编纂目的 |
2.训词选取 |
三、《庭训格言》的思想内容 |
(一)治学理念 |
1.经史为要,读书明理 |
2.习修技艺,慎待西学 |
3.留心生活,学习常识 |
(二)处世准则 |
1.正心好恶,孝悌为先 |
2.诚信主敬,义利相分 |
3.慎独节制,崇俭勤劳 |
(三)为政要旨 |
1.仁民爱物,重视民生 |
2.严以律己,善察自省 |
3.知人善任,御下有方 |
(四)养生之道 |
1.以学养性,心有所专 |
2.顺其自然,泰然自若 |
3.节食慎行,合理用药 |
四、《庭训格言》的教子特色 |
(一)思想内容的特色 |
1.理学为基,融合了佛道思想和满族传统礼俗 |
2.内容丰富,凸显关联性和实用性 |
(二)教子方式的特色 |
1.强调早教严教,且亲力亲为 |
2.语言通俗化,注重身先垂范 |
五、《庭训格言》对清中期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 |
(一)治家治国思想的承袭完善 |
1.重视宗室教育和旗人家风 |
2.宽仁治国理念的继承发展 |
(二)仕宦家训文化的繁荣发展 |
(三)帝王家教向社会教化的延伸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3)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二、学术史梳理 |
三、研究内容 |
四、研究材料 |
五、理论方法 |
六、创新点及不足 |
第一章 豫北地理与治理关系格局 |
第一节 自然地理 |
第二节 历史地理 |
第三节 经济地理 |
第四节 人文地理 |
小结 |
第二章 协同共治—国家治理视域下的豫北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第一节 认同培育—现实需求与文化建造 |
一、王朝统治正统性的构建 |
二、《圣谕广训》与清代社会治理思想的构建 |
三、祭祀与国家认同的构建 |
四、祭祀、表彰与伦理道德思想的构建 |
五、国家认同的瓦解与重塑 |
第二节 礼法并重—礼法与社会秩序体系的构建 |
一、“礼法”结合的社会治理体系 |
二、教育教化引导体系的构建 |
第三节 剿抚兼施—军事功能与治理体系的构建 |
一、威慑镇压的治理策略 |
二、军事信息渠道的构建 |
第四节 保障民生—公共事务治理体系的构建 |
一、税收保障体系的完善与构建 |
二、黄河的治理与民生 |
三、社会救助及民生 |
第五节 信仰引导—宗教信仰的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一、宗教信仰的治理功能 |
二、邪教信仰的社会治理 |
三、传教士问题治理思想的演变 |
小结 |
第三章 实践落实—县级政府领导下的豫北基层社会治理 |
第一节 牢筑根基—县级组织机构的基本构成 |
一、县官的铨选及职能 |
二、县级机构的组成及职能 |
第二节 建设格局—社会公共事务治理 |
一、水利治理实践 |
二、仓储制度与灾荒防治 |
三、慈善救助与教民生计 |
第三节 基层组织—社会治安与赋税征收 |
一、保甲制度与权力渗透 |
二、赋税征收与民间社会 |
第四节 崇德重礼—教化体系与治理实践 |
一、学校教化机制 |
二、社会教化机制 |
第五节 敬天为民—官员祭祀与官民关系 |
一、地方官员祭祀 |
二、调解纠纷维护社会治安 |
三、传教士与豫北社会 |
小结 |
第四章 民间自治—豫北民间社会中的自治机制 |
第一节 自治主体—基层社会的自治效能 |
一、士绅权威与基层社会 |
二、宗族制度的功能 |
三、会首的社会治理作用 |
四、乡村乡约自治 |
第二节 以农为本—乡村经济的发展 |
一、粮食生产与社会稳定 |
二、乡村工商业经济的发展 |
第三节 文化惯习—民间教化信仰的社会治理功能 |
一、社会教化机制 |
二、民间信仰活动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4)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二、相关研究述评 |
三、基本概念与研究范围的界定 |
四、论文创新点 |
第一章 清中叶以前儒学典籍满译 |
第一节 满文的创制与汉籍满译发端 |
一、满文的创制与改革 |
二、汉籍满译的发端 |
第二节 顺康雍时期儒学典籍满译 |
一、从内三院、翰林院到内翻书房 |
二、顺康雍时期儒学典籍的满译 |
第二章 乾隆时期儒家经典的钦定重译 |
第一节 儒家经典重译的历史条件 |
一、“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的历史进程 |
二、前代儒家经典满译的缺失 |
第二节 乾隆朝儒家经典的重译及成就 |
一、乾隆与儒家经典的重译 |
三、儒家经典重译的面向与成就 |
第三节 重译与旧译儒家经典比较——以《大学》为例 |
一、改音译为意译 |
二、内容有所增删 |
三、钦定名词术语 |
四、注重“取意协音” |
第三章 乾嘉以降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满译 |
第一节 民间满译士人群体 |
一、满译士人群体的出现 |
二、满译对象的选择与受众 |
第二节 孟保的满译生涯 |
一、孟保其人与满译作品 |
二、孟保翻译作品的刊印及流布 |
第四章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教育与影响 |
第一节 清代旗人学校教育 |
一、旗人官学教育 |
二、旗人私学教育 |
第二节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入仕的影响 |
一、翻译考试与旗人入仕 |
二、翻译选拔考试试题与儒家典籍满译 |
第三节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思想塑造——以“话条子”类语料为例 |
一、“话条子”类文本的产生 |
二、“话条子”所透视出的儒家思想 |
第五章 满译儒学典籍在他者中的传播——以达呼尔为例 |
第一节 满语文成为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和内容 |
一、达斡尔语与满语的差异 |
二、满语文在人才选拔中的地位 |
第二节 满语文学校的建立与满译儒学典籍的传入 |
一、达呼尔官学与私学 |
二、满译儒家典籍的传入 |
第三节 满译儒家典籍在达呼尔中的传播与影响 |
一、满译儒家典籍在达呼尔中的传播 |
二、满译儒家典籍对达斡尔语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一、满文转写对照表 |
二、新旧译《大学》多版本比较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明清祭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祭文的定义和范畴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三、选题思路、意义与展望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明以前的中国祭文历史回顾 |
第一节 先秦至秦汉的祭文概况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至唐代的祭文概况 |
第三节 宋元时期的祭文概况 |
第四节 明以前祭文史小结 |
第二章 明清祭文与国家礼典 |
第一节 国家祀典的祭文书写与收录概况 |
第二节 吉礼祭文 |
一、祭天的祭文 |
二、祭地与社稷的祭文 |
三、祭祀宗庙先祖的祭文 |
四、日月星辰的祭文 |
五、内殿节日祭先的祭文 |
六、劝农之礼的祭文 |
七、岳镇海渎山川的祭文 |
八、动物神的祭文 |
九、城隍神与祭厉的祭文 |
十、历代帝王与三皇的祭文 |
十一、关羽神祀祭文 |
十二、孔圣的祭文 |
十三、祭祀功臣亲信的祭文 |
第三节 凶礼祭文 |
一、皇室的丧葬祭文 |
二、品官士庶的祭文 |
第四节 嘉礼祭文 |
第五节 满族朝廷礼仪中的祭文 |
第三章 明清祭文与专制皇权 |
第一节 谕祭文的频繁化和权威化 |
第二节 宗教化的祭文:青词、道士与政治权力 |
第三节 祭文与封神运动 |
第四节 祭文与满人政权的威信 |
第四章 明清士人的祭文世界 |
第一节 明清士人祭文的文学创作 |
一、明清士人祭文的常见书写形式 |
二、明清士人祭文的文学史特点 |
(一)明代祭文的文学史流变 |
(二)清代祭文的文学史流变 |
第二节 思想史视野下的明清士人祭文 |
一、明清祭文的学术共同体意识建构 |
(一)祭文与理学的“学统”“道统”意识 |
(二)以阳明学为中心的祭文与思想传承情况 |
(三)清代乾嘉学术氛围中的士人祭文 |
二、祭文与儒学面临的挑战:“学禁”和三教会通 |
三、明清之际天主教与中国士人的祭文解读 |
第三节 士人祭文中的政治生涯图景 |
一、明清儒家祭文中的节义现象 |
二、祭文中的士人从政生涯 |
(一)军旅事务 |
(二)荒政与灾患的祈祷 |
(三)治河 |
(四)左迁与流放 |
第四节 士人祭文与生死观念 |
一、自祭文与士人的生死观 |
二、士人祭文与贞烈女性塑造 |
第五章 民间祭文与礼制下移 |
第一节 士人阶层与民间祭文的关系 |
一、民间祭文用典及其内在精神 |
二、士人引导下的民间祭文 |
三、祭文与士人的负面形象:以“错死人”笑话为例 |
第二节 民间日用书籍所见祭文及其礼仪 |
一、日用类书所见民间祭文的类型和特点 |
二、民间日用祭文的礼仪损益 |
(一)祭文中祭品称谓的统一简化 |
(二)祭文与宗族祭祀 |
(三)世俗趣味的墓祭文 |
第三节 祭文与民间俗文化 |
一、祭文的社会节庆风俗 |
二、礼文学的雅俗分合 |
三、祭文与地方社会的信仰 |
四、通俗文学中的祭文:从“歌祭文”引发的思考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7)清朝“正统性”再认识——超越“汉化论”“内亚论”的新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一、从“汉化论”与“内亚论”各持一端的缺陷谈起 |
二、混淆“统治”与“治理”的界线:“汉化论”与“内亚论”的深层误区 |
三、清朝“二元理政”模式对辽金体制的继承性 |
四、清朝“正统”的多元特性是如何形成的 |
五、藏传佛教何以能成为建构“正统性”的资源 |
六、“一元”统摄“多元”的例证:儒家正统观对边疆战争意义的核心范导作用 |
七、清朝边疆治理模式对前朝的继承性 |
八、对“体用”“文质”观念的思想史诠释:“正统性”也是可以分殊的 |
九、结论 |
(8)《庭训格言》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 选题目的和意义 |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修身治学思想 |
(一) 修身处世 |
1. 仁善存心,秉承忠恕 |
2. 谨言慎行,以礼立身 |
3. 诚敬行事,交善远恶 |
4. 崇俭讳侈,以勤为本 |
(二) 治学立志 |
1. 立志于道,经史为要 |
2. 以诗言志,习修笔墨 |
3. 谦虚恒学,研精致思 |
4. 体察世务,知行合一 |
二、循医养生思想 |
(一) 修身养性顺自然之道 |
(二) 饮食起居当节制规律 |
(三) 骑射锻炼应恒常有序 |
(四) 身体保健宜涵养于心 |
(五) 请医用药需遵奉医理 |
三、孝道齐家思想 |
(一) 孝道伦常,至诚至性 |
(二) 常识礼法,传授子孙 |
(三) 吉凶异道,福命自求 |
(四) 役使奴仆,束纵有度 |
四、治国理政思想 |
(一) 敬天祭祀 |
(二) 施政用人之要 |
1. 尚贤修典,身先令法 |
2. 处政用人须明察慎取 |
3. 仁政民生乃治国之本 |
4. 军务遑乱以暇豫外示 |
(三) 行军方策 |
1. 驻营之选址,饮水之标准 |
2. 将领之表率,兵纪之章则 |
五、思想渊源及特点 |
(一) 思想渊源 |
1. 承继满洲先祖之智慧 |
2. 融汇儒道思想之光华 |
3. 集合个人经历之精粹 |
(二) 思想特点 |
1. 内圣外王统一 |
2. 满汉文化融汇 |
3. 中西文化兼顾 |
4. 严督亲教结合 |
六、影响及局限性 |
(一) 康熙朝皇子的受教成果 |
1. 学问品行 |
2. 行政军务 |
(二) 对清朝后世皇帝的影响 |
1. 雍正: 以勤先天下 |
2. 乾隆: 以才、寿名史册 |
3. 后世皇帝: 多勤勉政事 |
(三) 局限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9)清修《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基本概念与问题的提出 |
二、 学术史回顾 |
(一) 关于《明史》纂修及修订过程的研究 |
(二) 关于清初诸帝与《明史》纂修之关系的研究 |
(三) 关于《明史》纂修人员的研究 |
(四) 关于《明史》诸稿源流考订的研究 |
(五) 关于《明史》部分序与论赞的研究 |
三、 研究意义与框架 |
第一章 《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进程 |
一、 首次进呈史稿御览前序与论赞的书写 |
(一) 未有回应的御制论断之请 |
(二) 纂修官分班阄派拟稿阶段序与论赞的书写 |
(三) 总裁官分任专阅拟稿阶段序与论赞的书写 |
1. 总裁官分任专阅时间考 |
2. 总裁官分任专阅成果中的序与论赞 |
3. 潘耒《书纂修五朝史传后》与陈廷敬分任专阅之关系 |
(四) 徐元文等首次进呈史稿并恭请御制论断 |
二、 康熙年间监修官、总裁官裁定史稿阶段序与论赞的书写 |
(一) 万斯同协助监修官、总裁官审定序与论赞 |
1. 万斯同在馆修史之成果 |
2. 《明史列传稿》267卷与《明史纪传》313卷中的序与论赞 |
(二) 熊赐履删改润色叙与论赞 |
(三) 王鸿绪重撰序、废去论赞 |
三、 雍正年间序与论赞的书写 |
(一) 是否添加论赞的讨论 |
(二) 纂修官修订序、增补论赞 |
四、 乾隆年间序与论赞的书写 |
(一) 乾隆帝御览武英殿本《明史》序与论赞 |
(二) 乾隆帝钦定四库本《明史》序与论赞 |
小结 |
第二章 《明史》序与论赞书写的指导思想 |
一、 史馆内序与论赞的书写原则 |
(一) 严谨考据,据实直书 |
(二) 勿主一说,持论允平 |
(三) 避免门户之见 |
二、 诸帝的修史要求 |
(一) 康熙帝:称美帝王,肯定明代流风善政 |
1. 二十六年,康熙帝指示修史人员不得徒肆议论 |
2. 三十一年,康熙帝再次指责议论失平,修史人员恭请御制论赞 |
3. 三十六年,康熙帝敕谕有关明代历史之系统性看法 |
4. 四十三年,康熙帝再斥修史人员任意妄作,坚辞御制定论 |
(二) 雍正帝:符合圣意的官方记载才是信史 |
(三) 乾隆帝:史书须经帝王亲阅鉴定 |
小结 |
第三章 《明史》序与论赞对重大事件的议论 |
一、 关于明太祖诛戮功臣的议论 |
(一) 修史之初关于太祖诛戮功臣的公论 |
(二) 潘耒、万斯同对太祖诛戮功臣的评价 |
(三) 熊赐履对太祖诛戮功臣的评价 |
(四) 殿本《明史》对太祖诛戮功臣的评价 |
二、 关于“靖难”的议论 |
(一) 潘耒的“靖难”评价 |
(二) 万斯同、熊赐履“靖难”评说之微调 |
(三) 王鸿绪“靖难”评论之变化 |
(四) 杨椿对王鸿绪的诘难 |
(五) 康熙、乾隆二帝的“靖难”书写基调 |
1. 康熙帝称美明朝诸帝的修史基调与殿本《明史》的“靖难”评价 |
2. 乾隆帝的“靖难”评说与四库本《明史》的修订 |
三、 关于“大礼议”的议论 |
(一) 万斯同的“大礼议”评价 |
1. 万斯同私人文集中的“大礼议”评说 |
2. 《明史纪传》313卷中的“大礼议”评价 |
(二) 熊赐履的“大礼议”评价 |
(三) 殿本《明史》的“大礼议”评价 |
(四) 四库本《明史》的“大礼议”评价 |
四、 关于亡国的议论 |
(一) 清初史家关于亡国的众说纷纭 |
(二) 康熙帝“明亡于神宗”认识的形成 |
(三) 殿本《明史》中“明亡于神宗(万历)”说的贯彻 |
小结 |
第四章 《明史》序与论赞对制度损益的议论 |
一、 关于分封诸王的议论 |
(一) 万言《诸王世表叙》关于分封诸王的议论 |
(二) 熊赐履进呈稿关于分封诸王的议论 |
(三) 王鸿绪史稿与殿本《明史》关于分封诸王的议论 |
(四) 雍正、乾隆二帝逆转《明史》关于分封的议论 |
1. 雍正帝对分封的彻底否定与殿本《明史》对分封的议论 |
2. 乾隆帝与四库本《明史》对分封的彻底否定 |
二、 关于罢黜宰相之得与失的议论 |
(一) 修史初期多论明太祖废相之失 |
(二) 王鸿绪史稿与殿本《明史》对废相得失的搁置 |
(三) 乾隆帝否定“天下治乱系宰相”与四库本《明史》的修订 |
小结 |
第五章 《明史》序与论赞臧否人物的标准 |
一、 对明代君主的评论 |
(一) 熊赐履对明代君主的称美与诘责 |
(二) 殿本《明史》秉持康熙帝之修史基调 |
(三) 四库本论赞对君主乾纲独断的强调 |
二、 褒贬诸臣的尺度 |
(一) 名节功业孰为重 |
(二) 进取是否为正途 |
(三) 学问是否醇正 |
(四) 得君柄政是否合宜 |
小结 |
第六章 《明史》序与论赞对学术与道德的议论 |
一、 关于“儒林”的议论 |
(一) 由《理学传》设想到总归《儒林传》的决定 |
(二) 熊赐履对明代儒林的宽泛概论 |
(三) 王鸿绪以学派脉络分卷论述明代儒林 |
(四) 陆陇其入祀与殿本《儒林传》浓厚的政治教化 |
二、 关于忠义的议论 |
(一) 清初廷臣褒奖忠义之请 |
(二) 修史之初史家的忠义之论 |
(三) 熊赐履的“忠义”观 |
(四) 王鸿绪史稿至殿本《明史》的明代“忠义” |
三、 关于宦寺之祸的议论 |
(一) 宦寺之祸在于君主之任人唯亲 |
(二) 宦寺之祸在于党人之附丽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康熙朝理学名臣思想渊源与政治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概念界定 |
二、研究现状 |
三、选题缘由及意义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理学名臣名称的兴起与衍变 |
第一节 以道学为“伪学”之缘由 |
第二节 道学正统地位的确立以及道学名臣的出现 |
第三节 明代理学名臣的出现及其特点 |
第二章 康熙朝理学名臣集中出现的原因 |
第一节 明清之际的学风转折 |
第二节 清廷统治的政治需要 |
第三节 八旗传统的权力挑战 |
第三章 康熙朝理学名臣思想渊源 |
第一节 陆王系理学名臣及其理学思想 |
第二节 程朱系理学名臣及其理学思想 |
第四章 康熙朝理学名臣的政治实践 |
第一节 理学思想指导下的政治实践 |
第二节 违背理学思想的负面政治行为 |
第五章 理学思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颉颃与龃龉 |
第一节 康熙朝以理学治国的利弊 |
第二节 儒家理想形象与清朝现实政治之间的矛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康熙帝对朱熹治国思想的继承(论文参考文献)
- [1]陆陇其与李绂比较研究[D]. 吴仲煜. 西南大学, 2021
- [2]《庭训格言》研究[D]. 刘亚东.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3]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D]. 高世伟. 河北大学, 2021(09)
- [4]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D]. 王硕.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5]明清祭文研究[D]. 古宏韬. 武汉大学, 2021(02)
- [6]“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再诠释[J]. 杨念群.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6)
- [7]清朝“正统性”再认识——超越“汉化论”“内亚论”的新视角[J]. 杨念群. 清史研究, 2020(04)
- [8]《庭训格言》思想研究[D]. 王娟娟. 青岛大学, 2020(02)
- [9]清修《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D]. 闫瑞.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10]康熙朝理学名臣思想渊源与政治实践研究[D]. 胡鹏凯. 西南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