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计算机产业发展比较（论文文献综述）
叶君,谢建国[1]（2022）在《中美贸易摩擦实际关税加征的测算及其影响——基于细分产品数据的研究》文中指出基于中美贸易HS6位码细分产品贸易数据以及美国对华出口产品关税加征清单,本文测算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对美HS6位码细分出口产品实际关税加征幅度及其产业影响。文章结果显示,2018年、2019年中国输美产品承担的加税总金额为540.63亿美元,税率平均增加了5.22%,其中,计算机、电子元器件、家具、汽车零部件及配件等产业的关税增加额较大。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关税加征对国内上下游产业的涟漪影响,发现关税加征对电子元器件、金属制品、批发等产业的上游涟漪影响较大,对汽车整车、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等产业的下游涟漪影响较大,为制造业生产活动提供辅助的服务业、科技创新相关的服务业受涟漪影响较大。文章的结果表明,由于产业间的涟漪影响,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所有产业都承担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关税增加,尤其是计算机等高科技产业。
刘维林[2]（2022）在《中美价值链分工的技术溢出效应与脱钩冲击》文中研究指明文章构建了包含产业异质性和技术溢出效应的价值链关联生产模型,利用空间随机前沿估计方法考察了中美价值链分工下两国产业的技术进步及其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中美两国产业在中间品深化、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上均存在显着的价值链关联特征,中间品投入成为传递"干中学"效应的主要载体。产业间技术进步差异较大,美国的电气电子和计算机产业以及中国的高技术制造相关产业技术进步的速度较快。中国产业总体上吸收的技术溢出更多,但大部分来自于国内循环的贡献,说明中国经济内循环是技术升级的主动力。情景模拟表明,脱钩情形下两国所受的冲击基本相当,中国受冲击较大的主要为贸易依存度较高的产业,而美国主要为农业和中高技术产业。
李阳[3]（2021）在《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今时代,世界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革命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加速了全球人才、信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世界各国间的科技力量在悄然间发生着变化。科技革命所引发的不仅是全球经济社会的变革,每一次革命过程也必然会改变大国之间的力量分布,重塑世界实力对抗格局。中国科技实力的快速崛起,美国科技霸主地位受到挑战、中美之间的科技博弈屡次触碰着科研工作者的神经。如何在未来科技竞争中处于领先位置,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提高科技创新对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这一切都离不开一流科研机构的支撑,而国家级实验室就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满足国家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科技需求。国家级实验室作为大国科技博弈的重要体现,为保持国家科技竞争力提供了驱动力,也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战略保障。美国庞大的国家级实验室体系距今已经历了八十余年的发展历史,积累了成功的管理经验,也是满足国家科技全球领先的重要支撑,在建设管理创新上以及科研实力上领先于全球。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兴建于改革开放之初,伴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之路不断发展壮大,但相较于世界发达水平,在建设管理经验、科技体制创新及科研实力等方面还有许多不足。因此,以美国国家级实验室作为参照标准进行深入比较,总结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异同、发现建设经验的共性与个性、寻找科研实力比较中的优势与不足,为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及发展寻找经验借鉴,对于丰富我国国家级实验室研究成果意义重大。基于此,本文希望通过研究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历程来看,两国实验室各自经历了怎样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建设的侧重点是什么,各阶段的科技政策对实验室发展有何导向,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异同又有哪些?（2）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运行来看,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及科研合作方面各有什么特点,在这些方面中,中美两国实验室的建设特征又有什么异同,美国实验室的建设经验对中国有何启示?（3）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科研实力来看,两国实验室在体现科技论文最高水平的ESI高被引论文产出方面、主导地位方面、论文影响力方面的科研实力差距有多少;基于文献属性数据的特征差异有哪些,这些差异对两国实验室论文产出、影响力及主导地位的影响又有哪些?本文以比较研究作为研究视角,重点进行了以下方面的研究工作:（1）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进行对比分析。对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历程进行了划分;结合时代政策背景,对两国实验室各自的发展建设过程、学科分布特点、部门及地域分布特点、建设成效、阶段性特征进行分析,深入了解每一阶段国家级实验室的发展变化;总结出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相同点及差异。（2）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进行比较分析。梳理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方面的特点;围绕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科研合作五个方面,总结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方面的共性与个性。（3）基于目前代表科技论文最高水平的ESI高被引论文数据库,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进行比较分析。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学、数据挖掘、Logistic回归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等统计分析工具,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国际合作、影响力等角度进行量化比较,以明确中美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的差异。最终,通过对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多方面的比较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结论:（1）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及阶段特征的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兴起于不同的时代背景,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建设历程。美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作为全球领先的科研机构,兴起于战争年代,维护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成为了其建设初衷。先后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且过程中出现了两次较大的争议。实验室的发展紧密围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展开,进行学科建设的布局与前沿科学领域的探索,尤其是美苏冷战时期,持续增加的军费资助为实验室的研究发展印上了明显的军事化色彩。相较而言,我国的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发展建设起步较晚,与改革开放后的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基本同步,基本依托重点高校及各部门进行运行管理,以材料科学、工程科学等工程类学科研究为主。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艰难的起步后,实验室的发展也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推进走向市场化协同创新的道路,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服务,在发展方面呈现出快速上升的态势。（2）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运行中的特色及管理经验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运行上既有共同的经验又各具特色。通过对中美典型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特征进行分析,作者发现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及科研合作方面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中美两国实验室的兴起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两国在科技、经济等发展阶段上处于不同节点,形成了美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定位于人类终极科学问题的探索,我国的国家级实验室主要还是定位在满足国家科技战略需求层面。两国不同的制度体制也形成了不同的实验室管理模式,美国强调以市场参与为主,政府主导为辅,实验室体系的发展以“自下而上”科技决策体系为主;中国更强调决策主体集中,注重政府的政策引导,实验室多以执行上级科技政策为主。此外,两国实验室在科研经费的预算及拨付制度、实验室的监管主体及实验室主任的选聘与权责方面也都存在着显着差异。（3）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方面的科研实力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科研实力方面各有优势,美国在多个方面保持着相对优势,我国在论文产出方面取得了显着的进步。研究发现,在基于高被引论文产出数量的比较上,中国无论是在产出总量还是发展增速方面均有明显的优势;且通过关联规则算法对中美论文产出特征进行分析,发现作者数量为5人及以上为中美论文产出的最主要合作方式;中国论文产出受参与单位的数量作用不显着,当有国内基金参与资助时会显着提高两国实验室的发文量。在基于高被引论文主导地位的比较上,在中美两国间实验室的合作论文方面,美国的主导地位高于中国;在中美实验室参与国际合作论文方面,中国的主导地位强于美国;在中美国际合作论文主导地位的特征方面,论文流向国内对中美国际合作论文的主导地位均有正向影响;资助基金数量及资助基金类别为“无国内基金参与”时对中美国际合作论文的主导地位均有负向影响。在基于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比较上,美国在被引频次及影响因子方面的影响力均强于中国;在论文影响力的特征方面,中美高被引论文影响力均受到作者数量、出版时间、资助基金数量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作者数量、资助基金数量等对中国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作用程度大于对美国的影响。本研究的创新点可以概括地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1）对以国家级实验室为代表的科研机构建设与改革进行了有益探索。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科学技术强国,拥有雄厚的资本及一流的人才储备,众多的国家级实验室成为了其科技研发的排头兵,也成为了国家科技创新力量的坚实保障。联邦国家实验室体系至今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并积累了卓有成效的管理经验,拥有一套科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美国联邦国家实验室建设及其规律,进而探索科研管理机制创新,为突破美国科技封锁,探索我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建设及科研机构改革创新很有价值。（2）拓展了文献计量学理论在科技评价中的应用与实践。国家级实验室是进行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工作的重要科研机构。科技论文是体现国家或科研机构基础研究工作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反映国家或科研机构科研实力的主要方面。本文基于ESI及JCR等数据库,以高被引论文为视角,运用文献计量学的理论指导,通过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进行量化分析,可以进一步明确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发展现状及差异水平,对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体系的成效进行了检验。另一方面,文献计量学理论以科技论文及各种文献数据特征为研究对象,可以实现对国家或地区、科研机构、学者等学科结构、产出数量、影响力变化等科研动态的科学评价,对于两国实验室科技论文产出及其深层次因素及规律进行探讨,在填补对国家级实验室定量化研究空白的基础上,逐渐丰富我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评价体系,以便指导政策实践。（3）为新一轮技术革命背景下,深化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丰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概念,指导政府科技政策的实施与制度创新,更好地参与全球化科技治理,实现科技的自立自强以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建设提供了新思路。中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根植于独有的政治、文化背景,在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上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面临着独有的现实困境与发展难题。在深入研究美国国家实验室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不照搬照抄美国模式,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方向,结合有益经验探索中国模式,缩小与先进水平的实力差距,不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实验室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杨晗婧[4]（2021）在《中美日XR产业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5G网络商用的推进,扩展现实（Extended Reality;XR）产品有可能成为继手机之后的下一代主流智能产品。面对广阔的市场前景,微软、索尼、苹果等大型企业纷纷布局XR产业,国内扩展现实领域也聚集了小鸟看看、HTC VIVE、华为等优秀企业。目前,扩展现实产业仍处于发展期,哪个国家会成为扩展现实产业发展的领导者,仍有待时间检验。相较于具有较强技术积累的美国、日本,我国扩展现实产业想要在全球竞争中突出重围,仍面临一些挑战。因此,明确我国扩展现实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分析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发现我国扩展现实产业存在的问题,进而为我国扩展现实产业发展提供相应解决方案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以全球扩展现实产业的发展为研究背景,利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阐述了国内外关于扩展现实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现状,梳理了扩展现实产业的构成,介绍了全球及中美日三国XR产业的发展概况。利用波特钻石模型,对中美日三国的扩展现实产业在生产要素、潜在市场规模、相关及支持性产业、企业发展情况、产业政策和机会六个方面进行比较,并通过熵值法构建扩展现实产业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我国XR产业面临的问题与挑战。通过比较中美日三国的XR产业,发现在当前XR产业竞争中,中国与美国已全面超过日本。但与美国相比,我国在融资规模、人才储备、内容生态建设和企业竞争力方面仍处于劣势。针对我国扩展现实产业面临的问题,本文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发展我国扩展现实产业的建议。政府应积极引进国际一流人才,优化产业人才培养方案;利用我国5G网络领先优势,加速普及云服务;参照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思路,成立产业扶持基金,加快国产操作系统开发。企业则需要增加高级要素投入,拓宽融资渠道,加强校企合作,积极布局新技术研发;利用中国供应链优势,降低硬件成本,以价格优势迅速占领市场;完善内容生态建设,积极挖掘中华传统文化,提高产品辨识度。
张宁宁[5]（2021）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美分别作为全球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两者之间的双边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当前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分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前伴随着中美双边间贸易摩擦与争端地不断加剧,这使得双边经贸合作在难以正常开展的同时对中国相关产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以及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或增加了难度。不可否认,在经济全球化下,自加入WTO以来,中国凭借自身比较优势合理配置资源,逐渐成为GVC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并逐渐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大国,自身经济在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获取了明显的收益。然而,随着中国参与GVC分工程度的加深以及在对外贸易中所获取的收益提升,中国在全球市场中所遭受的来自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或贸易壁垒限制也在日益增多,而相较于其他贸易伙伴国,中国所遭受的来自于美国等国家的高频次且具有明显保护主义性质的贸易摩擦或争端却尤为明显。如现阶段不断升级的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特朗普政府以“中美双边巨额贸易逆差”为借口对华相关产业或产品通过加征高额关税或发动反倾销调查等贸易政策进行严厉打击或限制,甚至官方公开“污名化”中国,比如“中国威胁论”“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以及当前“新冠肺炎来源国”等,以期通过各种手段对华相关产业或产品进行围追堵截或打击。而细化看来,会发现美国对华所发起或实施的这一系列贸易政策或限制手段的根本目的为限制或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或升级,矛头直指“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期在限制或扼杀中国中高端技术产业发展以及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同时维护自身在GVC分工中的核心利益或霸权地位免受威胁或动摇。而对于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制造业来说,在当前中美双边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以及逆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其转型升级以及在GVC中的分工地位攀升是否会受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会受到何种影响?具体的影响机制或机理是怎样的?以及基于此情境下如何实现自身向GVC中高端位置攀升?这一系列的问题均值得引起密切关注与探究。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与该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息息相关,贸易政策的作用不容忽视。为此,本文立足于中美双边贸易摩擦与争端不断频发的现实情境下,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为研究视角,具体探究其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的影响,以期通过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深化研究,为及时化解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被动局面,积极向价值链中高端位置攀升以及如何更好地规避或弱化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或壁垒限制、推动中美双边经贸正常合作等寻求可行的对策或建议。具体看来,首先,基于对研究背景与意义等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文献梳理,在发现已有研究不足的同时明确本文研究主题与方向;其次,借助数理模型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并就两者的作用机制进行细化阐述与分析,在此提出相关推论与待研究假设;再次,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中国制造业GVC国际分工现状进行典型化分析,并就本文重点探究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初判;接下来,结合理论与典型化分析,重点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进行实证考察,同时也就GVC参与度、国际竞争力作同步探究,具体主要从整体层面、作用机制层面等方面展开;另外,也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分工利得进行拓展性考察,在对价值链中贸易利益进行解构与分析的同时进一步结合分解结果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增值能力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基于前文理论分析、现实解读与实证检验,对中国制造业如何实现GVC分工地位攀升、积极规避或弱化贸易政策限制等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在理论分析部分,借鉴Lorz和Wrede（2008）中有关交易成本的思想以及D-S模型应用,结合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中美双边间的贸易壁垒或制度性障碍这一现实或政策本质,将贸易壁垒或制度性障碍引入模型,以此来探究其对要素流动以及企业生产状态的影响,并进一步在此基础上借鉴Antras等（2019,2013）的GVC多阶段生产模型,以此来分析GVC生产分工网络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所可能产生的交易成本“累积扩大效应”及对其价值链国际竞争力、增值收益以及分工位置的影响。另外,结合现实中美国对华所采取的诸如反倾销等贸易政策会提高双边间贸易壁垒的特性以及有关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相关研究,可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本质为基于WTO“合法”外衣下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具有较为明显的歧视性,这会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产生直接“抑制”影响效应的同时,也会产生诸如“连带”、“污名化”等影响效应。为此,在此主要沿着“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即贸易政策（壁垒）限制——贸易成本变动——GVC分工”这一逻辑脉络对本文作用机制进行阐述,具体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所产生或带来的贸易成本变动会通过“抑制连带效应”、“网络链条效应”、“投资跨越效应”以及“污名化效应”四个渠道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产生影响,并在此提出相关推论和研究假设。在现实解读部分,首先,通过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进行分阶段梳理可发现,自中国“入世”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正逐渐由“复杂型”向“战略型”转变,且政策转向的动因与不同时期阶段下美国自身经济发展战略、利益集团博弈、社会认知、全球政治经济局势、中美双边关系等因素密切相关;另外,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工具由单一模式向多种模式逐渐转变,且贸易政策制裁领域也在逐步扩大。其次,基于生产分解模型对中国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状态典型化事实发现:中国制造业更多地是以后向参与的方式融入GVC,且同美、日相比较其后向和深度后向GVC参与度均相对更大;考察期内中国制造业GVC分工位置的波动轨迹大致呈“V”型,且从2012年起表现出明显攀升迹象,但相较于美、英等制造业强国其GVC分工位置仍相对较低,处于中下游位置;在国际竞争力层面,中国制造业相较于美国整体上具有相对更强的国际竞争力,但细化看来会发现中国制造业的这种竞争力更多体现在低技术类别制造业上,而美国却在高技术类别制造业中表现出了更强的国际竞争力,但近年来双边在高技术类别间的竞争力差距在不断缩小。最后,结合出口分解模型对价值链中的贸易利得进行解构发现,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增值收益或获益能力要相对低于美国,但细化看来会发现中国在低技术类别制造业中的增值收益或获利能力要高于美国,而在高技术类别尤其是在高技术制造业中,中国却明显低于美国,但近年来会发现双边在此类型下的价值链增值收益差距正在逐渐减小。在实证检验部分,立足于现实中各经济主体理性经济人的特性,考虑到产业在GVC中积极开展国际分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自身在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攀升或获取更多的增值收益,为此本文一方面着重探究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效应,并在此过程中对制造业GVC参与度和国际竞争力作同步考察;另一方面也将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增值收益或增值能力进行拓展性分析与考察。以期基于对中国制造业在GVC分工中的前后向参与度（“我为谁生产”、“谁为我生产”）、国际竞争力（“我在GVC中的竞争力”）、分工地位（“我在GVC中的地位”）、增值收益（“我在GVC中的增值能力”）进行考察的研究脉络,实现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这一影响效应的全面细致考察与探究。首先,整体层面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不利于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提升,且这种影响效应会因不同的对华贸易政策呈现出差异性;同步考察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提高了中国制造业参与GVC的“门槛”且会抑制其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其次,行业技术异质性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低技术类别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提升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而对高技术类别并无明显影响。另外,基于GVC分工地位下有关贸易政策动态演变的检验中发现,“入世”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表现出了明显的动态复杂性。随后,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作用机制的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会通过“抑制转移效应”、“网络链条效应”以及“污名化效应”三种渠道来实现。最后,基于调节效应检验发现,技术创新、“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国家制度环境或制度质量水平能够显着弱化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提升所产的负面影响。而对于GVC增值能力的考察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不利于中国制造业GVC增值能力的增强。在对策建议部分,尽管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会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就难以实现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目标,通过实证检验可发现中国制造业可通过积极借助或利用来源于自身或国家层面的特定竞争优势,比如自主创新、“一带一路”建设等进而以此来实现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基于此,本文从产业和国家层面就如何积极能动地推动中国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提高自身竞争力以及规避或弱化污名化言论等提供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具体看来,可通过加强自主创新、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利用来源于母国制度环境的特定竞争优势、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建设以及加强中美双边交流等途径,以此来助力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更高攀升。
张佳宁[6]（2021）在《中国、美国、印度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及影响因素比较研究》文中认为随着高新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的信息科学技术在数字化时代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商业贸易领域,逐渐演变为以互联网和信息科学技术为主导的数字贸易,从而带动全球贸易形势的创新变革和产品服务的更新换代。但是数字贸易作为一种新的贸易形式在国际上未有统一的定义、规则和统计标准,对于欲要塑造和把握数字贸易未来发展的国家来说,制定数字贸易规则和确定国际统一标准的测度统计是不可或缺且意义重大的,因此数字贸易引起了全球学者们的注意和广泛讨论。此外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的数字贸易强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远高于中国,美国在发展数字贸易的过程中取得的成功经验,对于处于数字贸易低起点阶段的中国具有借鉴价值。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大国印度,数字贸易整体发展水平优于中国,因此将印度作为研究对象,有助于汲取印度先进发展经验,更好地为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提供有利思路,进一步提升我国数字贸易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本文基于TISMOS数据库,整理计算出在跨境交付模式下的数字贸易类别,从数字贸易发展现状、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和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三大方面比较分析中国、美国、印度三国的数字贸易发展概况和竞争力水平,找出中国与美国和印度数字贸易发展的差距和原因。首先,本文介绍、对比分析了三国从2005年到2017年的数字贸易规模状况、数字贸易分行业出口结构;其次,本文借助国际竞争力指标（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对三国的国际竞争力进行计算比较分析;最后,利用波特“钻石模型”,对三个国家分别构建计量模型,对影响其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因素进行实证和比较分析。通过以上分析,得到如下结论:从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来看,中国数字贸易产业起步晚,贸易总额不及美国和印度,并且数字贸易出口能力弱,主要依赖进口数字化的产品或服务,并始终保持贸易逆差;而美国和印度数字贸易一直是顺差,进出口发展相对平衡。在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方面,中国不如美国和印度,仍处于弱势地位,但是中国数字贸易发展迅速且空间较大,逐步缩小与美、印两国的差距。中国在信息通信技术,专业管理咨询服务,研发服务以及技术、贸易和其他业务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其他数字贸易领域的竞争力不如美国和印度,说明中国在这些方面的投入研究有待提高,应该积极学习美国和印度的经验长处。在整体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方面,三国的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和数字贸易开放度和服务贸易出口额两个因素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此外,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对于提高中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具有明显影响,这说明中国应该继续加大研发支出,加快数字化技术创新,进而缩小和发达国家的核心网络技术差距,提升数字贸易竞争力。人均GDP对美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有明显积极作用,知识产权接收使用率和固定宽带接入量是对印度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有积极影响的两大因素,但从长期来看,人均GDP对中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并无多大影响。最后根据分析结果和结论,提出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进一步提高我国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建议。
谢锐,陈湘杰,陈黎明,倪红福[7]（2020）在《中国关税有效保护率的动态变迁》文中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分工和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对有效保护率的测度提出了新的挑战.基于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框架,通过构建新的有效保护率测度方法,整理双边产业关税数据库,揭示了中国关税有效保护率的新发展趋势,并就中美贸易摩擦及其可能的应对情景进行了模拟分析.研究表明:2000年～2014年,中国的总体有效保护率从22.25%下降至12.56%,中国国内生产者面临的国际竞争正日益增强.产业的有效保护率水平与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变化呈正相关关系,关税的资源配置效应明显.但有效保护率的产业间差异呈缩小趋势,借助关税政策引导产业间资源配置的政策空间在缩窄.中美贸易摩擦会提升中国化学原料及其制品业的有效保护率,为供给侧改革带来不利影响,同时也会降低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的纺织品、服装和皮革制品业的有效保护率,从而对就业造成冲击.不论中国加入CPTPP还是RECP,均可以一定程度上平抑中美贸易摩擦在一些产业引起的有效保护率变化,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
张少卿[8]（2020）在《产品内分工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研究》文中提出
郭若楠[9]（2020）在《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美国贸易逆差的实证研究 ——基于GVCs分工地位及关税效应的考察》文中提出作为世界贸易强国,美国也是贸易逆差大国。巨额贸易逆差与经济增长相伴是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在美国国内,贸易逆差问题既是经济政策和贸易政策的问题,也是国会政治争辩的一个持久议题。与此同时,国际贸易的本质正在发生显着的变化。跨国生产过程急剧分散化,各个国家通过参与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嵌入国际生产分工的链条中。因此,从增加值贸易的视角研究美国贸易逆差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更为全面地认识美国贸易逆差,也有助于理解加征特别关税政策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以美国贸易逆差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理论分析、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增加值贸易的视角重新核算美国贸易逆差,考察美国各产业国际竞争力及其在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ians,以下简称GVCs）中的分工地位,研究美国各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美国贸易逆差的影响,以及加征关税对美国贸易逆差的政策效果。以增加值核算的美国各产业贸易逆差是后续研究的基础。首先是对传统统计方式下美国贸易逆差的规模和分布研究,从产业分布和国别分布两个方面展开,采用统计分析方法,总结贸易逆差的发展趋势和特征。其次,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WIOD）2016年度发布的数据,选用总贸易核算法,对2000到2014年美国56个产业的增加值贸易逆差进行了重新测算,在介绍核算方法的原理基础上对测算结果进行基本分析。最后,通过分组对比分析法,从整体规模、产业和国别分布特征等方面对两种统计方式下的美国贸易逆差展开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增加值统计下美国贸易逆差的规模有显着缩小,变动趋势也较为平稳,受外部因素冲击的影响较小。产业和国别分布特征也与传统统计方式有所差异。在美国各产业增加值贸易核算结果的基础上,本论文采用指数分析法和指标对比分析法,计算和分析了各国以增加值核算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VA）和上游度指数两类指标,对美国各产业国际竞争力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了详细说明。研究发现,2000到2014年,美国各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未随着贸易逆差的扩大而下降,许多产业仍具有比较优势;美国服务业中优势产业的比较优势存在上升趋势;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集中在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通过对上游度指数的分析和测算发现,美国各产业整体上游度（下游度）指数排序非常稳定;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链条长度变化不明显,上游度指数都相对平稳,变化趋势非常相似;但制造业整体的上游度指数始终高于服务业,这说明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更为分散化,生产阶段更多,同时制造业相对于服务业处于相对上游位置,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距离最终使用更远。进一步拓展分析,根据要素密集度对产业分类可以发现,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上游度指数始终高于劳动力密集型。基于美国增加值贸易逆差的核算和产业分工地位指标测算的基础上,分别选取制造业和服务业样本,对产业分工地位和美国贸易逆差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首先,以美国23个制造业产业为研究对象,构建包含二次项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采用稳健型标准误,将上游度指数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分别将美国总值统计贸易逆差和增加值统计贸易逆差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美国制造业GVCs分工地位与总值贸易余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某种程度产业分工地位的提升有助于改善总值贸易逆差,但更高程度的提升会进一步恶化总值贸易逆差。同时,这种影响的边际效应,也随着分工地位的提升,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大的变化趋势。美国制造业GVCs分工地位与增加值贸易逆差的实证分析也存在类似结论。其次,以美国32个服务业产业为样本,构建线性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以上游度指数为主要解释变量,研究GVCs分工地位与两类贸易逆差的相关性。结论是美国服务业GVCs分工地位与总值贸易逆差之间并不存在显着相关性,即服务业分工地位的提升或下降不会对传统统计方式下的总值贸易逆差产生显着影响。但服务业GVCs分工地位与增加值贸易余额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随着服务业在全球分工中上游度指数的提升,将会改善这些产业的贸易状况。在产业总体实证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根据行业要素密集度（分为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等进行了分类回归。在关税政策对调整贸易逆差效应的影响研究方面,介绍了 2018年美国实施特别关税的概况,以2018年美国针对部分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政策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加征关税政策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影响效果。主要结论是,第一,理论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变化几乎完全转嫁到国内价格,美国实施的关税几乎完全被美国消费者和进口商承担;同时受关税影响的美国进口总额下降幅度远小于贸易量的下降,因为一些受关税影响部门的进口下降被不受关税限制的国家的出口增长抵消,这种贸易转移意味着对GVCs的巨大冲击,进口关税导致了贸易被重新导向。第二,经实证分析,针对中国产品实施的特别关税对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总价值和进口增长的有明显的阻碍作用。美国针对中国实施的特别关税将会降低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并阻碍了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价值的增长。与此同时,特别关税对美国整体进口商品的总价值和进口增长也存在阻碍作用,但影响较小。这说明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实施的特别关税只会造成贸易转移,减少从中国进口产品的同时增加对其他国家的进口,而不会降低美国整体进口水平,也不会对美国巨额货物贸易逆差有改善作用。最后,总结了论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了下一步有待继续研究的问题。
张元梁[10]（2020）在《我国体育科技进步及其对竞技体育的促进效应研究》文中认为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体育科学技术是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体育科技与竞技体育是一个既相互牵制,又协同共生的复合大系统。其中,体育科技在促进系统稳固可持续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主导作用。我国在建设竞技体育强国的改革发展进程中,我们需要继续借助和依靠体育科技,不断提升对体育科技与竞技体育两者相互关系与融合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并充分利用体育科学研究与开发,力求达到两者之间的有序与和谐,才能最终实现我国体育科技与竞技体育的良性融合可持续发展。因此,要想提升我国体育科技创新能力,更好发挥体育科技进步对竞技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需要我们对体育科技进步及其对竞技体育的促进效应进行系统探索研究。本研究旨在依据系统科学理论和社会网络分析等理论与方法,对我国体育科技与竞技体育相互关系进行系统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从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角度,对我国体育科技发展中的体育科学研究特征和体育专利技术研发特征进行分析,同时在对我国体育科技进步进行追踪观测的基础上,探索体育科技对竞技体育的影响,最后对我国体育科技攻关与服务特征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为体育科技与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经研究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体育科技进步与竞技体育是一个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协同进化的动态演化系统,其动力机制主要包括竞技体育发展需求的拉动力、体育科技自身创新的推动力以及包括相关政策规范在内的外部环境支持力,两者即是在此三方面力量的相互作用和共同推动下不断演化发展。（2）我国体育科学研究经过多年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并在国际上踏入高产高影响力国家行列,同时产生了一批诸如上海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等国际高影响力的体育科研机构,凭借高产和高质的论文成果跻身世界顶尖级研究机构行列,中国体育科学研究步入了新时代。然而,我国的影响力并未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与全球领先国家和机构相比,尚有较大差距。我国在体育科学研究国际合作中处于主导地位,但在国际合作论文产出的绝对值上中国与美国仍存在较大差距,运动创伤学、运动生理学、运动康复学及运动心理学等是我国国际合作频率最高的领域,国际合作网络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在合作网络规模上,美国核心圈和外围圈明显大于中国。（3）我国在体育自主创新技术研发领域取得了显着进步,体育专利申请数量逐年攀升,并在数量上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然而在专利申请量激增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是专利质量参差不齐,多数技术还停留在低技术含量的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的边缘技术。完善的专利制度、良好的专利保护意识、广阔的国际市场范围、稳固高效的研发团队以及高科技核心专利技术,成为国外领先国家与核心企业重要的专利技术研发战略。（4）上世纪90年代,我国体育科技进步相对发展比较缓慢,无论是科技人员、科技经费的投入等均处于较低水平,体育科技进步贡献率较低,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在体育科技人力和经费等方面投入的不断增长,科技创新活动和科技创新扩散水平不断提升,从而使体育科技进步对竞技体育的贡献率大幅增长。其中,体育科技经费投入、体育科技创新活动及体育科技创新扩散三个指标对竞技体育产出呈现显着影响。（5）完善的制度保障是实现体育科技与竞技体育融合发展的重要前提。多年来,我国所实施的竞技体育科研攻关科技服务制度,逐步形成了运动队、体育院校和科研所、政府体育部门三维一体互动模式,为竞技体育科学化训练与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在科研攻关课题方面,逐步形成了以体育类院校和科研院所为核心,以非体育专业类院校和地方科研院所为支撑的合作攻关联网络模式,为我国优势项目和潜优势项目提供了良好的科技保障。提出以下建议:（1）进一步提升我国体育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发展水平。（2）进一步加强国际体育科学合作研究。（3）加强有利于体育科技与竞技体育融合的创新机制建设。（4）进一步增强体育科技成果在竞技体育领域内的成果转化与应用。
二、中美计算机产业发展比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美计算机产业发展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1）中美贸易摩擦实际关税加征的测算及其影响——基于细分产品数据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 言 |
| 二、文献综述 |
| 三、中美贸易摩擦加税的基本情况 |
| 四、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 |
| (一)加税的计算 |
| (二)加税的涟漪影响 |
|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加税总额 |
| (二)中美贸易摩擦加税的涟漪影响 |
| (三)2018年和2019年加税的差别影响 |
| (四)服务业与加税的涟漪影响 |
| 六、结论与启示 |
（2）中美价值链分工的技术溢出效应与脱钩冲击（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模型与数据 |
| (一)引入价值链技术溢出效应的生产函数设定 |
| 1.包含产业异质性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 |
| 2.加入技术溢出的价值链关联生产模型。 |
| 3.基于产业关联的空间溢出效应测算方法。 |
| (二)数据来源和指标选取 |
| 1.数据来源与处理。 |
| 2.空间权重矩阵。 |
| 三、估计结果与溢出效应分析 |
| (一)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 |
| (二)人均投入要素的间接效应 |
| (三)各产业的技术进步及其溢出效应 |
| 四、中美价值链脱钩的情景模拟 |
| (一)中美价值链脱钩的情景设定 |
| (二)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下的技术进步溢出效应分解 |
| (三)中美价值链脱钩的冲击测算 |
| 五、稳健性检验 |
|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
（3）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文献研究综述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国家级实验室 |
| 2.1.2 国家重点实验室 |
| 2.1.3 联邦国家实验室 |
| 2.2 文献研究综述 |
| 2.2.1 中国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相关研究回顾 |
| 2.2.2 美国联邦国家实验室建设相关研究回顾 |
| 2.2.3 文献研究回顾述评 |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协同创新理论 |
| 2.3.2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2.3.3 文献计量学理论 |
| 2.3.4 数据挖掘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比较研究 |
| 3.1 中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研究 |
| 3.1.1 萌芽起步阶段 |
| 3.1.2 集中建设阶段 |
| 3.1.3 快速发展阶段 |
| 3.1.4 “中国特色发展”阶段 |
| 3.2 美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研究 |
| 3.2.1 快速起步阶段 |
| 3.2.2 第一波争议阶段 |
| 3.2.3 重整复苏阶段 |
| 3.2.4 第二波争议阶段 |
| 3.2.5 新时代发展阶段 |
| 3.3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比较与启示 |
| 3.3.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的一般规律 |
| 3.3.2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的主要差异 |
| 3.3.3 启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比较研究 |
| 4.1 研究设计 |
| 4.1.1 研究方法 |
| 4.1.2 案例选取原则 |
| 4.1.3 资料获取 |
| 4.1.4 分析框架 |
| 4.2 中国典型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分析 |
| 4.2.1 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2 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3 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4 核物理与核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5 工业装备结构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3 美国典型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分析 |
| 4.3.1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
| 4.3.2 喷气推进实验室 |
| 4.3.3 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 |
| 4.3.4 普林斯顿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 |
| 4.3.5 林肯实验室 |
| 4.4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比较与启示 |
| 4.4.1 制度体制的比较分析 |
| 4.4.2 建设定位的比较分析 |
| 4.4.3 资源要素的比较分析 |
| 4.4.4 运行模式的比较分析 |
| 4.4.5 科研合作的比较分析 |
| 4.4.6 启示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比较研究 |
| 5.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预处理 |
| 5.1.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来源 |
| 5.1.2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处理流程 |
| 5.1.3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规约 |
| 5.1.4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清洗 |
| 5.1.5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构造 |
| 5.1.6 小结 |
| 5.2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的科研实力比较 |
| 5.2.1 高被引论文产出及变化情况比较 |
| 5.2.2 高被引论文单因素产出特征比较 |
| 5.2.3 基于关联规则的高被引论文多因素特征比较 |
| 5.2.4 小结 |
| 5.3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主导地位的科研实力比较 |
| 5.3.1 两国间高被引论文合作情况比较 |
| 5.3.2 中美参与国际合作的高被引论文主导情况比较 |
| 5.3.3 基于Logistic回归的国际合作论文主导地位特征比较 |
| 5.3.4 小结 |
| 5.4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科研实力比较 |
| 5.4.1 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比较 |
| 5.4.2 高被引论文期刊影响因子比较 |
| 5.4.3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的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特征比较 |
| 5.4.4 小结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的对策建议 |
| 6.1 政府统筹实验室体系顶层设计的安排 |
| 6.1.1 强化政府战略规划,融入国家创新系统 |
| 6.1.2 顺应科技发展趋势,引领学科交叉创新 |
| 6.1.3 加强重大专项部署,支撑战略新兴产业 |
| 6.2 积极推进实验室融入创新联合体建设 |
| 6.2.1 以市场拉动需求,发挥龙头企业领军性作用 |
| 6.2.2 以科研带动教学,发挥实验室平台教学功能 |
| 6.2.3 以联合实现共享,发挥联合体协同创新优势 |
| 6.3 努力推进实验室融入世界范围的步伐 |
| 6.3.1 坚持国际交流与合作,保持科技的自立自强 |
| 6.3.2 打造国际化人才团队,构筑全球性人才高地 |
| 6.3.3 参与全球化科技治理,提高实验室国际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2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中美日XR产业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主要内容与论文框架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创新与不足 |
| 1.3.1 创新点 |
| 1.3.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XR产业概念的界定 |
| 2.2 国内外XR产业研究现状 |
| 2.2.1 技术角度 |
| 2.2.2 应用角度 |
| 2.2.3 其他角度 |
| 2.3 国内外关于产业竞争力理论的研究 |
| 2.4 国内外关于产业竞争力评价的研究 |
| 2.5 文献评述 |
| 第3章 XR产业概述 |
| 3.1 XR产业构成 |
| 3.2 全球XR产业发展概况 |
| 3.3 中国XR产业发展概况 |
| 3.4 美国XR产业发展概况 |
| 3.5 日本XR产业发展概况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钻石模型的中美日竞争力形成基础比较 |
| 4.1 生产要素比较 |
| 4.1.1 资本要素 |
| 4.1.2 人才要素 |
| 4.1.3 技术要素 |
| 4.2 潜在市场规模比较 |
| 4.3 相关及支持产业比较 |
| 4.3.1 上游基础设施 |
| 4.3.2 中游硬件终端 |
| 4.3.3 下游软件生态 |
| 4.4 企业发展比较 |
| 4.5 产业政策比较 |
| 4.6 机会 |
| 第5章 基于熵值法的中美日竞争力综合评价 |
| 5.1 构建指标评价体系的原则 |
| 5.2 选择评价方法 |
| 5.3 竞争力评价模型构建 |
| 5.3.1 指标选取 |
| 5.3.2 指标体系构建 |
| 5.4 指标权重的计算 |
| 5.5 综合评价结果 |
| 第6章 提升我国XR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
| 6.1 国家层面 |
| 6.1.1 引进国际一流人才 |
| 6.1.2 完善云计算设施布局 |
| 6.1.3 成立国产操作系统扶持基金 |
| 6.2 企业层面 |
| 6.2.1 增加高级要素投入 |
| 6.2.2 压缩硬件成本 |
| 6.2.3 打造差异化内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结构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相关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发展脉络 |
| 2.1.2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测算方法 |
| 2.1.3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影响因素 |
| 2.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相关研究 |
| 2.2.1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动因 |
| 2.2.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特点 |
| 2.2.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方式 |
| 2.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和价值链分工相关研究 |
| 2.3.1 中美贸易政策发展的新趋势及相关研究 |
| 2.3.2 中美价值链分工的相关研究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1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影响的理论模型 |
| 3.1.1 理论建模基础 |
| 3.1.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企业生产状态的影响 |
| 3.1.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
| 3.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影响的作用机制 |
| 3.2.1 抑制转移效应 |
| 3.2.2 网络链条效应 |
| 3.2.3 投资跨越效应 |
| 3.2.4 “污名化”效应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典型化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现实分析 |
| 4.1.1 测算方法 |
| 4.1.2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测算与分析 |
| 4.1.3 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测算与分析 |
| 4.1.4 全球价值链国际竞争力指数测算与分析 |
| 4.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演变与具体贸易政策措施运用 |
| 4.2.1 “小布什政府”对华贸易政策(2001—2009) |
| 4.2.2 “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政策(2009—2017) |
| 4.2.3 “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2017—至今) |
| 4.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关系初探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计量模型设定 |
| 5.2 变量设计与数据说明 |
| 5.2.1 变量选取与测量 |
| 5.2.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5.3 基于整体层面的实证检验 |
| 5.3.1 基准回归分析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3.3 行业技术异质性分析 |
| 5.3.4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动态演变分析 |
| 5.4 基于作用机制层面的实证检验 |
| 5.4.1 模型设定与研究方法 |
| 5.4.2 检验结果与说明 |
| 5.5 基于化解或突破贸易政策限制下GVC分工地位提升层面的实证检验 |
| 5.5.1 指标量化与说明 |
| 5.5.2 基准回归检验 |
| 5.5.3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利得探究 |
| 6.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6.1.1 全球价值链分解 |
| 6.1.2 数据来源 |
| 6.2 中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贸易利益分析 |
| 6.2.1 中美制造业总值贸易与增加值贸易比较分析 |
| 6.2.2 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利益分配 |
| 6.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增值能力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3.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6.3.2 基准检验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3.4 差异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中国、美国、印度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及影响因素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数字贸易文献综述 |
| 1.2.2 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文献综述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和难点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本文难点 |
| 第2章 数字贸易规模测度方法 |
| 2.1 OECD-WTO数字贸易指标框架 |
| 2.2 北美数字贸易指标测量体系 |
| 2.3 本研究的数字贸易统计方法 |
| 第3章 中国、美国、印度数字贸易发展状况 |
| 3.1 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概况 |
| 3.1.1 中国数字贸易额及变化趋势 |
| 3.1.2 中国数字贸易出口结构 |
| 3.2 美国数字贸易发展概况 |
| 3.2.1 美国数字贸易额及变化趋势 |
| 3.2.2 美国数字贸易出口结构 |
| 3.3 印度数字贸易发展概况 |
| 3.3.1 印度数字贸易额及变化趋势 |
| 3.3.2 印度数字贸易出口结构 |
| 3.4 中国、美国、印度数字贸易发展比较分析 |
| 3.4.1 中国、美国、印度数字贸易总额比较 |
| 3.4.2 中国、美国、印度数字贸易出口结构比较 |
| 3.4.3 中国、美国、印度数字贸易依存度比较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美印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测度与比较 |
| 4.1 数据来源和指标选取 |
| 4.1.1 国际市场占有率 |
| 4.1.2 贸易竞争优势指数 |
| 4.1.3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
| 4.2 国际市场占有率测度与比较分析 |
| 4.2.1 总体国际市场占有率 |
| 4.2.2 分行业国际市场占有率 |
| 4.3 竞争优势指数测度与比较分析 |
| 4.3.1 总体竞争优势指数 |
| 4.3.2 分行业竞争优势指数 |
| 4.4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测度与比较分析 |
| 4.4.1 总体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
| 4.4.2 分行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印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5.1 基于“钻石模型”的数字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实证模型 |
| 5.1.1 变量选择和数据说明 |
| 5.1.2 模型的构建 |
| 5.2 中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5.2.1 逐步回归分析 |
| 5.2.2 误差修正模型 |
| 5.2.3 回归结果分析 |
| 5.3 美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5.3.1 逐步回归法 |
| 5.3.2 误差修正模型分析 |
| 5.3.3 回归结果分析 |
| 5.4 印度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5.4.1 逐步回归分析 |
| 5.4.2 误差修正模型 |
| 5.4.3 回归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和建议 |
| 6.1 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中国关税有效保护率的动态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0引言 |
| 1研究方法 |
| 1.1新有效保护率测度公式 |
| 1.2有效保护率跨期变动的归因模型 |
| 1.3双边贸易关系变化的影响模拟 |
| 2双边产业关税数据库及中国关税变迁 |
| 2.1双边产业关税数据库的构建 |
| 2.2中国名义关税的动态变迁 |
| 3中国关税有效保护率及其国际比较 |
| 3.1中国总体和产业层面的有效保护率 |
| 3.2关税有效保护率的国际比较 |
| 4中美贸易摩擦及中国应对措施的有效保护率影响 |
| 4.1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情况 |
| 4.2中美贸易摩擦对双方的有效保护率影响 |
| 4.3中国贸易自由化方案的有效保护效应模拟 |
| 5结束语 |
（9）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美国贸易逆差的实证研究 ——基于GVCs分工地位及关税效应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现实背景与研究的现实意义 |
| 1.1.2 理论背景与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统计分析方法 |
| 1.3.2 计量分析方法 |
| 1.3.3 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美国贸易逆差的理论分析与研究 |
| 2.1.1 美国贸易逆差的成因研究 |
| 2.1.2 美国贸易逆差形成的结构性因素研究 |
| 2.1.3 关于美国贸易逆差是否可持续的学术争论 |
| 2.2 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美国贸易逆差的相关研究 |
| 2.2.1 增加值贸易测算理论发展 |
| 2.2.2 GVCs分工地位与美国贸易逆差相关研究 |
| 2.2.3 产业竞争力与美国贸易逆差相关研究 |
| 2.3 美国贸易逆差调整的政策工具与效应研究 |
| 2.3.1 特别关税 |
| 2.3.2 “国家安全例外”的运用 |
| 2.3.3 政策效应的评估研究 |
| 2.4 文献评述与小结 |
| 第3章 基于增加值贸易对美国贸易逆差的测算与比较研究 |
| 3.1 传统统计方式下贸易逆差规模与分布研究 |
| 3.1.1 美国贸易逆差的历史追溯 |
| 3.1.2 美国贸易逆差的产业分布特征 |
| 3.1.3 美国贸易逆差的国别分布特征 |
| 3.2 基于增加值贸易对美国贸易逆差的重新测算 |
| 3.2.1 测算原理和方法 |
| 3.2.2 测算结果说明 |
| 3.3 传统统计与增加值贸易统计的对比分析 |
| 3.3.1 整体规模对比 |
| 3.3.2 产业分布对比 |
| 3.3.3 国别分布对比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产业分工地位影响美国贸易逆差的指标测算与分析 |
| 4.1 比较优势指数(RCA_VA)测算与分析 |
| 4.1.1 测算原理 |
| 4.1.2 测算结果分析 |
| 4.2 上游度指数测算与分析 |
| 4.2.1 测算原理 |
| 4.2.2 测算结果分析 |
| 4.2.3 各国上游度指数变动情况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制造业分工地位对美国贸易逆差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1 理论分析、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数据与软件说明 |
| 5.1.3 描述性统计 |
| 5.2 基准回归分析 |
| 5.2.1 对总值贸易逆差的影响 |
| 5.2.2 对增加值贸易逆差的影响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4 分组回归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服务业分工地位对美国贸易逆差影响的实证研究 |
| 6.1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数据与软件说明 |
| 6.1.3 描述性统计 |
| 6.2 基准回归分析 |
| 6.2.1 对总值贸易余额的影响 |
| 6.2.2 对增加值贸易余额的影响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4 分组回归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特别关税对美国贸易逆差影响的研究 |
| 7.1 2018年以来美国实施特别关税的概况 |
| 7.2 特别关税对贸易逆差调整的理论分析 |
| 7.2.1 加征特别关税对价格的影响 |
| 7.2.2 加征特别关税对贸易额的影响 |
| 7.3 实证研究的方法与数据 |
| 7.3.1 双重差分法(DID) |
| 7.3.2 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
| 7.4 特别关税对调整贸易逆差效应的实证研究 |
| 7.4.1 特别关税对美中贸易逆差效应的实证研究 |
| 7.4.2 特别关税对美国贸易逆差整体效应的实证研究 |
| 7.4.3 结果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有待继续研究的问题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我国体育科技进步及其对竞技体育的促进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体育科技创新的相关研究 |
| 1.3.2 体育科技与竞技体育相互关系的研究 |
| 1.3.3 国外相关研究 |
| 1.3.4 小结 |
| 1.4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对象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基本思路 |
| 1.5.1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
| 1.5.2 研究内容 |
| 1.5.3 研究重点和难点 |
| 1.5.4 研究可能的创新点 |
| 1.5.5 研究的技术路线图 |
| 2 我国体育科技进步与竞技体育的理论思考 |
| 2.1 相关概念辨析 |
| 2.1.1 科技、体育科技与体育科技进步 |
| 2.1.2 竞技体育 |
| 2.2 体育科技与竞技体育的协同进化机制 |
| 2.2.1 体育技术在竞技体育实践中的应用 |
| 2.2.2 竞技体育竞赛规则对体育技术发展的调节机制 |
| 2.2.3 体育科技与竞技体育的协同进化机制 |
| 2.3 体育科技与竞技体育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 |
| 2.3.1 竞技体育实践发展需求的拉动力 |
| 2.3.2 体育科技创新的推动力 |
| 2.3.3 外部环境的支持力 |
| 2.4 小结 |
| 3 我国体育科技进步—体育科学研究特征 |
| 3.1 我国体育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特征分析 |
| 3.1.1 数据来源与检索 |
| 3.1.2 中国体育科学发文量与总被引国际影响力的演变特征 |
| 3.1.3 中国体育科学研究的国际战略地位演变特征 |
| 3.1.4 中国体育科学研究机构国际影响力特征 |
| 3.1.5 中国体育科学高影响力研究成果的期刊分布特征 |
| 3.1.6 中国在不同体育科学研究方向的国际影响力特征 |
| 3.2 我国体育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特征分析—中美两国特征比较 |
| 3.2.1 数据的来源及处理 |
| 3.2.2 中美国际体育科学合作论文的整体概况 |
| 3.2.3 中美国际体育科学合作的特征解析 |
| 3.2.4 社会合作网络结构的对比分析 |
| 3.2.5 主要合作国家领域分布的对比分析 |
| 3.3 小结 |
| 4 我国体育科技进步—专利技术研发特征 |
| 4.1 我国体育专利技术研究与开发的时空分布特征 |
| 4.1.1 数据来源与检索 |
| 4.1.2 我国体育专利技术研发的时间分布特征 |
| 4.1.3 我国体育专利技术研发空间分布特征 |
| 4.2 基于专利质量的中外体育专利技术研发特征比较-以运动鞋相关专利为例 |
| 4.2.1 数据检索和处理方法 |
| 4.2.2 指标选取 |
| 4.2.3 整体发展对比分析 |
| 4.2.4 专利质量对比分析 |
| 4.3 基于专利战略的中外体育专利技术研发特征比较-以运动鞋相关专利为例 |
| 4.3.1 数据来源及相关术语说明 |
| 4.3.2 国家专利战略分析 |
| 4.3.3 核心企业专利战略分析 |
| 4.3.4 国外专利战略特征分析 |
| 4.4 小结 |
| 5 我囯体育科技与竞技体育融合发展 |
| 5.1 我国竞技体育科研攻关与科技服务的运行机制 |
| 5.1.1 竞技体育科研攻关与科技服务的范围界定 |
| 5.1.2 竞技体育科研攻关与科技服务的内容 |
| 5.1.3 竞技体育科研攻关与科技服务的管理模式 |
| 5.1.4 竞技体育科研攻关与科技服务的保障机制 |
| 5.2 我国竞技体育科研攻关与科技服务课题研究特征分析 |
| 5.2.1 数据检索及研究方法 |
| 5.2.2 竞技体育科研攻关课题研究的机构合作网络分析 |
| 5.2.3 竞技体育科研攻关课题研究的内容分析 |
| 5.3 小结 |
| 6 我国体育科技进步对竞技体育的促进效应 |
| 6.1 我国体育科技进步与竞技体育的跟踪观测 |
| 6.1.1 体育科技创新投入的跟踪观测 |
| 6.1.2 体育科技创新活动的跟踪观测 |
| 6.1.3 体育科技扩散活动的跟踪观测 |
| 6.1.4 体育科技进步总指数与体育产出指数跟踪观测 |
| 6.2 我国体育科技进步对竞技体育发展的贡献与影响分析 |
| 6.2.1 数据指标的选择与来源 |
| 6.2.2 体育科技进步对竞技体育发展的贡献率分析 |
| 6.2.3 我国体育科技进步与竞技体育发展的相关性分析 |
| 6.3 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主要学习经历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经历 |
| 致谢 |
四、中美计算机产业发展比较（论文参考文献）
- [1]中美贸易摩擦实际关税加征的测算及其影响——基于细分产品数据的研究[J]. 叶君,谢建国. 上海经济研究, 2022
- [2]中美价值链分工的技术溢出效应与脱钩冲击[J]. 刘维林. 国际经贸探索, 2022(01)
- [3]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D]. 李阳. 吉林大学, 2021(01)
- [4]中美日XR产业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D]. 杨晗婧.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5]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D]. 张宁宁. 山东大学, 2021(11)
- [6]中国、美国、印度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及影响因素比较研究[D]. 张佳宁. 东华大学, 2021(10)
- [7]中国关税有效保护率的动态变迁[J]. 谢锐,陈湘杰,陈黎明,倪红福. 管理科学学报, 2020(07)
- [8]产品内分工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研究[D]. 张少卿. 东南大学, 2020
- [9]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美国贸易逆差的实证研究 ——基于GVCs分工地位及关税效应的考察[D]. 郭若楠. 山东大学, 2020(09)
- [10]我国体育科技进步及其对竞技体育的促进效应研究[D]. 张元梁. 上海体育学院, 2020(12)